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与交易成本西方经济学逻辑的制度前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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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人”与“交易成本”：西方经济学逻辑的制度前提关于“经济人”预设 如今有些人喜欢讲利己利他、性善性恶之别。这个区别有时被说成似乎是“文化”上的：据说“西方文化”强调性恶论，而“中国文化”或儒家文化则强调性善论。有时又被说成是“主义”上的：一些“左派”朋友常批评“右派”主张人性“利己”，而他们则主张利他或利公。据说“资本主义”主张自私自利，而计划经济则主张先人后己、大公无私。但是不管这些说法是在“中西”文化之别的意义上，还是在“左右”主义之别的意义上，大概讲的都是两个意思：第一作为事实判断，他们强调现实中有许多高尚的人和高尚行为如雷锋、白求恩等等。近年一部左派活报剧让一个女妖状的“美帝国主义

2、者”怪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尽管这句话本是“国产”而且流行于国人不知“自由”为何物的时代，但据说“自由主义”或“西方文化”信的就是这个。第二作为价值判断，这些朋友说利己是恶，利他利公是善，应该抑前者而扬后者。人不应只顾自己，应该为别人、为整体利益而奉献，等等。两者的靶子就是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预设 这“预设”其实源远流长，中国人说的“先小人，后君子”、“亲兄弟，明算帐”都是这个意思。亚当斯密也以此立论。但在经济学理论中首次明确提出这“预设”的是约翰密尔，他在1836年的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学问的哲学方法一文中明确地说，经济学以人会利己作为预设。但这仅仅是一种假设，一种抽象，而不是对

3、人事实上是什么所作出的论断，更不是对人应当做什么的一种回答。“没有一个政治经济学家会如此荒谬地认为人类事实上如此。但这种假设是这门科学研究的必要方法。”1就事实判断而论“经济人预设”与那种“人对于人是狼”的说法全然不同道理很简单：人们没有见到狼群中存在市场，更不能设想狼与羊进行交易。相反，在弱肉强食的兽群中倒真是可以看到“强权垄断一切，强者分配一切”（从食物直到配偶）的“命令经济”的。霍布斯实际上讲的也不是市场的必要性，而恰恰是强权的必要性。因此毫不奇怪，在中外思想史上，倒是极端“反市场”的某些流派，如最强调“强国弱民”、“重农抑商”的中国传统法家才主张人性皆恶。如果说霍布斯的话还只是对陌生人

4、而言，那么韩非则主张妻对于夫是狼、子对于父是狼：“夫以妻之近及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自为心也。”2（韩非子），因而除了“法、术、势”之类厚黑功夫，法家是什么也不信的。就价值判断而论 西方人是崇尚自利的吗？如果真是这样，怎么能理解基督教在西方的地位呢，今天讲的西方文明被叫做基督教文明，基督教崇拜谁？耶稣，耶稣是什么人？据说他是一个为了拯救人类，不惜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如果西方人就崇尚自利的，那耶稣不成了大傻帽了吗？他们应该崇拜那个为30块钱出卖耶稣的犹大才合乎逻辑？“西点军校塑了雷锋像，雷锋精神把西方人也感动了”？西点是不是有雷锋像我不

5、知道，但在雷锋之前西方人不知道献身、利他之可贵、可赞？雷锋是否感动了西方人我不知道，但耶稣感动西方人已经几千年了！其实基督教传入前已经如此，大家知道普罗米修斯，那是在基督教以前，也是为了大家而做出牺牲的典范。也许世界上有鼓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民族，但这样的民族我相信很难持久延续。任何有生命力的文明大概都崇尚高尚，至于用什么途径去崇尚这是另外的事情：是强迫你“高尚”呢，还是赞扬自由的高尚者？韩非：人对于人应该是狼，不是狼也要把他变成狼“西方的”性恶论，即使在“人对于人是狼”那样极端的表述中，也只是一种事实判断，决不至于在价值意义上对“不为己”者作出“天诛地灭”的诅咒。但在我国传统时代，这样的诅咒

6、不仅见于社会流行语，而且像韩非这样的经典法家，对那种不怕死不爱钱无私无畏的海瑞式人格也可谓“疾善如仇”了：“若此臣者，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谓之无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1读者读完本文就会明白，这种“疾善如仇”的“性恶论”实在是专制逻辑之必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法家思想恰恰是在文革时代那种极端“反市场”的极左氛围中在中国得到空前普及的！可行的规则（制度设计）只能以底线为前提 人人利他很美好，这不是问题。现实中有人利他，这也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有人利己怎么办？灭了他吗？由谁去灭呢？宗教上可以设想由上帝去灭，这就是“末日审判”。可是这之前怎么办？由人去灭吗？这个有权灭人的

7、人自己也利己又怎么办？我们的儒家先贤早就有言：“使天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2有多麽可怕！毛主席语录：“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那么可行的制度设计能够以这“最难最难”的前提为基础吗？毛主席还说：现在有个最大的弊病，就是有些人很霸道，“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你看，够自私的吧？这个自私者可怕吧？问题在于：深究起来，这个自私者的可怕还不在于他自私，而在于他有如此大的权力，以至于可以随意把他人的东西攫为己有！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办？毛主席的意思似乎是要反过来，提倡舍己为人，“你的是你的，我的也是你的”。可这是对谁提倡？如果对当

8、权者，他连“你的是你的”都不承认，要他把自己的也奉献给你，可能吗？如果对无权者，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下要求他们接受“你的是你的，我的也是你的”，不明摆着是要他们接受掠夺吗？显然，对这种弊病只有先确立“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就是你的；我的不是你的，你的也不是我的”的原则，即承认各人的权利，禁止抢劫。在这个前提下如果你自愿舍己利他行慈善，实行“我的也是你的”，那当然应当赞赏。可是谁也无权强迫你这样做，当权者尤其不能，否则黄宗羲谴责的“使天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就成为事实，而毛主席抨击的那种恶霸就肆无忌惮了。自由主义主张“性恶论”吗？自由主义者并不认为人必定自私，更不认为人应当

9、自私。许多自由主义者本人的利他和自我牺牲精神并不亚于其他“主义者”，他们提倡志愿者、慈善和义工精神也不遗余力。但是他们对人性的局限有深刻理解，明白慈善可遇不可求，利他精神可以自律而不能律人，人皆利他是不能指望的，强使人利他不仅做不到，而且是不该做的。“先小人后君子”为的正是多出真君子 因此制度安排必须“先小人后君子”，以人有可能自私作为预设。因此需要：政治上强调制衡，尚贤但不迷信人贤，则非贤者亦不能害人；经济上肯定交换，慕义但不强求人义，则非义者亦不敢抢劫。这正是为了保护君子不受小人之害，真君子不受伪君子之害，乃至尽可能地使君子变得更多、更真。斯密墓前：“这里长眠着道德情操论的作者”即便在“君

10、子国”中，这个规则也是适用的 镜花缘中君子国人只知利他、不知利己。卖者力求价贱，买者必欲价昂，吵的一塌糊涂。于是有“右派”朋友说你看如果双方都坚决只利他、不利己，这个社会也会吵得不可开交，而不会和谐。两位“左派”朋友分别驳斥他。其一说：你这逻辑有问题，如果贱买贵卖产生矛盾，可以通过讨价还价解决。那么贱卖贵买同样产生矛盾，为什么就不能通过讨价还价来解决呢？贱买贵卖的双方可以做买卖，可以成交，为什么贱卖贵买的双方就不能做买卖，就不能成交呢？凭什么因此就说利他主义行不通，利己主义才行得通呢？我觉得他驳的非常好，这说明不管双方都自利，或者都利他，都会产生矛盾。但这不要紧，可以通过讨价还价解决。换言之，

11、不仅人人自私的情况下市场经济可以成立，人人是雷锋市场经济也可以成立。“小人”国需要讨价还价，君子国不也需要讨价还价吗？其二说：利他怎么会导致争吵呢？比如在公共汽车上，据说毛时代的人道德很高尚，在车上彼此谦让，互相让座，很君子嘛。但他们并没有争得不可开交，很快让座就让成了。这不是很和谐吗？现在道德堕落了，才会出现为争座位而吵架。但他忘了，让座成功的条件就是两人并非同时利他：让座的是利他，受让的不就是利己吗？但由于双方完全自愿，这就被认为是好事。然而这怎么会否定讨价还价机制？如果一个自愿利他一个自愿受利，那就让座吧，如果两人都自利或两人都利他，那就讨价还价，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嘛。关键在于所有这三种情

12、况都以自愿（自由）为前提。假如不是这样，某甲持刀逼迫某乙让座与他，那就不仅是争吵的问题了。某乙如果反抗就会发生流血事件，如果不反抗而被迫“利他”了，那不就是强盗社会吗？一般来讲，利他引起的博弈的确没有利己引起的博弈普遍。“镜花缘”式的讨价还价很难见到。这只能说明双方自利比双方利他更常见。我们说“经济人”是逻辑预设而非事实判断，它无需以这一事实为前提。但这个事实应该说还是存在的：在陌生人（而非熟人乃至亲人）之间的关系上，的确利己行为比较常见。所以贱买贵卖的还价与让座都不稀奇，而镜花缘式的贱卖贵买就被看成小说家言。为什么让座很少引起争执呢？很简单，因为要找到一个自利者太容易，而所有人都坚决利他几乎

13、不可能嘛。但就是这种几乎不可能的事即便发生，“经济人”预设逻辑上推出的原则（讨价还价）都仍然成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道德人”预设的二元性导致反道德 总之，关于“经济人理性”的预设并不是断定人必定自私而不可能利他（因此不能用某个或许多利他的事例来证伪这种预设），更不是鼓吹人们应当自私自利（因此不能用关于自利心如何可恶之类的价值判断来否定这种预设）。这种预设只是相信没有什么能保证人人无私，也没有什么能保证某个人事事无私，因此制度安排的出发点只能是：你如果无私、利他、行慈善，当然再好不过，假使你出于利己之心，这种安排也可以使你的行为实际上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社会总福利。显然，这样一种安排就是市场

14、经济。但问题在于：这样一种预设必须是逻辑上一贯的：它不能对一些人作经济人预设，而对另一些人作“道德人预设”。“经济人预设”假定人是合理自利的，即他们不会抢劫，也不愿被抢，每个人都有捍卫自己合法利益的权利和能力。于是经济学只能预设交易，不能预设慈善，也不能预设抢劫，尽管现实生活中慈善与抢劫都可能发生，然而这两者都不应当成为制度的基础。双重预设的一个典型可是如今一些论者在假定“转轨经济”中的一些人具有经济人理性的同时，把另一些人设想成豁达的无私者。前一时期流行的“公益广告”：“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典型。这个广告针对下岗者和其他弱势群体。然而这样的“豪迈人”如果作为

15、高调道德宣传，它就不应只面向弱势阶层；如果作为现实安排的预设，那就与“经济人预设”相反：它假设弱者是不在乎自己的利益的，即使被剥夺了一切，也“只不过是从头再来”耳。于是大可不必与他们讨价还价，掌勺者私占大锅饭就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一方”任意处置公共资产，“公共”就只能乖乖放弃“选择”之权利；把公共资产当作无主物而先占之，公众也只能认可不能说这一切在现实中都不“可行”，正如慈善现象与抢劫现象在现实中都有成功之例一样。问题是这样的预设难道不正是“反市场经济”的么？而从经济人预设出发，就应当承认一切人在改革中都有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并力图得到更多的倾向。权贵如此，平民也如此。我们不能只对前者运用“

16、经济人预设”，承认只能满足其利益来换取其放弃特权，而对后者却运用“豪迈人预设”，设想他们可以为转轨作出重大牺牲而无怨无尤。这样的“双重预设”不仅在道德上不可接受，而且在逻辑上我们也不能回避这两种预设的冲突！人如果真的可以被期望“豪迈”到如此地步，还有必要（或者说有可能）搞什么市场经济吗？显然，如果把经济人预设的逻辑一以贯之，就应当承认“转轨”中的人们无分上下都不甘心“为伟大的市场经济作牺牲”，就应当承认他们在进入市场时的“初始交易权利”，就应当重视转轨中权利与义务、风险与机会、代价与回报的对应性，亦即重视经济转轨中的公正原则。就应当在转轨过程中制约权力，遏止索贡（而不仅是“寻租”），实行获得的

17、正义、交易的正义与矫正的正义。因此，彻底的“经济人预设”不仅不会破坏人们在底线之上追求的道德理想，而且它守住的这个底线可以保证道德理想不至于异化为邪恶。相反，如果说过去那种“使天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利”的预设恰恰造成“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的不正义的话，如今转轨中的不正义则很大程度上正是“经济人预设”与“豪迈人预设”矛盾冲突的结果。在个人道德理想上我们无须忌讳高调，甚至无须忌讳“乌托邦”，但作为制度与规则的预设，我们只能从“经济人”出发，不仅不能否定这个预设，甚至“经济人与豪迈人的双重预设”也是不可取的。那么为何自由制度又从来难产呢？那恰恰是那些掌权的小人害怕受到制约而极力禁止这样的制度安排

18、，这些小人不仅自称君子，还宣称有了无限权力他就可以把天下人都改造成君子。有时人们会轻信这种自诩，但更多情况下这种自诩其实并没有什么人信，仅仅由于人们害怕他的淫威，由于人们并非“不自由毋宁死”，非自由的制度才经常存在。但那些自诩从来无法实现而且不断带来灾难。所以只要有机会，人们还是会寻求“到自由之路”的。“交易成本”与交易权利从魁奈、斯密到穆勒、边沁：确立交易权利的正当性科斯的“交易成本”学说与新制度经济学邓小平：现存体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风波”之后这个“优越性”更加突出。张五常：社会主义如果说有一点优越性，那不是它“公平”，而是

19、它能减少“交易成本”。盛洪我与科斯：电梯中巧遇“交易成本”理论大师科斯，请教改革。科斯答以两个词：“共产党，产权”。据说其意为：依靠党的权力、以“交易费用最小”的方式落实产权。薛兆丰冀望中的壮举：“旗帜鲜明地将经济自由和投票民主对立起来，在中国共产党无可争议的绝对领导下，排除各种民主呼声的干扰，进行大胆而急速的所有制革命，彻底明晰和保障资产和劳力的产权”，这是“中国早日走出印度之路”的不二法门。产权改革不能搞“公共选择”而只能搞“双方交易”，因为前者会增加“交易成本”。只要公众“无需监督”，就可以“交易产生产权”。周其仁分析上海纺织业改革：“两权分离”增加交易成本，过时了；而西方要实现经理控股

20、很困难，我们的优势正在于可以一步到位实现管理者控股。有人发现：历史上暴秦连坐族诛之酷法也是降低这种“成本”的妙方。张维迎、邓峰：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对中国古代连坐、保甲制度的法和经济学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左右两派都讲“降低交易成本”温铁军：国家与无数小农打交道“交易成本太大”，集体化就成功减少了“交易成本”。当然，“集体”只能官办，像印度的工会农会那么发达，国家与企业和工农打交道“交易成本”就更大了。吕新雨：赞成温铁军主张并引沙俄首相维特语：“放一群牲畜比一头一头地放更省事”。以强权降低“交易费用”：左派用它为强权下的化私为公辩护；右派用它为强权下的化公为私辩护。这是本来意义上

21、的“交易成本”理论吗？科斯企业的性质：他为什么不说奴隶制更能“降低交易成本”？科斯社会成本理论：他讲的是为强势一方降低“出价”吗？“农人牧人交易”示例：“初始产权属谁并不重要”可以理解为牧人不妨通过抢劫农人来建立“产权”吗？但不管本来意义如何，这种歪曲的理论确实描述了第二阶段“奇迹”的主因 东欧真的搞过什么“休克疗法”？“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捷克：“自由放任”理论家克劳斯变成“欧洲最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郭增麟：波兰民主化后的劳工法“只讲劳工权益”损害了经济发展。罗马尼亚日乌河谷煤矿：艰难谈判13年波兰森吉米拉：五次方案的波折“冰棍效应”换来了什么

22、？格但斯克造船厂的故事东欧没有“奇迹”，但已经赢得显著的进步今天我们一些媒体有意无意把普京时代的两个现象的“经济繁荣”与“民主倒退”联系起来，似乎俄经济的好转就是因为赶走了“民主妖魔”，这完全没有根据。且不说俄罗斯经济止跌回升的“拐点”在普京接班前已经出现，而普京的“民主倒退”也是有限的，与叶利钦时期的政治体制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只需看到：今天那些民主政治日益巩固的东欧国家，经济发展的业绩决不亚于俄罗斯如果考虑到俄经济业绩对“石油红利”的依赖，应该说那些东欧国家的经济比俄罗斯更出色。只不过我们的媒体热衷于报道“民主转轨时的经济滑坡”和“民主倒退下的经济增长”，因而对他们通常是“报忧不报喜”而已。以

23、同属于前苏联的波罗的海诸国为例，新千年以来经济发展的势头很猛，2001-2003年间，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与立陶宛的GDP年平均增长率分别达7.2%、8.6%、7.9%，而2004-2006年间更加速到10.4%、10.0%、7.5%，明显高于同期“普京的俄罗斯”。新加入欧盟的8个原东欧国家，2001年人均GDP仅为“老欧洲”（原先的欧盟15国）的46.2%，2006年已经达到54.4%，明显超过了入盟时预期的“每年以一个百分点追赶老欧洲”。尤其是前苏联范围内的波罗的海三国，在上述5年内立陶宛人均GDP由老欧洲的36.6%升至50.9%，拉脱维亚由33.8%升至49.4%，爱沙尼亚更由40.0%

24、升至61.4%，每年都追上3-4个百分点。所以，说民主化必定促进经济增长固然不能成立，说民主化必定妨碍经济增长更是毫无道理。而对于已经渡过转轨阵痛期的国家来说，民主巩固的国家经济业绩一般都比仍在摇摆乃至“倒退”的要好。我们现在所有的要素似乎都极有“竞争力”劳动力：印度等国在劳动力充裕而廉价方面不亚于我们，但我们的劳工之逆来顺受全无集体谈判权却是他们不可企及的“优势”。土地：与劳力相反，我们的土地本来非常稀缺，但却拥有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圈地机制，圈占广州附近的大片膏腴比人家圈内华达沙漠还容易。资源：我们环境和资源禀赋不佳，但没有讨厌的公民社会捣乱，要占用它们就免了许多“麻烦”。资金：我们的公共

25、财政在公众福利方面捉襟见肘，而使用“公共财政配套”来“招商引资”却非常慷慨。在所有这些方面，他们不管社会党还是保守党谁能与我们竞争？而那些“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民主转轨国家就更不可能创造我们这种“奇迹”了。减少“交易成本”以提高“效率”是国外经济学的一大发明，但以剥夺一些人交易权利的方式为另一些人单方面降低“交易成本”的主意却是他们想不出来的。无怪乎我们一些人发现历史上暴秦连坐族诛之酷法也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妙方了。“公益广告”：下岗工人之歌“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19852006中国外汇增加额与外贸收支外资利用差值表中国外汇增加额与

26、外贸收支外资利用差值表 （亿美元）（亿美元）年份年份外汇年度增加额外汇年度增加额对外贸易差额对外贸易差额实际利用外资实际利用外资外汇增加额与外贸外汇增加额与外贸收支、外资利用差收支、外资利用差额额1985-55.76-14919.5673.681986-5.72-119.722.4491.5419878.51-37.723.1423.0719884.49-77.531.9450.05198921.78-6633.9353.85199055.4387.434.87-66.841991106.1981.243.66-18.671992-22.6943.5110.08-176.27199317.56

27、-122.2275.15-135.391994304.2154337.67-87.461995219.77167375.21-322.441996314.32122.2417.26-225.141997348.61404.2452.57-508.16199850.69434.7454.63-838.64199997.16292.3403.19-598.332000108.99241.1407.15-539.262001465.91225.5468.78-228.372002742.42304.3527.43-89.3120031168.44254.7535.05378.6920042066.8

28、1320.9606.31139.6120052089.41020603.25466.1520062474.681774.8694.685.2“净误差与遗漏”2002年转正，2006年为3.62亿美元，而2007年达1347亿美元，一年飙升370倍。2008年预计达2500亿美元。“净误差与遗漏”2002年转正，2006年为3.62亿美元，而2007年达1347亿美元，一年飙升370倍。2008年预计达2500亿美元。“资本内逃资本内逃”与与“三顺差三顺差”入世前我国双顺差总额（贸易顺差与FDI之和）经常高于外汇储备增加额，人们普遍认为这意味著严重的“资本外逃”，并为此忧心。但入世后情况完全倒转

29、：尽管双顺差总额高速增长，但外汇储备的爆炸式增长更厉害，外汇储备增加额反过来显著高于双顺差总额。有人认为这是国际投机资本（“热钱”）暗地涌入中国所致，并产生了另一种担心。我觉得“热钱”固然有，非法聚敛的资本也可能仍在“外逃”只是资本“暗中”流入额更大。但流入的未必都是热钱。事实上，“热钱”冷钱都是资本，都寻求赢利最大化，两者并无绝对的界限。如果“热钱”流入后一直不撤走（由于人民币升值与资本涨价两大预期持续存在，这是完全可能的），也要寻求长期投资可能。更重要的是，在外资争相涌入中国的情况下，中国已经提高了进入的门槛。于是在国际资本过剩、理想投资场所不足而中国又有下将述及的诸多引资“优势”的情况下

30、，即便长期投资者也可能“前门进不来进后门”，从而表现为外汇储备增加额高于双顺差之和的那些“误差和遗漏”项。不是中国资本“外逃”、而是外国资本（为躲避他们的工会、福利制度等“民主社会主义”的压力，或者为规避民主制下的“交易成本”）而“内逃”中国中国资本“外逃”意味著腐败与非法聚敛，外国热钱流入意味著金融风险，这两种问题今天无疑仍然存在。但是如果长期投资者也踊跃到了“前门进不来进后门”的程度，那就意味著中国的确成了他们心目中的投资乐园。这些并非纯投机的资本不是“恶意炒家”，他们是确实想在中国长期赚钱的。他们如此看好中国，至少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当然是积极现象，说明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的确有显著成果。在

31、入世前中国已经存在的在入世前中国已经存在的“双顺差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与资本项目顺差）（经常项目顺差与资本项目顺差）基础上，入世后又出现了基础上，入世后又出现了“三顺差三顺差”（国际收支总平衡帐的（国际收支总平衡帐的“误差与遗误差与遗漏漏”项也由负数变成了正数），这可以说是新阶段的第二个特点。项也由负数变成了正数），这可以说是新阶段的第二个特点。在“中资海外遭遇工会陷阱”的同时，西资内地寻找投资天堂 国外：商品来了，资本走了，工会蔫了，福利黄了“只有中国能毁社会主义”？国内：这样的发展模式可持续吗？“左派欣赏中国低自由，右派欣赏中国低福利”正在变成左派批评中国低福利，右派批评中国低自由。但问题不在人家怎么想，我们自己呢？国外左派反对全球化可以理解，国内左派也反，岂非南辕北辙？坚持全球化，但不能再坚持“低人权优势”中国的未来？“交易费用”：省下了还是欠下了？高速增长能无限持续吗？中国如何走向“和谐社会”？中国的“全球化”vs全球的“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