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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版从欧洲中心主义向中国历史情境的回归汇编 摘要由法文小说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改编的同名电影，不再以西方视角窥视中国“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删除了不必要的政治议论，弱化了法兰西文化背景的启蒙和女权思想，文明主题不再突出，知青记忆则成为叙事中心。这当然是为了符合电影审查制度的要求，同时也是小说作者兼导演为回归故土而做出的文化立场的必要调整。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损害了小说的艺术完整性，造成了阅读的“间离”感，因而电影的相应改编也是一种艺术提高和趋附市场之举。 关键词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电影改编；法兰西文化；文明主题；知青记忆 在众多由小说改编的电影里，由法文小说改编的中文电影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
2、缝1似乎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异数与那本封面花哨的中译本相比，电影赢得了故事发生地*人更多的喜爱。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著名演员周迅、刘烨和陈坤加盟主演的关系，更是因为电影比小说更加贴近中国历史情境，而用法文写成的小说则具有比较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 一、情爱描绘：从异域情调到本土情怀 小说中文版作者自序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位希腊裔的法国作家，“他说法语时的声音，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的声音，连自己的母亲也无法辨认出来”，作者借此提出“但愿我用法文讲的故事，我自己的母亲还能听出她的儿子的声音”2。不知这是否显示了一种隐隐的焦虑，即在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作者将何以自处？而译者的译后记则毫不客气地指出小说作
3、者追求“异国情调”以取悦法国读者。这一点在情爱描写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 小说写小裁缝与阿罗（电影中称为罗明）的第一次“品尝禁果”是在山谷里，一棵高大的白果树下，“站着做的那事，就靠在树干上”，叙述人“我”（电影中称为马剑铃）惊讶地问阿罗：“站着？”阿罗回答：“是的，就像马儿那样。”“也许是因为这样，她事后竟然大笑起来，笑得那么疯狂、那么野蛮，笑声在深谷中传向远方，惊得鸟儿们全都扑棱棱地飞了起来。”一般中国读者读到这里都不免要产生“间离感”，这绝不像任何一个在中国闭塞山村长大的姑娘，倒像是一个火辣的法兰西女郎。然而据作者自序，作者在一个斯洛伐克首都举行的讨论会上，看到桌子上放了一些银杏（白果）树
4、叶，表明当地汉学家们非常喜欢这个情节。这里其实体现出一种西方（东欧可视为广义的西方）对东方（中国）的文化想象，银杏树被视为具有中国特征的树，而在西方的想象中，中国世俗世界的性观念要比基督教立国的西方世界开放得多。所以在法文小说中，这不失为一个可理解的，甚至是可圈可点的情节。然而同样可以想象，这个情节如果出现在汉语对白的电影中将是多么怪异而尴尬。在中国人的想象中，任是有多么泼辣，一个山村小姑娘可能与情人约会，却绝不会在“品尝禁果”后那样纵情大笑。所以，很自然地，在小说改编的电影中这个情节被删除了。 电影第一次表现小裁缝与阿罗的亲密接触则发生在水潭中，这是小说中第二次相关描写。小说为写这一段水潭约
5、会情景，采用了多声部叙述的形式，分别以老磨工（民歌手）偷窥、阿罗自述、小裁缝自述三个视角来叙述同一段故事，可谓浓墨重彩。显然，对健康欲望的表现、对优美裸体的欣赏都是西方主流文化价值，老人偷窥少妇也是西方绘画的一种传统题材（如苏珊娜出浴，典出圣经），二人扮演基督山伯爵与其未婚妻的情节尤其具有异国情调。在电影中，老磨工偷窥的情节不见了，而代之以老磨工为“我”唱歌和阿罗与小裁缝戏水两个场景的蒙太奇剪接对照，影片因而更具抒情性，而若将老人偷窥呈现在大屏幕上，必然让中国观众感到不适。二人扮演基督山伯爵和未婚妻的情节也删掉了，这实在是一个取悦法国读者的情节设计，在电影中，让两个穿着中国四川山村的粗布衣服（
6、或裸体），说一口四川普通话的年轻人扮演法国上流社会故事是有难度的。电影中增加的老裁缝不让阿罗给小裁缝读书的情节也类似于西厢记中老夫人破坏崔张恋爱的情节，老裁缝变为一个典型的传统中国家长，电影因而更具传统中国故事的色彩。 二、政治脱敏：适应电影审查与遵守艺术规律 一部知青题材的电影不可能不与*的电影审查发生关系。这部电影的剧本为达到审查的要求，经过了反复的修改。3相对于小说，电影已经完全政治脱敏。耐人寻味的是，小说作者兼电影导演对这种审查十分配合。其中原因就在于小说的政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视角所造成，放弃了西方视角，政治问题自然也就不能存在了。 小说中天凤山的村长和村民是淳朴的，却远远称不
7、上善良。一开篇，村长的形象就被描绘成眼中有“三点血污，一点大，两点小，全都是鲜红鲜红的颜色”，几乎是“文革”中异化权力的化身。当村长宣布“我”的小提琴是一件玩具，“应该把它烧了”时，围观的“每人都想夺过那玩具，亲手把它扔到火堆里”，这正是“文革”中群众运动的缩影。而到了电影中，这一切都被弱化了。村长依然严厉刻板，但眼中的血污没有了，他满口脏话，似乎只是一个粗俗的中年男人。尤其当二十几年后“我”从法国归来，再见到老迈的村长时，他已经是一脸的慈祥。在电影中，天凤山村民也变得慈眉善目，他们见到小提琴时只是争先恐后地传看，而不是要夺过来扔到火里，听知青读菜谱时，他们口角津津然，一副穷人嘴馋的样子，群众
8、运动的色彩荡然无存。 表面上看，从小说到电影，似乎是一种愤恨的淡化与历史性的“和解”。而实际上，之所以有“和解”的印象，主要是因为小说中的背景介绍和议论性语句在电影中难以表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背景介绍和议论性语句直接来自于西方视角。所谓天凤山村民曾经是武装的鸦片种植者，是出于20世纪40年代法国*士的记载，就是明显的西方视角。“我”的小提琴，小提琴演奏的莫扎特，莫不是西方视角，村长和村民的粗鄙野蛮正是在小提琴和莫扎特的映衬下表现出来的。反过来说，认识到小说的政治色彩是出于西方视角，认识到这种政治色彩是写给西方人看*知青（“文革”）故事的必要元素，就能理解小说的政治色彩其实只是一层廉价外衣，从
9、小说到电影，其叙事内核并无根本改变，所以当作家兼导演将这层政治外衣脱去时并无犹豫。 进一步说，电影放弃西方视角，不仅是适应中国电影审查的需要，也是出于艺术考虑。小说中写到乡间作法的老巫婆、镇上扫大街的老牧师和管理磨坊的老民歌手，多少都有迎合西方世界对红色中国的文化想象的意味。电影删除巫婆和老牧师，这既体现了一种“政治正确”，很可能是在电影审查的压力下反复修改的结果，又暴露出小说原本的缺陷巫婆和老牧师的出现与主要故事完全脱节，因而这就不全是甚至不主要是“政治修正”，而主要是“艺术加工”的问题。再看小说中老歌手唱的歌“尼姑就怕老和尚”，以及知青四眼将其改为“资产阶级的小虱子”，这两种版本都是对作为
10、“人民精神财富”的“民歌”概念的一种颠覆，而电影则将其改为一首谜语歌“鹞子飞来节节高”，虽然谜底同样粗俗，而作为谜面的歌词则十分优美。从政治上说，这是一种妥协，而从艺术上说，则是明显的提高。 总体上看，电影已经改到完全不触犯任何政治忌讳的程度，这应该是电影审查的有效成果。然而，小说中可能触犯政治忌讳的一些言辞其实只是在一种“异域之眼”观照下，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呈现出的概念化图景。所以当电影将这些情节或言辞删除时，其实只是一种策略调整，艺术的或市场的考虑要远远高于政治本身。 三、历史回归：法兰西文化让位于中国知青记忆 贯穿整篇小说的一个核心情节是“书”：借书偷书读书。在“书”的情节背后则是“
11、文明”的主题，小说实际上是讲了一个“文明”的摧残与修复、超越的故事。而在小说中，代表“文明”的则主要是法兰西文化。从这个角度说，这部小说就一曲法兰西文化的颂歌。 小说表现法兰西文化的魔力之一是“启蒙”。“我”和阿罗寻求“启蒙”（借书与偷书），又转而对小裁缝施以“启蒙”（读书）。阿罗怀有“塑造一个美丽又有文化的姑娘的伟大抱负”，当最终看到小裁缝口音和打扮上的变化时，他对“我”说：“咱们几个月的阅读终于没有白费。”在小说最后，小裁缝承认，改变了她思想的正是法国文学大师巴尔扎克。小说表现法兰西文化的魔力之二是“女权”。当小裁缝仿照包法利夫人中的描述缝制了胸罩，并剪短头发，“宣告了一个略带笨拙的漂亮村
12、姑的消亡”之时，阿罗“就像是一个艺术家打量着自己刚完成的杰作”而沾沾自喜，然而最后小裁缝的出走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小裁缝临别时不肯投入阿罗的怀抱，更是对男权社会无声而有力的批判。 显然，不论“启蒙”还是“女权”，都是高度法兰西化、高度西方化的思想。而在汉语电影中，“启蒙”和“女权”都被高度淡化，法兰西文化的魔力被降到改编的最低限度，“知青记忆”则抬起头来，成为主要表现的内容。可以说，从小说到电影，主题已经从“文明”的守护转移到“记忆”的寻求。 电影所表现的知青记忆之一是“*时期的爱情”。小说中阿罗为小裁缝读书，是要将她塑造成一个配得上知识青年的够品位的爱人，启蒙色彩浓重。电影则突出恋爱，淡化启蒙
13、，最明显的是突出“我”、阿罗和小裁缝的近似三角恋爱的关系，增加了一些小说中没有的相关情节。电影虽然保留了小裁缝出走的结局，但是小裁缝临行的一吻则将启蒙和女权的意味大大地淡化。三人之间的感情，而不是读书，已经成为故事的主线，而男知青与村姑的恋爱，正是几乎所有知青故事的核心情节。 知青记忆之二是特殊时期的社会生活。电影一开始就增加了村民听知青读菜谱的镜头，显示出知青记忆另一项核心内容城乡差异。再如，“我”和阿罗初见小裁缝被改为偷看乡村少女的露天洗澡，小裁缝为阿罗拦卡车，司机一见到后面的男青年就不肯停车，老裁缝说阿罗出身不好，要教他做裁缝等，都显示出风俗色彩。电影中将巴尔扎克的小说当成“阿尔巴尼亚”
14、电影讲给农民来听，将天鹅湖当成列宁在一九一八的插曲来演奏，更加逼近真实*场景而具有知青特色。 在中方合作人的建议下，电影增加了二十几年后故地重游的一组镜头。电影因而笼罩在一片浓厚的怀旧气氛中。这种改动其实相当烂俗。这几乎完全是出于票房考虑，积极迎合社会上的怀旧心理的结果。电影最终成为一部知青怀旧电影。口口声声的巴尔扎克成为特殊年代的贫瘠文化生活的一种点缀，不再具有杀伤力和诱惑力，于是法兰西文化最终让位于知青记忆。 宽泛地说，法文小说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中鲜明的异域情调、浓重的法兰西文化气息都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表现。小说以西方视角、“异域之眼”窥视中国“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虽然在西方世界取得
15、成功，却难以说服故事发生地*亲历者们。这不仅体现在若干细节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的问题上，还体现在若干价值评判标准上。因此，汉语对白的电影放弃了欧洲中心主义，去除了原著“政治过剩”和“思想过剩”的问题，而专心讲一个中国历史情境中、山清水秀背景下的知青爱情故事，虽然不免迎合市场之讥，也仍然是生动可爱的。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已经可以视为一部地道的本土电影。 基金项目 本文系牡丹江师范学院国家级重点创新预研项目“一代人的面孔知青文学研究”（项目编号：GY202x09）；牡丹江师范学院省级重点创新预研项目“知青影视剧的叙事学研究”（项目编号：SY202x14）的阶段成果。 参考文献 1 戴思杰.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M.巴黎：伽利玛出版社，202x. 2 戴思杰.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M.余中先，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x：3. 3 王浙滨.不了乡情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如何搬上银幕J.电影，202x（07）. 作者简介 曲竟玮（1983），女，黑龙江牡丹江人，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2x级在读博士研究生，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新版从欧洲中心主义向中国历史情境的回归汇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