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系年与铜器铭文互证二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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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华简系年与铜器铭文互证二则 牛鹏涛 清华大学历史系摘要：由清华简系年与金文对照，印证了河南辉县一带所出的“子龙”、“子龏”、“龏子”类具铭铜器中的“龙”、“龏”字可读为文献中“共伯和”之“共”，二者用字相通，地望一致，族属关系可能密切相关。秦公簋器铭中的“宓宅禹迹”可与清华简系年中的秦襄公“东居周地”相对照，由此对秦公簋的作器者进行推定，支持秦景公说。关键字：清华简 系年 子龙鼎 秦公簋 新近公布的清华简系年，内容涉及“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战国前期”的许多重大史事，除可与春秋经传、史记、竹书纪年等相对比外，许多地方还可与青铜器铭文相互参证，给人许多新知。如李学勤先生已撰文重点指出系年简文可与大

2、保簋（殷周金文集成4140）、簋（集成4445）相互印证， 李学勤：清华简及有关古史传说，文物2011年第3期。对于厘清古史重大问题深具意义。除此之外简文可与金文互证的地方尚多，笔者限于学力，仅择浅显处试陈一二，以祈方家教正。 一系年第一章中，记载有关于“共和”史事的内容：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中西书局，2011年。（至于）王（厲王，厲王）大（虐）于周，卿（士）、者（諸）正、萬民弗刃（忍）于氒（厥）心，乃歸（厲）王于（彘），龍（共）白（伯）和立。十又四年，（厲）王生洹王（宣王，宣王）卽立（位），龏（共）白（伯）和歸于宋宗。“共和行政”问题因古

3、书的两类不同记载系统而久有纷争。“共和”所指的对象，在文献中记载最多的说法是“共伯和”，如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使告于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该段内容与清华简系年“厉王大虐于周，卿士、诸正、万民弗忍于厥心，乃归厉王于彘，共伯和立。宣王即位，共伯和归于宗”的记载高度吻合，反映出左传内容的可信性。吕氏春秋开春亦云：“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史记索引引竹书纪年云：“共伯和干王位。”干、间为通假字，所记与左传“以间王政”同。经典释文引庄子司马彪注：“共伯名和，

4、修其行，好贤人，诸侯皆以为贤即干王位共伯复归于宗，逍遥得意共山之首。”关于这段注文，李学勤先生推其应即出自竹书纪年。 李学勤：清华简及有关古史问题，文物2011年第3期。汉书古今人表采录了“共伯和”一条，颜师古于其下注曰：“迁史以为周、召二公行政，号曰共和，无所据也。”史记正义引鲁连子云：“卫州共城县，本周共伯之国也。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奔于彘，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厉王死于彘，而共伯复归国于卫也。”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是为宣王。王少，大臣共和行政。”这条记载颇有歧义，“大臣共和”可理解为共伯和，亦可为周召共政。司马迁采用的显然

5、是第二种理解，史记周本纪云：“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此即“周召二公说”的来源。清华简系年明确印证了竹书纪年和左传等文献的相关记载，使“共和行政”问题有了更为明确的结论。在系年简文中，两处“共”字分别写作“龙”、“龏”。说文部：“龏，从廾，龙声”，共部：“龚，从共，龙聲”，而古书中“龚”、“共”通用例子多见，以往学者多是据此推定“龙”、“龏”、“龚”与“共”字相通。清华简系年简文中“龏”、“龙”用作“共”字的现象，为以上各字相通增加了更为直接的证据，同时也为进一步探究“子龙”、“子龏”、“龏子”类具铭铜器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契机。2006年國家文物局曾抢救性地征集回一件流失海外近百年的商代

6、大圆鼎， 李学勤：论子龙大鼎及有关问题，朱凤瀚：子龙鼎的年代与铭文之内涵，王冠英：子龙鼎的年代与子龙族氏地望，谢小铨：子龙鼎归国始末，郝本性：雄奇神秘子龙鼎，陈佩芬：说子龙鼎，高志喜：贺子龙大鼎回归，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5期。据传上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出土后流入日本。该鼎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通高103cm，口径80cm，腹深43cm，重达230公斤，通体浑厚，是目前所见商代圆鼎中最大者。圆鼎内壁铸有铭文“子龙”2字，“子”字写法双臂上下摆动，动感十足，“龙”字有所谓“瓶形”角，身形蜷曲，双线勾勒。研究者已指出该鼎的形制、纹饰均与1956年殷墟后冈所出的戍嗣子鼎、1990年殷墟郭

7、家庄M160:62鼎等最为接近，年代当于商末。 李学勤：论子龙大鼎及有关问题，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5期。与该器同铭的，还有殷周金文集成08100爵，现藏于上海博物馆，鋬内鑄有銘文“子龙”2字；集成09485壶内壁也铸有铭文“子龙”2字。此外集成06349觶的圈足内也有铭文“子龙”2字，惟陈梦家以为器铭可疑。这几件“子龙”铜器年代大致都在商代晚期，铭文字体的具体差别参见表1。表1 “子龙”铭文对照表A子龙大鼎B集成08100爵C集成09485壶D集成06349觶与“子龙”器最为接近的，是带有“子龏”铭文的一组器物（见表2），一般认为其年代也都是商代晚期，其中近出殷周金文集录1093戈（F）现

8、藏于新乡市博物馆，其出土地点可能就在辉县。对照表2内各铭文可知，A-E铭文与F具有较多的共同特征，而双线勾勒和单线表现实质上可视为虚空和填实的关系，区别并不算大。表2 “子龏”铭文对照表A集成01306鼎B集成01307鼎C集成01308鼎D集成03078簋E集成05543尊F近出1093戈综合表1、表2来看，“子龙”“子龏”所指应当是同一个氏名。李学勤先生曾指出：“子龙在青铜器上，可以是人名，也可能是族氏，这是由于古人每每以祖父之字为氏。一直到东周时期，子某形式的氏还颇普遍，青铜器上的子某，尽管不少能和甲骨卜辞所见人名联系起来，却不一定指同一人，也未必是一样时期的。” 同5。我们认为铭文中“

9、龙”“龏”两个字形的不同结构，以及同一字形结构内的不同书写风格，正是该族氏所历不同时期的反映。由此我们可以做出的初步结论是，这些“子龙”“子龏”铜器，虽然现在学界一般将之笼统划为商代晚期，但彼此之间是清楚地存在着时代先后的。惟其具体断代，还有待结合更多考古学因素来进行。 此外，与之类似的还有一类铭文为“龏子”的铜器（见表3），字形特征与上面“子龏”铜器接近，我们认为“龏子”应即“子龏”族之长，“子龏”可省称为“龏”，指代族氏名或相应世居之地。金文中还存有“龏女子”、“龏姒”，其结构与“龏子”相同，其中“龏姒觚”为西周早期前段器，传亦出于河南辉县。表3 “龏子”铭文对照表A集成06914觚B近出

10、732觚C新收1838卣D近出562卣E集成09914勺F集成11751钺清华简系年简文为“龙”“龏”与“共”字通用提供了最为直接的证据。“共”地所在，鲁连子云“卫州共城县”，即今河南辉县。“子龙”“子龏”“龏子”所反映的共同族氏应即辉县的“共”氏，与西周晚期的“共伯和”之“共”可能存在联系。 二系年第三章讲述了秦人兴起的历史过程，其中秦之先人自商奄西迁于邾这一信息已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 李学勤：清华简及有关古史问题，文物2011年第3期。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此外简文记述了西周末年秦人“东居周地”的内容：周室卽（旣）（卑），坪（平）王東（遷），止于成周，秦中（仲）（焉）東居周地，以（守）周之（墳

11、）（墓），秦以（始）大。整理者已经指出简文中“秦仲”即秦襄公，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中西书局，2011年与文献中一般所指秦公伯与秦庄公之间的“秦仲”不同，秦襄公为庄公次子而即位， 史记秦本纪：“让其弟襄公，襄公为太子。”故系年也以“秦仲”称之。史记秦本纪记秦襄公史事云：“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系年简文除了印证文献记载的可靠性外，还可佐证秦公簋（集成4315）铭文的相关

12、内容。该器相传于民国初出于甘肃天水西南，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盖铭10行54字，器铭5行51字，器盖铭连读成篇，共105字。其将器銘内容转引如下：秦公曰：不(丕)顯朕皇且(祖)受天命，鼏(宓)宅禹(迹)十又二公，才(在)帝之。嚴(恭)夤天命，保(業)氒秦，虩吏(事)(蠻)夏。余雖（唯）小子，穆穆帥秉明德，剌剌(烈烈)(桓桓)，邁(萬)民是敕。铭文中“朕皇祖受天命，宓宅禹迹，十又二公”句，是讲从某位秦先公宅于“禹迹”起，至今已历12世。“禹迹”也作“禹绩”，指代华夏九州，左传襄公四年：“芒芒禹迹，划为九州。”诗商颂殷武云：“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可见商人是把自己的统治区域视作“禹绩”的。诗大雅

13、文王有声亦云：“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在周人眼中，自己所居的西土也属于“禹绩”。从清华简系年也可看到，“平王东迁，止于成周”之时，“秦仲焉东居周地”。简文“东居周地”与秦公簋器铭“宓宅禹迹”正相印证，所讲的是一回事。关于秦公簋的作器者问题，学者们从“十又二公”出发，大致持有四种不同说法：一，自非子起至宣公，则作器者为成公。二，自秦仲起至康公，则作器者为共公。三，自襄公起至桓公，则作器者为景公。四，自秦侯起至成公，则作器者为穆公。 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四卷），文物出版社，1990年。如前文所述，清华简系年“秦仲焉东居周地”句中的“秦仲”所指为“秦襄公”，则秦公簋中“十又二公”自当从襄公起推算，作器者当为秦景公。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