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窑瓷与唐代茶酒习俗(doc 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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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沙窑瓷与唐代茶酒习俗湖南省博物馆 李建毛内容提要: 长沙窑瓷中出现大量与茶酒有关的器具,这些器具是随唐后期茶酒习俗变化而新出现或演变过来的。本文拟透过这些器具印证唐代茶酒习俗的演变过程.对一些器具的功用、名称也进行了厘定。关键词:点茶法 茶具 酒具“男女饮食,人之大欲存焉.”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的改善，作为人类基本需求的饮食，其方式和内容出现相应的变化.而饮食习俗的改变，又将导致饮食器具的变化.茶酒为中国古代的两大饮料，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文化符号，并行不悖，唐才子传:“茶铛酒杓不相离”，白居易:“看风小三升酒,寒食深炉一碗茶”，“举头中酒后,引手索茶时”1。唐代饮器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便因茶

2、酒习俗变化所致.通过这一反应链，透过长沙窑的饮食器，可折射唐后期茶酒习俗的演变。一 茶叶加工与碾具如果说六朝时饮茶限于药用或流行于社会上层，唐时则广泛普及于民间，并风靡全国,“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乃至到了“茶为食物,无异米盐的地步，且“田闾之间,嗜好尤切”2，已成为各阶层的生活必需品.唐代中后期茶叶加工、冲煮方法发生较大的变化，就加工方法而言，前段加工法为煎炒,后期改为蒸焙。朱翌猗觉獠杂记卷上:“唐造茶与今不同，今采茶者，得芽即蒸熟，焙干,唐则旋摘旋炒。”其实，朱翌所说并不确切，蒸茶法在唐后期已经出现，并已普及，茶经卷上三之造对造茶工序有明确的记载,“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

3、之,茶之干矣。湖南是唐代重要产茶区，作为“南方之嘉木的茶树在湖南广泛种植。李肇国史补中所列各地名茶中,就有“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氵邕湖之含膏等名茶，且是上贡朝廷的珍品,“氵邕湖唯上贡,何以惠平常”3。五代时,茶叶成为马楚政权的经济支柱之一,楚“于中原卖茶之利，岁百万计”。后汉末三司军将路昌祚至湖南市茶，被俘至金陵，后楚按路昌祚损失纲运之数赔偿，给茗万八千斤.马殷每年还向中原朝廷贡茶数万斤，可见湖南地区茶叶产量之大.作为重要产茶区，湖南的饮茶非常风盛,茶叶加工、冲煮方法也较其它地区先进,湖南是较早改用蒸茶法的地区之一.广雅云(2)：“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 李群玉诗龙山人惠石禀

4、方及团茶表明，他所生活的时代湖南茶农已将茶叶蒸焙后加工成团茶。李群玉的生卒年不详，但逝于863年的段成式曾作哭李群玉一诗,表明李早逝于段。从诗名可知，龙山人赠予诗人的茶有方、圆两种形状。方圆团茶在陆龟蒙茶焙诗中也有提到：“方圆随样拍，次第依层取”。这种方、圆形团茶在宋代壁画中有所反映,并有实物出土,说明唐时湖南加工的团茶与宋已无区别，宋时团茶上饰龙凤纹者为贡茶，即所谓“小饼龙团供玉食5。唐福建地区的茶叶加工新法,可能就是由湖南传入的，张舜民画墁录载唐建溪北苑茶未著，“贞元中常衮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谓研膏茶”。正史载常衮于建中元年五月由湖南刺史迁福建观察使,故建州生产团茶或饼茶，当始于德宗

5、初年的建中年间。团茶在饮用时须先加热,捣碎碾成茶末，其工具便是茶碾.长沙窑址出土大量茶碾具,为茶叶加工新法流行于湖南地区提供了物证。1964年冬至1年春，周世荣先生对长沙窑的调查和试掘中，出土有“元和五年”、“天成四年五月五日造也”等刻铭碾槽6,碾轮以蓝家坡出土数量最多.978年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配合水利工程的调查中，发现碾槽、碾轮各3件7。在1983年发掘中出土碾轮5件,碾槽17件（图一).最初有人将这种碾具当作药具，法门寺出土一套鎏金鸿雁流云纹银碾具（图二),其大小、形制与长沙窑碾具基本相同，所饰镂孔壶门、彩绘祥云瑞兽（禽）的装饰风格也相似，其功能在铭文中有明确记载，碾槽底錾:“咸通十年文思

6、院造银金花茶碾子一枚，共重计廿九两，匠臣邵元，审作官臣李师存，判官高品臣吴弘悫,使臣能顺.”及“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铭.轴上有“五哥”字样。五哥为僖宗登基前的称呼。碾轮在法门寺出土物中称为锅轴,上有铭文“锅轴重一十三两”.这种碾具与文献所载也完全吻合.茶经：“碾内容堕而外无余木,堕形如车轮，不辐而轴焉.轴中方而执圆。唐代碾茶也大量见于文献，如曹邺故人寄茶中：“开时微月上，碾处乱泉声”.薛能蜀州郑使君寄鸟嘴茶：“拒碾干声细，撑封利颖斜”.徐夤谢尚书惠蜡面茶：“金槽和碾沉香末，冰碗轻涵翠缕烟。湖南诗人李群玉龙山人惠石禀方及团茶中也明确提到用碾具碾茶，“客有衡岳隐,遗予石禀茶。自云凌烟露,采掇春山芽。

7、璧相压叠，积芳莫能加。碾成黄金粉,轻嫩如松花”。“璧”分别代表明碾槽及轮，与长沙窑瓷形制吻合.宋代茶碾也没有多少变化,河北宣化辽壁画墓备茶图（图三）上的茶碾与唐相似.宋审安老人茶具图中称之为“石转运。长沙窑茶碾具出土数量之多，说明当时湖南地区茶叶加工新法已很普及。茶经载碾“以桔木为之,次以梨、桑、桐、柘为之,认为茶碾以木为之,其中桔木最佳，概因当时常在茶中加放桔皮、姜、葱之故，湖南自古盛产柑桔，桔碾的出现也可能与湖南有关。瓷碾应是木碾的改良，因为瓷碾更坚硬,效率更高。198年长沙窑址发掘时还出土碗形、盂形、形擂具及鱼形碾具十余件8,都是茶叶加工用具。二 点茶法与茶壶随着茶叶加工方法的改变，饮茶

8、方法也大为不同。皮日休茶中杂咏序：“自周已降，及于国朝茶事，竟陵子陆季疵言之详也。然季疵以前，称茗者必浑以烹之，与夫瀹蔬而啜者无异也”9，这时饮茶有如喝蔬菜汤。陆羽茶经的煮茶法与此已大不相同，首先是煮水,以精选佳水置釜中烧至鱼目微开时,加入碾细的茶末，二沸时出现沫饽，将沫饽杓出，置于熟盂之中,继续烧至三沸，再将沫饽浇入釜中,称为“救沸”、“育华”，待精华均匀，茶汤便好了。这种极为繁琐的煮茶法只流行于闲情逸致的文人和僧侣之间。一般民众饮茶则更接近于点茶法，“即将团茶碾碎,置碗中,再以不老不嫩的滚水冲进去.”后以“茶筅”充分搅拌，形成乳状茶液.点茶注汤以汤瓶为佳，苏轼试院煎茶:“银瓶泻汤夸第二，未

9、识古人煎水意”。陆游“银瓶铜碾俱官样,恨欠纤纤为捧瓯。以汤瓶盛沸水冲茶,或直接用汤瓶煮水,已成为宋代备茶的基本模式,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说：“近世瀹茶,鲜以鼎镬，用瓶煮水”。汤瓶的制作也非常讲究，茶录汤瓶“瓶要小者易候汤,又点茶注汤有准.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或瓷石为之。点茶法起源何时，有唐、宋等不同说法.煮茶用的鼎、釜(钅复)、铫等物，在唐诗及茶经中都有反映,而无汤瓶-茶壶这种器具，陆羽所列的二十四种茶具中，并无茶壶。所以唐代是否有汤瓶，就成为判断唐代是否出现点茶法的重要依据，汤瓶的多少又反映点茶法的普及程度。茶经也认为饮茶之风以荆巴（今两湖及四川）、两京地区最为风靡，“滂时侵俗,盛于国朝,两都

10、并荆俞间,以为比屋之饮”，两京为非产茶区，其饮茶之盛无疑是受产茶区特别是荆巴地区的影响，而点茶法在两湖、巴蜀地区早已有之，广雅载荆巴地区“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有点茶法就有汤瓶的存在，在河北宣化张氏墓壁画备茶图中，可清楚地看出,当地都是以瓶煮水，说明内地早已如此。宋李济翁资暇录说:“元和初，酌酒犹用樽杓，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酌之誉，虽数十人，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无遗滴.居无何,稍用注子，其形若,而盖、觜、柄皆具.太和九年后，中贵人恶其名同郑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异，目之曰偏提。论者亦利其便，且言柄有碍而屡倾仄。今见行用。”从

11、文中可以看出，至少在太和年间已有茗瓶存在。另在明顾炳顾氏画谱中有幅斗茶图，系摹唐阎立本作品,有一人左手持碗向怀内曲捧,右手提瓶点汤，也说明当时已有汤瓶。如果说李济翁的资暇录为宋人所作，斗茶图为后人所摹的话,我们也可从唐诗中发现汤瓶的存在，如杜甫进艇:“茗饮蔗浆携所有,瓷无谢玉为缸。”杜甫所说瓷又叫罂,即为壶瓶,如浙江嵊县出土一件越窑盘口壶，上刻:“元和拾肆年四月一日造此罂，价直一千文”，余姚上林湖也出土一件刻有“维故唐大中四年故记此罂”。11资暇录中的酒注子形状如,盖、流、柄皆具，实际上就已如茶壶。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出土文物中找到了实物依据，西安郊区大和三年王明哲墓出土一件茶碗、茶瓶,茶瓶底部墨

12、书“老家茶社瓶，七月一日买,壹12.从墨书文字看出此壶是作为汤瓶之用，且如宋伯胤先生所说：“可以将它作为鉴别有唐一代茶瓶的标准器”3,墓主生前饮茶显然是用点茶法。据出土的墓讠志石载,墓主曾在长沙为官,宝历二年授湖南监抚使，太和三年病逝于“长沙廨署，归葬万年县氵产川之西岸”.他的饮茶方式当是湖南地区的习俗,或者京师地区也已如此.此外，15年河北唐县出土一套五代邢窑茶具,有茶臼、茶釜、灶、汤瓶、渣斗、茶神，也证明汤瓶点茶已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从上可见,唐代中后期陆羽茶经中的煮茶法虽仍广为流行，但不能否认有点茶法的存在,点茶法所用的汤瓶从文献到实物都可得到证明。如前所述,湖南地区的茶叶加工、饮用方式都

13、较其它地区先进,那么当时最能追赶时代潮流的长沙窑是否也生产汤瓶以迎合时代需求?通过对长沙窑瓷壶类型及其功能的分析排比就可得出结论.与岳州窑不同，长沙窑琢器不再以瓶、罐为主,壶类占绝大多数,其形制也很多，长沙窑一书中壶有型20余式，但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为盘口细颈型，也有撇口者，从“油瓶 伍文”铭壶(图四)可知,主要用作油壶,油为当时的贵重之物，古人常以“油水”衡量、比喻生活的好坏及利益的多寡，可见对油之珍惜.盘口、撇口便于将昂贵的油输入壶中,不致于造成浪费，而流的运用，又使油便于倒出。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境外出土的长沙窑瓷多属于此类,且多以褐斑或贴花褐斑为饰（图五）.印尼勿里洞岛海域发现的“黑石

14、号”沉船出土长沙窑瓷约5000件之多，但壶只有70余件，以褐斑小颈壶及背壶居多，这与长沙窑一书中国外出土的长沙窑产品所述相吻合，如朝鲜半岛出土三件壶皆是黄釉褐彩贴花三耳壶，其中两件分别有“郑家小口天下有名”、“卞家小口天下第一”铭文，虽名小口，实是撇口细颈。日本出土瓷壶中可明确为贴花壶的达13件以上，另有黄釉褐绿彩壶、黄釉褐彩壶各一件，材料未注明是否小口颈.印尼出土褐彩贴花壶三件（小口颈），黄釉褐彩壶一件(可能为褐斑小口壶）.伊朗、泰国、菲律宾、斯里兰卡、伊拉克等地出土的壶均为贴花壶。而釉下彩绘纹壶,文中仅述李辉柄先生在阿曼考察时曾见一件.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在分析长沙窑的外来文化因素时,发现褐

15、彩贴花壶表现最为明显，是否可以推论这种贴花壶主要是对外销售的?从郑家、卞家广告语中,可以想象两家为争夺海外市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第二类小口细颈型，分有流、无流两种，形制又分双鱼形、扁形等，典型器有湖南省博物馆及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绿釉瓷壶、绿彩塔纹背壶、双鱼瓷壶等（图六），为便于携带，壶两侧装有直穿式系,绳压处凹进.为使液体不易溢出,壶皆深腹、小口。这种壶原被认为是受北方游牧民族背壶影响出现的新器具，实际是一种很早便称之为的酒具,左传载有“使行人执承饮”。唐代酒的应用仍很普遍，郑开天传信记：“唐代道士叶法善，居玄真观。有朝客十余来访，角带淹留，满座思酒。密以小剑击之，随手坠于阶下，化为瓶,美酒

16、盈瓶”。李肇唐国史补卷上：“李相泌以虚诞自任。尝对客曰:令家人速洒扫，今夜洪崖先生来宿.有人遗美酒一，会有客来至，乃曰：麻姑送酒来,与君同倾。倾之未毕,阍者云:某侍郎取子。泌命倒还之，略无怍色。”唐诗中也有许多的作品,白居易香醪小瓷：“何如家酝双鱼,雪夜花时常在前”，即指这种双鱼形瓷壶。双鱼壶在唐三彩及越、邢等瓷窑等产品中都有发现,同时也见于金银器，1976年4月内蒙喀喇沁哈达沟门出土的6件鎏金錾花银器中,就有一件双鱼,高25.5厘米.双鱼的出现与唐代尚鲤鱼习俗相关，唐代为李氏皇帝，鲤、李谐音,对鲤鱼保护有加,同时也与古代“鲤鱼跳龙门之传说有关。除鱼外，当时还有以龟造型的龟，白居易晚归:“一条

17、筇杖悬龟,双角吴童控马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性加强，特别是一些文人为增添生活情趣，踏山游水，背壶的大量出现正是他们漂泊生活的实证，而唐代大量反映漂泊生活的诗歌（长沙窑瓷上便有不少)，则是他们生活及心理的写照。宋代酒仍是文人出行的必备之物，陆游幽居即事九首：“年来不把酒,杯委尘土。第三类为撇口粗颈型。此类壶在长沙窑瓷壶中所占的比例最大，其特征是粗颈，短流，喇叭口，瓜棱腹或圆腹。这种壶的造型与西安王明哲墓出土的“茶社”瓶、唐县出土的茶瓶非常接近，通过类型分析,我们认为其主要功能应是点茶用的汤瓶。1983年12月在安徽巢湖市伍贾大队庵门村清理的一座唐会昌二年墓中,出土四件长沙窑执壶及酱釉

18、双系大瓷壶、白瓷碗、青瓷盏、牙黄釉茶托及釉陶盏等物,从出土茶盏及盏托分析,长沙窑执壶当时作茶壶使用的。要说明的是王明哲墓出土汤瓶上的“茶社”中的“社”，是当时民间或文人的社会组织，如佛教组织有“千人社。“茶社”是唐宋时喜好茗饮的文人成立的一种组织，或称之为“汤社，如五代位至太子太傅、加封鲁国公的和凝，就曾组织过“汤社。唐代饮茶风靡与文人的推崇有关，文人饮茶也给这一习俗增添了许多文化内涵，正如王玲先生所说“茶文化的形成与唐代诗风大盛有关。14以诗文饰瓷是长沙窑的一大创新,长沙窑瓷上脍炙人口的诗歌、栩栩如生的花草、飞禽走兽彩绘图画,绝大多数出现在这一类壶上,说明茶与文化的结合，这既是一种装饰,又说

19、明诗歌与茶文化在深层次上的关联。但这种壶也不全用于汤瓶，一些壶上书有“陈家美春酒、“美春酒”、“好酒无深巷”等题文(图七）。春酒即冻醪，是寒冬酿造，以备春天饮用的酒.传：春酒，冻醪也.据诗豳风七月记载，“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宋代朱翼中在酒经写道，“抱瓮冬醪，言冬月酿酒，令人抱瓮速成而味薄”。杜牧在寄内兄和州崔员外十二韵中写道,“雨侵寒牖梦，梅引冻醪倾。唐国史补载当时名酒中就有“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等春酒。这与长沙窑诗瓷壶上的“春人饮春酒”意思相同。从题铭中可见，这类壶中有部分也用作酒壶,由此可知当时茶、酒具的共用现象，下文将提及的碗盏更是如此.第二类酒壶便于外出携

20、带，而这种酒壶适合居家、酒肆斟酒之用。唐代后期商品经济繁荣，都市及商贾要道兴起了许多酒肆，“斜雪北及何处宿，江南一路酒旗多”，皮日休酒中十咏酒旗:“青帜阔数尺，悬于径末道.多为风所,时见酒名号。”从壶铭可知,当时不仅酒旗上有酒名号，酒壶上也有酒名号。这种带流的酒壶也称注子，宋高承约事物纪源：“注子，酒壶名，元和间酌酒用注子。”与此配套使用的还有碗或盏托等。宋代便演变为注壶及注碗，1981年北京西郊辽韩迭墓出土有越窑青瓷注、注、盏托、碗、碟等器物。五代南唐画家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中有注壶及注。002年西安南郊原唐长安新昌坊出土五件白釉“盈字款带盖执壶（图八），其造型与王明哲墓茶瓶、长沙窑此型壶相似

21、，其功用应也一致。五件壶全都有盖，说明此类壶在使用时原是有盖的，以加强“汤瓶”的保温性能。盖为伞形，出沿，圆纽,子口15.但目前长沙窑这类壶均未见附盖，那么它们原来是否有盖?93年窑址发掘出土器盖9件，其中A型6件,多为“注子类壶类盖”,其中、式(图九）与西安出土白瓷壶盖相似，可见此类注壶原来也是有盖的，只是在使用中容易损坏,不易保存。稍晚的茶壶便在盖的边沿增加小系,以便穿绳系于，使其不易损坏。湖南省博物馆就藏有一件带盖茶叶末釉葫芦形壶，壶身作葫芦形，管状流，“了”形,上附一瓜蒂形盖，盖沿有一小系,长沙窑址也有类似造型的壶出土(图十)。这种汤瓶的缺陷就是须先将沸汤注入壶中,再以此壶注入茶碗，程

22、序较为繁琐,而且降低了汤的温度，故长沙窑有另一形式的汤瓶,可谓是上述茶壶的改进型，即长沙窑书中的C型式（图十一)，193年窑址发掘中便出土27件，壶深腹,圆管状长流，口小而直,无，但肩部有一长柄，与流成一直角,此壶的优点在于可直接煮汤，且注汤时不易烫手。此型壶的功用原有不同说法，李效伟先生将其诠释为茶壶16，甚为合理.其实，183年窑址出土的一件壶柄上的“注子铭17,就已表明其功用。任何事物并不都是简单划一的，除汤瓶外，长沙窑还发现鼎、钅复、铫等煮茶用具，说明当时煮茶方式并不是一种。发掘报告长沙窑中提到83年窑址出土20件鼎，李群玉曾用鼎煮茶,“滩声起鱼眼，满鼎飘清霞”18，与皮日休、陆龟蒙诗

23、茶鼎所说当为同一物，只是诗中的鼎为金属质。釜即为茶经中的茶钅复。也有用茶铫者,元稹茶：“铫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长沙窑也出土茶铫(图十二)一件.通过长沙窑也可了解代唐代煮汤用的茶炉风貌。9年长沙窑址出土各式炉71件，其中B型式炉(图十三)浮雕式仰莲纹碗形器口，筒形中腰作镂空状，器底为覆莲形圈足状，施酱釉.炉中部镂空,以通空气，这便是茶经载的风炉,比河北唐县出土的成套茶具中的风炉造型更具特色。唐时茶文化与佛禅一拍即合，所谓“茶禅同一味”,对文人的影响颇深，茶炉饰莲瓣便不足为奇,194年河北张家口宣化辽张文藻、张匡正等墓壁画事茶图的茶炉上也有莲花台座。三 茶、酒饮具茶、酒饮具也常常共用。当时最为

24、常见的茶酒饮具当是碗,不仅有瓷碗，还有金、银、玉碗,李白客中行:“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盛来琥珀光。”一般平民多用瓷碗，长沙窑址出土瓷碗上有书“岳麓寺茶碗”、“茶碗”（图十四）、“酒盏”、“美酒”、“国士饮”等字者，“黑石号沉船上打捞的长沙窑瓷器,有一件碗心也书“茶盏子”9(图十五）。同一窑址出土的相同器形,分别有书茶、酒字样,再次证明当时茶酒具并没有明确的区分,混用可能更是常事.为适应点茶法，碗作为茶具更为适宜，而且以瓷碗最实用。陆羽所说也是如此，“碗：越州上，鼎州、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洪州次。“畚:以白蒲卷而编之，可贮碗十枚,或用。其纸巾巴以剡纸夹缝令方，亦十之也。当时饮茶的量便多以碗数论，

25、茶经:“夫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座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若六人以下，不约碗数，但阙一人而已，其隽永补所阙人。”卢仝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言饮茶之功效也以碗数而论。金石萃编济渎庙北海坛祭器碑载德宗贞元十三年河南府济源县令张洗列举祭祀济源公时,不仅设茶供，且陈设有“粗茶碗子八枚,茶锅子一并风炉全，茶碾子一”。钱易南部新书载东都洛阳一僧年百二十岁，对宣宗说其生性好茶,“或出亦日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法门寺出土的成套茶具中就包括秘色瓷茶碗。越窑茶碗在民间备受推崇，施肩吾蜀茶词：“越碗初盛蜀茗新,薄云轻处搅来匀.”同时长沙窑“湘瓷”茶碗也同湘茶一样出现在全国各地

26、,刘言史与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诗：“湘瓷泛青花,涤尽昏渴神,长沙窑瓷“茶碗”铭也可印证这点。此外,湖南湘乡棋梓桥宋窑址出土一件黄釉瓷碗上有“吃茶去”三字，一看便知此碗为茶碗。“吃茶去”当是茶馆酒肆的广告语,其典故也原于唐,相传唐赵州观音寺有一高僧从谂禅师，人称赵州古佛，每与人交谈，说话之前都要说“吃茶去”，成为口头禅和禅林法语，俗称“赵州和尚吃茶去”，在佛教界影响很大,也成为茶肆的最好广告词。就普通平民而言，以碗饮茶之习从唐代开始,延续至宋,至今日北京的“大碗茶”，已是传承千年。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酒具比茶具的形制也更为丰富。商代就有专门用于饮酒的爵觯,随着制漆工艺的进步,春秋战国时期漆耳杯成为

27、新兴的饮酒器具。制瓷技术的改进，瓷器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漆器作为器皿的功能,酒具也出现相应的变化.南朝酒盏又出现底托，湘阴窑址便有出土，唐代盏托的数量明显增多，其功用也出现歧议,或谓茶托,或谓酒盏。其实这种盏托的出现最初当是侍仆向贵族敬酒之用,因酒杯形体较小，敬酒时不易转手，故以托承之，实是礼义所需。饮茶普及后,为免于烫伤，盏托则又用作茶具，始作俑者即蜀相崔宁之女。李济翁资暇录：“始建中，蜀相崔宁之女，以茶无榇，病其熨指，取碟子承之。”195年5月陕西西安和平门外，唐长安平康坊的东北隅出土银质鎏金茶碗托子7个，有铭:“大中十四年八月造成浑金涂茶拓子一个，金银共重拾两捌钱叁”.茶盏出现的时间约在中

28、晚唐五代,实际是点茶法出现后，为解决茶盏烫手而制造的,所以当时茶盏托、酒盏托都存在，除酒肆、茶肆及上层贵族有明确区分外，一般人家恐怕太多混用，不能简单地将盏托归于非此即彼的单一用途。这种盏托在长沙窑中也有较多的发现，193年长沙窑址发掘时出土盏托2件，制作较为精细,以花口为多,或为葵花状，或作莲花形，多饰有褐绿彩.除盏托外，当时还有一种专用的酒杯，即通常称之为海棠杯的羽觞。其形如海棠,这种杯起源较早，由楚汉时漆耳杯演变而来,楚辞：“琼浆密勺,实羽觞些。”汉书注：孟康曰：羽觞，爵也,作生爵形，有头尾羽翼.所以古人将将酒杯常称之为觞或杯觞.汉代漆羽觞非常流行，兰亭序:“曲觞流饮”即此。陶渊明“一觞

29、虽自进,杯尽壶自倾”。唐代羽觞不仅流行，且演变为祝酒曲，通典云:青龙二年，以古置酒曲,易名羽觞行,用为上寿曲。唐代瓷羽觞在长沙窑中有较多的发现，13年长沙窑址发掘中就出土38件（图十六），邢窑、越窑都有同类型器，也见于唐三彩。同时还有玉、金、银羽觞，970年1月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便出土一件玉羽觞.饮茶习俗对茶具的另一影响是唾壶功能的改变.唾器在西汉时便已出现,安徽阜阳县双古堆汝阴侯墓出土一件漆唾器，底刻有“汝阴侯唾器六年女阴库讠斤工延造”铭文2。长沙也发现有西汉铜质唾壶。随着瓷器的兴起,瓷唾壶大量出现，形制随时代早晚有所不同,三国、晋初时为大口，圆球腹,高圈足,形似尊.南北朝时唾壶是墓中常见的

30、随葬物.南朝时逐渐演变为盘口,扁圆腹,平底或假圈足,有的配有盖，长沙解放四村出土一件隋青瓷印花唾壶,形制便是如此，相同形制的唾壶在长沙红莲塘出土一件，只是无印花,两件皆为湘阴窑制品.唾壶并不全是用于唾啖之用,一个健康的人是没有多少啖的。这种唾壶往往用于上层贵族洗嗽口之用,有佣人持巾或壶于侧。唐后期唾壶的形制出现较大变化，敞口，腹部较小,呈球形，一小孔与口部相通，青瓷、白瓷皆如此.湖南省博物馆藏有一件长沙廖家湾出土的青瓷唾壶，1955年西安王家坟村唐墓出土一件白瓷唾壶,形制大同小异。不仅如此，当时还有造型相同的金银唾盂,旧唐书郑朗传：“初,太和末，风俗稍奢张元昌使用金唾盂。”17年西安东郊新筑公

31、社枣园村出土的折枝团花鎏金银渣斗，为晚唐时期物,其形制与晚唐瓷渣斗基本相同.951年西安南里王村唐韦墓的石椁上线刻一双髻侍女，手捧一件类似的唾壶。这时期的唾壶增添了新的功能,即茶具，正如张东先生所说:“特别是那些小口径的渣斗，其一出现就为中国的茶文化所吸收，在保持其原有功能的同时，兼有茶具的功用,遂成为一种专门的茶具21。渣斗被陆羽列为二十四茶具之一.河北唐县出土的一套茶具中便有一件渣斗.在河北宣化辽墓壁画中张氏墓中渣斗为茶具也表现非常明确，M6的持盂侍女图，M1、M2、M的备茶图上都有与出土物造型相同的渣斗(图十七），盂之所以又名渣斗，乃取其在茶饮中放茶渣之意。因此183年长沙窑址中出土的3

32、2件唾盂（图十八）,当都是作渣斗之用,实用茶具之一种。随着由煮茶到点茶的变化，瓷质饮具的釉色也相应发生变化，在茶经中青瓷作为茶具备受推崇，“青者益茶”。故越瓷在邢瓷之上。南方产茶区以生产青瓷为主，“岳州窑瓷色皆青,但长沙窑便出现较大的变化.长沙窑仍大量生产青瓷,但釉色比岳州窑丰富得多，作为茶具的碗盏等大量使用酱釉，可能即为宋代黑釉盏的过渡之物。 注释:白居易：自题新昌居止,和杨同州寒食坑会.2旧唐书卷173。齐己:谢氵邕湖茶。4旧五代史，卷13，马殷传。5陆游：饭罢碾茶戏书。6周世荣：石渚长沙窑出土的瓷器及其有关问题的研究,载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年。7长沙市文化局文物

33、组：唐代长沙铜官窑调查，考古学报198年第4期.8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窑,第835页，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9全唐诗卷61。10王玲:中国茶文化，第6-64页,中国书店，192年。11李知宴:唐代瓷窑概况与唐瓷的分期，文物72年第3期。2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19页，文物出版社,197年。13宋伯胤：茶具，第3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14王玲：中国茶文化，第7页，中国书店，1992年。15尚民杰、程林泉：西安南郊新发现的唐长安新昌坊“盈字款瓷器及相关问题，文物23年第12期。6李效伟：长沙窑大唐文化辉煌之焦点,第158页，湖南美术出版社，0年。17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窑，第3页，紫禁城出版社，96年。18李群玉：龙山人惠石廪方及团茶。19谢明良:记黑石号（Bat Hiam）沉船中的中国瓷器，台湾美术史研究集刊002年3集。20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8年第8期。21张东：瓷质唾壶、渣斗考辨，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九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文中如有不足，请您指教！25 /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