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稿石雄斌)襄樊市“关于襄樊荆楚文化问题的研究”结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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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襄樊,荆楚文化的发祥地石雄斌1(襄樊市教研室441021) 陈红2(襄樊市第五中学441021) 李萍3(襄樊市职业技术学院441021)【内容提要】 襄樊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荆楚文化是我国古代江汉流域兴起的一种地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楚国有800年的历史，但荆楚文化则可延伸至2000多年。襄樊具有丰富的荆楚文化资源，其文化有着独特的地域特性 、多元融通、神秘浪漫的鲜明特色。保护、开发和利用襄樊荆楚文化资源对于今天和未来襄樊的发展具有浓厚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作者单位】课题组成员：石雄斌（襄樊市教学研究室）卞先华（襄樊市教学研究室）李均邦（襄樊市第四中学）陈华员（襄阳区第二

2、中学）陈玉国（宜城市第三中学）陈红（襄樊市第五中学）张利宝（襄樊市第一中学）司光勤（襄阳区第一中学）陈勇（襄樊市第三十六中学）勾永学（南漳县第一中学）朱明辉（保康县第一中学）李萍（襄樊市职业技术学院）【关键词】 襄樊 荆楚 文化 地域荆楚，是有着历史、地域与文化丰富内涵的概念。作为春秋战国时期重要方国的荆楚不仅在地域上曾经拥有南部中国，成为战国时期疆域最为辽阔的国家，而且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荆楚文化。荆楚文化不但是长江中游民众取之不竭的文化资源，而且它和中原文化一道成为华夏文化的主脉。周代至春秋时期襄宜地区是楚国核心区域，襄樊是楚文化的发祥地，具有丰富的楚文化资源，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具有巨大的经济和

3、文化开发价值。一、襄樊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一）关于荆楚文化的概念。荆楚文化，因楚国和楚人而得名，是中国古代在江汉流域兴起的一种地域文化。荆楚，这里提到的“楚”，不仅仅是单纯的民族概念，同时“楚”也涵盖了“楚国”的国家概念和地域概念，仅仅谈到“楚”就有800多年的历史，但荆楚文化则可延伸至2000多年。荆与楚是同物异名，它本是一种柔韧性较好的木本植物，说文“荆，楚木也。”（卷一）“楚，丛木，一名荆也。”（卷六）“荆”作为地方名称，最初出现在夏朝，禹伐三苗，控制长江中游后，设立了传说中的古荆州，“荆及衡阳惟荆州。”（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对夏九州之一的荆州有具体的记述：“正南曰荆州，其山镇曰衡山，其泽

4、薮曰云梦，其川江汉，其浸颍、湛，其利丹银齿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荆州的丹银等物产曾作为上贡物品，这些在二里头文化中已有发现。 1以荆或楚作地域方国的政治实体名称，现在所知是在商代已经出现，甲骨文中虽只见楚而无荆，但在金文过伯簋中有“过伯从王伐反荆”，贞簋有“贞，从王伐荆。”等说明商周时代荆、楚是互见的。2我们从诗商颂殷武：“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的记述中知道，荆楚已经并联成为专门的地域名称。荆楚地区在商代名义上是被纳入商王朝统治范围的，属于南土方国。商文化的确也影响到荆楚地区。3武王克商以后，承商代遗制继续将楚视作自己的

5、南部疆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4周成王时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地方，将有功之臣的后代分封到各地，曾为文王师、“有功于文王”的鬻熊后代自然在分封之列，因此册封鬻熊重孙熊绎于楚地，“封熊绎于楚蛮， 作者简介: 石雄斌（1966），男，湖北省黄梅县人，湖北大学兼职研究员，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现任襄樊市教育局教学研究室历史教研员、高中科党支部书记、科长。主编参编论著11部，省级以上公开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史记楚世家）丹阳即丹水之阳，丹水曾是苗蛮活动的主要区域，可能是苗蛮与中原连接的重要界点。三代之时，尧率领北方部落联盟发动了对苗蛮集团的进攻，“尧战于丹水之浦

6、，以服南蛮。”5苗蛮在中原部落的压迫下，退至荆州一带。后来虞舜继续与苗蛮交战，大禹最后征服了苗蛮。受周室册封的熊绎，可以说是周王控制南土的代表，有让其领袖楚蛮的意味。6因此，楚正式成为周代封邑之名。不过那时地盘极小，“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7当时楚子处境艰难，楚灵王时令尹子革说起这段历史：“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惟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8封在蛮荒的熊绎不仅要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求生存，同时要对周天子尽守土之责，并且以桃弓棘箭为王室禳灾。在立国之初，无论处境如何的不妙，奉事周室的楚子毕竟有了自己立足之地，有了向南扩展的基础。其后，楚君熊渠利用

7、王室衰微之机，向江汉进发，并取得江汉蛮族的信任，史记楚世家称：“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熊渠势力得到扩充后，于是明显表示脱离周室而自立，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熊渠远伐扬越，到达鄂地，封自己的三个儿子为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但当时楚国的实力还不能与周王朝分庭抗礼，因此周厉王当政时，熊渠害怕周人讨伐楚国，“遂去其王号。”起初楚国控制的地域非常小，到春秋时期，通过不断的战争，襄樊境内诸侯国先后被楚国所灭。楚国疆域大增，成为春秋时期的大国。楚国积极参与大国争霸，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襄樊置为军事防御的“北津戍”。襄樊成了楚国的北大门，成了楚国与周天子及郑、晋、卫等诸侯国连接的通道，战略地位

8、十分重要。城濮之战20多年后，楚庄王问鼎中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春秋300年间，楚国共灭掉45个诸侯国，成为当时灭国最多的大国。鼎盛时期的楚国，面积近100万平方千米，人口有500万，是战国时期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成为战国七雄中的强者，战国诸雄当中，楚国版图最大，人口最多，最为富庶。等到怀王即位，楚国已开始走向衰落。偏听偏信的怀王，毁了楚国与齐国的联盟，亲手断送了遏制强秦的最后一股力量。公元前279年，秦将白起率大军从陕西出发，经今竹山、房县、丹江口东下，攻占楚国的鄢、邓。楚顷襄王逃到陈（今河南淮阳），楚国最终被秦国所灭。战国之后人们习惯以楚地称代故楚地区。史记货殖列传在讨论各区域民俗、物产

9、时，将故楚地区分为南楚、西楚、东楚三个板块。汉书地理志以战国初期的国土为依据，将楚地限在今两湖及汉中、汝南一带。也即长江中游、特别是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湖北湖南地区，六朝时期，将这一地区（汉朝的荆州境域亦即故楚中心地）称为“荆楚”。“元嘉中，以京师根本之所寄，荆楚为重镇，上流之所总。”9晋室南渡之后，荆楚地区成为南北对立的前沿，荆楚既是军事重镇，也是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带。因此南朝异常看重荆楚。“荆楚”成为当时常说的名词，如“荆楚用武之国。”10龚祈是武陵汉寿人，他“风姿端雅，容止可观”，时人叹曰：“此荆楚之仙人也！”11而喜好游历的徐怀简在任梁湘东王镇西咨议参军时，于“荆楚山川，靡不毕践。

10、”12可见以荆楚指代江汉地区是当时的习语。南朝梁人宗懔以荆楚地区居民的年度活动为记述对象，写成荆楚岁时记一书。秦汉以后荆楚作为一个地域概念，它有一定的政区范围，但不严格对应行政区划，它侧重地域的文化性，是一种文化区位，所以荆楚有时涵盖了整个江南地区。（二）关于荆楚文化的起源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就是一个民族和地域的兴起和发展，中原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诞生了伟大的汉民族。但荆楚文化的发源地，也就是统一了南方多民族并与中原文化交汇的楚国发祥地，八百载楚史，铸就了荆楚文化的辉煌。但是关于楚的发源地的问题历来都是史学界、学术界尚未彻底解决的问题。关于楚国建都的地望，在潘新藻著的湖北省建制沿革一书中，有“楚

11、都八迁”之论。“鄂西楚丹阳在秭归，南楚丹阳在枝江，郢都纪南城在江陵，鄀都（亦称郢）在宜城，郢城新建都在江陵，陈城为都在淮阳，钜阳、寿春为都在安徽”。楚国始都丹阳的地望究竟在哪里？历史上主要表现为“两丹”之争，即秭归丹阳与枝江丹阳之争。近十几年来，随着荆楚文化研究的扩展，又新出现“淅川丹阳”（亦叫“丹淅”说）和“南漳丹阳”之说。随着近年来考古和地方文化工作者的努力，这个问题也在逐渐的走出迷雾显得清晰起来。襄樊被大多数专家认为是楚文化的发祥地。张正明先生认为楚丹阳原在淅川，后徙南漳：“商末周初，荆人的残部主要是季连的芈姓后人，已西迁到淅水一带，以丹阳为中心，有酋长名鬻熊。熊绎的国都也叫丹阳，但已不

12、在丹水之阳，而且睢山与荆山这间，今蛮河中游近上游之处，即今南漳县城附近，楚人怀旧念国，国都虽迁，其名不改”（张正明楚文化史）。詹盛国、皮忠良在楚国始都丹阳地望寻绎一文中通过对楚始都丹阳通过文献和相关论文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楚君自熊绎至熊渠，历经五代约200年，其活动中心迁移的顺序是保康的重阳、兴山的高阳、秭归的丹阳”。宋进潮根据对研究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源认为：“楚人“辟在荆山”，开始建国立业，成为东周时期最大版图的国家，历史上的保康荆山是楚国的发源地”（ 宋进潮“楚源地”保康荆山之探）。无论楚的始都是在南漳还是保康，其在襄樊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可以说周代至春秋时期襄宜地区是楚国核心区域，留下了

13、大量的楚文化遗迹遗物。襄樊地区是楚文化核心地区，具有丰富的楚文化资源。刘克勤指出：“襄樊是楚文化的滥觞期”。史载公元前11世纪初，楚先祖率族众南渡汉水来到偏僻的睢山，即今南漳县城西北处主山寨。墨子非攻下载：“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之后，楚人熊绎建都于荆山之下，在今南漳县城一带，史称“熊绎丹阳”。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刘克勤认为，荆山当时被称为南蛮之地，尚无人类开垦。楚先民来到这里，白手起家，垦荒种地，开始创业。这个阶段大约有300年时间。基础打好之后，楚人开始跳出荆山，向周边地区扩充势力。楚首先在

14、江汉平原北端鄢郢设立都城，历时186年。自此不断强盛壮大，逐鹿中原，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荆山，山名，我国有四座荆山，分别在湖北省南漳县西部、陕西省富平县西南、河南省灵宝县阌乡南、安徽省怀远县西南。 其中以湖北荆山最为出名，它位于中国湖北省西部、武当山东南 、汉江西岸 。东南谷地宽广，西北巍峨陡峻盘亘省境西北部，呈北西南东走向。北始房县青峰镇大断层，南止荆门当阳一线，长约150公里；西至远安沮水地堑，东到荆门南漳一线，宽约2030公里。面积约3100平方公里。因古代满山生长荆条，故名。水经注校载：“沮水出东汶阳郡沮阳县西北景山，即荆山首也”。东晋置沮阳县治于歇马白果树坪。中国历史地名辞

15、典“荆山”条载：“今湖北沮漳水发源处。”沮漳水系主源沮水，沮水发源于荆山。左传载楚昭王说：“江汉沮漳、楚之望也”。由上述固定的自然特征和具体界定而言，熊绎“辟在荆山”，就是南漳和保康县境内的荆山。 二、襄樊荆楚文化资源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多样性的特点。荆楚位于中国内陆中部偏南地区，在地理条件上是处于南北过渡地带，因此气候适中，植被丰富，物产多样。它沟通南北，连接东西，地理上的居中地位，使荆楚地方不仅在文化上有着接纳四方、多元共存的特性，而且在五方杂处中不断地实现文化的交融与汇通，荆楚文化最终标新立异，独领风骚。荆楚文化是在荆楚大地上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既保留了自身特有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特征，同时还博

16、采吸收周边文化之长。从其创立之始，就具有一种多元混合的态势。在荆楚文化生长的腹地江汉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高度发展的原始文化，从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看，江汉地区的古文化有着自己的文化序列，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湖北龙山文化构成了先楚文化的三个发展环节。八百年的楚国历史，两千多年的文化传承，融汇夷夏的开放气度，铸就了荆楚文化的辉煌，树立了影响深远的荆楚文化传统。笔者认为，荆楚文化的主体形态可以概括为六大支：青铜冶铸、木竹漆器、丝织刺绣、老庄哲学与屈骚文学、神秘巫风与美术乐舞。迄今在襄樊市及其周边辖区发现了众多的荆楚文化的典型代表，襄樊作为荆楚文化的重镇已经无可置疑。襄樊市的荆楚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

17、和多样性的特点。首先表现为襄樊境内存在着数量众多、分布密集、内涵丰富的楚文化遗址和墓葬，也发掘出土了许多精美的楚文物。襄樊是楚国活动时间最长的地区，区域内散落着大量的楚国遗址，最为著名的是西周邓城城址、南漳楚寨群城址、宜城楚皇城遗址和枣阳九连墩古墓遗址。西周邓城旧址 在今襄樊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余岗乡邓城村，是襄樊市区唯一的一处西周诸侯国遗址。邓城为周代邓国之国都，古邓城遗址距今约2900年。城墙遗址基本保存完好，城址呈长方形，南北长约800米，东西宽约700米，墙体宽20米左右，残高25米，四角突出，每面城墙正中各自有一个缺口，城外护城河虽被平为农田，但较四周农田低12米。从地面采集物分析，城址

18、时代当属东周到两汉，但从墙体解剖情况看，它当为汉以后增筑或重筑。20世纪70年代，湖北省博物馆曾在邓城外围的山湾、蔡坡墓地发掘了45座东周时期墓葬，出土了吴王夫差剑、徐王义楚之元子剑和楚子敦等铭文器物。近年来，在邓城东南1.5千米的余岗村和黄家村，出土的陶簋和不同形状的罐、豆是西周邓国珍贵的文物。它为邓城的历史沿革、襄樊荆楚文化发祥地和襄樊城市发展的源头提供了实物证据。南漳楚寨群遗址 位于南漳、保康境内的荆山，是楚文化的发祥地，荆楚民族在商代已经相当强大，诗经曾提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商末周初，楚人的首领鬻熊曾向周文王提过很好的建议，被周文王尊之为师。周成王时，熊绎正式建国，都城在丹阳。南

19、漳楚寨群遗址南漳是楚先人早期的活动中心，留下了很多楚文化遗迹。最著名的遗址是楚寨群。相传楚先人为抵御外敌侵略而修筑山寨。这些山寨地形独特，山连寨，寨连山，雄伟壮观，由40多个山寨组成，后人把这些山寨又称为“楚寨群”。肖堰镇有“绎王寨”，据说是楚王熊绎所居之寨；还有“钟鼓寨”，据说是楚厉王酒后击鼓戏民之处。楚皇城遗址 位于宜城市郑集镇皇城村，为春秋时期楚国故城遗址，又名鄢都，城墙为夯筑土城墙，城垣周长6420米。城墙由墙体和护坡组成，城垣东南角高出四周城垣，当为古之“角楼”。发现的遗迹有城门、跑马堤、晒金坡、烽火台、白龙池、昭王墓等，出土有青铜礼器、金币等遗物，这些出土文物有力证明了楚皇城是楚国

20、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楚皇城城址作为先秦时期汉江中游的通都大邑，位置重要，是研究楚文化及南北文化交流的一处典型遗址。九连墩古墓群 位于枣阳市吴店镇，由9座大中墓葬封土堆组成，属战国中后期楚国鼎盛时期的古墓葬，被誉为“楚国贵族的地下宫殿”，距今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九连墩战国楚墓出土文物数量多达7464件，且种类也相当繁多。2002年12月底对其进行保护性发掘时，又相继出土了价值很高的青铜礼器、车马坑、竹简、漆木礼器和乐器。九连墩战国楚墓有四个突出特点：一是首次发现了有11个古墓的陵园遗址；二是青铜四中鼎是发掘出的最大的鼎，各类乐器齐全，尤其是如此规模的成套木制乐器还是第一次；三是发现了100

21、0多枚竹简，数量之多是少见的；四是车马坑的规模为全国同类型之最，由此震惊国内外。九连墩一、二号墓及一、二号车马坑全貌 二号车马坑南漳县境内现存的楚文化遗址，主要有城关镇临沮城遗址，武安镇白起渠、安乐堰古墓群、洪山寺古罗国城遗址，巡检镇玉印岩、指山岩遗址，李庙镇主山寨，九集镇旧县铺村古卢戎国遗址，肖堰镇楚墓群等。县内出土的文物重点是春秋时期蔡侯朱之缶等。保康县重阳乡位于保康南部，湖北早期楚文化遗存最多地区。据考古资料调查，重阳一直是人类活动较早较为频繁的居落地，80年代在距重阳约3公里张家岭，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石锛。张家岭地处南北走向的张家岭主峰西侧，其山势陡峭，大小溶洞较多，该处有一溶洞，高约2

22、米，宽约1.6米，平面呈不规则，深不可测。周围怪石嶙峋，有如狼牙虎爪，洞口有一石平台。据介绍，一药农夫曾于该台发现人骨一具，随葬石锛一把，人骨丢下岩下，石锛收存。其时代为新石期时代。属屈家岭文化遗址。锅厂遗址，位于重阳10公里处，该遗址地处南北走向的平缓岗西坡，呈椭圆形，南北长5米，东西宽5米。1986年村民肖保安在此建房取土时掘出大量草木灰、炭屑及部分红烧土面、残陶片等。从断面可见文化层厚1米。采集标本均为残陶片，其陶系以泥质灰陶为主，器类有鬲、豆、盆、罐。鬲中1件，残高7.5厘米，底径2.5厘米。豆盘1件，口径13厘米。豆柄3件。盆口沿1件。罐壁1件。该遗址分布范围较小，出土物相对集中，又

23、见红烧土遗迹，由此可推断该处可能为一散居房屋或灰坑。据出土遗物形制分析，遗址时代为东周。属龙山文化遗址。西坪遗址。属重阳管辖，西濒沮水，东南距西坪0.6公里，该遗址地处沮水东岸一块狭长的台地上，其高出河床约15米，地势较平，东西两侧群山绵亘。由于河水常年冲刷，河床不断加宽，河东岸不断崩塌。遗址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50米，东西宽约15米，自河床断面可见文化层厚约1.5米。地表暴露有较多陶器残片，从中采集标本6件：鬲足1件，豆把2件，筒瓦2件，罐壁1件。该遗址从其特征分析，它具有战国及汉代两种文化因素，其时代为战国一汉代。穆岭头遗址属重阳乡紫阳村所辖，东距紫阳村1公里，西离刘家咀约0.8公里，南靠

24、穆林头，北去卢家沟约1公里，该遗址地处重溪沟汇入沮水处东南部的台地上，地势平坦，四周开阔，台地北靠长岭，东、西、南三面临水。遗址范围略呈长方形，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约100米，文化层厚23米。地表现为耕地，暴露有大量红烧土，出土“大宋元帅征镇之印”铜质印章一枚。1980年又在遗址东约1公里处的山脚下出土战国青铜剑一把。采集标本为残碎陶片，其陶系全为泥质灰陶，大多素面，少量饰绳纹，弦纹；可辩器有罐、缸及瓦砖。罐口沿3件。罐壁1件。筒瓦1件。“大宋征镇之印”铜质印章一枚。战国青铜剑一把。从历次出土文物特征分析，该遗址为战国一宋元时期。1980年在重阳穆林头遗址东约公里处出土战国中期青铜剑一把，

25、宋代夹砂陶仓一件：1994年在该遗址附近又发掘战国早期的饪食器青铜圆鼎，该器为：“覆盖附耳腹底长兽蹢足式，器形较壁直，有盖徽凸而圆缘；附耳为“几”形兽，蹄细长，贴于器壁上，形体较高，器重39.3斤；纹饰为铭文，浅而细密，呈云雷纹状。从该遗址出土的青铜鼎来看，可能为八鼎一套中的一件。经考古专家考证为春秋青铜鼎。韩非子卞氏记载：“楚人和氏得玉楚山中”曾献厉王、武王，两次被视为欺君之罪“刖其足”，“和乃抱其璞哭于楚山之下”，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和氏璧”。史记中对“和氏璧”也进行记载。“楚山”即“荆山”。卞和献玉后，被楚王封为零阳侯，死后葬于重阳小桃园，现保留着卞和墓遗址，紫阳建有卞和丞

26、相庙。据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载：“死于他乡，卒归葬。”又说：“亦有不归葬者。其故，或以贫，或以道远，或认死者之违俗云。至若以遗爱之故，特葬于所宦之乡。盖特例也。诸侯及其亲属，以葬于其封国之常。若薨于京师，则葬于京师。国家大臣多葬于京师。”汉代婚丧礼俗，多承袭东周。如此，春秋有归葬之礼。据考证，卞和出生于离重阳10公里的卞家湾，先后献璞玉于厉王、武王，视为诳言，处刖刑，及至文王才被视为“真玉”，并命名“和氏璧”，封卞和为“零阳侯”。死后葬于重阳。其次，在整个襄樊地区，民俗文化资源也极为丰富，襄樊现存的穿天节、端公舞、唢呐巫音、苞茅缩酒、薅草锣鼓等，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有明显的楚文化特色。穿

27、天节是我们襄樊古代特有的节令。宋代左季裕在鸡肋编记述了“穿天节”的盛况：“襄阳正月二十一日，谓之穿天节，云交甫解佩之日。郡中移会汉水滨，倾城自万山泛舟而下，妇女于滩中求小白石有穿者，以丝贯之，悬插于首，以为得子祥。”大意是正月二十一日这一天，就是郑交甫与汉水女神江妃赠佩珠定情的神话传说的日子。襄樊全城的百姓都来到万山，乘船沿汉江而下，在江边聚会，妇女们则在沙滩上捡拾有孔窍的小石头，用丝线穿起来，戴在身上，以祈求吉祥幸福。青年男女也借此机会示爱，所以正月二十一日也是古襄樊的情人节。穿天石穿心石与“神女解佩”的叠映，是一个美丽又浪漫的传说。郑交甫在万山下的汉水之滨，遇见一美丽又温柔的仙女，得到她相

28、赠大如鸡卵的佩珠，激动得闭上了眼睛。可睁开眼，美丽的姑娘就不见了，于是心中无比怅然。他十分珍爱姑娘送给他的这颗佩珠。这佩珠就是“汉江穿心石”，于是每到农历正月二十一，他都会来到襄樊万山的汉江边，拿着这颗象征着美好爱情、幸福吉祥的汉江穿心石佩，等待着心爱的姑娘。据介绍，“穿天节”主要兴起于宋朝。由于宋朝这时候的温度比现在高摄氏度，正月二十一这天定为小阳春，人们一般都愿意选这个时候出去踏青游玩，寻找穿天石。这种 “吉祥的石头”，代表了人间的亲情、爱情、友情，表达了襄樊人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南漳端公舞表演端公舞是从楚国流传下来的祭祀舞蹈，是灿烂楚文化精髓篇章之一，有楚文化“活化石”之称，流传在襄樊南漳

29、县西南山区。襄樊南漳县是楚国早期文化发祥地，楚国有崇巫尚神的风俗，端公舞源于楚国的宫廷舞，有人称之为巫舞。在山里人眼中，端公（即巫师）既能把神的意志下达给人，又能把人的愿望申诉于神，所以常常请端公做法事，祈福还愿。端公舞所用的道具中包括“钺斧刀”、师刀子（导旗）等。“钺斧刀”原是夏商两朝最高权力的象征。唢呐巫音唢呐巫音 保康县巫音（呜音）调是荆楚文化的重点组成部分，是随着楚国的兴起发展而由民间走入宫庭的音乐。巫音调演奏乐器由马锣、小锣（包锣）、战鼓、小钗、大钗（俗称叶子）、长号、唢呐2支（比现通用的粗长）组成，由5人或6人演奏，巫音调的主要表现器乐为唢呐。古时演奏者坐在宫庭遥池对面的云台上，故

30、称“云台师”。苞茅缩酒巫音调在楚国时期被奉为国乐，主要用于表现祭祀、祭祖、祭火种（相传的楚民族祖先），现在民间适用的场合为白事、搬家。巫音调的主要特点：一是幽暗、诡谲、较神秘；二是音调上，唢呐演奏八孔音时发出的呜呜之声（故称巫音亦呜音），揉音（即闪音）较多；三是结构原始、粗犷。 巫音调随着楚国及楚文化的衰落又逐渐流入民间。1987年，保康县文化局和武汉音乐学院专家到保康县进行挖掘整理，巫音调曲目60个完整记录下来，拍摄了演奏照片，描画了演奏器乐图解，整理编入保康民间唢呐锣鼓曲第二集。同年，保康巫音调全部曲目被中国民间三套集成湖北卷收入出版，将保康巫音调单列为省民间器乐界的13类（此前全省器乐只

31、有12类）。确立了巫音调在全省音乐界的地位。苞茅缩酒是古楚人的一种祭祀仪式，苞茅是产于南漳、保康、谷城一带的一种茅草。据考证：“古人祭祀时，将茅草扎成束直立，将酒从上淋下，糟留茅中，酒汁渗透下流，像神饮之，谓之缩酒。缩酒就是滤酒，即将黄茅、茅香等含有芳香类物质的茅草捆成一定的形状，用做过滤去渣。不仅得到了清液（当时又称为沥酒），而且可以得到香酒。”据说楚王在这一带立国之初，环境非常艰苦，周天子优待楚人，让楚人上缴的贡品中，就有这种廉价的茅草。用这种茅草过滤酒浆，以祭祀祖先。春秋时期周王室衰落，齐桓公纠合诸侯讨伐楚人，问罪的两条理由之一就是楚人不向周天子贡奉苞茅，周天子“无以缩酒”。苞茅缩酒的遗

32、俗，至今在南漳犹存。保康民俗薅草锣鼓表演薅草锣鼓是在保康当地农民中流传的一种生产习俗。过去，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事有换工的习惯，分大工、小工，两个小工顶一个大工。各种农活都有技术、质量、定额要求。薅草20人左右即打锣鼓。 薅草锣鼓二人一班，一人敲鼓，一人面挂锣鼓架，架上挂着大、小锣和钹。 演唱以鼓手为主，既协调唱歌，又指挥生产，号召力很强。薅草锣鼓演唱形式灵活，或互相接歌，你叫我接；或锄草的人一齐接；或锣鼓师傅自打自唱，不拘一格。“唱”和“打”也有不同的配合，若唱时不打，只以锣鼓作间奏，谓之“住鼓听声”；若边打边唱，以锣鼓伴歌，则称之“鼓里藏声”。薅草锣鼓用固定的程序，出早工时唱开工

33、歌，又叫“歌头”，接着唱请神歌。吃过早饭上工时唱“扬歌” ，是薅草锣鼓歌的主要部分，有固定的唱词。傍晚收工时唱送神歌。 保康县志记载：锄草田间，两人对歌，锣鼓应之，众人和之，不觉日头西下。漳河鱼灯漳河鱼灯又称“五鱼闹莲”，是流传在南漳县西南山区的一种民间舞蹈，因起源于漳河源头，故称“漳河鱼灯”。鱼灯表演形式是由5名演员各持一米左右长的棍子顶着造型逼真的五彩鲤鱼，在锣鼓的伴奏声中，以编格子为基本形式模仿鱼儿嬉戏满场游动并做出各种造型，动作粗犷热烈，高潮处伴以山号子，若夜晚玩灯，里面安小灯泡，效果更佳。目前玩鱼灯在漳河一带久盛不衰，代有传人，是湖北省襄樊市南漳县极具楚地特色的民间艺术形式。 南漳地

34、区有保存较为完好的古民俗、古山寨、古民居、古墓葬，极具价值，现己在全国有一定影响，被新华社称为“民间文化遗产廊道”。南漳的民俗文化除前述的端公舞、沮漳呜音、薅草锣鼓、苞茅缩酒之外，较重要者还有薛坪镇的古法造纸、东巩的高跷及南漳民间广泛流传的划旱船、戏蚌壳、舞龙灯为代表的节日文化活动。保康的民俗文化资源较为丰富，保康境内流传有古手抄本的黑暗传其内容与神农架地区的有所区别，现保康还有能完整演唱的老艺人。保康的沮水呜音，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康亦保存了比较完整的民间祭祀活动，端公舞在保康亦有流传。最后，襄樊人杰地灵，涌现出诸如卞和、伍子胥、宋玉等楚国历史文化名人，这也成为襄樊荆楚文化的重要组

35、成部分。卞和献玉的故事体现出的坚贞爱国的情感，不屈不饶、坚忍不拔、坚持真理的精神以及不图名利的高尚情操值得后人学习，也是荆楚文化的深刻意义。伍子胥春秋名将，襄樊谷城人，其由楚奔吴成就了吴国，楚国的战败吴国的兴衰都与其有着重要的关系。还有为宜城人津津乐道的战国著名辞赋家宋玉“宜城多俊杰，战国有宋玉。辞赋传天下，千古留美名。”，后人常以“屈宋”并称。相传他所作辞赋甚多，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录有赋16篇，今多亡佚。流传作品有九辨、风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等，但后3篇有人怀疑不是他所作。所谓“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典故皆他而来。由此由襄樊楚历史文化名人所展现出来的文、武、忠诚等内涵

36、也成为荆楚文化的重要因子。楚文化在华夏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楚文化专家张正明先生称荆楚文化是华夏文化的南支，其“清奇如穿三峡而出的长江”，“楚文化是铜器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世界的第一流文化”，并称楚文化和希腊文化“从不同的方向出发，都登上了上古文明的顶峰”。三、如何开发和利用襄樊荆楚文化资源（一）充分挖掘襄樊荆楚文化内涵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政治相当于骨骼，经济相当于血肉，而文化就是灵魂。一个人的骨骼再健全，血肉再丰满，如果没有文化，骨骼和血肉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文化是民族的灵魂，要弘扬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转化为精神动力和经济发展的优势。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玉堂以楚文化的内涵和特质为主

37、题，探讨了文化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楚文化的五个特质：即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吐纳百川的开放气度，一鸣惊人的创新意识，和众安民的和谐理念，忠贞不渝的爱国精神。襄樊人要继承和发展先民的优秀文化传统，把文化内化为生产力和竞争力，为襄樊强市更强做出应有的贡献。（二）抢救保护襄樊荆楚文化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襄樊及周边辖区保存着丰富的原生态民俗文化，襄樊历史上是著名的移民区，某些地区（南漳和保康）的民俗文化和移民文化还保存得相当完整。楚文化和三国文化资源的保有量，不仅在省内，而且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民俗文化也是丰富多彩的。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需要人来传承的，但由于生产和生活方式的

38、变化，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如薅草锣鼓，以前是很普及的，但现在由于生产方式的变化，已经消失了，场面很大的“打锣袍”，七十年代以后也未见到了。只有闹丧锣鼓，由于民间还有需要，因此现在还经久不衰。对于这些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现在动手作整理和抢救的工作，还来得及，不然的话，再过一段时间，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永远消失，留下无可弥补的缺憾。我们要充分发挥基层的优势，尽量抓好民间文化和地方史志资料的采风、搜集、整理等工作，然后着手抢救与保护。对于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民居是其中最为脆弱的一部分，近年来由于旧城改造，破坏严重；其他的一切文物，在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冲动面前有些也遭到无可

39、挽回的破坏。如何加强政府和公民的文物保护意识，迫在眉睫。（三）在旅游规划中，充分重视襄樊荆楚文化在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中的地位和作用。除宣传、保护外，要充分重视襄樊荆楚文化的开发与利用。襄樊荆楚文化是建设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极重要资源。在鄂西圈中，荆州、荆门、襄樊这一块，丰富的楚文化与三国文化资源是其最大特色，也是本区域区别于鄂西圈其他地区的特征。楚文化和三国文化资源的保有量，不仅在省内，而且在全国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民俗文化也是丰富多彩的。因此，在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中，荆荆襄地区应走文化旅游的路线，可考虑以荆襄古道和汉水为纽带，将拥有丰富文化资源的荆荆襄地区联合起来，走联动开发的道路，将目前分

40、散的楚文化与三国文化、民俗文化资源整合起来，开发文化旅游产品，打造一条精品文化旅游线路，把荆襄古道和汉水建成文化旅游长廊，建设荆襄历史文化旅游区。参考文献：1 参见周星史前史与考古学，试论尧、舜、禹对苗蛮的战争M.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2 三代吉金文存Z.六四十七。3 湖北省博物馆1963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发掘J，文物1974年1期：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和墓葬，考古1964年8期。4 左传昭公九年Z.周王使者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歧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5 吕氏春秋召类、淮南子兵略训。另参看周星试论尧、舜、禹对苗蛮的战争文。6 左传昭公九年Z.周景王使者说“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御螭魅。”而楚史名为檮杌二者间关系并非偶然。7 史记孔子世家Z.。8 左传昭公十二年Z.。9 太平御览一六七引盛弘之荆州记Z.。10 南史Z.卷三十三何承天传11 南史Z.卷七十五、列传第六十五隐逸上。12 南史Z.卷七十五徐羡之传。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