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城市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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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的 展（明朝建行省、抗 期）回 阳的 展史， 是一部 活的移民史。多次而大量的移民， 来了新的文化形式， 来了自然科学，甚至融 了新的外来 言 阳 座西南之城不断 来新的冲 和碰撞，而多次大量的移民， 也使 阳人的血液中多了 厚与包容的因子，使得 座城市能很快的将 些外来的 西吸收并 新，不断推 着城市的前 。 阳地区自古 少数民族聚居地，唐宋 期由于 事上的重要作用逐 形成城邑，当 的城邑极 陋狭小，“城内街道、初本狭窄， 、肩摩踵接”。其 ， 阳 黔中首邑， 事用地，但交通阻滞， 物品运 极 困 ， 因此 不甚 达， 期 于自 自足的自然 段。居民多以 生， 商 大多是湘、 、川等外

2、省人， 且本地人 本 微， 以与外商 争。明朝中后期，由于 道 开， 治者 屯田 荒，改革工匠服役制度， 和手工 有所 展，商 也逐 起，据 州 新志（弘治） ，在元代至正年 （1341 年 1368年）就有江西商人彭如玉到 阳。到了明代， 阳商 有了一定的 展，特 是明永 十一年（1413年） 州建省，明朝隆 二年 (1568) ，迁程番府于贵阳，取名贵阳府，贵阳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一时期贵阳经济取得更大的发展，逐渐形成以大十字为中心的坊市，据贵州通志（嘉靖）记载，贵阳内外著名的坊市有12 处，治城内有三牌坊市、四牌坊市、谯楼街市、风宪坊市，治城东门内有小十字街市，治城南门内有南

3、市，治城北门有北市，治城北门外有馆驿前市、十字街市、凤鸣桥市、洪边巷口市，治城南门外有马荣街市。在贵阳城外近郊的几个较大集镇有集场贸易，有固定的集场时间和地点，设有场主进行管理，负责解决纠纷。交易的方法有物易物和银钱购买，以前者为主， 交易的对象， 卖者主要是附近的汉族和少数民族老百姓，买者多为城内住户、官吏、驻兵家属等。这表明贵阳城市功能已经从单纯的防御作用向防御作用、贸易作用转换。清朝时期，清政府在贵阳地区实行 “改土归流”、“摊丁入亩”，中原及邻省人员迁入，带来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农业和手工业取得一定发展， 推动商业的发展。 贵阳工业以手工业为主，制造火柴、皮革、服装，后省府举办兵

4、工、抄纸、造币、白药等厂及电气局，其中小资本经营最多，推行最广的是土机织布。鸦片战争后，东南沿海地区外国商品涌入，贵阳商业市场发生变化，烙上了半殖民性质的印记，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但是整体上贵阳商业仍未脱离自然经济的范畴。清代贵阳商业特点：一是形成72 行商业格局，以大十字为中心的东南西北四街成为兴旺的商业区。出现制革业、糖果海味业、火柴业、照相业、修理钟表业等新兴行业， 1888 年，创办同济堂中药店。清朝时期的贵阳城已有街巷 123 条，形成以大十字为中心，通往东西南北的“万家灯火” 之城。二是五方杂处， 外省人结帮经商， 会馆接踵而立。从事贸易、手艺、佣工的“客民”大增，城中行会林立，会

5、馆众多，各地客商云集，集市贸易迅速扩展，坊市不断增多。三是洋货倾销，民族工商业出现。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洋纱、洋布、洋油、洋火等商品已有一定市场， 贵阳成为贵州省最大的洋货市场。 1911 年 10 月，盐商华之鸿创办的文通书局开业，成为贵州最大的民族工商业者。 四是同行业汇聚经营， 以行业命名的街道产生。如轿夫巷、鲜鱼巷、粑粑巷、皮匠湾、铁匠街等以行业命名的街道。五是商业经济性组织出现。清代以前，贵阳地处祖国西南边陲， 历史形成文化经济落后、 交通闭塞和封建主义闭关自守，致使工业生产长期处于手工操作，发展极为缓慢。民国时期，地方民族工业逐渐兴起， 贵阳轻工业有了初步发展。至民国 25

6、年（ 1936年），全市已有造纸、印刷、玻璃等小型工厂和六七百家手工业作坊及家庭作坊。但由于贵阳地处祖国西南边陲， 历史形成的文化经济落后、交通闭塞和封建主义闭关自守，致使工业生产长期处于手工操作，发展缓慢。抗日战争前，贵阳属于农业社会，地方交通不便，保守性特别强，是一个典型的农副产品集散地，既没有一定规模的工业，也缺乏完整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在社会经济中占绝对主导地位。就仅有的工业而言，也仅集中在印刷、染织、火柴、制革业。严格意义上的机械工业是根本没有。曾出现过挖掘煤炭的事业，但也只是为满足生活需要而采用土法进行的小规模开采。商业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商业资本不足、交通运输落后和社

7、会购买力地下，发展也极为有限。抗日战争爆发后，外埠厂商内迁，带来了资金，也带来了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 加上贵阳地区资源比较丰富，许多轻工业应运而生，机械、化工、卷烟等工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成为贵阳轻工业发展的兴盛时期。1938至 1939年迁入贵阳的厂商达101 家。此后贵阳新兴工厂不断出现， 1941 年注册 7家，1943年达 25 家， 1944 年注册 67 家，工人总数由战前的536 人发展到 3500余人，资本总额由战前的13.5万元增长到5735.6万元。贵阳近代工业的发展不仅表现在速度、数量和资本总额上的变化，还表现在主要工业门类的系统化上，战时增加了卷烟、电力、橡胶、水泥、电

8、器等，形成以动力、机械、化学工业为龙头的多门类的生产经营。1933年贵阳出现第一家机械工业，到1943年就已达 16 家，总资本额330 万元； 1936年前贵阳五卷烟厂， 1943年先后开办了金筑烟厂等3 家机制卷烟厂，到1945年卷烟厂达65 家之多，年产3200箱。随工厂数量、门类的增加和工业规模的扩大，工业技术管理人才数量也大幅度增加。以贵州企业公司为例，1940 年该公司有高级管理人才、专门技术人才和职员627 人，技术工人1191人，到 1944年增加到 1084 人和 1676日。可见贵阳近代工业在抗战时期得到空前发展，进而推动城市经济近代化。随工业交通的发展， 人口增加， 抗战

9、时期的贵阳商业也得到跨越式发展，出现空前繁荣。贵阳工商业1937 年仅为 1420 户，资本总额 180 万元；1943年急剧增加到4239 户，资本总额增至 10600万元； 1945 年又增至 5422 户，资本总额21000万元。民国 28 年(1939年） 2 月 4 日，日本飞机轰炸贵阳，以大十字为中心的商业地段墙毁屋摧，但几年后迅速恢复繁华。 据贵阳市工商业调查记录记载，民国32年（ 1943年）贵阳商业中，以旅馆业最多，达 415 家，茶楼酒肆次之，有219 家。但战后随厂商离去，工人返乡，人口骤减，销售市场萎缩，洋货充斥市场，加上国民政府腐败统治、赋税繁重、物价飞涨，地方民族工

10、业特别是大多数轻工业收到严重冲击纷纷倒闭，贵阳轻工业经济发展萎缩。 1947 年，电池业由原来 8家仅存 2家；陶瓷业减少一半；日用化学工业由29家降至 11家；日用玻璃业产量由 1946 年的 60 吨下降到 1949 年的 28吨；皮革户减少 19% 。到解放前，贵阳商业户数由1949 年初的 5213户下降到 10 月的 3952户。而且贵阳市轻工业多为手工、半手工操作作坊，工艺简单， 产量极低， 厂房简陋， 设备陈旧， 技术落后，产品单一，处于零星分散的衰败状态。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政治、经济重心西移，作为西南交通枢纽的贵阳，成为陪都重庆的南大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从而极大提高了贵阳

11、城市的行政地位。又因战时贵阳城市经济、交通、教育文化的发展，促进贵阳城市经济功能的空前增强，使贵阳发展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交通中心。道路交通建设： 抗战爆发前， 贵阳街道只有中华路、 省府路、中山路、黔灵路、环城马路等几条主要干线，约60 管理。抗战爆发特别是贵阳设市后,根据国民政府都市计划法拟定贵阳市道路系统计划，进行道路建设、拓宽工程。从1941-1945年完成道路拆修36 公里，随着公路建设和城市街道的兴修，贵阳市城区交通得到发展， 到 1944 年 1 月，贵阳各种车辆总计2583辆，其中汽车64 辆，马车510辆，人力车1627辆，自行车306 辆。公用事业起步：城市公用事

12、业是城市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抗战时期的大量人力、物力的内迁，成为贵阳市公用事业起步发展的重要动力。供水方面，1941年，贵阳市政府设水道工程处，负责给水工程建设，至1943年，建立配水站3 处，延伸瓦质水管 1800 米，初步建成城内低区配水系统。 供电方面，1938年，贵阳市发电量为150 千瓦，日发电量 785 度，用电户数 73户。至 1945年发电量为1045千瓦，日均发电量12960度，用户 3300 户。通讯信息方面， 贵阳邮局从 1936年的 2 处增加到 1943 年的 13 处。1935 年，贵阳出现长途电话。抗战期间，贵阳市装配了载波电报机、 无线电话机等先进通讯装置。

13、到 1945年，贵阳至邻省的直达话路达10 路，省内谈话达52 县。城市绿化方面， 1941年兴建河滨公园， 1942-1946年，先后修筑 5处广场。抗战期间城市建设的发展，改善了人居环境， 促进了贵阳城市近代化发展。贵阳地处西南边陲， 其文化与中原地区通都大邑比较，由于地理位置、社会需要、民族构成、表现形式、发展历程不同，从而自有其独特之处。贵阳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历次移民不仅给贵阳带来了大量的外来居民和技术、资金，也带来了各地文化， 五方杂处成为贵阳显著特点。各个民族长期的交流形成了多元一体的贵阳文化。贵阳文化的多元性在语言方面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一方面是汉

14、语自明代以来广泛通行，另一方面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至今仍然通行少数民族语言。从历史上来看，贵阳地区人口曾经以少数民族为主。以布依族和苗族最多，少数民族居住地分散，居住环境各异，加上崇山峻岭的阻隔，彼此之间长期失去联系，各部分少数民族之间文化习俗各不相同。各少数民族的起源、 迁徙的历史都无从在纸面上寻找，而是以民间传说、歌谣的形式，通过口头的传承延续下来。明代以后，汉族开始大批移入， 贵州的民族成份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渐形成“汉多夷少”的局面。语言环境也随之改变，汉语逐渐成为省内许多民族间交往的语言。贵阳方言属汉语北方方言西南官话的川黔方言。川黔方言的一致性很高，贵阳方言总的说来与贵州省境内川黔方

15、言各小片的差别不大，与省境之外其他川黔方言点如重庆、 成都等地的方言也很接近。贵阳方言一般指贵阳城区的方言。 由于贵阳城区近几年发展很快，人口迅速增加，贵阳方言在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贵阳人中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真正操纯粹老贵阳方言的人在贵阳总人口中已经属于少数，而操新贵阳方言的在年轻人中是大多数。明朝在贵阳设立提学道和单独开科后，贵阳文化教育发展较快，逐渐成为全省文化教育中心。明朝贵阳文化历史上不能不提的一个人就是王阳明，正德元年（ 1506 年）王阳明因宦官陷害，谪贵州龙场驿（今修文县境内）驿丞。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正德四年(1509年) 于贵阳文明书院“始论知行合一”，他在龙场彻悟了这样一个

16、道理，人的本然之知是内在于人心的，要使人的本然之知升华为自为之知，只需向内用力而不须向外求得。从知(本然之知 )到行 (致的功夫 )再到知 ( 自觉之知 ) ，构成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最初框架和结构。清朝时，贵阳文化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官学、书院增多，科举扩大。晚清时，近代文化传入贵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出现新的变化， 政府下令设立中学堂和小学堂，贵阳新式学堂有官立、私立、公立、客籍、教会等设立的学堂60 余所。同时还出现电报、电话和邮政，产生报纸、杂志，办起了官书局和文通书局。还在戊戌变法前两年，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时任工部侍郎的贵阳人李端棻上了一道请推广学校折 ，提出了“一经

17、五纬”的主张。所谓“一经五纬”，就是以学校为“经” ，以设藏书楼（图书馆）、创仪器馆（科学馆） 、开译书局、广立报馆和派遣游历者（留学和出国考察）为“纬”。他的主张被光绪皇帝采纳，进入了政府决策。他以开放的眼光看待西方文明，主张从教育入手引进“西学” 。光绪二十三年（ 1897年），贵州学政严修在贵阳改革学古书院，选拔高材生四十名入学， 开设经史、算学、格致、地理、英文等课程，其讲求“经世致用”的经世学堂，与湖南的时务学堂同年，在全世界人民处于领先地位。严修主张破格求才，录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算学等方面的专门人才，开启一代新风。光绪二十八年（ 1902年），贵阳掀起了一股办学的热潮。贵阳

18、的小学堂及中学堂纷纷开设了算术、格致（后改为自然） 、物理、化学、地理等自然科学课程。贵州大学堂后改为贵州高等学堂，教学以经史、 中外政治、图算、西艺为主，中西各学分班传习。又设农林学堂、蚕桑学堂、矿业中学堂，传授专门技术。光绪末年，贵州实现了一项零的突破；派遣 151 人留学日本，通过“东洋”学习“西洋”，主动引进新的知识。 随后又有多批留学生出国，分赴日本、 欧洲、美国。辛亥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贵阳，以及“五四”运动、贵阳中共组织的建立、 红军长征过贵阳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贵阳文化艺术出现许多新事物、新景象，但总体上仍在缓慢发展中。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贵阳成为后方重镇，沦陷区许

19、多文化教育机关迁入， 大批文化艺术界人士来到贵阳。贵阳本地文艺界也纷纷成立贵阳文艺界抗敌救国会、中苏文化协会贵阳分会等各种团体， 开展多种多样的文艺活动。在这种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抗日战争时期贵阳文化艺术得到巨大推动，掀起了贵阳市现代文艺发展的高潮。这以时期出现了每周文艺社等学术团体。创办了文讯月刊、七七“半月刊等期刊。以及革命日报的晴岚，贵州日报的革命军 、中央日报（贵阳版）的前路 、贵州晨报的突击等报纸副刊。 骞先艾出版了 乡谈集（ 1942年）、谢六逸出版日本之文学（ 1940年）、矛盾等许多全国知名作家都在贵阳的刊物上发表作品。翻译家曹末风将莎士比亚全集翻译了12 本，著名词学家吴梅将

20、 霜崖诗录、霜崖曲录、南北词间谱等著作献给贵阳人民。1942年，文通书局邀请马宗荣、谢六逸主持成立编辑所，聘请全国112位全国知名学者为编审委员，出版了大学丛书等数百部新书，活跃了抗战文化。这一时期，贵阳戏剧、音乐活动蓬勃开展。1936 年成立了沙驼业余话剧社， 1937年成立筑光音乐会，以及合群体育会艺术部等。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这些团体到街头、学校、农村教唱救亡歌曲，演出抗敌救国独幕剧、活报剧等，激发了贵阳人民抗日热情。同一时期，京剧、川剧、评剧、越剧等剧种也进入贵阳，在贵阳安家落户。期间贵阳社会文化设施增加，先后建立贵阳贵山民众图书馆、贵阳民众教育馆、贵州省立图书馆、贵州省立科学馆、贵州省立艺术馆，极大丰富了贵阳的抗战文化活动。抗战胜利后， 外地迁筑的文化机关还乡，繁荣的抗战文化艺术又步入低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