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中叶英国的经济社会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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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由贸易的内涵：自由贸易指政府不采用关税、配额或其他形式来干预国际贸易的政策。自由贸易是指国家取消对进出口贸易的限制和障碍，取消本国进出口商品各种优待和特权，对进出口商品不加干涉和限制，使商品自由进出口，在国内市场上自由竞争的贸易政策。它是“保护贸易”的对称。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对进出口贸易的管理和关税制度，而是根据外贸法规即有关贸易条约与协定，使国内外产品在市场上处于平等地位，展开自由竞争与交易，在关税制度上，法国不采用保护关税，但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仍可征收财政关税。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确立的过程：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是由保护贸易向自由贸易的过渡时期。18231825年英国对关税税则进

2、行了一系列调整，减少和取消阻碍国内贸易的消费税，对一些制成品,原材料和消费品降低关税，撤销丝织品进口的禁令。19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是自由贸易政策的确立时期。这一时期，英国政府接连废除阻碍自由贸易的重要法则。首先，1846年7月废除了对外囤进口谷物征收高关税的“谷物法”。其次，废除航运垄断的“航海条例”，联合王国的沿海贸易对其它国家全部开放，进口商品限制进一步放宽，1941年进口税种有1163种，到1853年减少到466种（1862年减到44种，1882年减到22种）。英国的贸易体制发生了根本转变，它完全抛弃了保护国内工业制度的航运垄断，实行开放贸易，自由贸易政策确立起来。19世纪60年

3、代是自由贸易政策取得胜利的时代，英国同欧洲国家以自由贸易精神签订了一系列商约。1860年同法国签订商约，规定，法国取消一切禁止性关税，降低对英国工业品的进口税，继这项条约后，同比利时，意大利，德国，奥地利，瑞士签订了类似的条约，在这些商约中，关税都大大降低了。英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主要原因：1） 根本原因：工业革命，使英国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19世纪40年代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大机器生产占主导地位，工业品的数量增长了几倍，而市场没有得到相应的扩大，英国的商品销售很大一部分仍然集中在北美，澳大利亚，印度和中国。生产和销售的矛盾促使英国必须开发消费水平较高的欧洲市场。2） 资产阶级新经济理论的

4、出现为自由贸易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了新的经济理论，亚当斯密在著名的国富论一书中便提出了自由贸易理论。这一理论后来为大卫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他认为自由贸易可提高经济效率和利润。“如果对外贸易的扩大或由于机器的改良，劳动者的食物和必须品能按着较低价格送上市场。利润就会提高”。新经济理论为自由贸易政策的形成做了舆论准备。3） 工业资产阶级的斗争加速了自由贸易政策的形成，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力量在不断的发展。1820年伦敦商业资产阶级向国会递交一份由著名经济学家图克起草的请愿书，呼吁实行自由贸易。1838年由曼彻斯特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发起创立了“反谷物法同盟”，要求

5、废除谷物法，废除关税保护，实行贸易完全自由。自由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亚当斯密的政策主张】他得出结论:“看来应尽力让英国成为一个自由港，这样就不会以任何方式干扰国际贸易;加入能通过其他途径筹措政府经费，就应当废除一切税收、关税、货物税;而且，无论与什么国家，无论设计什么货物，都应该允许自由商贸和自由交换。”斯密已经出版认识到了生产与流通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已经看到了国际贸易、世界市场对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这是进步社会资本运动的“自然趋势”。因此，他反对一切阻碍国际贸易自由的政策，批判了重商主义为获取金银而垄断国际贸易的做法。 1.限制输入斯密认为，重商主义所推行的以高关

6、税的方法限制进口的做法，会导致国内从事相关行业生产的部门产生市场独占。业当斯密认为，在自由贸易政策下，“无奖励金通常亦可输出到欧洲其他各国的制造品，都不会受到外国商品自由输入的大影响。这种制造品，输往外国，其售价必与同品质同种类的其他外国商品同样低廉。因此，在国内，其售价必较低廉，因而仍能控制国内市场。”虽然恢复自由贸易将使许多人丢掉过去的工作，但是这些人并不会因为这些失业无法维持生计。斯密利用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观点，“上次战争结束时，海陆军裁减了十万以上，所减人数等于大制造业所雇佣的人数，他们顿时失去了他们平素的职业，无疑会感到困难，但他们并不因此便被剥夺了一切职业与升级。水兵的交大部分也许

7、逐渐转移到商船上去服务，在这当中，被遣散的海陆军士兵，都被吸收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受雇于各种职业。十万多惯与使用武器，而且其中有许多惯于掠劫的人，他们的位置起了那么大的变化，却不曾引起大的动乱，也不曾引起显著的混乱”最后，斯密从上述事实的逻辑论证中得出结论，取消进口与限制实行自由贸易，既不会导致资本外流，也不会导致大规模的事业和社会动荡。相反，自由贸易将使得国内资本流向能发挥资本最大价值的领域，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从而增加社会财富。约翰雷著，胡企林等译;亚当斯密传，商务印刷馆1998年版，第56页。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商务印刷馆1974年版，第40页。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

8、馆1974年版，第40页。 2.关税斯密虽然主张放任自由，但却并没有将这一思想简单照搬到国际贸易领域中而是主张按照具体情况对于不同商品实行自由贸易或者征收适度的关税。斯密把进口物品分为两类:一类是一切生活必需品及一切原料:另一类主要是那些进口的奢侈品，比如外国葡萄酒、巧克力糖、茶叶和咖啡等。对于第一类，他认为这些物品的自由输入能够从不同方面降低英国产品的生产成本，因而是有利于1).大英国的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的。刘于第二类，他认为应征收适度的关税，以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不会由于自由输入必需品和原料而遭受损失。同时，斯密还论述了应以什么方式和在何种程度上实现自由输入，认为自由贸易并非在任何时候

9、对于任何国家都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3.出口奖励金斯密认为，奖励金的存在使得没有奖励金就不能出日的产品得以顺利出日，造成国内市场上该种商品数量减少、价格上升，进而人民实际收入降低，就会增加人民的生活负担，从而降低抚养和教育子女的能力，抑制国内人口的增长，也必然会压抑国内产业的发展。如果取消奖励金，出I=I国国IA7货物的名义价值就会下降，他们剩下来的金银的真实价值就会上升，少量的金银就会达到以前使用大量金银才能达到的流通目的，送往国外的金银会带回同等价值的货物。J 4.通商航海条约这里所说的通商条约，类似于现在的互惠贸易安排，指的是在成员国之间，实行低关税或者零关税，而对成员国之外的国家保持各自

10、的关税水平。斯密认为，和自由竞争相比，通商条约抬高了国内进口商品的价格，使得本国同等数量的产出只能交换到更少的进口商品，这一观点却有其可圈可点之处，但却是不完整的，因为斯密只看到了互惠贸易协定的“贸易转移效应”，却忽视了“贸易创造效应”。如果，缔约之前，进口国刘所有进口商品加以高关税，那么，通过通商条约，缔约双方承诺彼此降低或实行零关税，则此时贸易双方均可从通商条约中获得利益。斯密反对重商主义、提倡自由主义，主张在国内实行自由放任，在国际上实行自由贸易，这样消费者和生产者可以自由地追求自身利益，从而消除封建特权和垄断造成的经济低效率，以此来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社会财富。他的这种政策主张恰好

11、迎合了当时处在上升阶段的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然而，他的观点仍然具有时代的局限性。按照他放任自由的经济思想来说，资本主义经济完全可以依靠市场机制来自发调节运行，不需要政府的干预。但事实证明，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市场也会失灵，周期性爆发的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据。大卫李嘉图的自由贸易思想一、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思想的主要内容在他看来，当一个国家可以或者进口某个商品，或者在国内自己生产某个商品时，它会比较在国内生产的成本与从国外进口的成本;如果进口的成本低于国内生产的成本，该国便会进口。“一国从外国进口的成本并不取决于外国生产该商品的成本，而取决于该国自己两种成本的比较:一是该国用以进行交换的商品的成本

12、，另一是假如不进口而自己生产该商品时必然发生的成本。”同斯密一样，李嘉图强调进口带来的利益。不过，李嘉图并非只是重复斯密关于自由贸易的好处，而是提出了更加系统的自由贸易思想。他从资源的最有效配置角度来论证自由贸易与专业分工的必要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版，第531页。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思想的政策主张 1.提倡自由贸易李嘉图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论证了自由贸易有利于提高理论率和资本积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他认为所有的贸易，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增加生产。在商业完全自由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劳动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

13、合起来，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细节把世界闻名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李嘉图认为最能保障整体利益的莫过于吧总资本作为最有利的分配，即实现普通的自由贸易。李嘉图从工资与利润成反比关系的观点出发，认为自由贸易有利于降低工人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从而狂热以提高利润率，有一利于资本积累。他还认为国际贸易由于可以增加使用收入可购买的物品的数量和种类，并且能够使得商品丰富和价格低廉来为储蓄和资本积累提供刺激力，虽然对于国家有很大的利益，但除非输入的商品是属于用劳动工资所购买的种类，否则就不会产生提高资本理论的趋势。在他看来，要提高理论，就必须设法降低工资，而自由贸易恰好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实行了自

14、由贸易，允许廉价谷物进日，可以延缓地租_:涨;同事，谷物价格低廉，工资就会下降，利润率就会提高，有一利于资本积累。当时英国实行的谷物法禁止外国廉价的谷物进口，结果使得英国国内谷物价格高涨，地租提高，工资上升，利润率下降，从而阻碍了总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所以，李嘉图认为实行国际自由贸易的关键是要废除“谷物法”。这也是他同他的论敌乱战的主要内容之一。 2.特殊时期可适当采用贸易保护手段李嘉图十分可定了政府适度干预的作用，反对完全的放任自由。针对国际贸易，他主张各国应当采取措施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国际国商品的流入加以适当的限制。李嘉图特别强调不要把贸易自由主义绝对化，特殊时期可以适当才用贸

15、易保护手段来维护本国的利益。他还指出:“在战争时期，由于商业不变，谷物不能以最低价格购买，一国便将大量资本转入农业生产。但是到战争结束时，商品输入的障碍消除了，有害于本国种植者的竞争又开始了，而退出这种竞争会牺牲大量资本。这时，该国最好的政策就是在一定年限之内国际国谷物的输入征课一种不断递减的税，以便于本国经营农业的人有机会逐渐从土地上撤出其资本。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24页。 3.反对出口补贴和进口禁令，注意进出口平衡在李嘉图看来，谷物输出的补贴会降低谷物对国外消费者的价格，但不会长期影响其国内市场价格。他指出，进口关税和出口补贴会扭转国内资本流向，无

16、论是工业制造品还是谷物的高额进口关税和出口补贴，其唯一的结果就是使一部分资本转移到任其自然时不会投入的行业去。这样会使得社会总基本的分配十分有害，无异于贿赂制造业者，引导始或继续经营好处较少的行业。这是最坏的一种课税，并不会把它从本国取去的东西全部给予外国，这笔损失的差额是由总资本的分配不利所造成的。李嘉图指出，一个国家要依靠出口来增加贸易收入，但是单纯地依靠出口而不进口，这是不现实的想法。要让其他国家接受本国的产品，必须同时进口交易国家的产品，使进出口同时具备，互利双方才能更好地进行贸易。“一个国家除非是同时有输出，否则就不可能长期有输入，同样，不同时有输入也不能长期有输出。因此，如果发生任

17、何长期的使一个国家不能输入以往那样多的外国商品的情况，这一国就必须减少某些通常输出的商品和制造。 4.加大器使用范围，加快技术发展李嘉图指出，商品的价格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采用改良的机器以后，商品的生产成本就会降低，这样便能以较低的价格在国外市场上出售。假如所有其他国家都鼓励使用机器而你缺拒绝使用机器，那么，在你使本国产品的自然价格下降到与其他国家价格相等之前，你就不得不输出货币交换外国的商品。和这些国家进行交换时，也许就要以本国两天劳动的产品交换外国一天劳动的产品。斯密说:“每一个人对于食物的欲望都要受有限的食量的限制;但对于享用品、建筑物的装饰、衣服、车马、家具等物品的欲望却似乎是没有限制

18、或确定接界限。”李嘉图基于此得出结论，由于劳动的需求不会有变化，而工资又不会降低，所以工人阶级将由于使用机器后商品普遍叠加而和其他阶级同样受益。萨伊:政治经济学(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22页。自由贸易政策的影响：1）自由贸易政策的实施对英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它直接促进了英国的对外贸易和航运业的发展。特别是自由贸易政策实施的头20年，它将英国的对外贸易和航运推到了顶峰。2）自由贸易政策的实施对英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它直接促进了英国的对外贸易和航运业的发展。特别是自由贸易政策实施的头20年，它将英国的对外贸易和航运推到了顶峰。3）自由贸易政策给英国经济发展带来某些积极影响，但其

19、消极作用也不容忽视。其中最主要的是引起农业衰落，造成工农业经济发展比重严重失调，英国经济发展呈畸形状态。谷物法的废除一方面使英国从国外获取大量的廉价的粮食和农产品原料，另一方面使农业失去保护。在外国谷物的冲击下，农产品价格一再跌落，大批中小农场破产，农场数从1880年的553 000个，减少为1913年513 000个。从18701910年，英国小麦的播种面积产量减少了近一半。19世纪70年代英国农业尚能保持77%人口的粮食需要，到1914年只能养本国35. 6%的人口。从事农业的人口越来越少，大批农村人口流入城市，1851年英国城乡人口的比例为54: 46，到20世纪初，农村人只占21%。农

20、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值不断下降，到20世纪初仅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6%。工农业经济发展如此失衡，为世所罕见。自由主义思潮与议会改革【自由主义成为立法者依据第一次议会改革】伦敦、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的不少人或多或少地受到民主思想影响，提出在政府监督和约束下进行改革的要求。激进派的主要目标仍是议会改革，其意图借之实现广泛的权力再分配。当时英国发生的各种变化导致了改革的可能性，立法手段被主张采用来防止国内动乱。1830年，格雷勋爵组成了辉格党内阁，并清楚表明该届内阁将实施某些议会改革措施。 1830年7月提交下院的改革议案以近400票的多数通过，在之后的讨论中，这项议案又得到了进一步的修正，并准备在183

21、1年9月递交上院。议案的细则没有涉及到普选权问题，而议案的倡导者们也没有把它作为向普选权过渡的“踏脚石”。“工人阶级”中要求选举权的那部分人试图将“中产阶级”拉入国家政治生活。因而，下层群众既是工业“阶级”的盟友，又是它们的“敌人”。这些阶级既希望得到选举权，但又怕得不到。同时，第三项议案又提交下院审议，该议案增加了若干关系到几个特别选区命运的修正条款。到1831年底，该法案获得下院通过，上院于次年即1832年3月以微弱多数通过该议案。“大改革法案”于1832年获得通过，议会最终实现了自身的改革。 1832年的改革法案对19世纪英国政体的发展和演变起了重要作用，这一法案引来了几十年的“中产阶级

22、统治”，并杜绝了贵族组阁的机会。改革的主要结果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选民人数增加1倍，即由原来只有10%的成年男子享有选举权增加到20%。农村选民增长的比例比城市的还要大。但是苏格兰选民的比例却下降了。这一结果是由法案细则的极端复杂性所造成的。细则的基本要点如下:A、在城市选区，拥有财产并且年收入至少为10英镑的成年男子均享有选举权。B、在农村选区，年收入至少为2英镑的自由财产持有者成年男子得到选举权。56个城市选区完全丧失下院席位，30个城市选区各减少1个席位。新增设41个城市选区，其中22个拥有2个席位，19个拥有1个席位。乡村席位有所增加，所有选区仍以现存行政单位为基础，但男子普选权以及秘

23、密投票的政治诉求仍未满足。改革法案的倡导者是“政治现代化”的倡导者，但他们仍谨慎地保持旧制度的根本特征。首先，议会的社会构成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至少在改革后头10年的时间里，“中产阶级”议员没有显著增加，因为1832年前中产阶级在议会并非没有一个席位。许多中产阶级人士看来，议会改革已取得了足够的成功，维多利娅时代中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与其很相宜。第二，政治制度仍然保持着1832年以前的主要特征，没有实行秘密投票。社会存在着等级制度，并且承认贵族的社会准则和风尚占据优势。大资产阶级的安闲受到了严厉谴责，因为他们选择放弃其企业而成为乡绅，将其子女送进私立学校以及按照古典主义原则设置课程的牛津大学

24、和剑桥大学。实际上英国的土地贵族并不敌视创办企业和参与城市发展。社会界限的经常变动，加速了 1832年以后的政治巩固进程。自由主义成为立法者依据第二次议会改革(一)宪章运动中的自由主义因素 1839年英国工人阶级投身于一场更伟大的群众运动宪章运动。工人阶级和宪章派认为:一个代表土地贵族、投机商、制造商和富豪利益的下院，除了对折磨和压榨穷人的经济制度加以维护之外，还能期望它做什么?在30年代，宪章派有多种选择的余地，当发现他们所追求的其他途径行不通时，他们就制订了通过政治权力来达到社会改革的纲领。宪章派的“6点宪章”:男子普选权;每年召开议会;无记名投票(秘密的);取消下院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下

25、院议员领取薪金和均等划分选区。宪章运动的目标是要使宪章成为英国的法律，倘若可能，通过符合宪法的正当方式达到目的;如有必要则采取武力，或者两种方法一起使用。大多数宪章运动领导人不愿意人们称之为“道义力量”或“物质力量”的主张者。他们宣称:“我们一定要得到宪章，如果可能的话采取和平手段;如果必须的话我们将使用武力。”宪章派进行了很大的努力，希望各方面力量支持他们，但每次递上的请愿书都被下院否决。因此，必须采取其它方式。宪章派曾计划建立一个由宪章运动代表所组成的中央机构全国性的代表大会，它是一个绕过威斯敏斯特的人民议会，并且组织了1839年8月的全国大罢工，地方的骚乱和一个未能实现的暴动 (1839

26、年11月)，显示出宪章派并不排除采取武力手段。但是，当“改革法案”在议会内的支持和议会外的武力威胁联合作用下通过后，宪章派就不能够重复使用1830-1832年的策略了。(二)激进主义的社会改革运动在宪章运动最高涨的年代，北方的城市中广泛地开展了反对“新济贫法”的斗争，这一斗争得到“短期委员会”的支持。与这些运动同时的还有反对报纸印花税的斗争，工会活动更加频繁，并在“全国各业统一工会”成立时达到高潮。一些劳工被判处流放澳大利亚，因为他们在新成立的工会会址小屋中进行非法的宣誓活动。1837-42年的经济衰退，压制了工会活动的进一步发展。直到40年代经济恢复以后，工会才重新活跃起来。当运动一次又一次

27、地起而复落的时候，是人的因素保持了运动的连续性，全国的或地区许多领导人在所有这些运动中表现非常积极。具有激进倾向的人并不把自己局限于某一项具体事务，而是积极支持各项议会外的政治运动，因为他们认为，所有这些都是要求变革这一运动的一部分。“合作社”的基础是一个普通的劳动价值学说，它部分来自“自然权利”的原则，也部分来自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观点，即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19世纪社会生产力巨大发展的社会意义在于物质财富是能够实现的，机器能够成为造福于人类的东西而不是灾难，它成为减少劳动时间，取代重活脏活的工具。然而，在竞争制度上，机器导致劳动力贬值，有的工人直接被节省劳动力的机器所取代，那些

28、留在工作岗位上的工人也受到可能失业的威胁而被迫接受低工资。此外，由于生活压力，他们还否定一切宗教信仰。工人阶级主张所有阶级联合起来，中产阶级则既有愿望又有办法要求以社会变革来维护他们的利益。有两个运动说明了通过中产阶级实现变革的可能性。第一个运动“反谷物法同盟”要求实现变革，使工业资产阶级首先获利。第二个运动禁酒运动由下层中产阶级的成员发起，矛头主要指向工人阶级。 J.史密斯、乔治威尔逊和理查德科布登领导下发动了一场反谷物法的运动。他们认为谷物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农场主的利益而牺牲全国其他阶层的利益。“反谷物法同盟”的人认为，自由贸易是促进工业发展，降低生活费用的有效途径。随着运动的发展，它成为

29、全体中产阶级不满的焦点，天主教徒也由于反对国教会和同牧师争论而卷入这场运动。人道主义者和慈善家反对不加区分地贩济施舍而主张“科学”的救济。因此，他们也加入了运动，提倡国际和平的人相信他们的事业在消除了所有阻碍贸易和工业发展的障碍之后会得到保证。“反谷物法同盟”尽了很大努力想使他们的斗争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而不仅仅是代表某个阶级利益的运动。但是，他们没有能够说服广大的工人阶级，因为工人阶级宁愿相信宪章派的口号:先实行普选权，然后才是废除“谷物法”。他们认为，反谷物法运动就是向土地贵族的传统权力挑战。 (三)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到了19世纪50年代，熟练工人如工程师和木匠等组成了“新模范”工会，他们

30、并不迫切要求国家的干预，而是要求契约上的平等。他们的入会手续都与以前那种近乎阴谋性的社团的严格按条文进行宣誓和神秘主义不同，而是关心捍卫他们自己处于工人阶级最上层的尊严。古典政治学含有破坏性的和悲观主义的色彩，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马克思的手稿中依然如此，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1840年的逻辑学和1848年的政治经济学中把功利主义与激进的改革加以调和。穆勒惊异地发现他的逻辑学和它从法国圣西门和奥古斯特孔德的社会学传统中借来的实质性东西成为旧大学的正统学说。但是，他本人却对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充满热情，并大力去把功利主义、伦理上的个人主义、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等揉合在一起，以便使担任现职的改革派

31、人士能够接受。知识分子们接受了关于政治和社会进化的观念坦尼森的“循序渐进逐渐扩散的自由”这比1859年发表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要早很多年。托马斯卡莱尔虽然并无自由主义的朋友，但他对自立的称赞和他的伦理学的作品给了个人主义几乎是宗教的性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成了维多利亚中期自由党的支柱，他要求妇女的公民权和法权平等地位。 19世纪40年代中产阶级对大城市中的状况非常焦虑和关切，试图将他们的问题拟人化并使之与个人的道德观念相调和，尽管中产阶级的公众被文学激进派所吸引。工会中的“工人贵族”们阅读那些他们的上级需要他们阅读的东西，虔诚的教徒则保持者他们的圣经和“天路历程”。但是那些“粗俗的人”和“小酒店社

32、会”的人们又是如何呢?一种民间传统在海港、织工和田间存留了下来并继续发展。在19世纪后期，英国2/3的伟大的传统民谣仍然在苏格兰东北部的“农业城镇”中吟唱。在这些“农业城镇”中，更富有平民性的“棚户民谣”成了庄稼人和马车夫之间传布关于农夫信息的工具，同时“马夫歌词研究会”保存了原始的但却有力的职工团结的思想。(四)自由主义的进一步深入第二次议会改革的成果托利党改称保守党，辉格党改称自由党，为了运用贵族的力量来限制王权，藐视国教会的独尊地位，同时对非国教徒和爱尔兰的天主教徒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第一个形式上的自由党内阁在帕麦斯顿领导下于1859年执政，而第一个真正的自由党内阁是由格拉斯顿主导在18

33、68年建立的。有一种更高程度的政治派别管理方式，这就是以圣詹姆斯俱乐部、改革俱乐部和 (保守党)卡尔顿俱乐部为中心的新的俱乐部。这时政党领袖们只是在选举开始的时候 (每7年举行一次)，对他的最亲密的同事常常是他的亲属，给以一些关于政策方面的暗示。希望当选的候选人到拥护他的选区去旅行，发表演说，向地方上的贵族拉选票，只有在得到足够多的支持时，刁一前往投票处”。对在城市获得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使得许多人不能拥有选举权。工人也不能成为议会的候选人，高额的财产资格限制直至1858年都将富人以外的其他人排斥在议会之外，迟至1911年议员才有薪水。甚至在拥有必要财产资格的人中，与1832-年前相比，改革后

34、中产阶级在议会中所占的比例也多不了多少。这一事实有损于被新兴资产阶级推崇的新制度的各个方面，激进派发现旧秩序改头换面保存了下来。然而在后来的2U年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旦财富的分配发生变化，以财富为基础的制度也随之变化。由于这一机制，尤其是经过19世纪50年代前期的经济复苏，到60年代中期英国选民增加到100多万。此外有责任使选举权再次扩大的政治家们不安地注意到现有选民中相当一部分有些人认为多达1/4可能来自工人阶级。 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英国政府进一步扩大民主，重点在于议会外的鼓动。人们对此感兴趣有两个原因:第一，1866年和1867年在伦敦爆发了两次支持改革的群众游行;第二，这一改

35、革法案比任何人(包括其制定者)想象的都要激进。就这两点通盘考虑，可以看出德比勋爵和本杰明迪斯雷利的保守党政府之所以急于改革是为了消除革命的威胁。为了平息国内的鼓动并打击1866-1868年在野的自由党，这一政党在下院仍占多数席位，保守党政府的提案条文内容激进，以便在下院通过。因而从这一点来看，权贵们似乎是改革的响应者而不是发动者。 1867年的民主化以房主为核心，主要影响在城市，有些城市选民5-10倍地增加。然而，结果证明其影响在全国并不一样:在伦敦影响很小，在爱尔兰几乎没有。选民的增加没有对现存政治结构造成影响。1870年英国的初等教育法产生的原因和背景一、工业化、城镇化与初等教育从18世纪

36、80年代开始之后的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教育成为社会改革与阶级冲突的主要领域之一。大众教育的提供、受捐助的学校的改革等教育问题在当时成为持续多时的话题。尤其是在进入18世纪之后，连续不断的变化成为英国社会的特点之一，而这一特点相较前面任何时期都是空前的。这一新特点在初等教育方面也有所体现，该时期层出不穷的法案、条例是最为直接、显性的表现。在英国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中，人们很难想象对穷人的教育与“改变”有任何关系。在过去，一个年轻人如果试图要改善自己的境遇会被看做是不忠于上帝的人，会被认为其不满意上帝对他的安排。而他所作的一切改变都意味着他要放弃所有对他来说合适的、恰当的安排。而新时期的到来为人们开

37、辟了新的视野，教育则成为年轻改变命运的手段之一。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的人口增长，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教育问题。在城镇中，出现了童工与儿童犯罪等现象。一方面，人们所熟悉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工业模式被新的模式逐步摧毁，社会处于转型和混乱的时期;另一方面，新的城镇毫无计划的快速建立起来，有的甚至没有地方政府、没有关于选举权的规定、没有教堂，当然也没有学校。农村地区面对的贫穷的问题并不比城镇地区少，由于新模式的出现和圈地运动等因素，农村地区的阶级划分变得异常明显。在世纪之交，英国社会面对的现实就是，农村所面对的穷困问题，就犹如城镇中面对的各种抗议一般严峻。贫民的激增和社会问题的出现使得这一时期的初等教育更倾向着

38、眼于对社会最底层儿童的教育，相应的学校也随之逐渐建立起来。二、社会各方力量对初等教育的影响这一时期影响初等教育的力量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既可以看到政治的、宗教的，也有英国传统思想的和来自欧洲大陆的影响。有些力量或思想对初等教育的实践有着较为直接影响虽然涉及宪法上的改革运动在18世纪初期就已经存在，但是18世纪90年代的激进主义不论是对于英国政治还是社会生活都是一个新鲜的力量。受到社会变革和早期的法国大革命的影响，18世纪末成为英国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英国的激进派将教育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将教育所置于的核心地位就好比法国的哲学家之于法国大革命”。“在教育方面，该时期的激进主义者们仍旧推崇

39、洛克的教育思想，并将之作为激进改革计划的一部分。新的教育观念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可教育性并且具有进步的可能，这一观念相较之上一个世纪有了更广泛的传播。而这种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的人口增长，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教育问题。在城镇中，出现了童工与儿童犯罪等现象。一方面，人们所熟悉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工业模式被新的模式逐步摧毁，社会处于转型和混乱的时期;另一方面，新的城镇毫无计划的快速建立起来，有的甚至没有地方政府、没有关于选举权的规定、没有教堂，当然也没有学校。农村地区面对的贫穷的问题并不比城镇地区少，由于新模式的出现和圈地运动等因素，农村地区的阶级划分变得异常明显。在世纪之交，英国社会面对的现实就是，农村所面对

40、的穷困问题，就犹如城镇中面对的各种抗议一般严峻。贫民的激增和社会问题的出现使得这一时期的初等教育更倾向着眼于对社会最底层儿童的教育，相应的学校也随之逐渐建立起来。大革命的影响，18世纪末成为英国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英国的激进派将教育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将教育所置于的核心地位就好比法国的哲学家之于法国大革命”。“在教育方面，该时期的激进主义者们仍旧推崇洛克的教育思想，并将之作为激进改革计划的一部分。新的教育观念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可教育性并且具有进步的可能，这一观念相较之上一个世纪有了更广泛的传播。国家对初等教育的干预与相关法案和条例一、政府干预初等教育 19世纪的前30年，英国国会内部对政

41、府是否应资助初等教育进行了激烈地讨论，此时，当局也开始涉足对国内初等教育的基本情况的调查。依据调查，国会中激进派的代表约翰阿瑟罗巴克(John Arthur Roebuck)提出应教育立法，但其提议最终以失败告终。但罗巴克的努力也并非一无所获，国会于1833年第一次为教育(包括初等教育)拨款20,000英镑，由国民和不列颠协会(National and British Societies)分发。自此之后，国家对初等教育的拨款即由这两个宗教教育组织按年发放，直到1839年枢密院教育委员会 (the Committee of the Privy Council on Education)成立并取代

42、了这一职能。枢密院教育委员会于1839年建立，詹姆士凯是其第一任、也是最为著名的一任部长。枢密院教育委员会的建立受到了争议。首先他并没有赢得英国国教情感上的认同，国教教会认为枢密院的成立削减了教会在教育上的权威。但实际上，由于国教派所开设的初等学校占到了大多数，因而国教派学校享有了最大的份额国家拨款。19世纪40年代，政府约拨款500,000英镑，其中有4/5的款项捐助给国民协会的学校。由于政府这种具有倾向性的安抚政策，又引起了不遵国教派的不满和骚动。1843年，政府的拨款开始用于初等学校的设施和教学楼建设中外，其中，教派所有的培训学院也得到了这一资助，借由这一助力沙特尔沃思爵士开创了初等教师

43、培VII的新纪元。1846年，初等教师培计划(the pupil teacher scheme)取代了之前的导生实习制度，财政的支持指向提高教学质量以培养出训练有素的教师。与此同时女王奖学金(Queens Scholarship)也向其开放，为的是吸引一批将来要输送进初等学校任教的生源。至1853年，在聘请合格教师的基础之上，政府小幅增加了对偏远学校的资助。二、初等教育的相关法案 (一)工厂法与初等教育在1833年工厂法中首次规定了关于童工的工作时间和受教育时间的问题，规定的相关内容有:禁止雇佣9岁以下童工; 9一13岁童工每天劳动8小时，还不得超过9 J时;工厂内劳动的童工每天必须保证有2小

44、时的义务教育;学习内容是读写算基本知识、宗教知识和一定的道德教育;童工教育由“贫民法律委员会”(Poor Law Board)监管。然而在1833年工厂法颁布后，更为普遍的情况是童工的受教育的权利并没有很好的保障。工厂学校中的“教师”由工厂的监察任命，但他们通常是工厂中没有文化的工人，在工厂中儿童接受教育通常在角落中进行。也有一些儿童被送入当地的学校，学校中教师为他们提供出勤证明，但实际上童工的出勤并不稳定。 1843年，沙夫茨伯里(Lord Shaftesbury)在国会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演说，他哀叹了政府对于工厂地区儿童教育(童工教育)的无作为，认为工厂中缺少合适的教育设备，并提出应有新的关

45、于童工教育问题的方法出台。该时期对于教育是否应该由国家控制这一问题，己经开始展开了讨论。支持者认为应该在1833年工厂法的基础上缩短童工的工作时间、延长期义务教育的时间。并提出教育应该有国教控制与管理:由国教任命教师，并将于持不同信仰的家庭，他们的孩子需要单独开班。而反对的声音来自不信奉国教的新教教徒，他们认为任何形式的国家管理教育都将演变成与教会有关的、新的当局，从而产生具有特权的教派。不论实施情况如何，工厂法中对于童工接受一定时限的初等教育内容引起了社会多方对于初等教育的关注与讨论。而大趋势则是国家出台的、众多的关于初等教育的法令、条例接踵而至。如，1844年工厂法的补充规定要求，童工必须

46、交上学证明。隔年，1846年的工厂法又作出“工厂教育是向执行的，并且是劳动条件之一”的进一步说明。“ (二)1862年教育修正法案(The Revised Code) 19世纪5060年代，对初等教育的相关问题最有影响力的是纽卡斯尔委员会(theNewcastle Commission)和1862年的教育修正法案(the revised code由此衍生出得最为重要、也是对初等教育有着重大影响的的政策是“按照成绩拨款”(payment by results)政策。1861年纽卡斯尔委员会提出要寻找到一种方法，使所有阶级的人得到既廉价又完善的初等教育。相关的提议主要围绕着向初等教育学校拨款的事项

47、。提议中提出向初等学校的拨款基于两个原则:第一，按照某些常规的标准拨款(certain general criteria);第二，依照儿童个人的考试成绩。依据成绩拨款的款项来自于科学和艺术部(Science and ArtDepartment)，主要由纽卡斯尔委员会提供。1862年的教育修正法案将这一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修正法案的出台最为直接地改变了督查在初等教育中的角色，由之前鼓励、支持初等教育学校做出相关改革，转变为检查、考核学生在初等教育学校中读、写、算三科的成绩，并依据学生的成绩为学校拨款。1870年初等教育法(福斯特法案) 1.提出背景 19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对教育问题连续

48、不断的国会的讨论和接连以失败告终的相关法令，似乎预示着接下来的一部初等教育法很快将不可避免的降世。面对英国初等教育现存的一系列问题，1870年初等教育在反复的讨论中出台。在所有的讨论中，声势最为浩大的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关于自愿捐助式的学校(voluntary school，民办学校)的讨论。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自愿捐助学校模式的支持者中最为强劲的有生力量已成衰落趋势，伴随着这一趋势，英国人在思想上也出现了重大转变:对初等教育从“放任自流”的态度，逐渐倾向为由国家管理。爱德华班尼斯(Edward Baines)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曾经是非常坚定的自愿办学的支持者之一，但随后放弃了这

49、一观点。他说“对于学校的自愿捐助的行动是成功的，但是1870年的法案提出了一种新的必要，我们需要迈向新的一大步”。z班尼斯对于1870年法持有极大的热忱，他认为这一法案“将对英国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而在此之前，1867年的改革法案(the Reform Act)使许多犹豫不决的人确信了应该为刚刚拥有了选举权的工人阶级的子女提供教育，该事件也对初等教育的国家管理形成了助力。联盟希望各地方的学务委员会在所有的行政区都建立起来，并且建立义务的、免费的、非宗教的教育，这样的初等教育由有政府协助与监督。联盟的支持者是不信奉英国国教的新教教徒和自由主义者，联盟同时得到了贸易协会(the

50、trade of union)和地方贸易委员会(local trades councils)的支持。在国会中，代表联盟利益的发言人迟迟没有将联盟对于初等教育的相关举措以法案的形式提出来，直到1870年格兰斯通(Gladstone )政府的代表福斯特将其以立法的形式最终确定下来。新思想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反对的声音，面对联盟提出的一系列举措，英国国教则表示出冷漠的态度。其对于学务委员会(school board)持以敌对态度，因为新学校对于教会学校形成了直接的竞争。福斯特在1870年初等教育法中虽然借鉴了许多国家教育联盟的想法，但最终认为按照教会的意愿行事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完整的保留了自愿捐助建立起

51、来的学校(voluntary school)。用福斯特自己的话来概述他所做的决定就是，“用最少的损失以争取志愿组织的合作，用最少的政府款项来弥补志愿形式建立起来的学校的不足，同时更多的争取家长的合作。”面对多方不同的意见，1870年的初等教育法被认为是“妥协之上的妥协”。 2.主要内容 1870年初等教育法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地方提供学校”( Local Provision forSchools)，第二部分为“国会补助”(Parliamentary Grant)。该法案中主要对于学区的划分、“公立学校“(公款捐助的学校)的建立、私立学校的处理办法、中央和地方对于初等学校的管理、宗教教育等

52、问题进行了规定。 ( 1)“公立学校”与民办学校 1870年初等教育法的目的是:为木区域的所有儿童提供初等学校以保证当地儿童接受有效且适当的初等教育，而并非从别的机构得到。对于不能提供适当的初等教育的地区应该成立学务委员会(school board)，学务委员有责任为改善这一不足提供条件。民办机构(the voluntary agencies)需要在六个月内澄清为新学校的建设所捐助的最后一笔款项，民办学校(voluntary school)经过该学校管理人员的转让后可由学务委员会接管。另外，法律规定“每一个接受初等教育的儿童，不论他归属于哪一个学务委员会(school board),每个星期都

53、要缴纳一定的费用，而费用的数目由委员会决定(一般每周不超过9便士);与此同时，对于贫民子女委员会可以出资使其进入除了公款补助的“公立学校”以外的初等教育学校学习。“公立的”初等学校是由学务委员会(school board)建立的，它倾向于将办学的中心聚焦于贫民子女，为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的儿童提供了一个独立的教育体系。这一点与民办学校(voluntary school)并无区别，尽管这一类学校仅被视为初等教育的增补力量。虽然中等偏下阶层的大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得益于该体系，但是这类初等教育学校仍被认为是主要迎合“街头的阿拉伯人”和“受尊重的”工人阶层的。他们自成一套教育体系，并月在学校学习的过程中

54、不会为进入文法学校或者进一步的其他形式的教育做准备。尽管公立的初等教育学校和自发性的初等教育学校在体制上是对立的，但却从另一方面达成了一致:他们都是为工人阶级子女提供初等教育的机构。而这一独立的体系在19世纪的后30年一致存在着，直到进入20世纪才缓慢的被侵蚀。 1870年初等教育法中关于“公立学校”的建立这一规定的效力取决于不同地区的需求程度，伦敦和伯明翰则是两个对初等教育需求较高的地区。伦敦的地方学务委员会仅用了12年就使公立学校学生的入学数量追赶上了民办学校(约250,000余人)，此时公立学校入学儿童的数量已超过500,000人，是私立学校的两倍。1在公立学校得以快速扩张的同时，教会仍

55、不遗余力地妨碍学务委员会的选举。由于该法案的妥协性，教会学校在法令允许的条件下同样得到了扩张。其他教派所开设的初等教育学校在数量上也有所增长。例如，罗马天主教学校从1871年到90年代末由400所增长到1,000所。“ (2)学务委员会(school board)的建立在1870年初等教育法中最为重要的一项举措即建立学务委员会。法令要求全国划分学区，由经过选举产生的学务委员会来负责监督本学区的教育工作。“学务委员会(schoolboard)的成员在5-15人之间，成员的选举荃于累积投票制。投票者可以将自己的选票全部投给某一个候选人，或者将其分别投给某几个候选人。所有的地方纳税人都有资格投票或担

56、任候选人，包括女士。委员会有制定章程的权利，规定5-13岁儿童有义务接受学校教育，其中10-13岁的全部或部分儿童不做强制的入学学习的规定，但需要经过皇家督学(Her Majestys Inspector)的督查认证，证实其已达到法律所规定的受教育标准。在一些大城市，地方的学务委员会的选举吸引了高质量人才，因而其本身也随之成为一种荣誉。在成立之初，委员会得到了很到的成功，任职的委员们秉持着强烈地慈善事业之心，为初等教育服务并享受其中。但是这情况几乎仅存在于大都市，在小一些的城镇则不仅如此。但是总体而言，地方的学务委员会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压力聚焦点，以及民主进程中新利益的聚焦点。然而，学务委员会在

57、民主方面的经验并非都是有益的。委员的竞选通常变为英国国教和非国教教派见的宗派战争，或是成为希望推进教育发展的候选人与致力于为地区纳税人节省钱财的争夺，亦或是政党见的厮杀。累积投票制一方面保护了少数派的利益，但另一方面造成了另外一种“不均衡”。例如，在伯明翰(Birmingham)的第一次地方委员会选举中，自由派共有巧名候选人参选，但最终赢得选举的确实托利党的候选人。在此次选举中，托利党共有候选人8名，因而他们将自己的选票更为集中的投给了党内的候选人，赢得了选举。1对于地方教育委员会来说，政治派别间的较量经常盖过了教育问题本身，在偏远地区的小规模的教育委员会通常被政治力量所控制而不能真正做出任何

58、决定。事实上，在该时期全英国将近一半以上的乡村地区的教育委员会都面临着一个窘迫的质疑:这些地方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地方教育委员会，在委员会内没有凝聚力，没有人在系统地推进他们应做的工作或应维护的利益。当然，也有许多地方教育委员会逐渐的发展起来，纯洁了内部的动机并建立起教育目的的新理念。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们认为在作社会决策方面国家和社会上的权威力量是更具活力的代理人，并未相关的运动做出贡献。在这一时期，学务委员会一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或遭到了质疑，如上所提到的演变为政治派别间的角力场，又如其机构在一些地区出现了赘余的现象。在1870到1896年间将近有2,500个学务委员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

59、建立，它仃中的半数以上的董事会都服务于人口低于1,000人的社区。在德文郡的116各乡村地方教育委员会中，其中86个委员会都各自服务于一所学校，另外25所各自服务于2所学校。“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成功的典范。例如伦敦的学务委员会，其结构与布局被广泛的模仿。 3.影响与意义 1870年初等教育法引发了更进一步的立法。在1870年之后国民教育联盟(NEL)是提倡免费教育的众多组织中的一员。在70年代早期，联盟成为一股新的教育力量，1869年有分支26个，而两年之后分支达到了315个。“教育联盟最为有影响力的观点之一就是对义务教育的推进。1876年的法案.要求地区必须选举出学校出勤委员会(schoo

60、lattendance committees)来管理与监督相关事宜，而不能与地区教育委员会有所交叉。到1880年，2000余个学务委员会和190个学校出勤委员会中，仅有其中的450个和20个部门采用了相关法案。在同一年有法令将义务教育作为细则提出:义务教育的年龄最高位13岁，从10岁起拥有豁免权(在1893年更改为11岁，1899年更改为12岁)。X1891年法承认公立学校和民办学校可以使儿童免费入学，学校可以索要补偿金。 1870年的初等教育法是一部对于初等教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该法案无疑成为英国初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分外重要的一步，具有进步意义。与此同时，也应看到1870年的初等教育法曲折发展的过程:不论是法案的提出还是实施都经历着“斗争一妥协”的过程，这其中的遇到的问题和来自不同方面的利益争夺都影响着该法案的实施和初等教育接下来发展的进程。但总体的趋势是，从1870年这一既进步又具有局限性的初等教育法。开始，初等教育逐渐成为社会政策发展所涉及的元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