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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变革是戊戌新政的中心内容 经济变革是戊戌新政的中心内容是小柯论文网通过网络搜集，并由本站工作人员整理后发布的，经济变革是戊戌新政的中心内容是篇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供本站访问者学习和学术交流参考之用，不可用于其他商业目的，经济变革是戊戌新政的中心内容的论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因网络整理，有些文章作者不详，敬请谅解，如需转摘，请注明出处小柯论文网，如果此论文无法满足您的论文要求，您可以申请本站帮您代写论文，以下是正文。 学者们公认戊戌变法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运动，但论者认为这一结论只适宜进行总体评价，而从戊戌变法运动的高潮百日维新即戊戌新政来看，以上结论很难成立。戊戌新政的中心内容是经济
2、变革，而不是政治变革。本文试图就这一特征的根据及原因作一论述。一、经济变革是戊戌新政中心内容的根据戊戌新政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发“明定国是”诏书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为止，共103天的时间。在此期间，光绪在经济、文教、政治、军事等方面颁发了许多谕旨,进行了一系列变革,其中心内容是经济变革,而不是政治变革,根据如下:1经济方面有许多具有近代化性质的深刻变革。在戊戌新政期间，光绪颁发的谕旨共有280余件，其中经济、文教方面的多达150余件，而政治、军事方面的仅100件多一些。经济、文教方面的新举措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深刻性上远远超过政治、军事方面。经济变革有许多都属于制度层面，具有
3、近代化的性质。比如，鼓励和保护商民发展工商业即是经济近代化的一个表现，是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的改变。6月12日，光绪下旨:“商务为富强要图，自应及时举办，著各省督抚，督率员绅，认真讲求，妥速筹办”(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0页）。后光绪又下旨:“著各直省将军督抚，严饬各该地方官，务须体察商情，尽心保护”(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第38页）。再如，奖励发明创造也是经济近代化的一个表现，是对传统的视工艺为“奇技淫巧”观念的有力冲击。7月5日，光绪下旨:“富强至计，首在鼓励人才，各省士民著有新书，及创行新法，制成新器，果系堪资实用者，允宜悬赏以为之劝，或量
4、其材能，试以实职，给以特赏，以昭激励，其如何详定章程之处，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行妥议具奏”(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第31页）。总理衙门很快拟订出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并于7月13日正式颁布。这是清政府制定的第一部发展工商业的法规，开启了中国近代经济法制化进程。除此之外，还有设立矿务铁路总局、农工商总局、全国邮政局等措施，它们都不是封建经济内的枝节变动，而是对原有制度的一种深刻变革，使中国的经济近代化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2.政治方面没有多少深刻变革。开国会、立宪法是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特征，也是维新派的核心主张和基本目标。但进入戊戌年后，康有为再也不提开国会、立宪法之事，而改成开
5、制度局 。他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提出:“设制度局于内廷，选天下通才十数人，皇上每日亲临商榷”(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第199页），制度局下设法律局、农商局、工务局等十二分局。康有为所提开制度局同开国会是大不相同的，国会是民选产生，对皇帝有约束之权；而制度局是由皇帝选拔确定，对皇帝没有约束之权。变法开始后，他又多次提出开制度局的主张，并且代他人拟折奏请开议政处和懋勤殿等。但直到戊戌新政结束之时，别说国会，就连制度局这样的机构也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在戊戌新政中，光绪共颁发政治方面的谕旨80多件，其中只有极少数措施具有近代化性质，如准许百姓向皇帝上书言事，允许创立报馆、学会等。但绝大多
6、数仍然属于封建制度框架内的变动，而不具备近代化性质，比如，裁撤闲散重叠机构，裁汰冗员，澄清吏治等。由此可见，戊戌新政在政治方面的变革步子较小，在中国政治近代化进程中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二、经济变革成为戊戌新政中心内容的原因从维新派的基本主张来说，戊戌新政理所当然应以政治变革为中心，但实际上经济变革成了其中心内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主要原因如下：1.政治变革遇到巨大阻力。政治变革相对于经济变革来说，更深地触及到人们的权力和地位，因而遭到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的极力反对。 康有为说:“皇上有意变法，而盈朝汹汹，不可向迩，亲贵抗违，耆旧力诤，群僚面从而后言，举政始行而中废，乃至奉旨发议，乃推延
7、而不议，明诏施行，乃束阁而不行”（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07页）。康有为为了能使变法展开，不得不改变策略，在戊戌年收起了开国会、立宪法的主张。变法期间他一再劝告光绪不要轻举妄动，说：“日本亦至二十年，始开议院，吾今与开国会，尚非其时也”（康有为日本变政考按语戊戌进呈原本），“开议院，万不可行”（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58页）。康有为在巨大的阻力面前，改为开制度局。但同样遭到守旧势力的极力反对，“朝论哗然，谓此局一开，百官皆坐废矣”（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第363页），他们对康有为群起而攻之。6月19日,光绪下旨让总理衙门对制度
8、局一事速议复奏，但总理衙门大臣奕劻在慈禧的支持下，直到7月2日才上复光绪，强调有内阁和军机处，“不必另开制度局”（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7页）。后光绪再次降旨命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大臣:“切实筹议具奏，毋得空言搪塞”（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第38页），这些守旧大臣们在光绪的严厉训斥下，不得不呈上了一份敷衍皇上的复奏。在复奏中将康有为所请改为“选翰詹科道十二人，轮日召见，备顾问,于是制度局一条了矣”（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53页154页）。由于守旧势力的百般阻挠，开制度局化为泡影。后来，康有为又提出开懋勤殿（乾清宫西侧的一座宫殿）的主
9、张，虽然得到光绪的肯定，但遭到慈禧的极力反对。当光绪向慈禧请示时，慈禧开始时，“不答，神色异常”（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第342页），继之大发脾气，怒言道：“老妇无死所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第377页）。由于慈禧的强烈反对，开懋勤殿也没有实现。由此可见，变法期间政治变革没能深入进行，没有成为中心内容，主要原因就在于政治变革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巨大阻力。2经济变革为多方力量所接受。甲午战后，清政府面临极为严峻的形势，国库空虚，财政拮据，清政府急需进行经济变革，以振兴工商业。慈禧虽然极力反对政治变革，但她并不反对在经济方面进行变法。戊戌新政之所以能够开始，并且一直
10、到8月初比较平稳地进行，是因为这期间的变法主要集中在经济、文教领域，是慈禧可以容忍和接受的。洋务派在甲午战后也主张改变经济政策，湖广总督张之洞曾向清政府提出9条建议，奏请“于各省设商务局，令就各项商务悉举董事，随时会议，专取便商利民之举”；“于各省设工政局”，努力讲求工政（张文襄公全集第37卷第32页）。两江总督刘坤一拟定了一份“时务”方案，提出“仿照西洋新法，整顿中国旧法”（刘坤一遗集第二册第890页）。变法期间，刘坤一、张之洞被奏准“试办商务局事宜，先就沿海沿江如上海、汉口一带，查明各该省所出物产，设厂兴工，使制造精良如何设立商学、商报、商会各端，切实讲求，务使利源日辟”（中国史学会中国近
11、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第43-44页）。由此可见，洋务派对于戊戌新政中经济方面变革措施大多是赞同的，起码多数措施不反对。此外，顽固派对于经济方面的变革，相对于政治方面的变革抵触也要小得多。显然，经济变革阻力较小，相对容易推进。3.维新派对经济变革非常重视。虽然维新派最看重政治变革，但对经济变革也是非常重视的。康有为写的“公车上书”总共有五万多字，其中两万多字都是专门论述经济问题的。戊戌新政期间，康有为又上了大量经济方面的奏折，比如请励工艺奖创新折、条陈商务折、请开农学堂地质局折、请废漕运改以漕款筑铁路折、奏请裁撤厘金片等，提出了很多变革措施，大多被光绪采纳实行。比如在康有为上了请励工艺奖创
12、新折后，上谕恭跋中记载道:“康有为既请开穷理制器之风，皇上深知民智之当开，立即施行”（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第31页）。光绪随后下旨让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拟定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可以说，维新派对经济变革的重视，也是经济变革成为戊戌新政中心内容的一个重要原因。综上所述，由于种种原因使得维新派所致力的政治方面的变革，在戊戌新政中基本没有得到实现，而在经济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具有近代化性质的变革措施，毫无疑问，经济变革是戊戌新政的中心内容。其他参考文献Baker, Sheridan. The Practical Stylist. 6th ed. New York: Harper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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