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翰林院的社会文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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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代翰林院的社会文化功能【摘要】明代翰林院与前代有了很大的变化，目前对政治方面的关注比较多，本文将就明代翰林院的社会文化功能作探讨。由于翰林官以论思为职，在职掌上有许多文化方面的内容。而由于全程参与科举考试，故对官员的挑选和教育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在翰林与皇帝的交往中，皇帝从翰林的讲读中汲取知识并与之共同探讨学问，而翰林则藉此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并对皇帝施加影响，同时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对整个社会发挥着其社会示范作用。【关键词】明代 翰林院 社会文化功能 史官【Abstract】The Imperial Academy changed a lot in the Ming Dynasty com

2、pared to former generation, there were many concerns about politics at present, the social cultural function of putting up with the Imperial Academy of the Ming Dynasty of this text is probed into. Because members of Imperial Academy officer regard thinking in theory as duty, have a lot of content o

3、f culture at the palm while being on-the-job. And because they participated in imperial examinations all the time, so the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electing and educating officers. In the contacts between members of Imperial Academy and emperor, the emperor was getting knowledge and and taking c

4、ommon discussion with they while having class. And the members of Imperial Academy make use of this to realize their political ideals, and exert their influence on the emperor. At the same time, they played to the role of its social demonstration to the whole society with their own setting an exampl

5、e by personal deeds.【Key words】Ming Dynasty; the Imperial Academy; Social Cultural Function; Official Historian“翰林”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本指文学之林，是文翰荟萃之所在，并未与职官制度产生直接的联系。翰林“设为官署，则自唐始” 清赵翼：陔余丛考卷26翰林。传至明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对翰林院的政治方面的作用关注得比较多，而对明代翰林院的社会文化功能方面则鲜有专论。且研究明代翰林院的社会文化功能，对于我们从更深层次了解古代的教育状况，科举考试，以及教育与社会文化的发展

6、等诸方面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故本文将就明代翰林院的社会文化功能作探讨。一、 明代翰林院的文化职掌明代的翰林院始建于吴元年（1367年）五月已亥，“初置翰林国史院，设学士、侍讲学士、直学士、修撰、典簿、编修” 清龙文彬撰：职官七翰林院上，明会要卷35，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16页。洪武元年（1368年），改为翰林院。洪武二年（1369年）正月戊申，定翰林院学士承旨正三品，学士从三品，侍讲学士正四品，侍读学士从四品，直学士正五品，典簿正七品，属官待制从五品，修撰正六品，应奉正七品，编修正八品，典籍从八品。洪武九年（1376年）闰九月癸巳，诏定百官品级，承旨与六部尚书俱正三品，学士从三品，侍讲

7、学士从四品。洪武十八年（1385年）三月丁丑，明太祖再次更定品官：正官学士一人，正五品；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二人，从五品；首领官孔目一人，未入流；属官侍读侍讲各二人，正六品；五经博士五人，正八品；典籍二人，从八品；侍书二人，正九品；待诏六人，从九品；史官修撰三人，从六品；编修四人，正七品；检讨四人，从七品。 明黄佐：官制沿革，翰林记卷1，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元月初版，第1页。后又因“诸进士未更事，欲优待之，俾观政于诸司，俟谙练然后任之” 明黄佐：庶吉士诠注，翰林记卷3，第28页。，进入翰林院或承旨监等近侍衙门的，称为庶吉士，无定员。明成祖取得帝位后，仍承此制。明代翰林院虽然降为五品衙门，但其

8、职掌的范围却很广。据明史职官志二记载：学士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以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备天子顾问。凡经筵日讲，撰修实录、玉牒、史志诸书，编撰六曹章奏，皆奉敕而统承之。诰敕，以学士一人兼领，大政事、大典礼，集诸臣会议，则与诸司参决其可否。侍读、侍讲掌讲读经史。五经博士各掌专经讲义，不治世事。史官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及诏敕、书檄，批答王言，皆籍而记之，以备实录。国家有撰修著作之书，则分掌考辑撰述之事。经筵充展官，乡试充考试官，会试充同考官，殿试充收卷官。凡记注起居，编撰六曹章奏，藤黄册封等咸充之。庶吉士读书翰林院，以一学士教习之。侍书掌以六书供侍。侍诏掌应对。孔目掌文

9、移。由此观之，明代翰林院在文化方面的职掌有以下几个方面：1. 文学侍从。洪武三十一年正月，升翰林院修撰张信为侍读，编修戴彝为侍讲。谕之曰：“官翰林者，虽以论思为职，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国家政治得失，生民利害，当知无不言。昔陆贽、崔群、李绛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谠论，补益当时，显闻后世。尔等当以古人自期，毋负擢用之意。” 清孙承泽：翰林院敕谕，天府广记卷26，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42页。可见，翰林设官之初意本为文学侍从。建文时，始诏翰林官入直文渊阁备顾问，顾问内容一般有咨询道理、商榷政务，翰林官要援据古今、随事献纳。这对翰林官员的文化修养的要求非常高，俗语有言“伴君如伴虎”，虽

10、然皇帝对翰林官有特别的眷顾，但是稍有不慎还是会惹来杀身之祸。2. 掌诰敕。明代文官诰敕由翰林院负责，“前期，翰院承制草诏及文武官除授合用诰命敕命、皆即时撰写 明黄佐：知制诰，翰林记卷11，第137页。”永乐初，内阁七人掌外制，“选翰林文学之臣，六七人直文渊阁，诏制诰皆属之 明尹直：誊斋琐缀录。”。仁宗始命内阁专典内制，而择翰林学士一人专典誥敕。弘治后，“命尚书或侍郎一人兼翰林学士，入内阁专典诰敕。”成为定例。嘉靖六年，因张聪言，罢内阁诰敕侍郎，次年改典诰敕官以翰林讲读、修撰、编检为之。3. 经筵讲学。经筵是皇帝举行的一种学术活动，讲官进讲规定好的科目，主要是四书五经，还讲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补、

11、太极图、贞观正要、历朝实录、宝训等。经筵讲读分为经筵和日讲，翰林院的大学士、侍读、侍讲都可担任讲官。后文有涉及，故在此不做赘叙。4. 参与、主持或组织考试。为国家选拔合格的人才是明代翰林院的一项重要职能。明王朝建立后，科举考试专取四书五经命题，这对于主考官文化素质的要求，自然也相应地提高，因而精通经史义理的翰林官主持或参与考试是顺理成章的。在廷试中选用翰林充当读卷官，“共阅对策，拟定名次，候临轩，或如所拟，或有所更定，传制唱第”。“初制，两京（顺天、应天）乡试，主考皆用翰林”。会试则实行比例制配备考官，“初制，会试同考八人，三人用翰林，五人用教职”。景泰五年（1454年），“从礼部尚书胡濙请，

12、俱用翰林、部曹”。 清张廷玉：选举志二，明史卷70，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951699页。以后历朝人数有所变动，但翰林始终主持和参加科举考试。5. 编修史志。明代翰林院与史馆合二为一，史官之职隶于翰林，讲史与撰史融为一体。翰林院初置时，学士陶安、侍讲学士宋濂皆兼“知制誥、兼修国史”衔，其时还有起居注一职，后专设翰林史官：修撰、编修、检讨。史官“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乃诏敕、书檄、批答王言，皆籍而记之，以备实录。国家有纂修著作之书，则分掌考辑撰述之事” 清张廷玉：职官二，明史卷73，第1786页。实际上，“我朝翰林皆史官” 王鳌：论史官引自皇明经济明百录。6. 收

13、藏和管理古今书籍和宫廷文书。“凡内阁收贮御制文字实录，玉牒副本，古今书籍及纸札笔墨等项，典籍等官收藏。”嘉靖七年，“令学士一员编纂御札” 明会典卷22。朱国桢说，“我朝稽古定制，罢前代监、馆、阁掌书之官，并于翰林院，设典籍二员。凡国家所有古今图籍之在文渊阁者” 朱国桢：涌幢小品秘书条，转引自林桦：明代翰林院制度述论，贵州文史丛刊，1994年，第5期。“永乐十九年四月庚子夜，奉天华盖谨身殿灾，火势猛烈，而奉天门东庑切近秘阁，学士杨荣奋身直入，麾武士三百人，将御书图并积岁制敕文书舁至东华门外河次。是时书籍淆乱无纪，典籍周翰理淆葺乱，逾二载，而后复旧。” 明黄佐：收藏秘书，翰林记卷12，第150页。

14、可见，翰林院对于典籍的典藏和维护上是有贡献的。二 、明代翰林院与科举科举取士的选官方式始于隋唐，绵延了一千三百年之久，其对中国社会影响之巨，持续之长，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制度可与之相比，是当时给朝廷输送人才的最重要的途径。科举制度延续至明代，发展至鼎盛时期，趋于完善。洪武三年（1370）五月，明朝始开设科举，“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 清张廷玉：选举志二，明史卷70，第1696页。，并令连试三年。与此同时，颁行科举条格，对乡试、会试的时间，应试资格，考试内容，录取额数，出身及科场禁例都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同年在南京及各省举行乡试。考试分三场，初场试“五经”义二道及“四书”义一

15、道。第二场试论一道，第三场试策一道。中式后十日举行复试，科目是骑、射、书、算、律五科。洪武四年（1371）二月，各地举人在京师举行会试，取中进士一百二十人，分别授官。各省连续实行三年后，效果并不理想。朱元璋曾一度罢科举，改行察举。直到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复设。洪武十七年（1384）三月，礼部颁行科举成式，遂为永制。府州县学先举行县考，中式者为秀才。每三年举行一次省试，即乡试，逢子、午、卯、酉年八月在省直举行，中式者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举人可参加京师举行的会试，又称甲科，由礼部主持，逢辰、戌、丑、未年二月在京举行，会试第一名称会元。会试中式者才有资格参加皇帝主持的最高考试，称作廷试或殿试

16、，考中者为进士。进士分三甲，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资格为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进士皆由朝廷授官。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甲考选庶吉士皆为翰林官，其余授给事中、御史、六部主事、内阁中书、行人、太常、国子监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与文科取士并行的武举也得以建立。吴元年（1367）朱元璋诏令设文、武二科取士之后，到洪武二十年（1387），礼部请沿前代旧制，立武学，开武举，朱元璋予以批准。至天顺八年（1464）十月，才逐步系统化。“令天下文武官举通晓兵法、谋勇出众者，各省抚、按、三司，直隶巡按御史考试。中式者，兵部同总兵官于帅府试策

17、略，教场试弓马。答策二道，骑中四矢、步中二矢以上者为中式” 清张廷玉：选举志二，明史卷70，第1708页。成化十四年（1478）如文科例设武科乡、会试。弘治六年（1493）定武举六年一次，弘治十七年（1504）改定三年一次。嘉靖年间，武举之制多有变化。崇祯四年（1631）始设武举殿试。从武举演变趋势看，是愈来愈与文科试规相一致。考察科举的考官人选即可发现，翰林官在科举考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为国家选拔合格的官员是明代翰林院的一项重要职能，翰林参与和主持了科举考试的全过程。明制，“凡两京乡试及会试考试官，礼部奏行本院（翰林院），会试于大学士等官，乡试于春坊司经局及本院讲读、修撰内，内阁具名奏情钦命

18、。具会试同考试官，于本院讲读史官及春坊司经局内，与各衙门相兼推选” 礼部，明会典卷77，第739页。“史官，乡试充考试官，会试充同考官，殿试充收卷官 清张廷玉：职官志二，明史卷73，第1786页。”顺天、应天两京，地方重要，人才集中，“主考皆用翰林 清张廷玉：选举志二，明史卷70，第1698页。，”永乐十年已成定例。万历十一年，又定浙江、江西、福建、湖广乡试皆用编修、检讨等翰林官，其他省份多用京官进士出身者。会试同考官，正德六年定制用17人，其中翰林11人，科部各用3人。会试同考官便用讲读。会试主考官二员，多委翰林学士或内阁大学士为之。终明一代，会试主考官即非翰林在任、兼职官，亦为翰林出身，非

19、翰林出身典会试，被视为异典，仅数人而已。殿试或称廷试。“用翰林及朝臣文学之优者，为读卷官” 清张廷玉：选举志二，明史卷70，第1695页。，明初有用祭酒、修撰、侍讲等官的。隆庆、万历以后，“南宫主试，例用辅臣，而以翰林大僚付之，已成定规矣” 明沈德符：科场阁臣典试，万历野获编卷15，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81页。除担任科举试官外，翰林院还负责各种考试，如武举会试、考教职、考选贡、考保举诸科、考汰官员等。由翰林官掌管科举事务，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而通过科举选出的优秀进士进入翰林院又促进了翰林官素质的提高。这使得翰林院与科举制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翰林官在承担科举考试事务的过程中的言

20、行举止对考生的影响和社会风气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据焦竑的玉堂丛语记载：“曾公鹤龄考顺天乡试，初试之夕，场屋火，试卷有残缺者，有司惧罪，不敢以更试为言，唯欲请葺场屋，以终后试。公曰：必更试，然后百弊涤，至公著。不然，虽无所私，亦遭怨谤。朝廷何惜一日之费以成此盛举哉！有司具二说以进，命下，竟如公言，众皆慑服。”“柯潜考应天乡试，舟维淮扬，有举子幕夜投公，公叱之，彼固以请，以所赂遗至公前。公怒，命执付有司，制以法。是秋场屋肃然，比揭晓，咸称得人。”“傅珪主应天簾外官有行私者，既知不可为，又畏其人之权势，乃欲委祸于珪。送廪饩时，令一私人随至簾内，欲有所请白，即叱出，痛笞之，曰：此岂汝所至之地？其人竟不

21、敢言。说者谓当时一容人启口，则行私者得以借词矣。” 明焦竑：科试，玉堂丛语卷6，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9212页。可见，考官的作风正派可以严正考风，使欲行贿舞弊者望而却步，这对于社会上的行私舞弊之风也起了一种抵制的作用。所以可以说考官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关系科举质量的重要因素。然而到了明代的中后期，科举考试中的弊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冒籍、考场夹带、贿赂考官、请人代考等现象层出不穷。作为科举考试的全程参与者，对这些不良现象翰林官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大多数人的眼里，似乎考中了进士就已经踏入了官门，实际上，在考中进士之后，并不意味着就已经正式踏入仕途。考察翰林院的升转情况，明代大多数

22、的中央官员都经过翰林院阶段，才正式为官。首先，最明显的是内阁大臣，以初官而言，入内阁者大部分都有翰林院的经历，有近80%的阁臣都是由科举进士即入翰林院为官，只有很少一部分为外官或未经科举而直接由地方官一举而入阁的。明代独创的庶吉士制度，对明代选拔和培养高级文职官员发挥了重要作用。庶吉士是翰林院中一种身份介于官与非官之间的特殊人员。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庶吉士不算翰林官，但因自永乐始，庶吉士就专隶于翰林院，所以，庶吉士也被认为是翰林官。庶吉士“三年学成，优者留翰林为编修、检讨，次者出为给事、御史，谓之散馆” 清张廷玉：选举二，明史卷70，第1701页。出馆者多为科道官。庶吉士制度下造就的人才很多，贤

23、相名臣多出其间。著名的政治家张居正、文学家王廷相、理学家湛若水、科学家徐光启、书画家董其昌、复社首领张溥等都来自庶吉士。三 、明代翰林院与皇帝明代是君主专制政体发展到顶峰的阶段，国君位于整个政治架构的顶峰，统领万民，集政柄于一身，理论上说有绝对的权力，因此国君的素质几乎可决定政治的良莠。而嫡长子继承制又使皇位的获得不是凭借德行才华，而是由天生不可改变的身份地位所决定。储君不必是贤才长者，可能是年幼无知资质鲁顿，甚至是德性败劣的人，若想使国祚长久而废立太子，又往往造成政治上的不良后果，为万不得已的最下策。于是，如何培养“生于深宫中长于妇寺之手”，不知忧惧的储君的才能，使其行为能合乎一定的规范，进

24、而成为能治理国政的贤君圣主，遂成为政治中重要的课题。承担这一重任的正是经筵讲官。明代为皇帝特设的御前讲座称为筵，经筵的讲官是由翰林官担任的，自正统以后，各朝均开经筵，彤庭侍讲遂成为翰林官的重要职责。而儒臣对君主治天下首务的认识是始终把讲学放在第一位。嘉靖二年（1532年），首辅杨廷和说：“人君之治天下，其所当务者有二焉：曰勤政，曰讲学，而二者之中讲学尤为急务。” 杨廷和：杨文忠三录卷2。转引自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页。弘治时阁臣刘健也说：“人君治天下，必先讲学，明理，正心修德，然后可以裁决政务，统御臣民。” 明武宗毅皇帝宝训卷1。转引自谭天星：明代内阁政

25、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页。因此有时候大臣对经筵讲学的重视甚至超过了皇帝。就皇帝而言，御经筵是从讲官处汲取知识并与之共同探讨学问的机会，同时也是向世人显示其尊儒好学的一种形式。特别是对幼君来说，经筵讲读是十分重要的学习机会。无论其身份是“天子私人”还是朝廷命官，也无论其职能是参与政事为主还是文辞为主，对于中国古代的翰林来说，有一点是千年不变的，即充任者多是精通经史、饱读诗书之士。特别是明代的翰林基本都是进士高科之人，亦即当时知识阶层中的精英。而在经筵讲读中充当讲官的都是翰林中的精英分子。有他们当老师，对皇帝的素质的培养无疑是起重要作用的。由于翰林讲读官实际上是皇帝的老师，随

26、侍在皇帝身边，对皇帝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明代的名臣杨士奇在宣德末年英宗嗣位时就上疏就侍从官（包括讲读官）的选择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凡起居出入一应随侍及使用之人，皆宜选择，行动端庄，立心行己正当者，使在左右，如或其人举动轻佻，言语亵慢，立心行己不正者，皆宜早去，随侍已久，情意相恰，不觉其非，言听计从，后来欲去，其势难矣。此在常人尚须慎择，况天子之左右？” 明黄佐：开经筵，翰林记卷9，第123页。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侍从官对皇帝的潜移默化。我们很难具体地说皇帝日后的行政中哪一点受到了经筵讲读的影响，但是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明人的著作中的记载中可以略见一斑。在黄佐的翰林记中就有这

27、么一段记载：祖宗时，讲官于讲书后得言时政阙失，及陈论所见。洪武中，大学士吴沈进讲毕，进去邪勿疑之说，因曰，小人中怀奸邪，甚似忠信，不可不察。上曰，然。宪宗在东宫时，学士刘珝讲周书无逸篇文王怀保惠鲜章，遂及时事数十，天颜豫悦，虽不言而深有契于心，未几，嗣大位，即却贡献，减财赋，罢诸道镇守官，皆昔所论也。弘治中，侍讲学士李东阳大旱应昭言事，摘经筵所讲孟子中要论切于政道这，析为数条，极论其理而时政得失，以类附焉，上嘉纳之，虽非面陈，然均之为启沃之义。 明黄佐：讲官陈论，翰林记卷9，第126127页。从经筵讲学的内容来看，主要是四书五经，但这种纯理论的经典显然无法促成皇帝能力的全面发展，于是后来又增加

28、了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补，以帮助皇帝更好地理解和领会经义的精义，万历时又进讲帝鉴图说，此外，还有贞观政要、历朝实录等，使君主从中吸取有用之资以供借鉴，从而提高皇帝处理政务的能力。就臣下而言，经筵是启沃君心，对其施加影响的重要途径和方式。由于皇帝身处深宫，平时除了朝见之外，即使是高官要员也很少有机会见到皇帝，因此要使自己的政治主张、治国方法获知于皇帝是十分困难的。而讲官在经筵日讲中既熟悉了礼度，又有机会接近皇帝，增强了双方的了解。甚至可以把自己的看法通过经筵讲读的发挥，获知于皇帝，甚至得以付诸实践，或至少可对皇帝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抱负。隆庆时的编修朱庚，于神宗万历六年（

29、1568年），以侍读为日讲官。当时宫中方兴土木，建苑囿，朱赓讲宋史，极言“花石纲”之害，皇帝为之震动。翰林经科举入仕，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他们多具有一番政治理想。这种理想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对君主的理想化。他们对君主有着极高的角色期望。在他们看来，理想的君主是集理想的君德与理想的君政于一身的皇帝。所谓君德即圣学，圣学即四书五经所阐明的做皇帝的道理。君主应当勤于圣学，并贯彻于自己的言行之中。君政即君主的政令举措，皇帝发号施令符合圣人之政，刑名得当、礼贤下士、纳谏勤政等等。使皇帝成为符合这种理想的君主是翰林儒臣们的理想与追求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翰林官无疑是要充分利用经筵讲学的机会，对皇帝灌输其儒

30、家的政治理想，使皇帝真正理解儒家经典中的精义，从而掌握其中的道理，并将其运用到具体的施政中。可见，翰林官的讲读职责使其才能获知于皇帝，并对其产生影响，这不仅对皇帝的素质的培养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对翰林官的仕途本身也是不无裨益的。然而，虽然经筵讲官以“为王者师”的身份，与皇帝有“天然”的联系，但讲读官要把他们的思想变为现实，用于实践，实现他们远大的抱负和理想，在君主专制下的明代，又必须通过皇帝，因此这又要取决于皇帝，取决于皇帝的态度，以及其对经筵的重视程度。明代皇帝中，孝宗比较尊重讲读官，“皆呼先生而不名” 明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15，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三，中华书局1965年版。而且能认真听讲

31、，采纳讲官的意见。如张元祯“于书务博涉，尤好探经传，多所独得” 明焦竑：文学，玉堂丛语卷1，第22页。，曾上疏劝经筵进讲太极图和西铭，主张把理学“立人极”一套理论用于实践，受到孝宗嘉奖，曰：“天生斯人，以开朕也” 清张廷玉：张元祯传，明史卷81，第4880页。由于孝宗能常御经筵，勤政务学，因而扭转了成化以来的积弊，刷新政治。除了在举行经筵和日讲时对皇帝进讲之外，明代的讲读官还在朝堂上对皇帝进谏，即使会因此获罪也在所不惜。明代的讲读官“虽各有所司，而皆以进谏为要” 丘浚：正百官简侍从之臣，大学衍义补卷7。，明代讲读官亦不乏诤言能臣，如正德时石珤、蒋冕、毛纪、毛澄、吴一鹏等。明史曰：“（蒋）冕当正

32、德之季，主昏政乱，持正不挠，有臣弼功。世宗初，朝政虽新，而上下杆格弥甚，冕守之不移。代廷和为首辅仅两阅日，卒龃龉以去，论者谓有古大臣风” 清张廷玉：蒋冕传，明史卷190，第5045页。；“（石）珤为人清介端亮，孜孜奉国。数以力行王道，请以省事，辩忠邪，敦宽大” 清张廷玉：石珤传，明史卷190，第5049页。；“（毛）纪端亮有学行，论事侃侃不挠” 清张廷玉：毛澄传，明史卷191，第5057页。 而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翰林三杰”：成化三年冬，以明年上元将张灯，预命翰林院词臣撰诗词，编修章懋、黄仲昭、庄昶疏言：“今两广弗靖，四川未宁，辽东贼情难测，北虏尤当深虑。江西、湖广抗旱数千里，正宵旰焦芳不遑

33、暇食之时，两宫母后忧天下之日，岂宜张灯为乐哉？至如翰林官以论思为职，虽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经之词，岂宜进于君上？固不可曲引宋祁、苏轼之教坊致语，以自取佞慢不敬之罪也”。疏入，上曰：“元宵张灯，儒臣应制撰诗，历代有之，祖宗以来，不废此典。朕今视旧减省，止存其概，以奉两宫圣母，岂至妨政害民？懋等不通典故，妄言讥议，难居文翰之职，命杖之调外任”。于是懋得临武知县，仲昭湘潭知县，昶桂阳州判官。 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14，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8页。因此，讲读官虽是皇帝的近臣、顾问，但双方也不免发生冲突，不过也说明了翰林官对皇帝的影响力。四、 明代翰林院的社会示范作用无论其职能是参与政事为主还是掌

34、管文辞为主，翰林的充任者多是精通经史、饱读诗书之士。特别是在明代以后，翰林基本都是进士高科之人，亦即当时知识阶层中的精英。这种构成决定了翰林群体势必对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的社会示范作用。首先，由科举而翰林，由翰林而宰臣，这种古代士大夫人生理想的“三部曲”，对全社会起到了文化示范作用。 “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馀人，由翰林者十九” 清张廷玉：选举志二，明史卷70，第17011702页。虽然不同时期的翰林官权力轻重不同，作用大小各异，但翰林的社会地位始终非常优越，明代人视“点翰林”

35、为人生最荣耀之事。这种社会风气，在客观上有利于刺激文教事业的发达，促进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不可否认，“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显”的政策，是借以推动文化进步的一个有力杠杆。其次，翰林院是一个选才、育才、储才的人才中枢。由于其职掌所关，明代翰林院参与了科举考试的全过程，承担了为中央选拔和培养人才的重任，其一言一行都对科举考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科举考试所选拔的人才的质量的良莠、考场的考风，在很大程度上与考官的素质有很大的关系。在进士高中，得以进入翰林院之后，翰林院还承担着对这些进士的教育的责任。翰林院作为选才、育才、储才之所，与庶吉士制度相结合，对官员能力的培养是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的，特别是对中央官

36、员的处理政务的能力的培养。即使他们出为科道官或州县府官，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不少翰林出为州县府官为当地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进士进入翰林，经过庶吉士阶段，一般都会得到较快的拔擢，且因在翰林院内能得到亲炙鸿儒、接近权要的机会，又能饱览史料邸报，参加某些重要会议，很便于对时事政治有具体深入的了解，这对于刚来自民间的年轻进士来说，无疑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知识和活动的领域。能被选中当庶吉士，被认为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历练和上升的机会。正由于庶吉士有机会接受翰苑的学术熏陶，又可以通过一定期间的习学和观政，以获得必要的经验，这确保了官员的政治、文化修养。翰林对人才的培养还包括对皇帝的教育。考察翰林与位于权力的金

37、字塔顶端的皇帝的关系，可以发现翰林与皇帝是一种互动的关系。翰林对皇帝的培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翰林官“一朝获知于皇上则进身之阶由此畅通” 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6页。能成为经筵日讲的讲官，与皇帝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既是君臣，又是师生的关系。和皇帝有了这种不一般的关系，使许多的翰林官的仕途从此畅通。而且由于这层关系，他们多能得到皇帝的信任与尊重，于是他们对皇帝的劝谏也比较容易为皇帝所接受。明穆宗时的宠臣高拱在内阁的混斗中能接二连三地把政敌徐阶、陈以勤、赵贞吉、李春芳和殷士儋赶出内阁，不能排除是因为他曾在穆宗还是裕王时担任讲官，与其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在穆宗登基之后

38、，自然对其百般信任，使其在内阁混斗中处于有利的位置。由于明代皇权专制空前强化，朝廷大权集于皇帝一身，这就自然形成一种格局，能接近皇帝就位尊势重。司礼监以外，六科与都察院为皇帝近侍衙门，翰林官为皇帝文学侍从，因职务所关与皇帝接触较多，特别是“非翰林不入内阁”，庶吉士散馆时留翰林院就成为激烈的角逐目标。在明代中后期仕子心目中，七品以下的编修、检讨为最佳选择，其次为给事中、御史，再次为各部主事。如被授任州县官，则不啻为降罚措施。第三，翰林作为一个文化群体，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作为成功地进入中枢机构的士大夫中显达之人，翰林有机会实践儒家的政治理想，以其知识、节操等影响社会，实现“达则兼济天下”的抱负。

39、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表现的那种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于国事民生不敢忘的情怀，凸显出中国封建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独特文化品质。作为职掌文化事业的专官，明代翰林首先致力于精神文化产品的创造与保存。他们中的多数人不仅通经晓史，而且立德立言，创作出无数优秀的诗赋文章，为古代文化宝库增添了大量的财富。明代但凡修日历宝训、实录、玉牒、书、史，订辑经传，校勘书史，都是由翰林负责。翰林直接担当起整理、保存与传承封建文化的责任。流传至今的大量明代典籍，多数都出自翰林之手。明代的修史著述，可分为三类：一为修前代史，二为历朝实录，三是其他史志杂述。开国之初，明廷诏修元史，起居

40、注宋濂、漳州通判王袆为总裁，不久两人皆升为翰林院官，宋濂职学士，王袆为侍制。洪武六年，学士录旨詹同、学时宋濂修日历一百卷，分征伐次第、礼乐沿革、行政设施等项，记载朱元璋自渡江以来“征伐平定之绩，礼乐治道之详” 明黄佐：修日历宝训，翰林记卷13，第159页。后又将其中选五卷编为皇明宝训刊行。“凡修实录、史志等书，内阁官充总裁，本院（翰林院）学士等官充副总裁，皆出钦命。纂修从内阁于本院及詹事府、春坊、司经局内具名提请。” 翰林院，明会典卷174，第712页。成祖时编成永乐大典一书，“供事编辑者，凡三千人”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3。，在总裁、副总裁中翰林官占五分之四，对这部巨型类书的编成不可说贡

41、献不大了。参考文献1、 明实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民国五十年五月版。2、 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3、 明会典。4、 清龙文彬撰：明会要，中华书局1956年版。5、 明黄佐：翰林记，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元月初版。6、 明尹直：誊斋琐缀录。7、 明余继登：典故纪闻，中华书局1981年版。8、 明焦竑：玉堂丛语，中华书局1981年版。9、 明廖道南：殿阁词林记。10、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11、明丘浚：大学衍义补。12、清赵翼：陔余丛考。13、清 孙承泽：天府广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4、邸永君：清代翰林院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版。15、杨果：中国翰林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6、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17、关永发、颜广文著：明代政治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18、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19、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7年版。20、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目 录 题目1中文摘要及关键词1英文摘要及关键词1一 明代翰林院的文化职掌2二 明代翰林院与科举5三 明代翰林院与皇帝9四 明代翰林院的社会示范作用14参考文献1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