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贸易理论及内生与外生比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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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贸易理论及内生与外生比较利益 理论的新发展：文献综述杨小凯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 讲座教授 电子邮件：xaoka.yan.a张永生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 博士后研究员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副研究员 电子邮件:onshng。hn关键词： 要素密集度逆转、O 定理、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S定理、罗宾斯基定理、内生比较利益、外生比较利益、分工与专业化 Kewords： aco ntensit evesal，HO teem, tor prce quization thore, theorem, Rybynkiteom, ndgenou compartieadvnge， Exogenuscoparati

2、v advantae,Divson f labourand pecaliztion。 JL分类:F1, F11 第一稿：001年 月 新贸易理论及内生与外生比较利益理论的新发展:文献综述 杨小凯 张永生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讲座教授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 博士后研究员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贸易理论的发展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以斯密(Smith,76）为代表的绝对优势说，当代经济学称其为内生比较利益说;另一种是以李嘉图(Rcardo， 1817)外生技术比较优势和赫克歇尔俄林（Hcksh, 1919； Olin, 19，简称 HO）为代表的禀赋比较优势说.这两条思路的差别并不是简单的外生与内生

3、比较利益的差别，它们本质上代表着经济学的不同发展思路。前者关注分工网络、经济组织等拓扑性质的变化，而后者则关注资源的分配与流向等非拓扑性质的变化。二战以来，外生比较利益说一直是贸易理论的主流。但实际上,外生比较利益说中的 HO定理严格意义上已经被推翻，而李嘉图定理也并不象过去认为的那样具有一般性.本文勾勒整个贸易理论发展的大致脉络，侧重介绍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全文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评述推翻外生比较禀赋优势说的理论文献；第二部分介绍否定 HO 定理的经验证据;第三部分评述新贸易理论，及其如何突破人们对外生比较利益模型的传统认识；第四部分评述内生分工与专业化文献对贸易理论的贡献；第五部分是简短的结

4、语。 一、推翻赫克歇尔俄林外生禀赋比较优势定理的文献 以李嘉图为代表的比较利益说是指，两个国家自给自足时，若 国生产 X 相对 Y 而言成本比 B国较便宜,则 A 国应出口 X 而进口Y。这里有两个相对概念，一个是 X与 的相对成本，一个是 A 与 B国相对而言。因此，这两个相对概念并不意味着 A 国生产 的绝对成本一定低于B国,有可能 国生产X和 Y 的绝对成本都比 B 国高,但 X 对 的相对成本可能仍比 B 国低，这时 国应出口 X 而进口 Y。对于只有劳动一种生产要素和不变规模报酬的李嘉图模型，只要 A、 两国生产 和 Y 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不同,则此种比较利益说就在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一

5、种生产要素的模型中总是成立.但是，只要多于两种产品，我们就很容易找到这种比较利益说不成立的例子(详见附录例 1）。 但是，对于有两种生产要素和不变规模报酬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ecksche,119；hlin， 193，以下简称 HO模型),情况就要复杂得多。对这类模型，比较利益说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说,一个国家出口比外国相对便宜的商品,进口相对贵的商品。也即，若 国自给自足时 X和 Y的相对价格低于 B国 X和 Y 的相对价格,则A国出口 X 进口 。这种比较利益说根本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成立。例 就是一个反例。在此例中,在一定参数值范围内 国自给自足时产品 2 的相对价格高于B 国,但有国际

6、贸易后却会出口产品 。比较利益说的另一个版本是所谓 HO 定理.此定理声称,在缺乏李嘉图外生技术比较优势时，只要国家之间存在着外生禀赋差别，也可能会产生分工经济。如果一个国家劳力与资本的比例大于另一个国家,则此国出口劳力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与 HO 定理有关的另外三个主要的贸易定理是：要素价格均等化（FPE， fco pric euaiztion)定理、斯托普尔和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 and Sauelon，1941，以下简称 SS 定理）和鲁宾辛斯基定理( Rbcynsi，195，简称鲁氏定理）。FPE定理声称，商品的自由国际贸易将使要素价格在国家之间均等化.某种程度上,

7、它是对要素自由流动的一种替代。SS定理声称，若 X 相对 为资本密集的，则当 X 与 Y的相对价格上升时，资本与劳动的相对价格也会上升。而鲁氏定理声称，当劳力相对资本增加时,劳动密集型产品产量上升而资本密集产品产量下降。 为了严格证明这几个命题的有效性，萨缪尔森（Samueso， 1948,99)对HO模型中的技术特性做了如下两个假定。第一，每一种商品的生产函数在各地都相同，而且这些生产函数在数学上是一阶齐次的（即不变规模报酬）。第二,无论任一国家中工资与资本的相对价格如何,甲行业中最优的资本对劳动的比率总是固定地大于或者小于乙行业。这就是所谓的强要素密集型假定（ sron fator-int

8、ensty ssuptio）。这个假定是不合学术规范的( notlegitmate）。因为最优劳动和资本的比例是内生决策变量,我们只能在解出最优决策和决策的交互作用产生的均衡后，才能判断两个行业中相对劳力/资本比率孰大孰小，或是否一行业的此相对比例总是大于另一行业。如果还没有解出均衡就假定一个行业中此一比例在任何条件下都大于另一行业，这就不是经济分析,而是一开始就假定了结论。第三个假定是每个国家永远生产两种产品。在分析之前就硬性假定每国都生产两种商品,也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每个国家是否专业化是决策的结果，我们只有解出决策和决策交互作用产生的均衡后才能判断，在什么参数值范围内一个国家是生产一种还

9、是两种商品。在做了这些硬性的人为假定后,萨缪尔森“证明”,俄林定理(Ohlin, 33)背后的假定意味着一个更强的两国之间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定理。SS 定理被用来支持保护关税.这个“定理声称，当劳力密集产品相对资本密集产品涨价时,工资相对于利率会上升.因此，相对于自给自足，发达国与落后国之间的贸易会降低发达国家市场上劳力密集产品的相对价格,因而使发达国的工资相对利率下降，打击劳工的利益,而保护关税则可以保护发达国家劳工的利益.但是，很多有实际经验的人都批评SS 定理。他们指出，保护关税虽有可能边际地改善发达国家的劳工地位,但却有可能降低国际分工水平，使这些劳工最终受损。所有这些所谓的“定理都被证

10、伪，即在维持最简单的 HO模型假定的条件下,这些“定理”并不一定总是成立。程文利、萨克斯和杨小凯的模型（Chen, Sah an ng，199）用超边际分析证明了这一点.且不说当一个国家选择角点解（完全专业化）时SS定理不成立，即使所有国家都不专业化（均衡发生在所谓多样化锥中）且要素密度逆转（fatr intnsit reversa)不出现时，他们也找出了一个反例,即如果生产函数参数变化引起要素相对价格和产品相对价格变化,如果人们对两种产品的嗜好相差极大，则劳力密集产品涨价有可能与工资相对利率下降同时发生.迪克特和罗曼(Dixtn Nma,1980）也找到了SS“定理”的反例。他们还找出了鲁氏

11、“定理”在所有他的假定条件下不成立的例子。如果不加人为关于决策结局的假定，而是从设定的模型解出最优决策及一般均衡,则只有在生产中要素替代弹性相差不大，人们对不同商品嗜好差别不大，以及要素禀赋差别不大时，要素密度逆转才不会出现.也只有对不同产品嗜好、要素禀赋差别不大时，每个国家才会生产两种商品。超出这些参数值范围时，要素密度就会发生逆转，或至少一国会专业化。这时，比较利益说、要素价格均等化、SS 定理、鲁氏定理都不成立.熟悉一般均衡理论的经济学家都很容易看出这些“定理”不可能成立。在一般均衡中，贸易量、价格都是由相对嗜好、相对资源量、相对生产条件及各市场之间数量价格交互作用的无数反馈链条决定的，

12、而 H 定理却声称贸易量及模式只与相对资源禀赋有关,而与相对嗜好及不同行业之间生产技术差别无关。S定理也忽视嗜好和技术对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之间关系的复杂影响。由于两种要素之间有替代性,且两国之间个人决策之间、不同商品的市场之间、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及买卖量之间有无穷多个反馈链条，一个国家有可能在开放贸易后出口本国自给自足时较贵的产品。比如，这个国家较小，而世界市场对此商品的偏好强,因此哪怕此国自给自足时此种商品的相对价格在本国很贵，则本国可能仍出口此种商品（亦参见附录例 ）。早在 1961 年，数理经济学家阿罗等人(rrw， Chery, Mihas and olo， 191; hgat， J。

13、 d ehjia, V.，994）就证明了 O定理的错误。他们指出,对于生产函数是 CES的模型哪怕生产函数在两国之间相同，但只要替代弹性在生产 X 和Y 中不一样,就有可能产生所谓“要素密集度逆转”（factor intesty everal),即在 A国为劳力密集的产品,在 B国却为资本密集产品。只要有要素密集度逆转，则哪怕不变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在两国完全一样，一定有一个国家会违反比较禀赋优势理论,出口其相对要素禀赋稀缺的产品。因为当替代弹性在两个产业之间不同时，生产 X 的相对要素密度是否大于生产Y 的相对要素密度,与相对要素价格有关.如果在劳动资本相对价格很低时 X 行业比 Y 行业更

14、劳力密集，则当此相对价格很高时，如果 X行业替代弹性大大高于Y 行业,人们就会在 X 行业更快地用资本替代劳动，则 X行业转变为资本密集型行业，而 Y行业反而变成劳力密集了。假定 A国劳力资本禀赋比 B 国高，A 国的工资/利率比低于 B 国，有可能 行业在 国是劳力密集型（此时 Y 在 A 国相应地是资本密集的）,但在 B国，由于资本多、资本价格低,厂商用资本代替劳动,使得 在 B国成为资本密集型行业(此时 Y 在B 国相应地是劳力密集的）。这样，可能的贸易模式有两种。第一， 国出口 X 产品、进口 产品。对 A 国而言,比较利益说成立,因为 A 国劳力相对多，出口劳力密集产品；但是，国资本

15、多却进口在本国是资本密集的,就违反比较利益原则。第二，A 国出口 Y 产品、进口 产品。此时 B 国符合比较利益原则，但 A 国却违反比较利益原则，因为 A 国是劳力丰富国家，却出口资本密集的 Y。因此,只要同一产品在一国是劳力密集的，而在另一国是资本密集的,则无论哪一种贸易模式发生，总有一国违反比较利益原则。而均衡的相对要素价格由资源禀赋、相对嗜好及两个产业替代弹性的差别决定，如果对两种产品的嗜好差别很大，和/或要素替代弹性在行业之间差别很大,相对要素价格之间的差别总有可能使得某一行业在一国是劳力密集的，而在另一国是资本密集的。因此，在一个标准的O 模型中（即生产函数在国家之间相同，显示不变

16、规模报酬)，均衡的贸易模式完全可能违反比较利益原则（详见附录例 2）。 对于数理经济学家指出的错误，大多数贸易理论家不愿承认，而是坚持“假定”这种要素密集度逆转不出现。琼斯（Jone， 1965）在“证明”HO定理时声称，即使我们不知道模型中效用函数、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HO模型中的比较利益说仍然成立。这个“证明”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作者假定当各国要素禀赋变化时，一般均衡的要素价格不会变化.这一假定显然违反一般均衡的概念，因为所有价格在一般均衡中都是内生的，一般会随着代表资源禀赋的参数变化而变化.琼斯声称他用的是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法，“证明”了劳力相对资本增加时,劳力密集产品相对资本密集

17、型产品的产量会增加.但是,如果假定要素价格不变，这就不是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了.他“证明”时用到罗氏“定理”，即一国劳力相对资本增加时，劳力密集产品增加而资本密集产品下降。而迪克特和罗曼（Dixit nd Norman， 1980，。1)， 成文利、萨克斯和杨小凯（Chen， Sah andag,1999）都严格证明，罗氏“定理”不可能成立.比如，若生产函数是 CD型的,当劳力增加时，劳力密集和资本密集产品都会同时增加,而不会如罗氏预见的那样前者增加后者减少。由于琼斯错误地认为罗宾斯基定理成立，并错误地假定要素价格不会因资源变化而变动，故他能“证明”出,当 国劳力相对资本增加时,劳力密集产品

18、生产量会上升，而资本密集生产量会下降，因而前者对后者相对价格下降,所以此国开放贸易后,更可能出口相对便宜的劳力密集产品。由于阿罗等人（Arr, enery, Mins nd oow, 61），迪克特和罗曼(Dit and Norman, 1980)等人在 HO原模型的假设条件下找出了与O 定理不相容的反例，所以按学术规范，HO定理严格意义上已经被推翻(在维持定理中假定时，一个反例足以推翻整个定理）。但是,琼斯的这个错误“证明”却一再在各种教科书中被引用，误导了很多学生。而迪克特和罗曼则在其有名的教科书中进一步列出了几个反例(Dxit and Normn,98, P。19, p。1， p98-,

19、 p02,pp114，1),证明即使没有资源密集度逆转,且每个国家生产所有产品,比较利益说在产品和要素都多于 个时不可能总是成立(附录例1 也是一个有三个产品的反例）。成文利、萨克斯和杨小凯( Cheng， Sacs ad Yan， 00a）也证明，哪怕没有要素密度逆转、没有技术比较优势、每国都生产两种产品,在一定参数值范围内 S 定理也不成立。 为了进一步证明贸易理论中的这些错误，德布鲁（Dbreu， 974）、曼特尔（Mant，1974)、桑仁斯基( Sonnenscen，197）更是证明出了一个真正的“不可能定理”。此定理说明，在不具体写出模型的函数显式的条件下，我们不可能找出一般均衡的

20、比较静态一般规律。但是,贸易理论中的四大主要定理都是试图在不具体设定模型的函数显式条件下找出均衡价格、资源、产量之间的一般关系(比较静态分析）。按“不可能定理”,这些“结果”是不可能成立的. 成文利、萨克斯和杨小凯（Chg, Sah andag,1999)将李嘉图的技术比较优势引进H模型,严格证明了比较利益说的局限性。他们在CD 生产函数中引入了全要素生产率参数在国家之间的差别,假定国家 中 X 和 Y 的生产函数分别是 和其中他们证明，如果 国既有生产 产品的技术比较优势，又有生产 产品的资源禀赋的比较劣势，当这技术比较优势超过资源比较劣势时,则A 国会出口有资源比较劣势的产品。例如,国生产

21、资本密集的产品有技术比较优势,但A 国是个劳力相对丰富的国家，若前一技术比较优势超过后一生产资本密集产品的资源比较劣势，则 A国出口资本密集的产品。他们的模型证明,资源比较优势说即使当替代弹性在不同产业中完全一样,即要素密度逆转不发生时,也可能被推翻(详见附录例3）。他们的模型可以总结为如下命题：假如交易效率在两个国家中都不太低,则当资本丰富的国家没有生产资本密集产品的比较技术劣势，或者当其比较禀赋优势超过技术劣势时,该国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否则,这个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果其中任一国家的交易效率非常低,一般均衡就是自给自足。当交易效率在两个国家中都略有提高时,一般均衡就跳到每个国家生产两

22、种商品并同它国贸易的结构。当一个国家的交易效率进一步提高时，一般均衡就跳到这样一个结构，即有更高交易效率的国家完全专业化并得到大部分贸易好处,而另一个国家则生产两种商品。当两个国家的交易效率都进一步提高时,均衡就跳到每个国家都完全专业化的结构.在给定交易效率时,比较技术优势和/或禀赋优势的程度的增加将使均衡从自给自足转向低水平的分工和贸易，然后转向两个国家都专业化的完全分工水平. 他们的文章也指出,完全忽视参数变化时贸易结构的超边际跳跃也是比较静态分析的一部分的做法是不对的。如果考虑这些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正如不可能定理所预见的，四大贸易定理不可能在任何参数值范围内都总是成立。 上述四个主要贸

23、易定理在理论上被证伪,给我们如下教训：第一,贸易量、价格和资源禀赋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性，正如不可能定理所证明的,如果这些关系有什么规律性的话，它都是对特定模型中特定的函数形式成立，或只对特定模型中某一特定的参数值范围成立。所以，不可能有无条件成立的比较利益说。第二，这四大贸易定理的提出都是从简单的直感出发,而这直感往往以个人的决策经验或局部均衡思考为基础，充满着逻辑上的矛盾,幼稚地无视很多变量之间复杂的反馈链条，所以不可能符合现实。比如,比较资源优势说就只看资源相对拥有量和相对产量之间的关系,误以为劳力相对多，就会多用劳力，生产更多劳力密集产品,而忘记了劳力相对多,劳力

24、价格也会低，这会使原来资本密集的产品也用很多劳力来生产。如果这个替代效应显著,则资本密集产品会逆转成劳力密集产品，而原来劳力密集的产品反而会变成资本密集的.更复杂的是，要素密集度与相对要素、产品价格之间有无穷多反馈链,而价格还与嗜好和资源存量有关,这些复杂的关系交织在一起，就不可能有一个与嗜好无关的相对产量和相对要素之间的关系（即资源禀赋比较利益说不可能总是成立）。第三,这四大贸易理论命题的“证明过程中，很多人都将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与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相混淆。例如，琼斯（Joe， 165)在证明 HO定理，斯托普尔和萨缪尔森(Stolper and Samuelson，1941)证明SS 定理

25、时，都假定某些价格是外生给定的，即当模型参数变化时,这些价格不变。这显然就会错误地忽视无穷多价格与数量之间的反馈链条.价格虽在决策问题中是外生的,但在一般均衡中它却是内生的，不可能在参数变化时永远不变。这四大命题的提倡者也完全忽视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的重要性,往往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内点解和边际比较静态分析上，无视这些命题完全与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不相容.第四,过去三十多年，很多经济学家将其大量精力浪费在四个错误的贸易命题的“证明”上，不但是他们对简单的直感盲目迷信的结果，而且是不重视纯理论研究的一个恶果。“不可能定理”早就预见所有这四个命题都不可能是对的,而很多贸易理论家却完全不理会这一定理，花了

26、三十多年去试图证明不可能成立的四大“定理”。而好的纯理论研究与更深刻的直感及经验证据完全一致。因此，做应用理论研究(比如，用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预见经济中的因果关系)，一定不可忽视纯理论研究中的成果.这一教训与 19世纪很多人无视能量守恒定律而浪费大量时间发明永动机的教训一样深刻。 二、否定H定理的经验证据使比较利益说不成立的要素密集度逆转并不是一种纯理论可能性,现实经济中它的确会发生。早在 95 年代，经济学家就发现了不少支持要素密集度逆转的经验证据。特勒副勒尔(Trefler,195）提供了系统的经验证据否定 O定理.他的经验证据说明,要素禀赋论正确预见贸易方向的比例只有 50%，其成功

27、率正好同抛掷硬币的概率相当。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假说也同大量的经验证据不相符合。否定 定理的经验证据还包括里昂惕夫（ Lntief， 53)、明翰斯（inhs, 1962）、马斯库思(Mas， 15)、巴瑞克和丘德里（ Brher and Coudhr，198）、斯太格尔（ Stger， 198)，等等。里昂惕夫之谜（Leonief Pard）就是其中的一个著名例子。里昂惕夫（eontif， 153)发现,如果用同等生产力的方法测量劳动，则有着高技术装备的美国工人的1人年相当于技术落后的他国劳动力的几个人年.因此，美国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里昂惕夫用美国17 年的数据发现，美国进口产品的资本/劳

28、动比率要大于其出口产品的资本/劳动比率.程文利、萨克斯和杨小凯（Cheg, chs an Yang，1999)的模型严格证明了里昂惕夫的经验证据与有资源和技术比较优势的模型的预见完全相容（详见附录例 )。 我们下面集中介绍明翰斯（Minh, 16)及阿罗等人（rrow， Cenry，Minhas anoo， 161）的论文.196 年，明翰斯在“政治经济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否定了 HO定理和萨缪尔森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此文以阿罗和明翰斯等人引入的新CES（即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形式为基础。该函数为:其中,是行业 i 的产出,K和 L 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而 则是参数

29、。这一函数形式假定行业 i 中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为常数.该函数有如下特点：（1)一阶齐次性；(2）资本和劳动之间具有不变替代弹性,它可能不为 1;（3）虽然所有国家的生产函数一样,但不同行业之间的替代弹性可能各不一样.用该生产函数分析贸易要强于两个常见的函数形式,即里昂惕夫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后者劳动和资本的替代弹性分别为 0 和 1。实际上,这两个函数形式只不过是CS 生产函数的两个特例。用这个新生产函数形式得出的结论同以往的理论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即无论是贸易的流向，还是贸易之于要素价格的影响都是不确定的.而且，经验研究还显示,否定 HO定理的经验证据并不仅仅是一个例外的情形. 明翰

30、斯（has, 196）证明，当两个行业的资本和劳动替代弹性时，行业 的相对要素密集度是否高于行业 j 才与工资率和资本成本的比率无关.如果两个行业的替代弹性（所有行业都是 C生产函数形式),或者当（所有的行业都是固定投入系数生产函数)时，则对于强要素密集型假定条件的实现已经足够。但是，当时，CS 生产函数就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 w/r 达到某一临界点时,行业i 和 的相对要素密集度会发生逆转。因此,不考虑 w/r 而将某个行业的特征定义为“资本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是不可能的。而且,对于任意两个具有不同替代弹性的行业 i和j,当两条代表替代弹性与相对要素价格关系的具有不同斜率的直线相交时

31、,相对要素密集度发生逆转就是不可避免的（见图 1)。在图 中，行业 i 和 j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不同，两条不同斜率的线相交于 c 点，与之相对应的w/r 为。当 wr 大于时,行业 i 较之行业 j 是相对资本密集型行业；而当 w/r 小于时，行业 i 较之行业 j 则是相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因此,就是决定要素密度逆转的一个临界点.图 两个具有不同资本/劳动替代弹性的行业的相对要素密集度如何发生逆转 明翰斯（Mnas, 1962）的经验证据显示，造纸行业在其w/r大于2，36 时，相对奶制品行业是资本密集型的，而在其 r 小于，16 时，则是相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在逆转点 C上，与/2，136

32、相对应的 K/值为,117。 当工资率相对资本成本提高时，有更高资本/劳动替代弹性的行业，要比有更低替代弹性的行业变得相对更加资本密集，即使此时二者的资本密集度都在上升也是如此.但是，如果相对资本密集度要在要素价格相关范围内发生逆转（即从小于交点水平到大于交点水平）,则两个条件是必备的。第一，有更低替代弹性的行业在资本/劳力密集轴(纵轴)上必须有一个更高的起始点。比如，图 1中行业 的替代弹性低，其在纵轴上的起点也很低，它要变得比行业 或行业 j相对更加资本密集型就不可能。第二，两个行业替代弹性的差别要适当地大。如果差别很小，则逆转点的 /r 将非常之高。这在现实中不太可能出现。比如,明翰斯的

33、数据表明，粮食加工行业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只比化工行业的替代弹性大.78，要素密集度逆转要在 r达到20，0 时才能够发生。相反,造纸业和奶制品业的替代弹性之差是 0.244，其要素密集度逆转在 w/ 达到$2,13时就发生了.而造纸业和粮食加工业之间的要素密集度逆转就几乎不可能发生，因为这两个行业估计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差别并不显著,两条直线彼此几乎平行，在现实中不可能相交。表 1提供了几对行业之间要素密集度逆转时的临界 wr 和 K/L值.表 1. 不同行业之间要素密集度逆转的临界 r 和 /L值 上述观测值的工资率范围从低收入亚洲国家的$25每人年，到美国和加拿大的3，600 每人年。经验

34、证据中的年资本回报率从到 15%.这样，相关的 w/范围就从近似的$1，1到$2，400。从这个意义上看，上表列出的要素密集度逆转就发生在经验上可信的范围之内。严格而言，图 1中的直线应该是曲线（见附录例 2),所以曲线 和 是否会相交比这两个条件要复杂得多。由于 w/r 由不同国家的资源、技术、嗜好所决定,要素密度是否会发生逆转也不能单由替代弹性差异所决定，而是与两国对不同产品的嗜好、所有行业中的生产及各国资源条件相关（见附录中例 2).此外,明翰斯还对“强要素密集的假定进行了更为广泛的检验.他的证据显示,与“强要素密集假定相矛盾的证据决不仅仅是一个例外,而是具有广泛性.如果萨缪尔森的第二个

35、假定即强要素密集度假定为真，则一定可以发现，即使在任意两个劳动和资本相对成本相差很大的国家，根据资本密集度进行的产业排序一定是相当一致的。明翰斯根据美国和日本 947 年和1 年的投入产出表计算出了它们各自的产业密集度排序表（见表 2)，进一步支持了表 1 中要素密集度逆转的证据。例如，在日本，食品加工业要比造纸业的资本密集度排序高出 8 位,但在美国，资本密集度更高的却是造纸业。 表 2。根据资本密集度（直接的资本和劳动）进行的产业排序 明翰斯还证明了要素密集度逆转对商品和要素价格比率之间关系的影响。不同国家的商品和要素价格比并不是单调关系，当 w/r 低于一临界值时，产品相对价格随要素相对

36、价格上升而增加；过了这一临界点后，两种相对价格之间呈负关系（即S 定理不成立）。在有不变规模报酬技术和竞争条件下,产品价格比率是w/r 的函数。当 wr 提高时，根据商品 1 比商品 2 是低还是高资本密集度，商品1对商品 2 的价格比率会提高或下降。两种商品在工资率达到某一点时的要素密集度逆转，使得同样的商品价格与国家之间不同的要素价格比率能够同时共存。因此,两国商品价格通过贸易达到均等化，通常并不能保证各国要素价格的均等化（即 FP 定理不成立）。 要素密度逆转对中国的实际意义可以用下例说明。中国是土地相对劳力稀缺的国家,而不少农产品看来似乎是土地密集的，比如在美国就是如此.按照HO定理，

37、中国加入WTO 后好象应该从美国进口农产品、出口劳力密集的工业品。但是，由于中国劳力多、工资低,农产品在中国却逆转成劳力密集型产品。因此,中国进入WO 后，反而可能会大量出口农产品。例如，中国的苹果、弥猴桃等农产品，现在已对发达国家农产品构成强大竞争.一旦中国进入 WT, 很可能不是中国怕外国农产品进口，反而可能是发达国怕中国的农产品进口。最近的中日农产品贸易战就是一个证明。但是，由于农产品在美国是土地密集的，而中国加入TO使美国这个土地丰富的国家有可能从中国进口大量对美国而言是土地密集的农产品.这种贸易模式就违反了比较禀赋优势说。三、新贸易理论的发展 98 年前，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以李嘉图为

38、代表的外生比较优势说比斯密的绝对优势说更具有一般性,因为绝对优势是比较优势的是个特例。也就是说，有绝对优势时,一定有比较优势；而有比较优势时，却不一定有绝对优势.在斯密(Sth，17)看来,人们可能天生差别并不大，但是由于后天选择不同的专业,因而产生了生产不同产品的不同生产力,这种根源于劳动分工的绝对优势是贸易好处的根源。而李嘉图（icd， 1817）则认为，这种绝对优势虽然是产生贸易好处的充分条件,但却不是必要条件。以英国和法国为例，虽然当时英国生产工业品和农产品的效率都比法国要高,但如果工业品生产中二者生产力的差距大于农产品中的差距，则英国可以专业生产工业品，法国专业生产农产品然后通过贸易

39、互利。这就是所谓技术比较优势（或利益）说。而资源禀赋比较利益说并不同于技术比较优势论，它是指劳力资本禀赋比率高的国家应出口劳力密集产品。但是，两种比较利益说都以两国之间有天生的生产条件(技术或资源的）差别为贸易的基础。对贸易理论的重新思考,就是从推翻这个传统观点开始的。197 年，迪克特和斯蒂格利茨(Dit and Siglitz， 977）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们发现，即使两国的初始条件完全相同,没有李嘉图所说的外生比较优势，但如果存在规模经济，则两国可以选择不同的专业，从而产生内生的(后天的）绝对优势。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例子,其中有斯密的源自专业化的绝对优势，但却没有李嘉图的比较优

40、势。可见，在某种条件下,李嘉图的外生比较优势概念不能包含斯密的内生绝对优势概念。从而,斯密的劳动分工说有可能比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说更具有一般性。人们将迪克特斯蒂格利茨模型（以下简称DS 模型)称为新贸易理论。它讲述的是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冲突的故事。他们假定，所有人都天生一样,生产中存在着无止境的规模经济,而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从消费方面考虑,产品的种类越多越好;但是,从生产的角度考虑,产品的种类却是越少越好,因为产品的生产规模越大就意味着成本越低.但是,由于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和资源的稀缺性,当消费品种类增加时,每种消费品的生产规模就会缩小。它与规模经济相结合,就意味着每种产品的生产

41、成本和价格上升,消费者的效用下降。市场竞争就会去折衷这种两难冲突，达到某种垄断竞争的均衡。这个均衡虽然只是次优的，但是它却在垄断不可避免的约束下能将消费者的净福利最大化。若人口规模或可用资源增加，则市场折衷这种两难冲突的余地就增大。所以，一个规模扩大的统一市场,会使生产率和产品种类数同时增加.由于国际贸易能增加整个世界市场的规模，就使得折衷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加大,所有人都将有更多机会消费更多样化和更廉价的产品.在这个模型中，不存在李嘉图所说的外生比较优势,但是，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如果人们后天选择不同的专业，则斯密所说的后天比较优势就会出现。 克鲁格曼（Kuga,199)正是看到 DS 模型分

42、析国际贸易的潜力，因而将其应用到国际贸易分析而大有斩获。他用这个模型很好地解释了林达贸易模式,即为什么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先天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之间，而比较利益较多的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贸易，反而大大小于条件互相类似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正是在克鲁格曼等人的推动下，规模经济自 1970 年代末以来成为国际贸易理论中的热门话题.人们将这种源自规模经济的比较利益称为后天获得的比较利益.这种有规模经济的模型，由于去掉了传统的不变规模报酬的假定，故能解释生产力和贸易依存度同时提高以及贸易量比收入增长更快等现象。由于它揭示了生产力提高与贸易依存度提高之间的关系，这类模型得出了一些非常反传统的结论.例如

43、,这类模型预测,人口的增加会使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两难冲突的折衷余地增大，从而提高生产率和消费品种类。这种结论，同索洛(oow, 1956）的增长模型迥异。按照索洛的模型，人口增加会压制而不是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D 模型有一个很大的不足,它不能内生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转变。按照他们的理论,既然国际贸易的好处是如此明显，为什么人们一开始不直接选择国际贸易，而偏要从国内贸易开始？因此，他们只能将人们为什么最开始会拒绝国际贸易的原因归结于“某种障碍。由于这种障碍使得国际自由贸易无法进行,人们被迫拒绝国际贸易。但是，他们的模型中并没有代表这种障碍的变量或参数。在这种模型中，所有消费者永远会在一个统一的

44、市场中购买所有产品，每个垄断性厂商会向每个消费者卖他的产品,所以相互区隔的地方市场永远不会在均衡中出现.也就是说，市场一体化、全球化程度没有内生,即使交易效率改进、人口增加，市场一体化程度也不会演进。这种模型也不能解释个人和厂商专业化水平的变化. 因此，斯迈思（Smyte, 994)称 DS模型为外生贸易模型,而称以杨小凯为代表的贸易理论为内生贸易理论模型。更为重要的是,尽管S 模型能解释很多以前不能解释的发展现象，但其10 预见的人口规模效应和厂商规模效应与经验证据不相符合（Joes， 1995a,b； Zang， 001）.内生分工与专业化的理论文献，则放弃了 DS 模型中的新古典分析框架

45、,引入了消费者生产者合一及有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并用专业化经济替代规模经济，从而克服了新古典分析框架的局限。我们接下来介绍这类内生分工与专业化的贸易理论及其最新发展。四、内生分工与专业化贸易文献的发展 在杨小凯（Yang， 11, 996）的内生贸易模型中,每个人的天生条件可能相同,人们之间不一定有与生俱来的差别，即可能不存在外生比较优势。人们喜好多样化消费,专业化生产能带来高效率,但却会增加交易次数。这就产生了一对两难冲突:如果利用专业化经济，生产效率肯定会提高,但是它却带来了交易费用的增加.这种两难冲突的结果,会产生最优分工水平.这种分工经济当然是以内生比较利益为基础的.当人们专于不同行业

46、时,他们就会通过专业化而内生地(或后天地）获得比外行高的生产率。内生分工与专业化的贸易模型产生了如下命题：随着交易效率不断改进，劳动分工演进会发生，而经济发展、贸易和市场结构变化现象都是这个演进过程的不同侧面。伴随着分工的演进，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生产率、贸易依存度、商业化程度、内生比较利益、生产集中度、市场一体化程度、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贸易品种类及相关市场个数都会增加,而同时自给自足率下降.我们来看内生比较利益如何随着分工水平提高而提高的。分工后的总合生产力水平之所以高于自给自足水平,原因在于分工可以节省重复学习的费用。我们假定每个人可以生产粮食和衣物两种产品，二者都要经过学习才能掌握特定

47、的技能。为分析方便，我们假定每个人在每种生产活动中的学习费用均为A.分工经济的产生是以内生比较利益为基础的。例如，如果甲专家生产粮食，则他生产粮食的劳动生产率是 1-A，即等于他的可用劳动时间（假定为1）减去学习时间,然后再除以可用劳动时间。对专业生产衣物的人来说，他生产粮食的劳动生产率就为零.生产衣物的专业乙的情况正好相反。但是，如果是自给自足的情况，则甲生产粮食和生产衣物的生产率都为(0。5A）/5=12A。此处我们假定每个人在自给自足时各用一半即05 的时间生产每种产品.这样，甲在专业生产粮食时，其劳动生产率就从2A 上升到 1A，而乙专业生产粮食时,其劳动生产率也会从 12 上升到1A

48、。因此，内生比较利益会随着分工的发展而不断被创造和增进。这也是斯密关于不同专家之间生产率差别是分工的结果而不是分工的原因观点的正式表述.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发展，为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内核。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起因于国与国之间的外生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差别等原因。按照这种理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各自不同的生产和禀赋条件，它们之间应该比具有相同生产条件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更大。但是，实际上，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要远远小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这就是有名的林达贸易模式（Liner ptenof ade）。这种现象产生的真正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交易效率要

49、比发达国家低。根据内生分工与专业化的贸易理论，交易效率的提高会扩大市场容量，促进市场一体化，相互分割的局部市场将逐渐发展成一体化的市场.这时候,一个大的市场就为折衷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提供了更大余地。所以,国际贸易是国内贸易发展的结果，其市场容量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国际贸易之所以一般在国内贸易之后发展起来，是因为同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往往有一些额外的费用。比如，国与国之间的关税、运输距离、通关检查、签证及其它手续费.这些使得国际贸易比国内贸易平均而言交易费用更高。 目前，新兴古典分析框架下的贸易理论文献正迅速发展。我们接下来勾勒一下这些最新文献的轮廓。萨克斯、杨小凯和张定胜最新

50、的论文(achs, Yang and Zhang, 2001)将交易效率和生产函数在国家之间的差别引入DS 模型，并证明在这种有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中，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两国生产的资本品种类数会越来越多，因此最终消费品的资本密集度会上升。但若一国人口相对另一国较多(劳力较多），则此国有可能也生产很多资本品(资本较多）,而且即使此国劳力与资本比率仍比他国高,此国仍可能进口劳力相对密集的消费品和出口资本密集的消费品。严格而言，资本密集、劳力密集这类概念对有递增报酬和内生资本品种类数的模型变得没什么意义了。因此测度资本密集或劳力密集程度的数据也变成没有什么意义了。正象牛顿力学产生后，过

51、去物理学中的刚性，本质等概念都被人们所抛弃一样。如果一定要套用传统的概念，上述萨克斯杨小凯张定胜模型证明,一国有可能出口有外生技术比较劣势的产品。这是因为这个有递增报酬的模型可以产生所谓内生比较优势。只要这内生比较优势 超过外生比较劣势，一国就有可能出口外生比较劣势的产品所谓内生比较或绝对优势是指如果每个国家选择专业生产某种产品，它可以内生地创造出原来没有的比较和绝对优势。这种内生比较和绝对优势有可能在天生生产条件完全相同的国家之间产生。换言之，内生绝对优势有可能在外生比较优势不存在时出现。这个模型还引进了交易效率比较优势概念,它由一国各种产品交易效率相对比值与他国同类的相对比值的差别定义.在

52、 国有生产 x 的外生比较劣势和内生比较劣势时,如果 A 国有极大的出口 x 进口其它产品的交易效率优势,则此国还有可能出口在生产中有内生和外生比较劣势的产品.每个国家都会尽量充分利用外生内生的生产和交易效率的综合比较优势，而避免贸易有交易效率比较劣势的产品。当这些比较优势之间有冲突时(例如，一国有出口 的生产中的外生比较劣势,以及内生比较优势或交易效率中的比较优势),此国是进口 X还是出口 X 就由前者是否超过后者而定. 以实际经验而言，中国这类资本相对稀少的国家也出了象远大这类私人企业,向世界市场大量出口资本密集的中央空调机。以日本的经验而言，10 年代日本生产汽车的相对成本无法与美国竞争

53、,日本政府认为日本没有出口汽车的外生比较优势,并制定了限制汽车工业的产业政策。但由于美国军管当局为日本建立了宪政秩序，最后的决定权在私人企业手中，所以市场拒绝了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使日本创造了出口汽车的内生（又曰后天）比较优势,成了出口汽车的大国。这些例子都说明，经济发展的关键应该是让私人企业和市场决定出口什么，进口什么，不能由政府去刻意追求外生或内生比较优势。南韩最近提供了用政府产业政策追求由递增报酬所产生的内生比较优势的失败例子。政府操纵银行系统，鼓励向大公司和内生比较优势明显的产 业投资，结果导致金融危机，至今没完全恢复元气。 中国最近也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强调利用外生比较利益而无视内生比

54、较利益，而且不讲明怎样利用比较优势(是用政府产业政策还是由私人企业和市场自发地利用之）;而另一类则强调递增报酬及有关的内生比较优势，并鼓吹政府用产业政策和保护关税来利用内生比较优势. 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可取的.有人指出，美国发展早期就是用保护关税加快国内工业比较优势的积累,但他们却不提香港用自由贸易可以取得更好的发展绩效。世界银行经常用如下言语否定这种论调，尽管美国早期采取了保护关税，它仍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绩效。此处尽管一词意味着,如果没有保护关税，美国的早期经济发展可能会更好.因此保护关税并不是好绩效的原因. 但是，既然保护关税对经济发展并没有好处，为什么很多国家在发展的早期都采用了这种政

55、策呢？成文利、萨克斯、杨小凯（ Cheg,Sac ndYang,00)最近将超边际分析用到李嘉图模型,提供了对这种现象的一种政治经济学解释。他们的模型证明，当交易效率从低向高变化时,一般均衡会从完全自给自足非连续地跳到不完全分工。不完全分工意味着交易效率较低的国家分工水平比交易效率高的国家要低。此落后国的国内相对价格就是国际市场相对价格.因此落后国的人均收入与自给自足时相同，即贸易和分工的好处完全被发达国独占，而落后国得不到多少好处。这时落后国就有意愿通过关税来改变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因此而得到较多贸易好处。而发达国却倾向于单方面的自由贸易政策，因为关税只会使进口品更贵而减少本国福利。但是，如果

56、交易效率进一步改进，则一般均衡会非连续地跳到两国分工水平都很高的状态.这时贸易品相对价格都不由任一国国内生产条件决定，而由两国的生产条件和消费偏好共同决定。这时每国都可以用增加关税来从对方争得更多的分工好处,因此关税战有可能使贸易的好处完全消耗。这时，两国都有意愿参加纳什关税谈判，而纳什关税谈判的结果是双边自由贸易。因此，这个模型既解释了经济发展的过渡期时的二元结构：发达国追求单方面的自由贸易、落后国追求单方面的保护关税、纳什关税谈判不可能实现,也解释了经济发展的成熟期通过多边关税谈判取得多边自由贸易的局面。它也解释了英国十七世纪从推行保护关税的重商主义向单方面自由贸易政策的转变,这种转变与当

57、代发展中国家从单方面保护关税转向多边关税谈判,并导致多边自由贸易的局面有异曲同工之效。有意思的是,自由贸易并不能由看不见的手达致,而要通过政府之间的多边关税谈判达到。而在过渡期，落后国有两种方法改进其地位.一12种是搞保护关税,在整个饼变小的情况下减少发达国从贸易中得到的好处，因而增加本国得到的好处。一种是提高交易效率，使分工水平提高，然后通过关税谈判达至多边自由贸易,把饼做大，自己也得到更多好处。有趣的是，如果用超边际分析将李嘉图模型由两个国家、两种商品扩展到三个国家、两种商品的情形，则我们会看到,其中一个国家同其他国家相比也存在着比较优势,但也可能被排除在国际贸易之外（Chg, acsa

58、Ya， 2000b）。假定这三个国家的交易效率各不相同，A 国和 国的交易效率高于 B 国.这样，一个国家如果同其他两个国家相比,在任何单个商品上都没有同时对另两个国家的技术比较优势，或者交易效率很低，则这个国家可能会被排除在国际贸易之外。具体而言,假定 A国在生产粮食上比 B 国和 C 国都有比较优势，C 国在生产衣物上比 国和B国都有比较优势, 国在任何商品的生产上都只较其中一国有比较优势，比如，它在生产粮食上比 C 国有比较优势,但是它却比 A国有比较劣势；在生产衣物上比 A 国有比较优势，但却比 C 国有比较劣势。结果是,B国可能被排除在国际贸易之外。 这个模型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它能调

59、和近来关于一个国家究竟是实行自由贸易还是提高国际竞争力更为重要的争论。克鲁格曼（Kgman， 194)认为,一个国家应该致力于促进自由贸易,而强调国际竞争力的做法将是一个“危险的迷途”.萨克斯等人（Sch， 996a,b）则相反，他们强调,国际竞争力对改善一个国家的福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以一个国家的交易效率来衡量国际竞争力的话，那么上述模型就证实了竞争力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仅仅具有比较优势并不是得到贸易好处的充分条件.一个国家即使对另一个国家有比较优势,但是如果其交易效率很低,或对其它潜在的贸易伙伴并不都具有比较优势的话,它将被排除在贸易之外。比如,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就正遇到来自其它

60、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强的竞争.同时,该模型也支持克鲁格曼的观点,一个国家应致力于促进自由贸易并提高交易效率。在该模型中,促进自由贸易可以通过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提高交易效率来实现。如果交易效率特别低，则不会有贸易发生,此时无论是绝对优势还是比较优势都无用武之地。通过贸易自由化政策可以提高交易效率，能够使一般均衡从低分工水平非连续地跳到高分工水平。所以，新兴古典超边际分析甚至比边际分析更支持自由贸易政策。国际竞争力和自由贸易都是提高一个国家福利的重要因素。克鲁格曼之所以强调贸易自由化而不强调提高国际竞争力，一个重要原因是，后者常被用来作为妨碍自由贸易的借口。 张定胜(000)将内生比较利益引进

61、这类李嘉图模型,将刘易斯早期的二元经济思想大大发扬了。刘易斯 195 年代提出二元经济现象是从完全自给自足的社会发展到完全商业化社会的过渡期中,一个社会中部分人卷入商业化和分工，而另一部分人却仍在自给自足状况。因此，二元经济不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二元，而是商业化部门和非商业化部门的二元.但刘易斯不知道超边际分析，而超边际分析是将其原创性思想数学化的关键。所以刘易斯只好退而求其次,用边际分析研究工业-农业二元结构。张定胜用超边际分析证明,当交易效率极低时，所有国家都在非商业化的自给自足状态。 如果A国交易效率改进,B 国交易效率仍低，则 国出现国内分工和贸易，而 国仍处于自给自足状况。当B国交易效

62、率稍微改进，使得部分居民可以卷入国际贸易,但这微小改进不足以将所有居民卷入国际分工,所以部分居民仍在自给自足状态。这就形成了一国内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比如沿海大城市的居民)与外国贸易,生产力较高，大部分收入来自市场，而另一部分人自给自足,没有来自市场的收入，生产力低，看起来象潜在失业或不充分就业(Uderpoymet）.由于这种二元经济的存在，贸易条件对 B 国不利，大部分国际贸易的好处被A 国获取。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度在这两类二元经济中相对于自给自足上升。随着两国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改进，A,B二国都完全卷入国际和国内分工,所有人的生产活动完全商业化,二元经济消失，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度下降.张定胜还证明，二元经济消失时，欠发达国家变成发达国，这时欠发达国的国际贸易条件有可能恶化，但其从分工得到的好处及人均真实收入却会上升。最近的经验证据（en,1998）说明,新加坡和泰国的国际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出口品相对进口品越来越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