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及其对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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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及其对秦的影响何清谷赵武灵王名雍，战国时赵国的第八代国君。公元前三二五年至前二九九年在位。他做了二十七年国君之后，把王位传给次子赵何，就是赵惠文王，自称为主父，人们也把他叫赵主父。公元前二九五年，在赵国统治集团的内讧中死去。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分九等褒贬历史人物，把赵武灵王列为第八等，也就是“智人”中的最下等，那是囿于正统儒家的偏见。其实，赵武灵王是战国历史上一位精明能干的封建君主，是古代屈指可数的军事改革家，为赵国的强盛做了很多事情。他眼光远大，思想敏锐，勇于学习。别人的东西，好的就学习，自己的东西，不好的就改革。他所进行的军事改革，改穿胡服，学习骑射，就是向他的敌人学习的结

2、果。这一改革对于战国历史，特别对战国军事史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当赵武灵王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正是齐、秦两强东西对峙时期。齐国自从公元前三四一年马陵之战以后，代替魏国称霸关东；秦国由于商鞅变法的成功，跃为当时最先进的强国，虎踞关西，力图打出函谷关。赵、韩、魏、燕等都成为两强争夺的对象。赵国曾在公元前三五三年被魏国攻下邯郸，国都沦陷三年，损失惨重，经过二十多年才恢复了元气。魏国马陵之败以后，已一蹶不振。韩、燕更弱。“同忧者相亲。”赵、魏、韩、燕为了保全自己，都有联合起来抵抗两强的愿望。赵武灵王则是这个联合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组织者。公元前三一四年(武灵王十二年)，齐宣王乘燕国

3、内乱发动武装干涉，占领了燕国。燕是赵的东北邻国，如果让齐国占领燕国而不受惩罚，势必下一步就会向赵国开刀。赵武灵王深感不能坐视，努力进行伐齐存燕活动。他派赵庄去联合诸侯“合从，欲伐齐”。魏、楚也积极响应，“令淖滑、惠施之赵，请伐齐而存燕”。由于外有“诸侯将谋救燕”，内有燕国人民奋起反抗，迫使齐国不得不从燕国撤兵。这场斗争的结果大煞了齐国的威风，提高了赵国的地位。为了打退秦国向关东的发展，公元前三一九年(武灵王七年)，魏相公孙衍联合赵、魏、韩、燕、楚五国抗秦，打到函谷关。这次五国抗秦虽然并不成功，但在一定程度上教训了秦国统治集团，使他们认识到关东为所欲为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不得不暂时把战略重心转向扩

4、充后方，向巴蜀、义渠用兵。公孙衍的合纵抗秦活动，和赵武灵王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有人说，公孙衍虽为魏相，“实赵任之外相”。公孙衍也说：他“与燕、赵之王有故，数使人来”和他商量事情。张仪曾对武灵王说：“大王收率天下以摈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大王威行于山东，敝邑恐惧慑伏”。可见张仪也承认武灵王在联合抗秦中起了重要作用。几十年以后，魏牟对武灵王的孙子赵孝成王说：“王之先帝，驾犀首(公孙衍)而骖马服(赵奢)，以与秦角逐。秦当时适(避)其锋”。魏牟把赵武灵王驾驭公孙衍合纵抗秦与赵惠文王用赵奢大破秦军并提，认为两者同样收到使秦避其锋的效果。这些材料都说明，赵武灵王是公孙衍最有力的支持者。但是，五国联合行

5、动很不好搞，魏、韩、楚变化无常，燕昭王别有打算，赵国的实力也不足以承担这种风险。随着齐国的日趋孤立，秦国的战略重心转移，赵武灵王意识到继续卷入大国纷争的旋涡对自己不利，应该致力于加强军队建设，以便巩固边防，扩充后方。赵国在赵武灵王时的疆域大体有今陕西东北部，山西北部，太行山的东南山麓，北至河北省张北县南，南至河南省北端。强邻逼境，胡人骚扰，四面受敌，后顾之忧非常严重。武灵王十九年，曾多次和大臣谈到这种不利形势。武灵王说：“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又说：“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

6、燕、东胡之境，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武灵王对“秦、韩之边”很担心。秦与赵原来并不接壤，自公元前三二八年魏国把河西割给秦国后，两国才在今陕西靖边至宜川的黄河西岸形成一条边界。秦国多次从这里越过黄河进攻赵国，如武灵王十年，秦攻取赵的中都(今山西平遥县西南)及其附近的西阳；十三年，秦攻取赵的蔺(今山西离石西)，俘虏将军赵庄。赵国当然应该加强对这条边界的防御。那么，赵和魏的边界线最长，和韩只在上党地区有一段插花地，武灵王为什么不提和魏国的边界，却提到和韩国的边界呢?其实，韩、魏本身那时都不可怕，防韩也是防秦。韩国对秦最缺乏抵抗能力，武灵王说这话的时候，正是秦国攻取了韩的宜阳(今河南宜

7、阳西)，接着攻下黄河北岸的武遂(今山西古城)，并在武遂筑城，准备作为秦的军事据点。秦从武遂北上，经过上党就可以进攻赵国，这是秦国进攻赵国的另一条道路。赵国的东南与齐国毗邻，在现在河南省南乐县至河北省沧州市西南有一条很长的边界线。齐国不时企图越过边界，蚕食赵国。武灵王元年，齐进攻赵的平邑(今河南省南乐县北)，俘虏了赵将韩举。以后由于赵国救燕的成功，齐国的锋芒受到遏制。但齐国在赵武灵王眼里仍然是赵国的头号敌国。中山确实是赵国的“腹心”大患。中山的老祖先是北方游牧部族白狄的一支，春秋中期从陕北进入太行山以东，称为鲜虞。春秋末年开始建立中山国，战国前期国都在顾，即今之河北定县。公元前四六年被魏国所灭。

8、公元前三七八年中山复国，迁都于灵寿。中山的疆域，大致包括今河北省保定地区南部和石家庄地区大部，位于太行山东平原。中山国除东北角与燕国为邻外，三面都和赵国毗连，好像袋鼠一样包在赵国的东面腹部，其战略地位可以“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要”。隔断赵国从邯郸到代地的南北通道。更可怕的是中山充当齐国的打手，在齐国的支持下多次侵犯赵、燕土地。据赵武灵王说：“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微社稷之神灵，则几于不守”。这事大约在赵肃侯时代。在今河北高邑县东，是赵与中山长期争夺的地方，赵武灵王三年，在此筑城，以防中山，但不久还是被中山占去了。在齐宣王对燕国进行武装干涉的时候，中山也是齐国的帮凶。据

9、中山王时的铜鼎铭文所记：中山国相邦司马用打起讨伐子之的旗号率师攻燕，夺取燕国土地“方数百里，列城数十”，这当然也威胁到赵国的安全。这个司马用就是司马喜。据战国策中山策记载，司马喜是亲赵的。赵国为了使中山脱离齐国的控制，曾帮助中山称王，和司马喜有许多往来。王对司马喜的亲赵活动非常不满，说：“吾老用奔走不听命”，“恐陨社稷之光”，指责司马喜亲赵是不听他的话，会让中山国丢脸。还警告司马喜：“邻邦难亲，仇人在旁”。王说的“邻邦”“仇人”，显然就指的赵国。齐国在侵燕挫败之后，越来越重视利用中山这个打手。由于地理和政治的关系，赵国不能不对中山特别提防。武灵王把防中山和防齐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在位的第十七年，

10、即亲自出巡赵国伸进中山的据点九门(今河北正定东南)，在九门筑了一座望台，站在望台上了望齐和中山的动态。他认为齐和中山进攻赵国，既可能从陆路来，也可能从水路来。如果从水路来，齐国溯黄河西上，可以进入赵国的东南角；中山溯漳水中段的薄洛津南进，可以袭击赵都邯郸。赵国当时却“无舟楫之用”，对黄河和薄洛津还无法控制。赵国最严重的后顾之忧是东胡、林胡、楼烦。东胡因居匈奴以东而得名，在燕国以北的广大地区过着游牧生活。自从赵襄子领兵越过现在山西宁武县西面的句注山，占领了代地(今河北蔚县)，在代北边界筑城，其要塞叫无穷之门(今河北省张北县南)，东胡就成了赵国东北角的邻居。林胡、楼烦都在赵国西北部，与赵地交错杂处

11、。林胡也称林人、澹林、澹褴，分布在今黄河以西内蒙古自治区的伊金霍洛旗一带。楼烦大体分布在今山西岢岚县以北，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以南。东胡、林胡、楼烦合称三胡。三胡都是游牧部族，精于骑射。赵武灵王每与齐、秦、中山发生战争，三胡便从背后袭来，趁火打劫。东胡的骑兵从无穷之门进来，骚扰代地；林胡、楼烦的骑兵则纵横驰骋于赵国西北山区，大肆掳掠。赵国当时只有车兵和步兵，“无骑射之备”，对三胡简直没有办法。基于以上情况，赵武灵王为了保护自己“社稷”，就必须加强军队建设；而要“强兵”就必须进行军事改革。赵武灵王改革军事制度是从两方面下手的：一面组建骑兵部队，“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一面在黄河和漳

12、水两岸训练水兵，发挥“舟楫”的作用，“以守河、薄洛之水”。赵国多山少水，训练水兵只是在个别地方的权宜之计，胡服骑射才是加强其军队建设的根本措施。二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是一场重大的军事改革，它和战国时期其他国家的改革一样，首先经历了一场革新和守旧的思想斗争。赵武灵王显然接受了当时改革思潮的影响。他理直气壮地反对复古，坚持革新，认为“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礼也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法)古”。这几乎是借用商鞅斗甘龙的原话。他反对从书本出发，事事在本本中找现成答案，脱离实际，墨守成规。如说：“以书为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指出靠书本知识去赶马车，就不能掌握每匹马的特点；把古

13、代的制度搬到今天，就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实际。他主张从当时的实际出发，从赵国的利益出发，研究新情况，制订新措施，凡对自己国家不利的东西，就坚决改革。他说：“兵不当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变?”这种斩钉截铁的语言充分表现了一个改革家大无畏的气概。如何对付游牧部族的骚扰，是春秋以来的老问题。北方的游牧部族，在草原的逐水草而迁徙，在内地的则“分散居谷”。每个男子都是从小练成的骑兵，“儿能骑羊，引弓射鼠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由于骑术特别熟练，装备十分简单，不用马镫鞍可以操纵马匹，并在马上拉弓射箭，非常自如。胡人的上层统治者很富于掠夺性，经常对农业地区发动掠夺战争，春秋战国以来边

14、胡地区累受胡马践踏之苦。华夏人的战法是车战，车战只适宜平地会战，胡骑一钻进山谷，车战就无法施展。正如顾炎武说：“戎翟之杂居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间，兵车之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而却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赵国原来的主力部队依然是战车和步兵，而且装备笨重，与三胡那种轻捷而长于运动的骑兵作战，处处被动挨打，一到山谷和草原就更不中用了。已往的经验教训，使赵武灵王认识到用老办法对付三胡是无效的，“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险；仁义道德，不可以来朝”。要抗击三胡，如果没有一支能骑善战的骑兵，就无法向山地和草原进军，就不能指望作战的胜利。他从抗胡的实际需要出发，决心抛弃传统的兵制，学习他敌人的长处，模仿

15、胡骑的训练和装备，建设自己的骑兵部队。然而，向胡人学习，在当时却是“离经叛道”的行为。赵武灵王的这一决策，除肥义、楼缓等少数人支持外，“群臣皆不欲”，特别是赵氏贵族如公子成、赵文、赵造、赵俊、赵燕等，或公开反对，或消极抵制。这些守旧思想僵化，盲目自大。他们认为华夏地区是“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行义也”。总之，自己的一切都好，胡人的一切都坏，只能以夏变夷，不能以夷变夏。赵武灵王不怕反对，不怕讥笑，宁愿“负遗俗之累”，“任骜民之怨”，毅然决然进行改革。他首先带头穿胡服，然后对大臣们进行耐心说服。他

16、派人给公子成做工作，碰了钉子，他就亲自登门去劝说。赵文、赵造想不通又不敢说，他就启发他们大胆讲话，然后有针对性地给他们讲道理。对于搬出先王之道来抵制的，他就说五帝三王都是不断变法的，只有夏桀、殷纣不变法才灭亡了。改革军制是继承赵襄子的抗胡事业，反对改革就违背了老祖宗“简襄之意”。对于盲目自大的，他就具体分析赵国的不利条件，反复陈述改革的好处，不改革的坏处。只有赵燕在三令五申之后还不穿胡服，他才进行严厉的批评。他基本上没用高压的办法，而是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把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解决得较好，把阻力变为助力。如将军牛赞当初建立骑兵部队想不通，经过他的说服，后来成为独当一面的骑兵将领，在战争中立了大

17、功。胡服骑射是哪一年开始推行的?据史记赵世家记载：武灵王从公元前三七年(武灵王十九年)开始下胡服令，招骑射。以后陆续采取了许多措施，发布过多次命令。如公元前三二年(武灵王二十四年)，命令他的长子和将军、大夫、军官都必须穿胡服，就是因为贵族大臣拒穿胡服而重申的胡服令。对于胡服骑射开始推行的时间，史学界有不同意见，需要略加考订。杨宽先生的战国史第153页和修订稿辞海赵武灵王条，都把胡服骑射开始的年代订为公元前三二年，比赵世家迟了五年。根据是竹书纪年载：魏襄王十七年(前三二)“邯郸命吏大夫迁奴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適子戍吏皆貂服。”这条史料是可信的，但据以订胡服骑射开始的年代则是错误的。首先，所谓“又

18、命”云云并非“始命”，显然是重申胡服令。而且倘订此为始令，同时下令“迁奴于九原”就说不通。赵国在西北原控制的地区在山西岢岚县以南，九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以西，属于林胡的活动范围。由于武灵王十九年“招骑射”，有了向胡地进军的骑兵，二十年才“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榆中在九原以南，赵军占九原应是这次“西略胡地”的战果。只有赵国的控制能力达到九原，才能在二十四年“迁奴于九原”。既然迁奴于九原在胡服骑射推行后第五年，那么同时下的“又命”皆貂服，绝不是胡服骑射的初令。再者，竹书纪年固然可以校正史记所载战国史事年代的错误，但它毕竟是以魏国为主的编年史，对赵国的历史免不了有漏记的，况且此书宋时已

19、经佚失，今本是清儒从许多注家引文中辑成的，不可能恢复竹书纪年的原貌，散佚的史料在所难免。因此，不能认为凡是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中没有，而史记中有的史料都不可信。第三，史记中的错误年代多数在史记本身就暴露出事理不通，或几处的年代互相矛盾。但赵世家记武灵王十九年“始出胡服令”、“招骑射”，同时记有大量相联系的活动，是互相依存，不是事理不通。六国年表也记在此年赵国“初胡服”，这与赵世家完全一致。与此相矛盾的记载没有。基于以上理由，可以断言，公元前三七年开始胡服骑射是毫无可疑的。所谓“胡服骑射”就是模仿游牧部族骑兵的训练和装备，组建轻骑兵部队。其具体内容是很丰富的。在“骑射”方面，武灵王采取了以下措施：1

20、.“招骑射”。赵国原来的兵制是“国有固籍，兵有常经”，人民按固定不变的兵籍，到一定年龄就被征去服兵役，军队按地区编制。这是征车兵和步兵的办法。骑兵却需要难度很大的骑马射箭技术，从头训练很不容易，按原来的兵制就无法在短时间内组建骑兵部队。但是，在靠近胡人的地方，人民为了保卫家乡，保卫生产，自发地“习其兵”，“便其用”，学会了骑马射箭。因而国家就采取打破“固籍”，不分地区，以优厚的待遇招募会骑马射箭的人充当骑兵。2.把步兵改编为骑兵集中训练。武灵王二十年，在“西略胡地”时占领了原阳，把原阳作为集中训练骑兵的“骑邑”，赵“破卒散兵，以奉骑射”。所谓“破卒散兵”，就是打破步兵的编制，“以奉骑射”，就是

21、把步兵改编为骑兵。原阳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东南，这里北部是群峰起伏的阴山，南部是水草丰茂的草原，东面的大黑河河谷是胡人出没的通道。骑兵需要经常练习骑术，进行乘马通过起伏地、超越障碍、长途奔驰、实战等项目的训练，在原阳是最适宜的。所以，赵武灵王派将军牛赞专门在原阳训练一支能独立作战的骑兵部队。3.收编胡兵。据赵世家载：武灵王二十年，命“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致作招引解，颜师古注：“致，谓引而至也。”“致其兵”就是招引、收编胡人补充骑兵。赵固在代地主持招引胡兵，赵武灵王在黄河东面又收编了一部分楼烦兵。赵国用胡兵补充自己的骑兵，实

22、行以胡制胡，扩大了自己的骑兵部队。4.用胡马。骑兵的战马要求长得剽悍、善跑、机灵而有耐力，但中原农业区的马匹早已退化成笨拙的牲畜，用于驾车还不错，一般不适宜做战马用，因而赵国需要从气候和青草适宜于马匹生长的畜牧地区得到马匹来装备骑兵。赵武灵王打败林胡，迫使“林胡王献马”。赵国之所以把代和原阳作为训练骑兵的基地，原因之一是“地边胡”，容易得到畜牧区的马匹。后来苏秦给赵惠文王写信说，如果秦军从上党攻赵，扼住句注山和常山的这条农牧业分界线，那么“代马胡驹不东”，畜牧区的马就“非王之所有”。可见，赵国的骑兵一直用的是畜牧区的马匹。5.骑兵配备的武器是弓矢和剑矛。据史记匈奴传载，胡人用的武器“其长兵则弓

23、矢，短兵则刀”。刀是短剑和小矛。赵骑兵的武器装备也模仿胡人，远距离或冲锋时骑在马上弯弓射箭，短兵相接时就靠白刃格斗杀伤敌人。关于骑兵带剑的资料，见释名说：“本胡服也，赵武灵王服之。”是剑鞘，既佩带剑鞘当然也就用剑。庄子说剑篇说：“昔赵惠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赵惠文王继承了其父武灵王胡服骑射的传统，骑士练习击剑也应该在武灵王时就有的。洛阳金村出土的铜镜上，刻画着一匹骏马背上蹲着一个披甲戴胄的骑士，一手持剑和老虎搏斗。这虽不是赵国的遗物，但也提供了骑兵能够用剑的形象资料。推行“胡服”是一次模仿游牧部族的服装进行改革。赵武灵王把传统服装改为胡服，对骑兵来说，是为了适应骑马射箭和爬山涉草地

24、的需要；对贵族大臣来说，是为了革除他们因循守旧的积习，增强抗胡的观念。在这方面，缺乏详实的记载，只能从零散的文献资料中略知大概。1.王冠一种叫貂蝉冠。据应劭汉官仪说：汉时的貂蝉冠始于赵武灵王行“胡服”。胡广说：“武灵王效胡服，以金珰饰首，前插貂尾，为贵职。”就是用黄金珰装饰王冠，冠下垂两条貂鼠尾直达胸前，以表尊贵。另一种叫鸡冠。淮南子主术训载：“赵武灵王贝带鸡而朝，赵国化之。”颜师古说：鸡是“鸟”，就是“尾毛红赤”的野鸡。鸡冠是用野鸡的羽毛装饰的王冠。2.武冠后汉书舆服志载：“武冠，俗谓之大冠。环缨无蕤，以青系为绲，加双尾，竖左右，为冠云。”“者，勇雉也，其斗对一死乃止，故武灵王以表武士”。这

25、可能是军官的帽子。帽子上有一圈缨子而不下垂，用青丝绳做帽带子，左右插着两根野鸡翎子。这种帽子也叫冠，是产于上党的一种勇猛好斗的野鸡，用来象征武士的勇敢精神。3.爪牙帽子中华古今注说：“搭耳帽之制，本以韦为之，以羔毛络缝。赵武灵王更以绫绢皂色为之始，并立其名爪牙帽子，盖军戎之服也。”这可能是普遍士兵的帽子，原来胡人用皮做，武灵王改用黑色绫绢做。这种帽子像爪牙一样紧紧扣在头上，大概为适应北方防御风沙的需要。4.变履为靴学斋占毕第二卷中说：古时“有履而无靴，故靴字不见于经。至武灵王作胡服，方变履为靴”。释名疏证说：“靴，跨也。两足各以一跨骑也。本胡服，赵武灵王服之。”实录说：“靴始起于赵。武灵王好服

26、短靴，黄皮为之，渐以长靴，军戎通服之。皂靴之制，自武灵王始也。”典略说：“秦世参用丝革靴，本赵武灵王易初服，令有司衣袍者宜皂靴”。综上所说，为了便于骑马和涉草，武灵王把鞋改为皮靴。他起初穿黄皮短靴，后来发展成长靴，规定从军官到士兵都必须穿靴子，穿长袍的文官也要穿黑靴子。5.改重甲为轻甲游牧部族都是轻骑兵，这时的铠甲一般用皮做，由于装备轻而动作灵活。赵军原来穿的都是铜或铁做的重铠甲，很笨重。所以武灵王说：“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险”。战国策鲍本注：“赵甲重，不若新甲之轻”。武灵王把原来的重甲改为轻甲，以适应实战的需要。6.骑兵穿的上下衣庄子说剑篇说：赵惠文王的剑士穿的“短后之衣”，这应是武灵王时沿袭下

27、来的。洛阳金村战国墓所出的铜人俑，上衣掩及膝盖，窄袖，束带，下穿裤子。7.贵族大臣的服装贵族大臣的服装似乎变化不小，赵武灵王三令五申要求他们穿胡服，多次赐给他们胡服，他们反对胡服最为激烈。但这种胡服究竟是什么样式，不清楚。只知道武灵王赐周绍“胡服衣冠，具带，黄金师比”。师比，颜师古注：“胡之带钩也”。腰里的带子用黄金做带钩，这也是胡人贵族中的一种风尚。三由于赵武灵王推行以胡服骑射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改革，使赵国的武装力量迅速增强，在大约十年中就取得了消灭中山和打击三胡的巨大胜利。先说灭中山：公元前三六年(武灵王二十一年)，武灵王带兵攻打中山，占领中山国的宁葭(今石家庄市西北)。这似乎是试探性的进攻

28、，到宁葭后没有继续前进。次年，即公元前三五年，赵国分兵两路进攻中山。北路有牛赞率领的骑兵和赵希率领的胡兵及代军，主要在中山西部和北部山区活动。先进攻中山西边的要塞陉山，接着向东北方向进军，到曲阳(今河北曲阳县)牛赞和赵希两军汇合，再向西北推进，攻取丹丘(曲阳县西北)、华阳(即恒山)和恒山上的鸿上塞。鸿上塞是中山北面的门户，赵国控制鸿上塞就把从代入中山的北门打开了。南路军是这次进攻中山的主力，“赵为右军，许钧为左军，公子章为中军，王并将之。”武灵王亲自统帅三军，攻占了中山南端的告(今河北高邑县东)和西南部的石邑(今石家庄西南)、封龙(在石邑南)、东垣(今石家庄东北)。石邑“当井陉之口”，井陉塞是

29、由太行通道进入中山的山口，赵占石邑就堵塞了这个山口。占据东垣就达到滹沱河的南岸，离中山国都已经不远了。但也遭到中山的拼命抵抗，据吕氏春秋贵卒篇载：“赵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鸩。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山同仇敌忾的情形。这使武灵王认识到灭中山的时机还不成熟，中山提出愿把赵国已占领的四个邑献出求和，赵武灵王答应了，就把兵撤回去。公元前三三年赵又攻中山，这次可能很不得手，所以没有什么战果纪录。赵国进攻中山很不顺利，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山本身力量不弱；二是外有齐国的支持。这种情况不久有了变化。公元前三一年齐魏韩联兵伐楚，齐国因卷入这场战争

30、旋涡，无力继续支持中山。至于中山国内的情况，武灵王派李疵去侦察，李疵回来说：中山“民务名而不存本”，“耕者惰而战士懦”，已经到亡国的地步。于是赵武灵王决定“复攻中山”。公元前三年(武灵王二十六年)，赵武灵王统率二十万大军再次向中山大举进攻，“攘地北至燕、代”，占领了中山北部。这显然是利用骑兵从鸿上塞打进去的。此后连年进攻。据史记秦本纪载：秦昭王八年，即公元前二九九年，“赵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齐。”这可能是赵攻下了中山的国都灵寿，逼得中山王逃跑了。根据平山第一号墓铜器铭文上有关中山王世系的排列和年代来推测，这个逃到齐国死了的中山王应是王颂的儿子。但中山还没有灭亡，颂的儿子尚继续称王。赵武灵王为了

31、巩固已占领的地盘，筑了许多城。如公元前二九七年，即赵惠文王二年，“主父起灵寿”，在今河北省旧灵寿县西北有赵王城，“相传赵武灵王所筑，中有赵王台”。公元前二九六年，即赵惠文王三年，赵国利用齐韩魏三国攻秦的机会乘隙灭掉中山，占领了贯通中山东西的滹沱河流域及东南角的扶柳(今河北冀县西北)等全部土地，并把中山王尚迁到肤施(今陕西榆林县南鱼河堡附近)。从此“北地方从，代道大通”，从邯郸通向代的南北大道畅通无阻了。赵武灵王凯旋回都，行赏，大赦，举行宴会，大庆了五日。以上所订赵复攻中山为公元前三年，灭中山为公元前二九六年，都根据的是史记赵世家。但史记六国年表把前者订为公元前三一年，提前了一年；后者订为公元前

32、二九五年，推后了一年。有人相信赵世家，有人相信六国年表，因而对这两个年代发生了分歧。我是相信赵世家的。有两条根据：一是赵奢说：“赵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五年乃归”。赵奢是惠文王的大将，离赵灭中山不远，他的话是可信的。二是赵策二载：“三国攻秦，赵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沱。”事实确是在齐魏韩三国攻秦到函谷关的时候，赵灭中山的这条记载和事实完全相符。这两条都说赵国把中山连续打了五年才灭掉的，从公元前三年到前二九六年恰是五年。如果按年表那就会变成七年了，显然不合。相信年表“复攻中山”在公元前三一年的，佐证是魏策四说：“齐魏伐楚而赵亡中山”，齐魏韩攻楚方城在这一年。其实，“亡中山”与“复攻中山”是多么

33、的不同，这条材料和事实就对不上号。就把“亡中山”理解成“复攻中山”吧，三国攻楚方城的战争在公元前三一年并未彻底结束。据韩世家载：公元前三年“楚兵十余万在方城之外”，“韩挟齐魏以围楚”，可见第二年齐魏还没有退出这场战争，那么赵复攻中山为什么不会在第二年呢?且据范雎说：“昔者齐人伐楚，战胜，破军杀将，再辟千里，肤寸之地无得”，“诸侯见齐之罢露”而伐齐。齐国打了这场消耗战，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了，赵国正是利用齐“罢露”的时候复攻中山，那就在公元前三年比前一年的可能性还要大些。可见这条佐证不足以为佐证。相信赵灭中山在公元前二九五年的，根据是年表赵惠文四年载：赵“围杀主父，与齐燕共灭中山。”此虽与赵世家不

34、合，但与齐世家所载是年齐“佐赵灭中山”相合。所以许多人认为是赵联合齐、燕把中山灭亡的。这在事理上是说不通的。首先，齐、燕如果和赵共灭中山，齐、燕不会白效劳，一定要和赵国共同瓜分中山。但事实并非如此，据范雎说：“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赵独擅之，功成、名立、利附，则天下莫能害”。中山五百里土地是赵国独吞了的。其次，齐国是一贯支持和利用中山来对付赵国的，不久前中山王还逃入齐国受到保护。赵国打中山的顾虑之一是怕齐国干涉，结果利用齐先卷入对楚的战争，后卷入对秦的战争，无暇顾及中山的时候，才大举进攻而灭掉中山。齐与赵在对待中山上毫无共同利益，齐怎么会“佐赵灭中山”呢?燕国虽然和中山有仇，但绝不会支持赵国

35、独吞中山，它害怕赵国更甚于仇视中山，中山的存在毕竟在赵、燕之间有缓冲作用。所以燕不但不会助赵灭中山，而且在可能情况下还会起兵干涉。事实正是如此，就在赵公元前二九六年灭中山的时候，据竹书纪年记载：“燕伐赵围浊鹿(今河北涞源县)，赵武灵王及代人救浊鹿，败燕师于梁。”浊鹿在中山北面，这显然是对赵灭中山进行的干扰，不过力不从心罢了。第三，赵国在赵惠文王四年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内讧，赵主父(武灵王)的长子赵章图谋夺取惠文王的王位，被公子成、李兑杀死，公子成、李兑又把主父包围在沙丘宫中，一百天断绝饮食，主父饿死。这场统治集团的互相残杀长达半年之久，接着又不免有权力再分配的斗争。这一年赵国的政局一直是乱哄哄的，

36、怎么能进行灭中山这样的大战争呢?所以赵灭中山只能在公元前二九六年，赵主父健在，武力极盛的时候，不可能在公元前二九五年，主父饿死，政局混乱的时候。年表中的这个年代肯定属于误排，也可能事出有因，且不去推测。再说击三胡：胡服骑射推行一年以后，赵国有了向山地和草原进军的骑兵，即开始了打击三胡的战争。公元前三六年(武灵王二十年)，赵军“西略胡地至榆中。”这次似乎是从代地出发，沿阴山南麓向西推进，占据现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东南的原阳，继续西进占据包头市以西的九原，从九原渡过黄河南进，到达榆中(今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一带)，打败林胡，迫使“林胡王献马”。公元前三年(武灵王二十六年)，再次向胡地进军，“

37、西至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东北)、九原”，巩固了对阴山南麓的占领。公元前二九九年(武灵王二十七年)武灵王为了摆脱内部事务，集中精力指挥作战，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赵何。他穿上胡服亲自率领“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公元前二九七年(惠文王二年)，赵主父率兵武装巡视新占领的地方，从代地西进，在黄河以西与楼烦王相遇，收编了一部分楼烦兵。战争的结果把林胡从榆中驱逐到今河北省张北县以北，把东胡打得暂时不敢跨入无穷之门，把楼烦大部分打散而加以收编。在向胡地进军的过程中，骑兵发挥了重大作用。据赵策二载：牛赞“率骑入胡，出于遗遗之门(又叫挺关，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漠东南)，逾九限之固，绝五径之险，至榆中，辟地

38、千里。”牛赞率领的骑兵能够立如此的战功，显然不是与车兵步兵混编的骑兵，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兵种出现，进行着独当一面的战斗。赵武灵王在破林胡、楼烦之后，在赵国西北地区采取了三项措施：一、“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经考察这条长城东端起于赵国代郡所辖的今河北省张北县南，向西沿内蒙古大青山、乌拉山下，在乌拉山西端某谷口高阙塞以堵塞胡人南下。把匈奴、林胡、东胡等游牧部族都隔在这条长城之外，这是一项为防御游牧部族骚扰的宏伟的防御工程。二、在北边设置云中、雁门、代郡三个郡，并开始在郡下划分许多县，如代郡有三十六县，产生了郡县两级制的地方组织，加强了国君对边地的统治。三、“命吏大夫迁奴于九原”。把奴

39、隶从内地迁到九原去，自然就使奴隶摆脱了原来奴隶主的奴役而改变为农民，增加了边地的农业劳动力。这既削弱了内地的奴隶制残余，也加速了边地的封建化进程。这三项措施对于保卫中原先进的经济和文化，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加强局部地区的统一，起着积极作用。战国七雄之间都很注意互相实力的消长，当一国迅速开拓疆土的时候，常常引起他国的干涉。赵武灵王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巧妙地利用了列国之间的矛盾，既没有卷入大国争斗的旋涡，又钻了大国之间互相牵制的空子，避免了大国的干涉。赵武灵王开始向中山和胡地用兵的时候，就非常注意和各大国的关系。他“使楼缓之秦，富丁之魏，仇液之韩，王贲之楚，赵爵之齐。”广泛开展外交活动，企图与

40、各大国和好，使自己集中力量对付中山和三胡。但是，他要进攻中山，和齐国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于是就千方百计钻齐的空子。当齐韩魏进攻楚国方城的时候，他采取了“结秦连楚、宋之交”的外交策略，“令仇郝(即仇液)相宋，楼缓相秦”。仇郝相宋的目的是“将以观秦之应赵宋，败三国(齐韩魏)”。“亦将观韩魏之于齐也”。也就是注意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从而孤立和削弱齐国。齐国果然被这场战争拖疲了，赵就相机大举进攻中山。从公元前二九八年到前二九六年，齐魏韩连续三年联兵攻秦，齐秦双方都拉拢赵国，富丁和楼缓对赵国的外交策略发生了分歧，“富丁欲以赵合齐魏，楼缓欲以赵合秦楚。”富丁让司马浅去说服武灵王，摆了许多赵与齐魏韩一起攻秦

41、的好处，赵武灵王却冷静地说：“我与三国攻秦，是俱敝也”。他坚决不参加这场消耗战，表面上两面敷衍，实际上仍执行“结秦连楚、宋之交”的策略，利用“三国攻秦”的机会，消灭中山，大破三胡。但武灵王从来把秦国不当真诚的友邦，当赵国的后方巩固以后，他就想由赵国来统一中国，强大的秦国自然就是赵的主要对手。赵国占据云中、九原之后，武灵王就想从乌拉山之下，渡过黄河，直袭秦国。他为了考察地形、选择进军路线和了解秦昭王的为人，曾化装成赵国的使臣入秦求见秦昭王。秦昭王接见了他，当时没有发觉，后来觉得“其状甚伟，非人臣之度”，怀疑他不是使臣，便派人追赶，他已经骑快马逃出关了。秦昭王审问真使臣，才知道“乃主父也”。四赵武

42、灵王推行胡服骑射的结果，不仅直接取得了赫赫的武功，而且对战国军事史的进程有重大影响。胡服骑射的推行，开创了我国古代骑兵史上的新纪元。骑兵与车兵相较是后起的兵种。中原的士兵从来不善于骑马，春秋以前的“经典”里连骑字也找不出来。春秋末年才有骑马的风气，战国前期才有打仗用骑兵的可靠记载。例如，公元前三四一年齐将田忌大败魏军于马陵之后，孙膑建议田忌“使轻车锐骑攻雍门”。孙膑兵法八阵中还提出了“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的布阵原则。公元前三四年，商鞅“伏卒与车骑以取公子。可以看出那时骑兵数量很少，不是独立作战的部队，是和车兵步兵混合编制的，偶尔承担攻险或奇袭的任务，根本不敢和游牧部族的骑兵相碰。由于它的作

43、用不大，发展异常缓慢，直到武灵王时各国军队的主力依然是战车和依附于它的步兵，一般不见用骑兵。如公元前三一七年，陈轸建议楚王“起师言救韩，命战车满道路”。屈原在早期作品国殇里，还描写的是典型的车战。赵国起初和中山打仗，“以车投车，以人投人”，双方还是用的车兵和步兵。赵武灵王提倡穿胡服，学骑射，组建能够独立作战的骑兵部队，以抵抗游牧部族的骑兵，这在中原地区是个创举。骑兵部队的组建，正规地说是从赵武灵王开始的。在赵国的影响下，以后各国陆续建立了骑兵部队，从苏秦公元前二八七年左右的游说辞可知，赵、秦、楚都有“骑万匹”，燕有“骑六千匹”，魏有“骑五千匹”。近年来，在陕西临潼秦俑坑中出土了不少骑兵俑，有骑

44、兵和车兵、步兵、弩兵四个兵种组成的军阵，作为秦始皇墓陪葬的仪仗。从数量上看，反映了骑兵日益发展，车兵日趋衰落。胡服骑射的推行，改变了战国七雄之间的力量对比。由于赵国军事实力迅速增强，打破了齐秦两强东西对峙的局面，一度出现秦、齐、赵三强鼎立的形势，而且在关东赵国的力量逐渐压倒了齐国。如苏秦曾对赵惠文王说：“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赵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且秦之畏害天下者莫如赵”。到公元前二八四年乐毅破齐之后，齐国大为削弱，在关东就只有赵国最强了。其后赵将赵奢、廉颇、李牧等，继承了胡服骑射的传统，不断加强武备，仅李牧的部队就有“车千三百乘，骑万三千，百金之士

45、十万。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韩、魏。当是之时，赵几霸”。这就使战国兼并战争的历史进入秦赵大战时期。对于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这样的军事改革，不能看成他本人“悟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在军事制度方面的反映。如果没有战国时代那种改革趋势，那股革新思潮，凭他个人的意志就不可能打破原来军队编制的“固籍”“旧经”，也不可能战胜贵族的阻挠。如果还是原封不动的井田制和分封制，如果没有封建的税收制度，没有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那就无法招募骑兵，即使组建起骑兵部队也无法长期解决军队的供给。就以穿胡服、学骑射来说，也不是赵武灵王个人想出来的新花样，人民群众早就这样做了。如牛赞在劝阻武

46、灵王时说：“习其兵者轻其敌，便其用者易其难。今民便其用而王变之，是损君而弱国也”。可见人民群众为了防御游牧部族的骚扰早就学习胡人的骑马射箭，由于人民掌握了骑射技术就不像统治阶级那样把胡骑看成不可抗拒的力量，而是敢于抵抗胡骑。赵武灵王正是在学习和总结人民群众抗胡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了胡服骑射的改革方案，历史归根到底还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承认这些，绝不抹煞赵武灵王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历史的老人是很公平的，它给赵武灵王提供的条件和给同时代的其他人几乎是相等的。但在同样条件下许多人总是向后看，安于旧习，抱残守缺，这也不敢动，那也不敢动；赵武灵王却充分利用了历史赐予的条件，弃旧图新，积极进取，以惊人的决心和毅力，去攀摘未来的硕果，表现了一个杰出人物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