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中国古代史学的思维特征论文.doc

《论述中国古代史学的思维特征论文.doc》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述中国古代史学的思维特征论文.doc（11页珍藏版）》请在装配图网上搜索。

1、阐述中国古代史学的思维特征论文阐述中国古代史学的思维特征论文中国古代史学不但留下了种类繁多、卷峡浩繁的历史文献，而且蕴含了系统而丰富的史学思想，其史学文化之兴旺，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树一帜。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开展过程中，史学家们通过对历史研究的对象、特点、方法与目的的多重考虑，逐渐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思维特征，主要包括“究天人之际”的整体思维、“通古今之变”的通变思维、“成一家之言”的创新思维、“以史为鉴”的鉴戒思维和“求真”与“求道”的二重思维。以往学术界比拟重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个案分析p ，却很少进展整体研究，把握总体特征。本文基于此，拟对中国古代史学的五个主要思维特征作出阐述，以此提醒中国古

2、代史学思想的民族特性。一、“究天人之际”的整体思维“究天人之际”，即是讨论天人之间的关系，亦即天道对于人事的影响。中国古代史学议论人事，总是离不开天道，而将天与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进展考虑，表达出天人一体的整体思维特征。从理论渊来讲，天人一体的整体思维，最以道治天下，而三代以后那么是以法把持天下。因此，三代是治世，汉唐那么是乱世。史学家司马光就明显表现出对于三代的推崇。司马光肯定三代为治世，认为相较于三代，汉唐政治总体上是逐渐衰落的。如两汉“虽不能假设三代之圣王，然犹尊君卑臣，“敦尚名节”；魏晋以降，社会“风俗日坏”，“不顾名节”；唐代进一步衰落，社会“不复论尊卑之序、是非之理”；到了五代，“天下

3、荡然莫知礼义为何物矣”。朱熹认为三代君王有圣人之心，所以社会得到大治；汉唐君臣急功好利，心术不正，如汉高祖、唐太宗等做事“都是自智谋功利中做出来，不是自圣贤门户来，不是自自家心地义理中流出”o4ic=，所以社会得不到大治。应该说，司马光、朱熹等人对于汉唐历史的评价，秉持的是一种道德评价标准，明显地打上了理学的烙印。二、“通古今之变”的通变思维“通古今之变”的通变思维，即是肯定历史变化开展的思维。中国古代史学研究历史，普遍重视对于历史过程的认识，注重贯穿的历史意识；而在“通古今”的过程中，那么重视运用历史变易的观点来进展审视，肯定历史的变易过程是一种盛衰之变。 “通变”的思想也自于周易，系辞传下

4、将周易的这一思维集中表述为“易穷那么变，变那么通，通那么久”。强调变易是周易的显著特点，司马迁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太史封序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中引孔颖达语说：“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有“变”然后那么“通”，周易肯定大千世界与人类社会都是周流变通的，所谓“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自然界普遍、永久的盈虚消长与社会历史的盛衰变化是相通的，所以丰卦象辞说：旧中那么是，月盈那么食，天地虚盈，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革卦象辞也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_，顺乎天而应乎人。”系辞传下那么结合伏羲氏以来的历史，肯定这种社会开展变化的必然性。

5、周易的通变思维启发了中国古代史学的“通古今之变”。司马迁最早明确以“通古今之变”作为史记的撰述旨趣，首创纪传体通史体裁记述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上下三千年的历史，用通变的目光来认识和把握历史过程的治乱兴衰之变。纵观司马迁的通变思想，其一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太史公勺字，对古今历史追溯其原始，察究其终结，同时注意考察历史开展过程中的盛衰之变及其互相转化。史记的编纂构造表达了这种“原始察终”的思想，其中十二本纪旨在考察王迹的兴衰；十表将历史划分为五帝三王、东周、战国、秦汉之际、汉兴以来五个时期，整体反映了自黄帝以来三千年历史开展变化之大势；八书记述的是历代制度的演进情况；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那么主要表

6、达了各类历史人物在历史变易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史记的“见盛观衰”思想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肯定历史变易是一种盛衰之变；其二是强调事物的盛衰是互相包含的，要注意发觉盛世历史向衰败转变的可能性。司马迁充分认识到历史盛衰之变的复杂性，如殷本纪所记商王朝的历史，就表达出了历史的衰、兴、复衰、复兴的错综复杂的开展过程；所记从春秋到战国的历史开展，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兴衰变易过程，其中充满着周王室和诸侯国、各诸侯国之间权力此消彼长的盛衰之变。因此，历史的盛衰之变不是一种简单的两段论，而是盛衰互包、盛衰转化的，要想保持历史的持续开展，就必需要盛中见衰，以防微杜渐。司马迁受易传“易穷那么变”思想的影响，提出了“承敝易

7、变”的历史变革论。司马迁将易传的变易思想运用于考察社会历史，指出一个政权的覆灭，必然是这个政权在制度上出现了种种弊端，因此，代之而起的新兴政权就必需要针对前朝制度的种种弊端进展变易，只有这样，新兴的政权才能得到稳定。他认为汉朝的兴起与稳定，就是针对周秦累积的种种弊端，“承敝易变，使人不倦”的结果。史记重视对于变革历史的记述，而略于和平时期的历史记述。据统计，史记关于黄帝以来三千年历史记述总共有五十二万余字，而关于周初、战国、秦汉之际和武帝建元后四个主要变革时期的历史记述，却有四十余万字，由此可见其重视变革历史记述之一斑。有学者称这种撰述原那么为详变略渐，是有道理的。三、“成一家之言”的创新思维

8、“成一家之言”，即是要求史家必须在史学认识上见解独到，史书编纂上发凡起例，也就是具有一种创新的思维。中国古代史学从史学思想到历史编纂，都普遍力求“成一家之言”，强调创新思维。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最早以“成一家之言”作为历史撰述旨趣的是司马迁。先秦学术虽有诸子百家的称呼，却只有史学而没有史家，所以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没有标立“史家”名目。司马迁提出“成一家之言”，自寿彝先生认为这“是在史学领域里第一次提出了家的概念”那么司马迁所成史家之“言”的内涵又是什么呢？司马迁两次谈到“成一家之言”问题，其一是汉书所载报任安书所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

9、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二是太史公自序所谓作太史公书，“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其实这两处的记载，包含了史学认识与史书编纂两个方面的思想，也就是史家之“言”的详细内涵。首先，从史学认识来讲。报任安书这段话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从研究对象而言，“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那么是从研究目的而言。从研究对象来看，史记的“成一家之言”包含了天人古今的内容。以时空关系而论，“究天人之际”指的是历史撰述的空间范围，“通古今之变”指的是历史撰述的时间跨度。合而言之，它们便是历史记载的全部对象。以理论思维而论，

10、“究天人之际”表达的是一种哲学观，是一种天人一系的整体思维；而“通古今之变”那么是一种历史观，表达的是对历史整个过程的考虑。从研究目的而言，史记的“成一家之言”包含了史料的搜集与考辨和“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两层含义。“网罗”史料，是史家进展历史研究和撰述的前提条件；而网罗的“旧闻”并不都能当作可信的资料加以使用，还必需要对其进展考实，以期提醒历史的真相。而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不只是去发现_，还要去求得其中的真理，即要在提醒_的根底上，发现和认识历史“成败兴坏”之变及其规律。而史记关于历史“成败兴坏”的“一家言”，那么主要包括“载其清静，民以宁之”的政治观，“富者，人之情性”的经济观和“存亡在所任”

11、的人才观。其次，从史书编纂而言。史记在史书编纂上的“一家言”，主要表达在创立了纪传体通史体裁。从历史编纂渊来讲，先秦的竹书纪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这说明迟至战国末年，人们已经关注对历史的贯穿考察；而世本那么是一部包含“帝系”、“本纪”、“世家”、“传”、“谱”、“氏姓”、“居”、“作”等多种体例的史书，这说明先秦史书的历史编纂体例已由单一向综合四、“以史为鉴”的鉴戒思维“以史为鉴”，即是强调历史的鉴戒功能。中国古代史学研究历史，往往植根于高度的社会历史和民族国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本着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通过书写历史的兴亡成败，以为现实政治做借鉴，表达了重视经世致用的特点。中国古代史学“

12、以史为鉴”的鉴戒思维，最早系统而明确地产生于尚书，尚书酒浩记载了武王对其弟康王说：“古人有言日：人无于水监鉴，当于民监。今惟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表达了周武王要以殷人_的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好好地照照周人自己的想法。当然这里“古人有言日”，说明这种以史为鉴的思想还可以上溯到更远的时期。尚书中的康浩、召浩、多士、多方、无逸、君爽和立政等篇，都有关于夏、商兴亡的讨论，如召浩就说“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说明了周人要以夏、商的_做借鉴的执政理念。那么，尚书的作者为何有如此强烈的以史为鉴的思想呢？这是与西周初年严峻的政治形势分不开的。历史上的周灭商，其实是“小邦周”灭了“天邑商”、“

13、大邦殷”，所以获得统治的周人自然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对于商周之际周人的忧患意识，易传也有反映，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说：易之为书，“其出人以度外内，使之惧，又明于忧患与故”。在易传的作者看来，易经所反映的是商、周之际政治盛衰转换的那段历史，所以其文辞饱含着一种忧患的意识。周人正是因为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所以才会强烈地要以殷人的_作为自己的借鉴。也可以说，尚书的以史为鉴思维，其实是周初稳定统治的迫切政治需要。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像尚书这样出于现实政治统治的.迫切需要而强调以史为鉴的，以汉初史学的“过秦”思潮和唐初史学的“以隋为鉴”最且什弃。四、“求真”与“

14、求道”的二重思维“求真”与“求道”，是中国古代史学关于历史之“真”的一种认识。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历史之“真”包含着史实之真与道义之真两个方面，前者旨在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后者是基于一种伦理道德的判断，我们将这样一种求真理念称作二重性思维。这种“求真”与“求道”的二重性思维，要求中国古代史学一方面要追求史实之真，从历史的真实中去认真总结经历教训，探求历史治乱兴衰的道理；另一方面也要追求道义之真，从神意角度论证王权的合理合法性，发挥历史学的道德教化功能。首先谈“求真”，即追求史实之真。在中国古代史学开展过程中，史学家们始终致力于追求史实之真，并且在史学“求真”理论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思想。 第一，

15、先秦史家求真精神的产生。最能表达先秦史家求真精神的，当属“太史简”。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载，春秋时期的齐国权臣崔杆因齐太史书“崔杆就其君”而连杀其兄弟三人，最后因太史弟继续坚持书写而作罢，“太史简”的故事成为春秋史官崇尚并践行“秉笔直书”原那么的典范。先秦史家求真精神在史著中的表达，那么以春秋和左传为代表。孔子春秋虽然重用褒贬避讳书法，却又能站在道德批判的角度，对尊、亲、贤者违礼行径不加回护，并且尽可能地“把二百余年的臣就君、子就父的场景淋漓尽致地展现给后世的人们”。同时孔子也重视文献的实证，春秋的编次乃其“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的结果。左传记事详尽，书法不讳，刘知裘

16、称赞其“善恶毕彰，真伪尽露”，并从叙事角度发出“向使孔经独用，左传不作，那么当代行事，安得而详者哉”I39I中左的感慨。先秦史学崇尚求真精神，首先是与史官起的神圣性有关。史官起于巫，原为神职，而巫是沟通天人的，作史记事是为了享报于天。这种带有神学目性的记事，必需要求真实。其次也与对历史知识鉴戒作用的认识有关。如易大畜象传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诗经大雅荡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尚书召浩说：“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春秋“窃取”警世教化之义等，鉴戒使历史记载的真实性成去一种I弘妖。宋元明清历史撰述重视天理。范祖禹著唐鉴，从理学角度将武周21年统治历史看作是“母后祸

17、乱”时期，纪年方式完全援引春秋“公在乾侯”例，以此申明褒贬之义。该书叙史、论史，处处皆以天理为标准。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是一部“会归一理之纯粹”的史学著作，其“义正而法严，辞核而旨深，陶铸历史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振麟经之坠绪，垂豁范于将来，盖斯文之能事备矣”。章学诚认为，历史撰述的目的是“传述忠孝节义”，使“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住。文史通义的很多篇章如史德、妇学、诗话等，都是以宣扬纲常伦理道德为旨趣的。 上述五种思维形式，虽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古代史学思维的全部特征，却也大致提醒了其主要特征。通过对这些思维特征的详细阐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史学思想的民族特性，以便更好地继承中国古代史学思想这份珍贵遗产。第 11 页 共 1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