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载道力挽世风

《文以载道力挽世风》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文以载道力挽世风（8页珍藏版）》请在装配图网上搜索。

1、文以载道力挽世风读挺经卷十六荷道文以载道力挽世风读挺经卷十六荷道卷十六荷道。讲治文之道。荷：肩负。道：家国兴盛之理。“文以载道”，治文先治身心，将“我”字放到一边，于是可以言大道；可以引领潮流，转移风气；可以登高临远，悯民苦、启民智、挽民心、正风气。上篇讲文章重在立意，站得高，看得远，吞吐六合，俯视八荒，才能写出气势雄奇、境界光明的文章。中篇讲胸怀愈是远大，思虑愈要精微。下篇讲文章的品位高低，文字的醇厚与驳杂，其区别只在见道之多寡，反证文以载道。读这一卷，我们应当领悟以下三个要点：一、为救世而孜孜求道：曾国藩曾对弟子等言：“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以救世也。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康乾盛世之后“上失其道

2、，民散久矣”的时代。世风日下不是道光年间就有的，早在康乾盛世就已埋下祸源。康乾盛世创造的物资繁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但是一个社会仅有物质的丰足，生活的富庶是远不足称道的。必须是精神生活的丰富充实，社会风气的淳朴向善才能长治久安。如果你周遭全是麻将鬼、鸦片鬼、色情狂，巧取豪夺，见利忘义之徒；虚伪奸诈，溜须拍马之辈；言不由衷，相互算计之群；欺负弱小，压制贤能之伙，你怎么会有安全感，怎么会从内心深处得到安宁怡悦呢？康熙晚年失政于宽，雍正皇帝纠之以猛，一天内连颁十一道训谕向各级官吏表明求治之心，他惩贪正吏治，平狱挽民心,“惟日孜孜”，使政风、民风一度好转。但后来遭到勋旧抵制终难扭转风气。他在暮春有感

3、一诗中写道：“宵衣肝食非干誉，夕惕朝乾自体仁。风纪分颁虽七度，民风深愧未能淳。”乾隆帝宽严并用，早期有所作为，但到晚年穷兵黑卖武，怠于内政，国库亏空，民生凋敝。社会两极分化加剧，民变一天多似一天，吏治一年不如一年。且承平日久，法度疏阔，人心离散，惰而不振。到道光年间，海禁大开，西方列强对华开始侵略，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世风日下，人心日沦，社会陷入分崩离析危机。而官场上却遍是圆滑弥缝之辈，虚伪粉饰之徒，人才日见寥落。当时有无名子赋一剪梅说：“士途钻剌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其二：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用，议也无用。其三

4、：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其四：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而曾国藩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势下力倡明道救世，并率先身体力行的。还在他21岁（道光十年）时，他就以袁了凡“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自励励人。在他31岁时，他在致诸弟书中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辞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这里他说的两件事，简要地讲，就是内外双修。外修正德厚生：倡诚去伪，倡拙去巧，转移社会风气，救世风之既颓，挽人心于既沦，盛德感人，力求“渐化”。

5、内修清操亮节：社会在人们心照不宣的演变中悄悄地堕落，国家在世风日下中渐渐地涣散。必须有一批不专事立说而专务躬行，不表暴于外而着实于内质纯正的上层人物自正正人，自戒戒人，开一代新风，民风再度清淳才有希望和可能。一个穷翰林要去管正民风清吏治这种不着边际的闲事，既不得名，又不获利，除了扫上司的兴，添自己的祸患，就是徒招谤议。但是，这对于以正德为己任，以修身为底功的曾国藩来说，他不怕，他要管，社稷中兴中匹夫有责的责任感驱动着他“勉强行道，庄敬日强”。曾国藩服膺于孟子的“天爵论”，常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自警警人。孟子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

6、、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天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孟子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虽然也是动物的一种，但他更是万类中独一无二的精神贵族。仁、义、忠、信这些秉性是人类作为精神贵族所独具的。人以具备这些秉性之多少来区分他是不是完善的人，是纯粹的人还是杂质多的人。失落了这些秉性就是动物性一面占了上风，完全丧失了这些秉性那就是禽兽了。人之善性，就叫人的“天爵”。上古时期人们依据各人“天爵”的档次，来推举公爵、大夫等不同档次的“人爵”，即社会职位。现在的人通过修“天爵”来攫取“人爵”，得了“人爵”就失了“天爵”，带头把人的思想搞乱了，风气搞坏了

7、，其结果只会导致人性的泯灭，人类的自亡。曾国藩是力图恢复“天爵”与“人爵”的一致性的。他的猛进力行曾使腐败的官场带来一线生机。薛福成撰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曾特别强调了曾国藩在转福化社会风气方面的作用。其文说：“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即与大学士倭仁，前侍郎吴庭栋，故太常寺卿唐鉴，故道员何桂珍，讲求先儒三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者亦在此！”二、最好的文章不是生花妙笔写出来的，而是捐血肉之躯做

8、出来的：曾国藩是一个深通运势之道的人物。他认为要使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变，不能用强力，而只能诉诸文事。要有孟子、韩愈那样精纯雄奇的文章发古今之浩气，一吐胸中之奇。这样的文章，使人开智去惑，“如久雨初睛，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齟猥鄙之态。”（荷道上篇）而最好的文章是作者本人慷慨以赴道、杀身以成仁的心曲坦陈。曾国藩以诸葛亮前后出师表为例说：诸葛亮“以区区蜀汉一隅，而欲出师关中，北伐曹魏，其志愿之宏大，事势之艰危，亦古今之罕见”。但他写的出师表却一句不提事情的艰巨，只说志气宜恢宏，刑赏宜公允，为君者必亲贤臣而远小人，为臣者应以讨贼进谏为职

9、责。诸葛亮的文章，是用他殚精竭虑、死而后已的行为做出来的，故成不朽之文。只想文章名世，却避身事外，害怕牺牲尽责，这样的便宜是捡不到的。有的人认为，主观与客观相符了，问题就可以解决，不一定要身历其中。曾国藩不这样看。他说：“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这段话说得很明白，心动不等于身动，主客观统一了，不等于问题就解决了，在主客观中间还隔着一个必经环节，那就是“身”。看准了非办不可的事，就要挺身而出，溯流而上，义无反顾，跳入局中。这样做还只是有“事成之可冀”因为成功的机率人事天命各半。但是，如果你真的尽了全力，作出了最大的牺牲还不能成功，那人们就已经可以

10、把你当成功者看了。如灭楚于前身败于后的韩信，如宁城于前失守于后的张巡、许远，人们就不是当失败者看而是当成功者看的。曾国藩的文章在清代是第一流的。他写得最好的文章也正是因为“躬身入局”，尽了全力，作出了最大的牺牲而挤出的心语。如其代表作湘乡昭忠祠记，气势之壮，句之不俗，使人觉得大有韩文不可及处。其文曰：“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囿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还游之远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

11、鼓舞群伦，历九载而戮大乱，非拙且诚者之大效欤？”在这一段话里，曾国藩喊出了“以忠诚为天下倡”的时代最强音，至今音犹在耳，使人谈之如黄钟巨响，为之动容。读着这样雄奇的文字，我们仿佛看到靖港河面、鄱阳湖口那火炮连天，血光照水的激战场景。那位指甲长长、胡子粗粗，弯腰曲背，瘦骨嶙峋、不懂打仗也置身于战场的穷翰林，声嘶力竭地高喊：“过旗者斩！过旗者斩！”于是潮水般后退的湘军士卒又潮水般涌向敌阵，接着是父唤子，兄呼弟，一排排号叫，一排排战死。当湘军水师行将覆灭之际，那位绝望已极的曾大帅以苟活见耻，避开左右，一闪身跃入血光荡漾的水中,我们又仿佛看到被人从水中捞出的曾国藩昏迷着让幕僚连哄带劝拥进军帐，呆若木鸡

12、，半响一言不发。智清神明之后，长叹一口气，挥手屏退左右，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拖着病体向闻报必怒的皇上写奏章,曾国藩有爱好楹联之嗜。但他写得最好的对联也正是“躬身入局”，体现了牺牲奉献精神的心血结晶。同治元年（1862年）11月，他的五弟曾国葆死于围攻天京之战场。曾国藩作挽联：莫名百战总成空，泪眼看山河，怜予季，保此人民，拓此疆土；慧业多生磨不尽，痴心说因果，望来世，再为哲弟，并为勋臣。第二天曾国藩想为他的五弟做一篇墓志，因悲痛已极，彻夜不眠，竟写不出一个字，辗转到天明，又炼成另一幅挽联：大地干戈十二年，举室效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将军踞虎帐，碧血化龙泉。

13、最好的文章原不是生花妙笔可以写出来的，而是躬身入局者捐血肉之躯做出来的啊！三、杂取百家，经世致用：登封少林寺有一块碑碣，上有释伽、孔子、老子的三人合体像，并刻有碑铭：“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百家一理，万法一门。”曾国藩就象这块奇异的碑碣，在他身上刻下了中国文化不同流派的丰富印迹，除了儒、道、释三家之外，还吸收了墨子、管子、韩非子等思想，并深谙占卜学、阴阳学和麻衣相法。曾国藩自己也说过：“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其所以不及仲尼者，此有所偏至，则彼有所独缺，亦犹夷、惠之不及孔子耳。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以不自足之心，偏者载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

14、不可弃也。”“不取亦取，虽师勿师”，博取众家，经世致用，这就是曾国藩做学问的宗旨。他的这种学习态度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力图自立自强的中国人探索真理的时代烙印。与其同时代的陶澍、林则徐、贺长龄、龚自珍、魏源、包世臣,无一不是这种杂取各家、通经致用的努力实践者。在曾国藩之前，人们常把学问分成义理、词章、考据三种，将经世致用之学包括在义理之中。曾国藩却提出：“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他将经济之学从义理中独立出来，便使经济之学成为重要的学科。曾国藩还主张以务实精神摆脱夷厦大防意识，向西方学习。他指出：“学于古，贝y多看书籍；学于今，贝y多觅榜样；问其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

15、则知其效验。”这种“多觅榜样”、“知其效验”的务实精神，奠定了曾国藩由理学家到洋务派的思想基础。曾国藩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察者有十四宗：官制、财用、盐政、漕务、钱法、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兵制、兵法、刑律、地舆、河渠。曾国藩对秦蕙田所著五礼通考产生了极大兴趣，但认为此书“食货稍缺”，“乃取盐课、海运、钱法、河堤各事，抄辑近时奏议之切当时务者，别为六卷，以补奏议所未备。”总之，凡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便成为曾国藩的兴趣点。而为解决其中一个问题，他便要博取众家，旁综九流，以“拙井九仞，必见清泉”的精神，寻其主脉，辩其支流，而后融会贯通，自定主见，付诸实施。曾国藩治学早年主攻程、朱，中年取法申、韩

16、，晚年侧重老、庄。他作文人而不迂腐，作武人而不草莽，其治学之道始终在实事求是，经世致用。清朝政府当时限定读书人只读四书五经，做八股诗赋。曾国藩却力倡读百家之精，通经致用，这是对专制文化的一剂改良妙方，客观上起到了整合民族文化遗产，发掘祖国智力资料，向新一轮大华厦文化演进的推进作用。而经世致用的心法要诀，只在曾国藩所概括的“能立能达”四字。什么叫“能立能达”呢？曾国藩说：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中国社会是一个积淀了五千年文化遗产的复杂社会。复杂的社会不能没有复杂的阅历和复杂的性格与之适应。百行兼修，万善俱汲，融会贯通，方能站得住，行得通，有所作为。如果只抱一家之学，只会做一种人，那就只是单纯可爱而做不了成功者。而曾国藩正由于娴熟地掌握了“站得住”“行得通”的知行合一要诀，故能在一大群经世致用优秀人物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办事而兼传教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