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李普曼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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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普曼的观点19世纪40 年代以后，从欧洲发源的传播研究，成为建制日趋完善的一门学科，并在美国得以确立。至此，学科史的书写，延续的大多是施拉姆四大奠基人的神话。151李普曼在1922年出版的舆论学一书中提出：因为新闻受到刻板成见和受众心理等因素的影响，美国没有真正的舆论，也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民主，所以舆论和民主要靠独立的专家机构组成的情报组织来拯救。他和杜威关于形成舆论和民主的前提条件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因此，杜威、李普曼之争也成为美国传播研究的一个源头。一、李普曼研究公共舆论的原因李普曼从政治科学的角度阐释公共舆论以及民主的产生条件，他在舆论学中将公共舆论与社会政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李普曼之

2、所以关注公共舆论这一话题，除了其自身作为记者和专栏作家的职业对他的影响外，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对他的公共舆论思想产生重要影响。沃尔特·李普曼是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新闻评论家和作家。从李普曼的生平来看，当时的美国正经历着重大的变动和改革。李普曼的一生始终与社会现实和政治事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美国，20世纪最初的20年是满怀信心的20年，也是一切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不公平现象集中体现的20年。153当时美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政治、经济、文化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经济、政治的发展并没有惠及普通大众，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尖锐的社会矛盾：大量移民导致种族和文化冲突;工业革命

3、使得美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民众的贫富差距。所以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就掀起一场自发的争取权利和自由的社会改良运动，史称进步运动。社会组织、宗教团体、女权主义者纷纷加入，要求扩大公民的权利，加强政府职能。新闻记者和作家成为运动的中坚力量。在此期间，新闻记者和作家写了大量批评政府、揭露黑幕的报道：1902年埃达·塔贝尔撰写美孚石油公司史来揭露美孚石油不可告人的商业伎俩;1906年厄普顿·辛克莱揭露美国食品安全的屠场等，形成美国新闻史上有名的扒粪运动。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表面上的繁荣并没有掩盖其背后激烈的矛盾冲突，争取权利与自由的进步运动，揭露美国各种黑幕的扒

4、粪运动都昭示着美国舆论与民主的缺失，作为记者和新闻评论家的李普曼也将目光转向对公共舆论的研究上。二、形成公共舆论时的障碍李普曼对于实现公共舆论的态度具有悲观主义色彩，因为公共舆论是产生民主的基础，所以李普曼对民主的实现也是悲观的。李普曼的舆论观源于卢梭，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只有建立在人民的大量同意基础上的国家才具有正当性，而人民的大量同意也就是舆论，公众可以自发地形成正确观念，做出正确选择。李普曼继承了卢梭关于舆论是在人民大量统一基础上形成的观点，但他发现由于客观障碍和主观障碍，公众很难清楚了解所有的事，而舆论是公众对于事物的理性认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所以也就不可能形成正确的舆论，更

5、不可能实现民主。(一)民主制度假设前提中的漏洞民主主义者认为统治是一种天性，所有人都具有天性，但由于世界的复杂性以及个人注意力范围有限，所以统治不可能掌握在每个人手中。形成公共舆论的源头有两种：一种是开放的舆论环境，但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只有少部分人;另一种是封闭的舆论环境，即预先建立融洽秩序，通过启发、灌输或遗传，使固执己见的人、阶级或社团与其余的人和谐地结合起来。2174这一观点受到民主主义者的支持，他们认为封闭的舆论环境可以让民众管理自己熟悉的事务，这是产生公共舆论以及民主的前提，所以封闭的舆论环境必须要靠自给自足的民主社会来支撑。但李普曼却认为处在封闭的舆论环境和自给自足的社会中的人们不可

6、能对事物形成全面、正确的了解，也就不可能形成正确的舆论，他们对于事物的认识通常会加上了自己的想象，所以他们形成的舆论是主观真实的舆论，而不是客观真实的舆论。(二)阻碍公共舆论形成的主观障碍1.政府的检查制度与保密措施。李普曼认为新闻不等于真相，尤其是政府发布的新闻更多地是一种宣传，政府为了宣传，必须在公众与事件之间设置某种屏障，也就是新闻审查，可以说李普曼看到了官方新闻的本质它不是新闻，而是政府为达到目的的宣传，这是形成公共舆论的一个最大的障碍。二战时期的英国让媒体为战争宣传服务，对媒体实行一系列可以说是简单粗暴的政治、经济管制，在新闻内容上弱化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战争破坏了原有新闻传播体质

7、和发展进程，新闻媒体转入战争之中。3842.记者报道新闻时的刻板成见。所谓刻板成见指的是人们对特定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他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4248记者由于自己知识储备不足，不可能对自己采访的事件都非常精通，所以对事件就很难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因此记者在报道新闻时就很难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往往会加上自己对事件的理解，也就是自己对事物认识的刻板成见，所以报道出来的新闻与事实的真相相去甚远。3.受众自身的原因。受众接触的机会、时间与注意力体现出一种有限性。人作为社会性动物，总是属于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所以人们在接触外部世界时不可能对每件事都了如指掌，接

8、触自己不熟悉的事物，就会带入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的模式来分析事件，这也是刻板成见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由于客观世界和个人精力有限，人们大多数是通过媒介获取信息，但是受众接收的信息是经过媒介机构二次加工的，所以受众从媒介中获取的关于世界的认识与实际客观世界有很大的出入，这就是李普曼所说的拟态环境。其次，传播隔阂造成编码、解码的误置。李普曼认为语言不是十全十美传达思想感情的工具，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个人或群体处于不同的意识形态或文化背景时，思想、价值观就会有很大的差别，在传播过程中就会产生误解或曲解传者意愿的情况。三、拯救公共舆论的方法：精英拯救舆论李普曼认为只有图片式地再现事实才

9、能产生真正的新闻，但由于政府的审查制度，还有记者在报道新闻时由于自身知识储备有限形成的刻板成见以及受众自身种种原因的影响，新闻很容易成为一种主观真实，而它与客观真实之间有着很大的出入。李普曼建议通过组建一个独立的情报组织，依靠专家来搜集消息，这种独立的组织机构不受政府审查制度的困扰，将搜集信息和控制政策这两者分开，专家只是执行收集情报的工作，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信息的客观真实。并且这些专家都是各行业的精英，对于自己的领域非常熟悉，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记者行业知识储备不足这一难题。李普曼认为这种独立的情报机构，能够客观地还原事实，有助于公众形成正确的舆论，因此也能构建理想的民主社会。李普曼强调在收集信

10、息时客观中立、不受个人偏见的影响的做法就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前身。笔者认为李普曼用精英拯救舆论的想法过于理想化，他的思想带有精英主义的倾向，对大众持轻蔑的态度，认为无知的大众不可能形成正确的舆论，必须通过精英来拯救。李普曼笔下的专家在现实社会中不可能存在，李普曼认为记者和受众的刻板成见是形成正确的公共舆论的一大障碍，但同时不存在绝对客观的新闻，专家在收集情报时也不能保证不带有偏见。虽然李普曼的精英拯救舆论的想法也不能帮助美国实现真正的舆论和民主，但是他在舆论学中提出的刻板成见和拟态环境却让我们认识到：在我们认识世界过程中有时会受到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力量的支配，它们不仅影响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甚至支

11、配我们的行动。李普曼对现有的民主制度的批判，使我们认识到实现公共舆论和真正民主的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四、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舆论观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和杜威关于舆论与民主的论证成为传播学研究的源头，杜威认为李普曼的舆论学是对民主的最严厉的控诉。李普曼认为由于各种主、客观障碍，人们不可能获得关于世界的正确认识，也就不可能形成正确的舆论，而舆论是民主实现的前提，所以更不能奢望民主的实现。形成舆论和民主的唯一途径就是利用独立于体制之外的专家来实现。但是现实生活中这种专家并不可能存在，由此看来，形成舆论和民主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对比来看，杜威对于舆论和民主的实现持有积极乐观地态度，杜威认为传播就是信息

12、的共享，传播构建整个人类社会。杜威还对传播做过高深莫测的评价：社会不仅因传递(transmission)与传播(communication)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中。53传播就是交流和参与，所以形成正确的公共舆论的关键在于公众的讨论，讨论越激烈越能够接近事实的真相，每个人在讨论的过程中完成自己参与社会的活动，加深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政府要做的就是给公众提供一个能够公开讨论的场所。杜威强调参与和交流的重要性，社会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人们通过互动来了解社会，舆论和民主产生于交流和互动之中。但随着芝加哥学派的衰落，反而是李普曼所倡导的精英治国理念占据上风，并成为传播学研究的

13、主流，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五、总结虽然李普曼的精英拯救舆论的舆论观并没有给美国带来真正的舆论和民主，但是他依然给我们带来深刻的思考。首先，他作为一名记者和新闻评论家，时刻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深刻批判，以及为实现舆论和民主做出了巨大努力，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态度和精神值得每一个新闻工作者学习。其次，他在舆论学中提出的刻板印象拟态环境等概念，使我们对于自己和自己所处的社会又有了新的认识，虽然他的思想中带有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对于舆论和民主的悲观态度也不可取，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抹杀李普曼对传播学产生的深远影响和做出的巨大贡献。参考文献：1贺碧霄.1920年代欧美传播

14、思想承继变异再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4(1).2(美)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M.林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田艺霏.二战时期英国的新闻宣传与审查J.青年记者,2014(3)中.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5(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李普曼的观点幻影公众作为传播学的经典著作有极大的启发意义。总体而言，学者对于这本著作的解读分析分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种是文本解读，对李普曼提出的对传统民主理论的质疑加以分析。大多数学者的分析集中在李普曼对公众非

15、理性智慧的认定、李普曼指出的民主程序和民主制度中虚假的设计以及如何实现或者由谁带领而实现民主这几个方面。他们认为李普曼推翻了先人对理性公众的判断。李普曼把神圣智慧的公众当做一个幻影，因为公众处于事件的外围，他们应该归位让了解问题的局内人采取行动。李普曼对于选举方式的思考角度具有创新性却又有些悲观和极端，他对于如何实现民主的观点有精英主义的倾向。第二种是关注该著作引起的后世影响。学者认为这部作品和公众舆论首次对传统民主理论提出质疑，注意到了在当时政治学领域都不曾注意到的新问题。学者对这部作品对后世影响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他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对于民主理论截然不同的看法上

16、。他们认为李普曼的分析过于关注个体，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交往。杜威的观点则太过理想化，期望和现实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将李普曼和杜威之间的思想交流转换为一种论战式的学术话语，开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中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对李普曼的批评被广泛引用，他赞同杜威的思想。而且学者普遍认为，这部作品继承公众舆论对公众、舆论、民主三者及其关系的深刻批判分析，对后来的舆论思想甚或舆论观的变化也产生重要影响。第三种是从文本提供的研究方法出发，分析李普曼给我们带来的全新视角。学者肯定了李普曼运用批判挑战传统的思维，给读者提供了多元化思维的借鉴。另外李普曼的思考也闪烁着理性主义

17、的光华，他不是冒昧的解决问题而是不断地提出问题进行连续的思考。此外，文本体现出哲学思辨，努力阐述人类与其外部生存世界的关系，李普曼深入的思考让理性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最后一种是借用李普曼的分析对当今时代的舆论环境、舆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等作出进一步思考。这些思考分析主要包括对当今媒体格局嬗变的解读，对当下网络舆论及其影响的分析，以及重新看待公众舆论的变化。早在1911年，年仅22岁的李普曼就开始反思民主的局限性。当时还信奉社会主义的他就清醒地认识到选民为自己的生活忙碌奔波根本无暇他顾。这也可以证明他对民主弊端的反思很早便开始。1922年公众舆论出版，随后幻影公众也公布于世。这两部作品都是围绕公众这

18、个核心主体，去揭露传统民主理论依赖的公众神话，并抨击依照这些理论塑造的民主而产生的弊端。李普曼对民主理论公众形象的主要分析包括公众无法保持清醒且对选举投票冷漠，不应对他们抱有幻想。教育无法实现培育优秀公民的理想。社会选出能够了解掌握信息的代理人，其他信息不对称的公众则是旁观者，他们是平衡专制的力量。公众舆论是力量储备，在危机时发起挑战。除了危机时刻，公众可以不作为。社会系统的变化很大，我们需要找准两个变量挑战他们的关系，价值观就是来自事物之间的对比，解决冲突找到双发的妥协方式去调解，权利义务的建立也是一种妥协方式，社会契约由此形成。公众辩论就是为了识别党派偏见者与私立维护者。而民主最为窘迫的是

19、，一方面他们将遭遇失败，除非制定获得广泛认同的规则，而另一方面，他们似乎无法找到解决重大问题的方案，除非通过集权统治推行其制定的规则，而无视认同原则。1这些分析从实用主义而非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在不同程度上对传统民主理论及其塑造的公众形象提出了挑战。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后世的争论。詹姆斯·凯瑞(下文简称凯瑞)就并不推崇李普曼的思想，他还将约翰·杜威(下文简称杜威)和李普曼的观点形成了论战式的对话。将李普曼和杜威之间的思想交流转换为一种论战式的学术话语，开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中，已故的詹姆斯?凯里，作为美国媒介和传播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对李普曼的批评被广为引用，

20、他对李普曼和杜威论战的描述也最有影响力。1982年，凯里在他的论文大众传媒：批判的观点中用争论和冲突来形容这场思想交流，将杜威和李普曼的关系描述为对抗性的，7年后这篇文章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中再次发表。10针对杜威和李普曼之间的思想交流，凯里表达了对杜威观点的明显推崇，认为他不仅可以肯定在我们眼前的是什么，也可以最起码，通过想象构建一个更可取的世界。而对于李普曼，凯里批评他质疑广大市民参与民主的能力，并引导大众传播研究转向定量的行政(实证)研究。在1987年发表的论文中，凯里又抱怨说：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公众从概念上被清空了。原因可以归咎为政治理论的发展和民意调查的崛起，但李普曼是主要的罪人，

21、因为他将公众置于政治之外，将政治置于公共生活之外。11凯里对双方的评论所带来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的著作中得到印证。研究美国进步时代的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什在1991年和1995年的书中承认他依赖凯里的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来完成他对杜威和李普曼交流的解读。而在1991年出版的杜威传记杜威与美国民主中，罗伯特?威斯布鲁克又大量引用了拉什的观点。这些学者经常引用杜威评价公众舆论时的一段话就是，杜威认为这本书可能是目前用文字表达的对民主制最有力的起诉。但是，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句话出现在第一段的结尾处，而这一段充满了对该书辉煌的，有启发性，客观性的赞誉。杜威不仅发现公众舆论中有许多值得称

22、赞的地方，而且将幻影公众这本在今天看来是两本书中更为反民主的著作，评价为论述的是对修正的、有节制的民主理论的信仰。12实际上，在凯里第一次将杜威和李普曼连接起来时，他的解释存在许多误读的地方，也缺少具体的引证。在反响广泛的重构大众和媒介那一章中，凯里承认：我取出的内容重点是关注杜威与李普曼的冲突，并在我希望推进的地方搭台提供论据。13凯里的论据设置在一章中只占了8页，没有注释，其中包括从公众及其问题中引用的一段长文，但没有直接引用李普曼的著作文本。凯里的原文缺少引证，然后拉什引述了凯里，随后拉什被广泛引用却没有提及凯里。威斯布鲁克引用拉什，但随着威斯布鲁克的书的影响力日益扩大，近来阐释这场交流

23、的学者往往引用威斯布鲁克而不是拉什。这些举动，使对这场交流的重构获得了更多权威性，但却缺少透明度。这俨然就像一场蝴蝶效应，某个领域的学者频繁运用的一个小词汇，经过流通和推动，被引用、放大，并为其他领域的学者所采用。随着这种说法的跨学科流动，采用者而非原创者将被继续引用，结果就是一个庞大的解释性大厦却建立在一个话语修辞所拍动的翅膀上。凯里将杜威和李普曼二人置于对立立场上的意图似乎很明显：李普曼成为效果取向的媒介研究传统中的历史先驱和哲学标杆，这一传统在凯里看来与他所倡导的仪式取向的研究传统相比缺少成效。相反，杜威代表一种人性化和人文主义实践中的实用主义、民主、社会共同体和交流，在那里每一个人都能

24、参与到意义生产中去。对杜威的推崇，以及为了恢复和肯定杜威那种对参与式民主制度充满希望的愿景，使这种话语重构将李普曼的立场简化为一种讽刺，夸大了杜威和李普曼之间的思想分歧，而忽视了这场思想交流发生的广阔的历史和传记背景，甚至使用极端化的、交流本身并没有出现过的术语。2这种二元对立的框架，对双方来说都是极为不公正的。以上是本文梳理的李普曼新闻思想的变迁及其引发的争议和批评。对传统民主理论的持续抨击与李普曼自身对进步主义理想的幻灭有着很大关系。对此，李普曼给出的解释为，这是由于普通人缺乏统治能力的结果，公众是应该被驯服的巨兽，而不是一种可教育的力量。在关于民主、公众和新闻业的思考中，李普曼的确带有深

25、厚的精英主义立场，但是他对民主前景的担忧，对大众自治能力的质疑，都来自于他所坚定致力于的改进和完善代议制民主制度的努力。而当代学者将杜威和李普曼之间的那场思想交流建构为对抗性的争论，将提倡专家治国的李普曼谴责为反民主的精英，实际上并不忠实于事件的原貌。李普曼的观点哈罗兰(Halloran，1970)说，长久以来，态度改变就等于效果或影响的代名词，而实际上，电视的效果或影响可以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提供身份认同、授予地位、阐明规范、促成刻板印象、设定期望的框架，以及接受、容忍与赞同的框架等，显然，他这里讲到的大部分都与认知效果有关。这些效果研究处理的是大众传播如何在形成受众对于外在世界的理解和认识

26、上发挥作用，包括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涵化(cultivation)、知沟( Knowledge gap)、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框架(Framing)、等一系列理论或理论假设。一、李普曼：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景象在议程设置、涵化等理论阐述的过程中(如罗杰斯、迪林，2000)，常常都会追溯到李普曼，尤其是他在公众舆论中所表述的关于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景象之思想。每个人的行为依据都不是直接而确凿的知识，而是他自己制作的或者别人给他的图像，正是这种图像成为人们思考与行动的基础这种对世界的想象方式，决定着人们在任何特定时刻将要做出的行为，他们的虚拟

27、环境，世界在他们内心形成的图像，是他们思想、感情和行为中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制作出来的图像，就不等于是实际面貌，它既产生于想象，也产生于见解，又产生于思想，由此所引发的不仅是脑海中的景象与外部世界是否一致，更重要的是人所感觉到的世界实质上就是人本身所创造。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人对环境的调适是通过虚构这一媒介进行的。李普曼与我们在第一章所讨论的芝加哥学派的起点一样，也看到了人与人的互动与关系(参见黄旦，2004)。不过，与芝加哥学派对互动、关系的坚信和乐观不同，李普曼对关系的真实性表示巨大怀疑，他写道:如今，在任何社会，只要它的利益并非完全不受外界的影响，并非狭小得使每个人都能对发生的

28、一切都了如指掌，那就必须依靠观念去应付那些超出视线之外并且难以把握的事件……一个人对于并未亲身经历的事件所能产生的唯一情感，就是被他内心对那个事件的想象所激发起来的情感。可见，人的环境包括关系的建立，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外界信息，它只能是一种盲目和情感的混合物。同样，李普曼没有将现代社会中的大众媒介视为乡村共同体生活的自然延伸，自动成为新型大社会中人与人互动从平台;而是作为信息发布的渠道，是人们虚拟环境的来源，并且认为它将不可能是社会真相的展现。由于种种力量的制约，到达读者手中时，每份报纸都己经是一系列选择的产物，因此媒介常常成为操纵、劝服和制造舆论的工具。阐述李普曼的

29、上述思想，是为了指出它其实是1970年代以来大众传播效果研究聚焦受众认知所分享的一个理论基础，无论是议程设置理论抑或是涵化理论，无论是沉默的螺旋理论还是知沟理论，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将大众媒介作为受众认识外在现实、获取必要信息的来源和渠道，而非建构人类关系的平台。从这一点上说，讲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甚至整个大众传播研究遵循李普曼而非芝加哥的学术传统，的确不虚;而这种将媒介作为信息工具的认识又恰好与结构功能主义认识媒介的思路暗合。二、受众认知研究兴起的历史因素李普曼的传统只是聚焦受众认知的效果实证研究所遵循着的基础理论，这些研究在当时的兴起还取决于其他一些历史因素。首先，电视的兴起也许有助于促成效果研究

30、思路的转变。美国从1950年代开始进入电视时代，在六七十年代，伴随着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电视构建外在世界的特征和优势越发明显：1960年肯尼迪和尼克松竞选总统的电视辩论会充分显示了电视建构形象的效果，即电视给了肯尼迪一个机会来展示他更有经验，更有资格成为领袖;三年后肯尼迪的遇刺和葬礼则可谓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电视媒介事件;随后1968年民主党大会期间抗议者与芝加哥警察的流血冲突的电视画面冲击着人们的视线;而电视直播越南战争成为第一次起居室战争(living-room war);1969年的登月直播则成为首次全球性的电视媒介事件。那个年代的越战、社会分裂、民权运动、学生激进运动、反战运动、暴

31、力活动、街道上络绎不绝的示威活动等等，都通过电视等大众媒介进入千家万户的视野，成为他们即便不在现场也能感知的外在现实，从而呈现出与二战时期由于挽救民主、服务国家所带来的关注劝服截然不同的时代主题，促成了研究者对大众传播影响人们认知环境的效果研究的重视。第二、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美国心理学界开始了所谓的第一次认知革命，即心理学家日益把研究的重点从外显的行为转向内部的认知过程，探索内部的认知机制在行为调节中的作用。认知心理学把人视为积极能动的知识探索者，他们在世界中的言行正是基于所获得的知识。认知心理学非常关注世界的再现，即人们在自己的头脑中建构对世界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是如何被建

32、构起来的。再者，随着战后传播学领域的逐步形成，1960年代，许多以前的新闻记者加入了大众传播的博士训练，成为学界的中兴力量。与接受社会学、心理学和市场研究训练的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们不同，他们由于自身的职业经历，更容易将新闻媒介的角色主要视为告知(informing)，而非直接的劝服(persuading)，这也从一个侧面有助于将媒介效果研究的注意力转向认知效果，譬如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者就是新闻专业出身。并且，传播学制度化过程中很大一部分是借助了原来的新闻学院/系的家，因而相比于从前也更为关注新闻媒介机构、新闻的功能及传播效果等等。三、受众认知研究1970年代以来，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特征更加聚

33、焦于认知，并实现对认知的扩展在原有的获取信息和知识之外，探讨认知的序列、图景和差距。(一) 议程设置理论1.理论的内涵议程设置理论讨论的是大众媒介对受众认知序列的影响。议程设置假设其实就是描述传媒对议题报道的幅度决定了受众对议题显著程度的认知，即议题重要序列从媒介向公众的传递过程。因此它的基本研究路径就是比较媒介与受众对不同议题重要性的强调程度和排列次序，并检验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2.理论的发展与确立在196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麦考姆斯(Maxwell E. McCombs)和萧(Donald L·Shaw)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查佩尔希尔地区，首次运用实证方法检验了媒介议程与受

34、众议程之间的显著性关系，并在1972年发表的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麦考姆斯和萧被推祟为议程设置研究领域的开山鼻祖，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也被奉为这一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1)李普曼及其舆论学诚然，议程设置理论诞生于麦考姆斯与萧之手，但是，与议程设置假设有关的思想渊源却并不在他们那里。诚如麦考姆斯本人所言:议程设置这种想法根植于1922年出版的一本著作舆论学，它的作者是美国新闻工作者和社会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李普曼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宣传和军事情报方面的经验，在1922年完成了他的舆论学。在该书的扉页

35、上，他特意选载了柏拉图的洞穴人寓言:洞穴中的囚犯只能看到火光射到对面洞壁上显现出来的自己的身影或彼此的身影……除了自己的身影，他们怎么能够看到其他东西呢?这则寓言言简意赅，从认识论角度揭示了洞墙上的影子这一现实的反映，是构成囚犯大脑中关于真正现实的图象的基础。李普曼将柏拉图的上述思想引伸后，认为我们就像这些囚犯一样，也只能看见媒介所反映的现实，而这些反映便是构成我们头脑中对现实的图象的基础，同时，李普曼还认为，由报界提供的现实的图象常常是不完整的和扭曲的。基于这些认识，李普曼在舆论学中提出了外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关于世界的图象(Walter Lippmann，1965

36、)的著名论断。麦考姆斯对李普曼推崇备至，以至将李普曼视为议程设置概念的精神之父。(M·麦考姆斯T.贝尔，1999年夏)(2)其他早期论述其实，在李普曼的舆论学出版以后至麦考姆斯和萧的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发表之前，一些先哲们就提出了他们有关议程设置思想的早期论述。李普曼外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关于世界的图象观点提出后，诺顿·朗(Norton Lang)也提出了一些更加接近议程设置理论的表述。他，1958年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说，报纸是设置地方性议题的原动力。在决定人们将谈论些什么，多数人想到的事实会是什么，以及多数人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将是什么这些问题上，它起着很大的作

37、用。在诺顿·郎的上述论述中，已出现了报纸设置地方性议题的概念，并注意到了它对人们在所言、所思，乃至解决问题方法诸方面的影响。继诺顿·朗的上述表述提出一年之后，库尔特·郎和格拉迪斯·恩格尔·郎(Kurt Lang and Gladys Engel Lang，1959)就提出了他们有关议程设置思想的早期表述:大众媒介促使公众关注某些特定的议题。它们树立政界人士的形象，还不断地向大众建议他们所思、所知、所感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在库尔特·郎和格拉迪斯·恩格尔·郎的述论中，探讨的对象已从报纸扩展

38、到了大众媒介，从地方议题扩展到了其他一些特定的议题上，而且还在议题之外提出了政界人士形象的概念，这已涉及到后来所谓的属性议程设置的范畴。显然，在研究对象方面，他们使诺顿·郎的研究范围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不仅如此，而且其中关于大众媒介将受众注意力转向某些议题的观点，已十分接近于后来关于媒介议程向公众议程转化的思想。由此可见，与诺顿·郎的观点相比，库尔特·郎和格拉迪斯·恩格尔·郎的思想，无疑又将议程设置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en)出版的报纸与外交政治一书中指出:在多数时间，报界在告

39、诉人们怎么想时可能并不成功;但它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想什么时，却是惊人的成功。科恩的这一论述堪称早期议程设置思想的经典表述，它几乎被所有涉及议程设置理论的论著所引证。不仅如此，而且这一论述后来经麦考姆斯和萧修改之后，从中又进一步发展出了第一、第二层议程设置理论，即议题的议程设置和属性的议程设置。20世纪60年代中叶，有关议程设置思想已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拼图，但要从这一拼图中提炼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基本假设，并将其投人实证检验，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麦考姆斯与萧对议程设置研究的历史贡献，正在于他们从这一拼图中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基本假设，并在查佩尔希尔和夏洛特研究中检验后，开创性地提出了议程设置理

40、论。(二) 涵化理论从更大范围和更为本质上阐释大众传播对受众构建社会图景影响的是格伯纳等人提出的涵化理论。又称培养理论、教养理论，涵化假设、涵化分析。它最典型地体现着李普曼所谓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景象的命题，将社会现实分为三种:客观现实实际存在的可以经历到的事实;拟态现实媒介借助于符号有选择地表现出来的现实;以及主观现实人们根据前面两种现实在头脑中建构起来的主观认知。由于受到时间、空间以及其他条件的限制，在大众传播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必须依赖媒介作为了解外在世界的渠道。但大众媒介并非像镜子一样简单地呈现外在世界，而是总带有某些倾向性;因此，媒介不仅是人们的资讯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它也影响着人们

41、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对于上述三种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是电视对受众现实观的影响，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涵化理论研究进行了最具代表性的实证考察。(1)理论的提出20世纪50年代，电视已经普及到了88%的美国家庭中，成为美国人生活中最常见的传播媒介之一。然而，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各种恶性暴力事件也在不断发生。马丁·路德·金和肯尼迪相继遇刺后，美国国会开始怀疑电视可能对当时的社会骚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拨专款成立了全国暴力成因及预防委员会对此进行考察，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格伯纳等学者承担了这项研究。研究焦点集中在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最广泛的文化常态和最明显的文化符号

42、的传播者电视上。该项研究总称为文化指标，经由三种研究取向展开探索:一是在媒介内容生产之下的制度进展，二是媒介内容中的形象，三是曝光于电视信息与观众下信念与行动之间的关系。格伯纳等人所发表的与文化指标有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涵化分析上。涵化理论假设：电视反映了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电视观众有关社会真实的观念更接近于电视所表述的符号现实，而非客观现实;收看电视的时间越长，这种倾向就越明显。即电视通过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涵化或是培养、教养了电视观众的现实观。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涵化理论主导了大众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大众媒介(主要是电视)如何影响受众有关社会现实的观念。据统计，在美国传播学界围绕众多理论模式发表的大量论文中，有关涵化理论研究的论文在数量上仅次于上述的议程设置理论而居第二位(引自郭中实，1997)。13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