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郭沫若创作中受到泰戈尔的影响

浅谈郭沫若创作中受到泰戈尔的影响 中印皆是世界文化的发源地，在历史上很早就有了接触，相互交融、吸收，共进。其间曾因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而偶有中断，但彼此间一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青年》杂志的创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时期，中印文化交流进入一个新的高潮，而这一时期的中印交流中心人物即是世界著名的诗人泰戈尔。1913年，泰戈尔因自己的伟大诗作《吉檀迦利》声名鹊起，并将诺贝尔文学奖纳入囊中。他的影响波及范围十分广阔，先是在欧洲引起一场轰动，掀起一阵“泰戈尔热”。随后传至日本，，不久进入中国。在五四时期这个特殊而又敏感的历史时期，一切带着新生命和新鲜感的文化都会让国内的文人们振奋不已。这一时期很多作家都受到泰戈尔影响，郭沫若自然不在话下。郭沫若是我国新诗界最早受到泰戈尔影响的诗人，泰戈尔对他的影响可以说是开掘式的，泰戈尔激发了郭沫若新诗的意识觉醒，激发了他创作的源泉。郭沫若深深为泰戈尔着迷，他会在静坐的时候沉浸在泰戈尔的诗里。泰戈尔对郭沫若创作的影响至关重要，但是短暂，它可以说是激发了郭沫若的诗的发声练习。 泰戈尔对郭沫若的影响主要在以下方面： （一）清新隽永的散文笔调诗风，激发新诗的觉醒 郭沫若最开始接触到的，是泰戈尔的儿童诗。当时是在日本留学期间，在他的《我的作诗的经过》中提到“当时日本正是泰戈尔热流行着的时候，因此我便和泰戈尔的诗结了不解之缘。…在他的诗里面，我感受着诗美以上的欢悦。”[1]p201在泰戈尔的心中，他把儿童比作新月，像儿童一样干净，纯美。泰戈尔的《新月集》中大多数诗是从儿童的口吻、视角和想象方式出发的，赞美了儿童世界的美丽。郭沫若为何会被这种诗吸引？很大的原因是其诗歌风格清新、语言亲切平和且易懂，以及其中散文式的笔调。例如《新月集》中《孩子的世界》“我佑道那儿有星星对他讲话，那儿有天空弯下腰来在他脸上用痴云和虹霓逗他微笑。”[2]378这样的诗是郭沫若以前所没有接触过的，异于中国传统的唐诗宋词。这样的诗歌，给了他极大的新鲜感，他一下迷着了，“清新”“没有韵脚”“多是两节或三节对仗” [1]p201 的诗让他“吃惊”。郭沫若在这种不同于中国旧体诗的新诗中发现了诗歌“内在韵律”的新的美学规范。由此他也获得了不同于同期白话诗人的起点，他所关注的不是白话入文本身，而是白话内在的异于传统的韵律美。不在于平仄起伏，不在于高低起扬，更重在于内在情绪感情。由此郭沫若创作了一些风格清新的作品，且开始学习借鉴泰戈尔的散文式笔调。比如《晚步》《春蚕》，以及后来的《星空》。 （二）对爱和感情的讴歌，激发情诗的创作 郭沫若一开始接触的是泰戈尔的儿童诗，由此为之着迷，而后他开始四处搜寻泰戈尔的各类诗作。这时，郭沫若接触的更多的是泰戈尔的爱情诗了。此时的郭沫若正在日本留学，留学前郭沫若在家中因父母包办，有一段没有感情的婚姻。这时的郭沫若正值青春，心中正是对爱情无比向往的时候，现实却又得不到那样的理想爱情。留学对祖国和家乡故土的思念，对爱情的渴望，复杂的情丝在郭沫若的心中环绕。泰戈尔的爱情诗，让郭沫若找到了灵魂的感应，在心灵深处得到慰藉。后来，在日本，郭沫若结识了安娜，并与之相恋。泰戈尔的爱情诗的影响，以及得到爱情的满足，激发了他对情诗的创作热情。《新月与白云》、《别离》、《Venus》等作品，便是在这一时期创作出来的。《Venus》中写道“我把你这张爱嘴，比成着一个酒杯。喝不尽的葡萄美酒，会使我时常沉醉！”[3]p65清新精致的诗风，明显显示出泰戈尔的影响。 （三）初识泛神论，激发灵魂的自我升华 泰戈尔的泛神论思想源于古印度传统，传承了古印度最原始的思想。基于这一思想，泰戈尔一直追求人和神的和谐统一。读泰戈尔的诗，容易被里面充斥的东方的神秘和宁静感收服，字里行间皆引人入悟。受到古印度神论的影响，在泰戈尔的诗中，似乎有一个万能造物者的存在，造物者创造万物；又像不存在这个神的形象，因为万物皆有自我。究竟什么是神？什么是上帝？神在哪里？一切皆是如此神秘莫测而又令人神往，带着深厚的宗教神学意识。游学异乡，婚姻失意苦痛，郭沫若彷徨着人生是否本就出自痛苦。此时，泰戈尔的这种泛神论思想使他的心境得到平缓，并为此着迷。在他最彷徨不安的时候，是泰戈尔的诗使他宁静下来，解放自我。“我得读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园丁集》《暗王室》《伽比尔百吟》等书的时候，我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我‘生命的泉水’一样。”[4]p39郭沫若对泰戈尔泛神论的接受并不只是单纯的接受学习，而是有了自我的升华改进。他不再把神看作至高无上，而是达到一种“我”就是神的超脱！《女神》中大量作品都体现着这样的思想，在郭沫若眼里，有神的存在，只是神就是“我”，“我”就是神，得到的是一种泛神的宇宙观。张扬自我，讴歌自然，称霸宇宙。比如《天狗》中提到“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3]p27《我是个偶像崇拜者》 “我崇拜偶像崇拜者，崇拜我！我又是个偶像破坏者哟！”[3]p49郭沫若崇拜一切，一切都是所谓“神”，但又要破坏一切，让自我成为神！这种观念，是在泰戈尔的泛神论基础上的升华。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