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庄氏史狱与清初私人修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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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析“庄氏史狱”与清初私人修史摘要:庄氏史狱是清初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前辈学者研究成果众多,但多倾向于史狱于清初文化的负面影响,本文以清初私家修史为线索,从史学史的角度分析庄氏史狱对清初文化的影响。本文认为,“庄氏史狱”的发生,使清初以来蓬勃发展的私家修史遭遇挫折，但不足以动摇私家修史的热情。清初民间史家,经历曲折后仍坚韧前行。关键词:庄氏史狱;清初；私家修史清代的文字狱是从康熙朝开始的，清朝最早的文字狱是对清初十分流行的民族思想的反清意识的一种反应,也是清廷为了遏制反清复明思潮而采取的严格措施。顺康时期的文字狱不多,影响最大的案狱之一就是“庄氏史狱”。这一时期满洲铁骑初入中原,以汉族传统观念

2、看来，以“异族”统治汉人,是不符合汉人正统观念的。在广大汉人特别是一部分汉族知识分子中，存在着相当激烈的民族反抗情绪。他们认为,明亡清立乃“乾坤反覆，中原陆沉”1，“天昏地暗，日月无光”2，对满洲贵族入主中原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认为,天下之大防有二,首先就是“华夏”与“夷狄”之分。在他看来，“夷狄”乃异类,公然号召汉人起来造满人的反，正因为汉人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才使得“庄氏史狱”因在其著作中反清复明，不承认清朝正统统治地位之辞而定罪成狱的。“庄氏史狱”作为清初具有代表性的文字狱,其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许多学者多从文化高压、文化专制政策的角度加以评析,比如,谢国桢的

3、庄氏史狱参校诸人考、中国书籍考论集（香港中山图书公司1972年），周延年的庄氏史案考（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杨林的试析庄氏史案对清初私家修史的影响（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钱茂伟的庄廷修史考论（宁波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等。代表性的观点为,“清初的庄氏史案，在清代学术史、政治史上都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即封建统治者可以从一己的政治需要出发,而肆意践踏学术,摧残人才。这种文化上的短视，经过雍正、乾隆间的封建专制而推至极端,文字冤狱遍于国中，终于酿成思想界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还有专门研究史狱所涉及的某个人物与史狱的各种关系，以及此人物对史狱发生、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如韩逢华的查继佐与明

4、史案（苏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认为查继佐并不是庄氏史狱的告发者，可查继佐作为“首告”,从客观上触发了史狱。但我们还应该认清此案的主要原因是清廷的统治政策。除了上述的著作之外,还有从帝王心理的角度方面研究史狱的，如郭成康的帝王心理与文字狱（寻根2003年第2期）,也有从清初士人的思想意识去分析史狱的发生，如李润强、牛黎芳合写的清人士人的明史意识与康熙朝文字狱一一以康熙朝“明史案”和“南山集案”为中心（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等等。“庄氏史狱”是发生在清初的一起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文字狱，对清初学术，乃至清初文化造成了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但是,破坏的程度如何，消极影响的范围有

5、多大，清初学界对此做出了哪些反应,一些具体问题学界研究甚少。史狱因庄廷私修明史而引起，因史狱而遭受直接波及的是清初的私家修史,本文将对上述问题加以分析,对清初史学史的研究很有意义。（一）“庄氏史狱”的背景在明末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北京的明朝政权宣告灭亡。北方，有实力强大的满洲政权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西南有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南方还有占据南方半壁河山的南明政权。南明政权先后包括福王（朱由崧）弘光政权、唐王（朱聿键）隆武政权、鲁王（朱以海）浙东政权、桂王（朱由榔）永历政权和韩王（朱本铉）定武政权等,这段历史是明王朝的延续,其时间跨度大约与顺治朝相始终。但由于它们主要发生于海岛边地，当事人或死或逃，史

6、实近乎湮没。汉族人士面临异族入主中原的事实,感受着离乱之苦和身家之痛，感念旧朝。在他们看来,明王朝没有完全灭亡之前，清朝还算不得“正统”，南明王朝灭亡之后，其历史应由“继统者”完成。作为这一见证人的士人们认为,修南明“痛史”,正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黄宗羲给门生万斯同补历代史表所作的书序中，曾举元末明初的危素为例,说过这样一段话:“嗟乎,元之亡也,危素趋报思寺。将入井中，僧大梓云:国史非公莫如,公死，是死国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后修元史，不闻素有一辞之赞。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众矣!顾独藉一草野之万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4（P78）但是，值此改朝换代之际,修史队伍中却鱼龙混杂，士林中一些投

7、机钻营、利欲熏心之徒，以修纂史书的名义亵渎历代史家以生命铸就的史实精神。为了达到撰史留名后世、逞私谋利的目的,他们不惜造假附会,请人代笔，有的坚持固守陈见,诋毁歪曲,有的趁机告密邀功，打击报复,士人修史风气中的一些恶习愈演愈烈。至康熙初年，这种夹杂着强烈功利目的的修史活动,终于成为清廷推行文化政策,打击士人的口实，酿成了惨烈的修史案狱，“庄氏史狱”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二）“庄氏史狱”的始末庄氏史狱,又称“明史案”，系清顺治、康熙时文字狱之一。清顺治年间，南涛（今浙江湖州南滑）富户庄廷购得明大学士、首辅朱国桢生前部分明史稿，聘请了一批江浙学者，辑成明史辑略。未成，庄廷去世。其父庄允成于顺

8、治十六年（1659）请闲居在家的原明礼部主事李令析作序后,正式在书坊出售，完成其子遗愿。此书是以清美堂朱史氏的名义刊刻的,除作序者外,其余罗列的“参订者”18人。同年十二月，查继佐、范骥、陆圻三人因未参与编写工作，也未见过刊刻出版的书，却被庄氏列入“参订者”感到不满，遂向学道胡尚衡提出控告。胡批示湖州府学查报。府学教授赵君宋从该书中摘出数十处“毁谤语”,在府学门前张贴通报。庄氏即以高价将已售出的40多部明史辑略赎回，并对书中一些忌讳处加以修改后重新刻印。又疏通关节，通过时任通政司使的王永祚的关系，由湖州府将书分呈通政司、礼部和都察院三衙门备案。同时,庄氏重贿湖州知府陈永命，将书版调出劈毁置库。

9、前任归安县令吴之荣，因贪赃获罪，赦免后闲居在湖州，得知此事后,在李廷枢的唆使下，向庄氏敲诈钱财，未成。吴即于顺治十八年（1661）告发于镇浙将军柯奎。柯将此事转告浙江巡抚朱昌祚,朱下文由湖州学道胡尚衡处理。庄氏闻讯后，一面向有关官员行贿,一面请松江提督梁化凤向柯奎说情，使事情暂告平息。吴之荣因触怒庄氏,被巡道派兵遣送出境。吴之荣诈财不成，又遭驱斥，恼羞成怒。遂于康熙元年（1662年）将初刻本直接上京至刑部告发庄氏“私编明史，毁谤朝廷”。当即引起朝廷震怒，随即指派刑部侍郎等满族大员赴杭办案。此案牵连极广，为清朝第一大案。被捕杀的除庄氏、朱氏家属外，“江浙名士列名书中者皆死,刻工与鬻书者亦同时被刑

10、”5（卷二二江浙两大狱记）。一些地方官吏也被捕杀。被处死刑的达70余人，被流放的家属则多达数百人“庄氏史狱”对清初私家修史的消极影响顺治十八年（1661）,“庄氏史狱”案发。康熙二年（1663）五月,杭州城内的弼教坊，约计7僚名江浙地区的文人、名士被凌迟、重辟和处绞，一时之间，学界震动。庄廷私修明史而致惨祸,参订者亦遭连坐,此事件如同惊雷,使清初埋首修史的众多史家目瞪口呆。据朱彝尊记载,史狱之后,时人视明季史书如蛇蝎,避之唯恐不及，“先太傅赐书,乙酉兵后,罕有存者,予年十七,从妇翁避地六迁,而安度先生九迁,乃定居梅会里,家具率一艘，研北萧然,无书可读。及游岭表归,阅豫章书肆,买得五箱,藏之满一

11、椟。既而客永嘉,时方起明书之狱，凡涉明季事者,争相焚弃。问囊所储书,则并椟亡之矣”6（卷三十五曝书亭著录序）。收藏史书者尚且如此战战兢兢，修史者的惶恐不安可见一斑。庄氏史狱对清初私家修史的消极影响,具体为以下几点:首先，“庄氏史狱”直接影响到一些私史的成书与流传。直接受它的影响而未能成书者多部。吴炎、潘柽章主持编写明史记,因二人同遭史祸而导致夭折，潘耒松陵文献序云:“亡兄与吴先生（吴炎）草创明史,先作长编,聚一代之书而分划之,或以事类，或以人类,条分件系,汇群言而骈列之，异同自出,参伍钩稽,归于至当,然后笔之于书,其详且慎如此，庶几不失古人著书之意”7（卷七松陵文献序）。吴潘二人的史书,史料十

12、分详实,诠释尤为得当,尚未完成而遭到浩劫，实在是清初史学的遗憾。受到“庄氏史狱”的影响而遭到搁置,或将其藏之名山,不敢刊刻,影响其流传者数量更多。查继佐的罪惟录本名明书，因为受到“庄氏史狱”的影响而更名为罪惟录,修史者辗转流离,备极辛苦,据查继佐自序云：“此书之作,始于甲申,成于壬子中,二十九年，寒暑晦明,风雨霜雪,舟车寝食，疾痛患难,水溢火焦，泥涂鼠啮,零落破损,整饬补修。手草易数十次,耳采经数千人,口哦而不闻声者几何件,掌示而不任舌者几何端,以较定哀之微词，倍极辛苦。兼以他诡误而连狱，方楼藏而无山8（）0受史狱牵连,出狱后仍然能够不改变志向，著称巨作,查继佐这样的行为和精神足以不朽,但是罪

13、惟录不能改为原来的名字,令作者只能仰天长叹，“若夫罪惟录得复原题之日，是即左尹得复原姓名之日,静听之天而已”。8（自序）在此之后,查继佐本人及其门人对修纂一事守口如瓶，不敢对外人透露,更不敢刊刻,直到查继佐临终前才痛下决心，对此书进行最后的清理,无奈体力与精力均大不如前,整理只能草草结束,因此罪惟录一书只有稿本存世,史书篇章结构没有能完全清理，内容也有很多是颠倒错乱的。至乾隆时,文字狱盛行,收藏者害怕触罪，多将其涂改。张宗祥跋文云:“是书谏议传，无杨涟等,隐逸传仅至孙一元，奸人传无马士英,阙帙至多。盖原书每传不连写,又经后人任意装订,先后倒置,无目录可查,故虽阙而不知也。”8（罪惟录跋）改易书

14、名,深自晦匿，罪惟录虽能够幸运地流传至今，但是却面目全非,给后人的整理与利用带来许多的困难。幸亏后来得到张元济的苦心整理,才使得罪惟录虽历劫无数,最终免于沉沦。其次,受“庄氏史狱”间接影响而搁置成书甚至未能成书者大有人在。顾炎武修史也受到“庄氏史狱”的波及，吴、潘本是顾炎武的好友,二人惨遭刑戮，顾写诗以表达悲愤, 蒿里魂归白日寒。一代文章9 （ 卷四汾州祭吴炎、潘柽章二节士 ）之情:“露下空林百草残，临风有恸奠椒兰。韭溪血化幽泉碧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巫招虞殡俱零落,欲访遗书远道难。”顾炎武曾把史料借给吴炎等人,史狱后史料荡然无存,加上生活很不安定,文字狱阴影处处存在,最终放弃了修史的夙愿,

15、他在写给潘耒的信中说：“吾昔年所蓄史事之书,并为令兄取去，令兄亡后，书既无存,吾亦不谈此事。久客北方,后生晚辈,益无晓习前朝之掌故者。令兄之亡，十七年矣。以六十有七之人,而十七年不谈旧事，十七年不见旧书，衰耄遗忘,少年所闻,十不记其一二。又当年牛李洛蜀之事，殊难置喙。退而修经典之业,假年学易，殊无大过。不敢以朝野之人，追论朝廷之政也。（卷四与次更书）顾炎武甚至还为潘耒写下了“犹存太史弟,莫作嗣书人”的凄切之句9（卷十一寄潘节士之弟耒），因二人惨遭史狱而产生的心理伤痛,由此可以想象得到。以顾炎武的渊博学识,史学素养，没有能修成有明信史，实在是清初史学的又一缺憾。再次,“庄氏史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

16、了史家之间在修史过程中的交流。清朝初期,浙江海宁出了两位著名的史家，谈迁与查继佐，分别修成有明一代编年体史书国榷、纪传体史书罪惟录,二人著书年代相同,内容相似,志同道合,却没有一句话提到对方,就如同互不相识。张宗祥分析清朝初期的历史环境，认为:“（二人）所不同者,查豪放结客,谈抱朴守约耳;何以二人若不相识，各无一语及之也。意者谈氏载庄氏史狱之前,早已谢世;而查氏既经史狱,幽囚二百日之后，虽奋笔成书,不欲表暴于世，深闭固拒，以史为讳，即知谈氏之书,亦惟有铁函深井，藏之已耳,敢引以贾祸耶。”10（张宗祥跋）史家各自根据所知传闻,史料发掘不够广泛,这本来就是私家修史的先天不足之处，由于恐惧史狱影响,

17、清初史家各自隐讳,不互相交流，难免会影响到对传闻及史事的正误的判断和论定。清朝初期私家史著虽然数量众多,但是多数是根据传闻,鱼龙混杂,难免有失实害史的败笔,潘耒对此提出批评，“国史之鄙,其由野史之杂乎?野史者,国史之权舆也。微野史,则国史无所据依。然古之书苦少，今之书苦多，古之作史者难于网罗,今之作史者难于裁择”7（卷六交山平寇始末序），并提出,“作史犹治狱也，治狱者一毫不得其情则失入失出，而天下有冤民。作史者一事不核其实则溢美溢恶,而万世无信史”7（卷六国史考异序）。受“庄氏史狱”的影响,史家各自紧守门户,惮于互相交流,对于清初私史的质量也有了消极的影响。“庄氏史狱”影响下清初史家的反应“庄

18、氏史狱”的确给清初私家修史造成了恶劣影响,但对其破坏程度作定论时仍然应该十分慎重。毕竟,史狱的爆发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与此后雍正、乾隆朝的文字狱相比，“庄氏史狱”并非清朝统治者对知识界刻意吹求，有心罗织;“庄氏史狱”中对触文网者的处罚程度与处罚人数与此后几朝相比还算是轻的；当时统治政策基本上仍然以怀柔政策为主,官方惩戒并不主要针对私家修史，“清初禁网尚疏,有志著作之人，裒集明代史实,并不甚知有忌讳。庄氏乃家富遭忌，又修史之名太震,致掇奇祸”11（P141）。蓬勃发展的清初私家修史,并没有因为这些而中断。对史家而言,罹祸者与惧怕者毕竟为少数,尽管有死亡的阴影笼罩,但是仍然有相当一批史家毅然决然地继

19、续修史。首先,直接受到“庄氏史狱”波及的一些史家并没有因此而中断或者放弃修史。对明代遗民来说,用生命之魂来纂修有明信史是其生存价值的体现。“庄氏史狱”的发生，并没有损害明代遗民修史的志向。所以查继佐虽然亲历史狱，仍然继续修罪惟录而不辍，查从狱中获释后立即继续此前的修史工作,“乙巳先生六十五岁,始杜门手辑,前稿名先甲集,近稿名后甲集,著鲁春秋上下两卷。”12因受到他的影响,查的弟子沈起，明明知道老师因为修史而获牢狱之灾,但是仍然醉心其师遗业,可惜命运多舛,最终没有能够完成此书。在“庄氏史狱”中遇难的潘柽章的幼弟潘耒，不仅没有放弃从事史学,反而秉承亡兄志向,以修纂有明信史为己任。遗民钱澄之感叹自己

20、年华已逝,修史事业难以完成,在叹息之余,得知潘耒修史的志向不衰,寄诗潘耒，寄与他修史之厚望：“松陵才子早知名,握手燕台气不平。未受国恩甘避世,偶谈家难为伤情。诗篇半是尊前就,史学偷从帐里成。顾叟不归余亦老，江东此事属潘生。”13（卷二十二与潘次耕）虽然,一批学者因受到“庄氏史狱”的影响而犹豫踌躇,但是仍然有更多的史家修史不衰,尤其以遗民为中坚力量。其次,受“庄氏史狱”的震慑，一批史家改用曲折隐晦的方式修史。为保存完整的史实，一批史家由公开转入暗处。全祖望记述好友林时对修史的情形，尤其强调其隐蔽性:“公讳时对,字殿飏，学者称为茧庵先生,浙之宁波副鄞县任。以崇祯己卯、庚辰连荐成进士，授行人司行人。

21、赧王起南中,以吏科给事中召。南都亡，从戎江干，累迁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瑜年事去，杜门不出，乃博访国难事，上自巨公元夫，下至老兵退卒，随所见闻，折衷而论定之。先公尝曰:吾年十五,随汝祖拜公床下，语予:野史之难信者有二:彭仲牟流寇志伪错十五,出于传闻,是君子之过；邹流绮则有心淆乱黑白,是小人之过；其余可以类推。先公问曰:然则公何不著为一家以存信史?公笑而不答。盖是时公方有所著而讳之。然自公殁后,所谓茧庵逸史者阙不完。”14（附录）此外,遗民著作还有内集、外集的区别,内集者,有隐讳而不示人,“残明甬上诸遗民，述作极盛,然其所流布于世者，或转非其得意之作,故多有内集。夫其内之云者，盖亦将有殉之、埋之之

22、志而弗敢泄，百年以来，霜摧学剥，日以陵夷r2”篇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五杲堂诗文续钞序,）。沧海桑田，岁月流逝，内集虽然可以保留史实的完整性，但是多数都湮灭不传。低调修史，集分内外,是遗民史家有效的文化反击,方式略显消极,但是修史存史的行为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再次,非遗民亦以气节相标榜,清初私家修史并未因此中断。以邹漪为例,甲申乙酉（17051706）之间，刻启祯野乘初集。34年后，又作启祯野乘二集,并标榜气节：“慨自世道衰微,廉耻渐灭,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士卖其友,弟子背其师，妻妾委弃其夫，不知忠孝节义何合物”,因此钩稽条贯,诠次成篇，“或亮节清风，品崇山岳；或鸿猷伟绩,业沛江河;或厚泽深仁,著龚

23、黄之遗爱;或直言敢谏,追徵黯之嘉谋;或艺苑流芬,经经纬史,翰墨昭回云汉;或沙场血,断头决腹,忠贞喷薄日星;乃至故国遗民,旧邦吉士,剖肝孝子,截发贞妻，皆得论定焉”i（自序）。可见,“庄氏史狱”虽然对清朝初期私家修史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心理恐慌,但是并未从根本上阻止私家修史的继续发展。四、结论“庄氏史狱”引起的文化恐怖气氛,的确曾弥漫全国,使史家屏住呼吸,震慑其心理,影响其判断,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行为。然而，史狱的消极影响还不足以遏制清初私家修史的发展。清初私家修史,沿着史学自身的运行轨迹,一直持续发展到康熙统治末年,在遗民凋零、官修明史冲击、史料信息萎缩、私修史书自身整合、

24、官方文化政策钳制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方告走向衰落。“庄氏史狱”对史家的震慑与打击因人而异,对史学的消极影响也不能一概而论,通过分析考察史狱对清初私家修史的影响,有如下启示:其一,文字狱对士人的心理打击从来不是一贯的,而是因个人、事件、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具有层次性的特征。士人阶层因政治观、价值观、人生观、历史观的差异会对同一起文字狱事件产生不同的反应，委屈顺从者有之，消极抵触者有之,冷静漠然者有之，公开反抗者亦有之。因此,对文字狱个案的分析与研究应力求具体化，层次化,过于简单,强求概括，难免会有失客观，影响对文字狱消极影响的判断。其二,文字狱对学术发展及走向的影响是渐进的,渗透式的。一方面,文字狱不

25、能作为独立的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决定学术发展的走向，往往与其它因素联合发生作用,或者成为学术发展的催化剂;另一方面,文字狱的消极影响是长期作用,不是短期行为，研究文字狱,不仅要具体事件具体分析，长时段的历史考察,客观公正的学术分析尤为重要。其三,对文字狱的研究应注意政治史与学术史研究的双向互动。文字狱是政治与学术,统治者与知识层之间互相作用与反作用的产物。一方面，学术作为社会与文化的构成要素,必然受到官方统治决策的影响；另一方面,学术自身的张力和弹性也会反作用于政治，影响统治阶层的决策与判断。可以看出,一起骇人听闻的文字惨案对清初史家的心理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并影响其修史行为，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26、,有的选择了不畏艰辛,虽身历深牢大狱仍然坚持修史而不辍，有的将自己毕生所著藏匿深山,终不问诸于世,有的半途而废，从此放弃修史心愿。从“庄氏史狱”可以看清初史学界呈现出多个不同的画面。由于“庄氏史狱”涉及私人修史活动,大量无辜的江南士人成为史狱的陪葬品,不少史书史料遭到焚毁、查禁或藏匿,对当时广大士人及其热衷的修史风气造成了极为消极的影响和沉重的打击,在清代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私修明史几乎成为禁区,这也是清初史学的一大悲哀，但是,有许多明代遗民仍然坚持不懈,不畏惧史狱的残酷,修有明信史而不辍,为清代史学界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的文化财富,也为后人研究明代历史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依据，对中国史学界影响重大。参

27、考文献1杨凤城.千古文字狱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2.2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0.3 杨林.试析庄氏史案对清初私家修史的影响J.清史研究,1992(2)4黄宗羲.黄宗羲全集Z.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5全祖望.站琦亭集Z.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6朱彝尊.曝书亭集Z.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7 潘耒.遂初堂集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8 8查继佐.罪惟录Z.续修四库全书本.9顾炎武.亭林文集Z.续修四库全书本.10谈迁.国榷Z.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11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2沈

28、起.查继佐年谱Z.北京：中华书局,1992.13钱澄之.田间文集Z.合肥：黄山书社，1998.14全祖望.全祖望集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口5邹漪.启祯野乘二集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ZhuangshishiyuandPrivateHistoryWritinginEar1yQingDynastyAbstract:ZhuangshishiyuwasaveryimportanttragiceventinculturalhistoryofQingDynasty.Manyexpertsmadeachievementsontheissue,however,mostofthemfo

29、cusedonthenegativeeffects.Thearticleusedtheprivatehistorywritingasthecluetoanalyzeitseffectsfromthehistoricalpointofview.TheauthorconcludedthatZhuangshishiyumadetheflourishingprivatehistorywritingsufferedfrustrationbutwasnotstrongcnoughtowavethehistoriansdetermination.Thenon-officialhistoriansstillkeptwritinghistoryfirm1y.Keyword:Zhuangshishiyu;earlyQingDynasty;privatehistorywri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