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家教征文六篇

家风家教征文六篇篇一邹鲁文化是以周代两个诸侯国鲁国和邾国（战国时称邹国）为中心、以周代礼乐文化为主体、吸收融合了殷商文化和当地土著东夷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区域性文化。与周秦时期其他的区域性文化，如齐文化、晋文化、燕赵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秦文化、巴蜀文化等相比，邹鲁文化堪称一枝独秀，不但孕育了儒墨两大显学，引领了百家争鸣的时代潮流，而且还具有此后蜕变、上升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内在潜质。邹鲁文化源远流长。公元前 6 世纪中叶，孔子诞生后不久，吴国人季札、晋国人韩宣子先后访问鲁国，他们以其所见所闻盛赞“周礼尽在鲁”，对鲁国保存的“乐”叹为观止。这时的鲁国是名副其实的周代礼乐文化的重镇。到了孔、孟生活的时代，邹鲁文化更是繁荣发达，独步一时，天下领先。一大批“邹鲁搢绅先生”，如孔子、颜子、曾子、有子、子思子、墨子、孟子等，站在时代前沿，招徒讲学，著书立说。孔子的“仁爱”和墨子的“兼爱”，是邹鲁文化沃土培育出来的两大爱的学说，与印度释迦牟尼的“慈悲”并称于世，是古典文明世界几乎同时迸发出来的三束人类之爱的光芒。孔子描绘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时间上领先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一百多年，而在构想上比柏拉图的“理想国”更富有理想的神韵，两千多年来引导和激励着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和向往。孔子和墨子分别创立了并称“显学”达两百年之久的儒家和墨家学派，揭开了诸子百家大争鸣的序幕；子思和孟子又在儒家内部创立了影响深远的思孟学派。孔门和墨门弟子众多，来自四面八方，邹鲁成为贤士出入之地。孔子晚年在鲁国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使这六部经典成为数千年中华文化承上启下的枢纽，被称为“中华文化元典”。孔子弟子及后学陆续编纂和创作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被南宋大儒朱熹合称为“四书”，与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并行于世。正因为如此，庄子·天下篇在叙说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时，充分肯定了“邹鲁搢绅先生”的历史性贡献。他们不但在历史上开创并引领了一个诸子百家独立思考、自由言说的时代，而且还把这个时代中国思想世界的中心舞台转移到了邹鲁一带。大道之行，行于邹鲁之邦；文明以止，止于洙泗之滨。邹鲁文化的巨大成功，还孕育了另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奇迹：在中国历史上，被中央政府认定并封为圣人、居文庙与学校（庙学合一）之上而享受“国之典祀”的，只有五人：至圣孔子、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而这五位圣人全部出自邹鲁，出自儒家，由此可知邹鲁文化的非同凡响。他们之所以被尊为圣人，在于他们拥有极高明的道德和智慧，学以致用，制作了“四书五经”系列的中华元典，奠定了垂法后世的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观基础，创立了人们观察、分析、解决人生和社会基本问题的思想范式。文化元典、价值观、思想范式是推动中华文明按其自身逻辑永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基本规则。很少有人注意到，儒家这五位圣人还有一项重要的贡献，那就是他们对尧舜以来优良家学、家教、家风的传承、弘扬与创新发展，形成了只有在邹鲁才得一见的圣人家风。 邹鲁优良家风，远承虞舜首倡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以孝悌治家的风尚，又直接受到了泰伯、周文王、周公几代人培育的敬天、仁爱、让国、勤俭、执中等姬姓家风的熏陶，寓继承于发展之中，做到了根深而叶茂，源远而流长。尤其是鲁国立国之初，周公对其子伯禽的教导和训诫，一篇见于韩诗外传的“周公诫子”，其来有自，传颂久远。鲁人仰慕周公之德，设家教，立家风，世代沿袭，形成为一项优良传统，在邹鲁一带广为传承。降至春秋时期，邹鲁一带的家风以好学、知礼为特点，成为当时远近各地“闻其风而悦之”的家风典范。在这样一种文化大传统和家风小传统的背景下，孔子、颜子、曾子、孟子拥有最优秀的家教。他们的家教，一半出自母教：孔子、孟子自幼丧父，全靠母亲抚养、教育成人。孔母、孟母是母教的典范。这两位伟大的母亲先后独自承担起家教的重任，上承邹鲁家教优良传统，下启邹鲁孔、颜、曾、孟四氏家风，其母仪千古的风范令人赞叹不已。孔子、孟子仰承母教而成长。待到他们成家生子以后，必对慈母的家教有着强烈、深刻、鲜活的记忆，必将慈母的家教发扬光大于门庭之内，再结合他们的家教理念而予以创新发展，这就形成了孔孟二氏家风。颜子、曾子因为父亲健在长寿，不走孔孟家风形成之路；他们二人情况类似，都是父子同入孔门学习，直接受孔子的教诲和影响而形成各自的家风。颜子、曾子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后起之秀，他们对于各自家风的贡献自然更大一些。孔子的圣人家风由一则“庭训”的典故可见一斑。孔子居家时，独自一人站在庭中，儿子孔鲤从其身旁走过，孔子叫住儿子，问：学诗了没有？儿子回答：没有。孔子接着指教：不学诗，就不会谈吐优雅地讲话。于是儿子回去学诗。隔了几天，同样的情景再次出现，孔子又教导儿子学礼，说：不学礼，就无法立足于社会。于是儿子回去学礼。孔子教导儿子学诗、学礼的家教案例，感动了弟子陈亢。陈亢原以为孔鲤毕竟是孔子的儿子，会有一些私下授受，真相却是孔子对弟子和儿子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孔鲤和其他弟子完全一样，并没有多学些什么。孔子的家教具有示范效应，孔子后人从这则家教案例中提炼概括出了诗礼家风，世代发扬传承，历两千五百余年而不衰。颜子和他的父亲颜路同是孔门弟子，父子二人共同培育了颜氏家风，而颜子的贡献尤大。颜子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修德、讲学堪称孔门楷模。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以德行居首，颜子名列德行第一。颜子秉承师教，克己复礼，真正做到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子知学、好学、乐学，不会因为生活穷困而失去学习的乐趣，连孔子都承认颜子好学超过了自己。修德、好学、守礼是颜子为人的三大特点，也是颜子奠定的颜氏家风的三个支撑点。颜子三十五世孙颜之推著颜氏家训，将修德、好学、守礼的精神纳入颜氏家训，使其世代相传，到明清时期就变成了复圣家风的内核。曾子的情况和颜子类似，也是父子同在孔门受教。父子二人共同开创的曾氏家风，以孝悌、修身、耕读为其三大特征。曾子以孝著称，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说孔子以为曾参“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这说明曾子与孝道、孝经关系密切，是孔门孝道的主要传承者和发扬者。曾子重视修身，善于反省，以“吾日三省吾身”为其修身特点。曾子与父亲务农为生，一则流传甚久的曾氏父子瓜田除草的传说故事，说明曾家过的是睛耕雨读的生活。后世人们津津乐道的耕读家风，或许就创始于曾氏父子。孟子是浸润在母教的阳光雨露中成长起来的。孟母教子有方，留下了“三迁择邻”“断机教子”等传颂后世、脍炙人口的故事，被称为“母教一人”。孟子的母亲不像孔子的母亲那样三十几岁就早早过世，而是活到了八十多岁；孟子成年后，母亲也仍然能够对孟子的日常生活给予指导。孟子的思想理念以及他所开创的孟氏家风，无疑深受母亲的影响。孟子主张人的一生应该进“礼门”，走“义路”，居“仁宅”，培养浩然之气，拥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这是孟子开创的孟氏家风的基本内涵。孔子、颜子、曾子、孟子培育的家风，可以称为圣人家风。但是，圣人家风不以富与贵的家境为基础，不是高不可攀，而是来自于普通的家庭。像孔子、孟子这样幼年时孤儿寡母的单亲家庭，不管生活多么困苦，只要拥有良好的母教和家风，就有机会“下学而上达”，出类拔萃，成为优异人才。待到孔子、孟子成贤成圣，光大门楣，他们的家风就直接转换成了圣人家风。孔、颜、曾、孟四氏圣人家风，由家学、家教而形成，极高明而道中庸，具有领先性和示范性的特点。就其极高明而言，孔子、颜子、曾子、孟子奠定的家风，形成了家学、家教、家风的完整序列，家风以家教为基础，家教以家学为根底，成为后世孔、颜、曾、孟四氏后裔以及历朝历代名门望族效法的家风范式。就其道中庸而言，家风必由家教而形成，家教却不必来自家学。在传统社会，不少父母有着严厉的家教，不但知道课子读书，而且教育子女即使不识一字，也必须堂堂正正做人。这种缺少家学环节，仅仅由家教而形成的家风，其实正是孔子、颜子、曾子、孟子早年家庭情景的真实写照。孔母、孟母、颜父、曾父无家学，有家教，这说明绝大多数的家庭可以“见贤思齐”，向孔、颜、曾、孟四氏家风看齐。事实也是如此，两千多年来，圣人后裔不忘祖训，名门望族和寻常百姓也都向往圣人家风，以圣人家风为范本，培育自家家风，形成了无数的不同类型的优良家风，传承中华美德，作育优秀人才，改良社会风气，塑造礼义之邦。篇二治家贵严，以整齐严肃为宗旨，这是曾国藩一生奉行的家规准则，“严父常多教子，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胜言矣。故易曰如吉！欲严而有威，必本于庄敬，不苟言，不苟笑，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严肃出气象，为了培养子弟一种好的习气，曾国藩基于自己宦海沉浮数十年的经验，力戒子弟游手好闲、骄傲不驯的浮华习气。他一生勤于写信，几乎三天两头要写信回家，因此，他人虽不在家中，但家中几乎时时都有他的影子。严的具体表现在于立家规。他时时写信叮嘱在家中的四弟曾国潢，“我有三事奉劝四弟，一曰勤，二曰早起，三曰看五种遗规。”除了对四弟提出要求外，他还与九弟曾国荃探讨家规，兄弟统一思想。最终，曾国藩与弟弟们立下“书蔬鱼猪，早扫考宝”的“八字家训”。他告诫家人子弟：“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柴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必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习之。”又严格规定：“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椅、牧粪、锄草，是极好之事。”曾国藩的家规不可谓不多，但核心在一个词：气象。他说：“凡盛衰在气象，气象盛则虽饥亦乐，气象衰则虽饱亦忧。” 所谓气象，在古人看来是能预示吉凶的云气变化，也是指人的气度、气派。在曾国藩看来，气象分两种，一种是官气，一种是生气。所谓官气，是指一种富贵气。曾国藩的家规中坚决反对家人子弟染上富贵气息。他反复申诫：“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在他看来，真正的富贵是内在的精神富足，否则，“文人富贵，起居便带市井。富贵能诗，吐属便带寒酸。”因此，他强调子弟要在自修处求强，不要在胜人处求强。所谓生气，是指一种生动活泼的元气。曾国藩指出：“一国有一国之气，一家有一家之气，一身有一身之气，元气者，生气也。能养生气，则日趋于盛矣。”生气从哪里来？曾国藩指出：“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一收一放，两面兼顾，便可惜福远忌。”勤字加俭字等于生气。他又说：“书蔬鱼猪，一家之生气；早扫考宝，一人之生气。”书蔬鱼猪四样可以培养一个家庭的生气，早扫考宝四样可以培养一个人的生气。“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反之，骄字加惰字就等于官气。他分析历史上的事例总结道：“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惰字致败。”“军事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曾国藩尽管军务政务繁忙，但他特别注意观察家人子弟的气象变化，一旦发现苗头，便及时指出。他反复提醒在乡下主持家业的四弟曾国潢好好管教子侄辈，同时又赋予其治家的责任，以使命来激励曾国潢带头严守家规。曾国藩为了让家规落在实处，特别重视时时在细节上提醒。诸如什么是骄，骄的危害，如何来防范。他不仅提醒这些家规的具体细节，还时时告诫如何来落实家规的具体办法，如：“以勤劳为体，以谦逊为用，以药佚骄。”“至于兄弟之间，我也只是爱德，不喜欢相互姑息。用勤俭相教，用习劳守朴相劝勉，这是兄弟之间以德相爱；丰衣美食，随心所欲，这是兄弟之间以姑息相爱。姑息，会使兄弟们四体不勤，充满骄气，将来做出丧德败行之事，这是我领着兄弟们干不孝的事，我不敢这么做。”曾国藩认为，戒傲惰，必须以守谦勤为主；戒奢侈，必须以崇尚俭约为主。他平生以“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世味淡薄身心无累”为法，对吕坤所说“置富贵、贫贱、死生、常变于度外，是养心第一法”玩味尤久。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因此，“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也矣。”其后，曾氏家族人才辈出，与其家规严整关系重大。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出任常驻英、法大臣，不辱使命的同时，将使馆由租赁改为自建，确保使馆规模不失大国风度，亦不流于奢靡。使馆落成，他还亲书一联悬挂大门两侧：濡耳染目，靡丽纷华，慎勿忘先父俭以养廉之训； 参羊倚衡，忠信笃敬，庶可行圣人存而不论之邦。 上联警策自己，要不忘其父“俭以养廉”的家训，在西方的花花世界立于不败之地；下联则阐明其外交宗旨，效法孔子“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和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宗旨，赢得了欧人的尊重。要言之，曾国藩的家规之所以有效，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家规中蕴含的价值观是正确的。他不追求那种表面的富贵，而希望达到精神气象的富贵。家教家规只是一种手段、一种载体，正确的价值导向才是根本，才能得到家人子弟们的自觉遵守。古人云：“父母之爱子，为之计深远。”曾国藩的家规真正做到了为之计深远。篇三我的父亲母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人，和那时候很多农村人一样，他们的婚姻是指腹为婚。姥爷和爷爷两家关系好。姥爷读过私塾，为人儒雅大气，在乡邻中极有声望。姥姥是温婉贤淑的贤内助，相夫教子，不遗余力。于是，在姥姥肚子里还怀着母亲的时候，爷爷就对姥爷说，此胎若还为女，就给我家老二当媳妇吧。姥爷姥姥也钦佩爷爷奶奶的为人，便应承下来。姥姥在腊月二十四日产一女婴，正巧和父亲同月同日生。冥冥之中，好似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将两人紧紧联系在一起。当父亲母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爷爷家的光景已经不是很好。姥爷的亲戚就劝取消这门亲事，免得孩子将来受罪。但是，姥爷说：“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男子汉大丈夫一诺千金，万不可坏了名声。”最后，母亲在二斗麦子、几尺布的“彩礼”下进了我家门。母亲结婚后，爷爷奶奶手把手教母亲做饭、针线缝纫、待人接物等事情，让母亲感受到了一种温暖与关爱。后来，母亲对我说：“我在婆家享福了，你爷爷奶奶对我都很好！”母亲帮着爷爷奶奶把几个小叔子拉扯大，她和大家相处融洽，很受乡邻的赞赏和爷爷奶奶的青睐。记忆中最难忘的是，母亲总是把好吃的东西让我们送给爷爷奶奶。看着我们很馋的样子，母亲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还小，以后有的是好吃的。可爷爷奶奶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了，现在有好吃的要让他们吃”母亲没有华丽的言语，每每只是用实际行动，表达着自己对老人的孝敬和感恩。我们姐弟从小看在眼里、学在心里，受益颇深。父亲是一位煤矿工人，一辈子兢兢业业地工作，踏踏实实地做人。他讷言缓行，性情温和，诚实守信，不说三道四，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从来不去和别人攀比，把日子过得平静有序。母亲则是个急性子，嘴快、手快、脚勤，一天到晚嘴不停，手脚不闲，把家里打理得整整齐齐、一尘不染。她对我们提出了诸多“不许”，这对我们孩子来说无疑是最大的警戒。她要求我们：须把东西用完了放回原地；须把坐皱了的沙发布、床单仔细抚平；坐着的时候不能倾斜着身子，像没有骨头架子一样；不能抖腿或脚；不能拿别人东西，等等。我们稍一犯错误，母亲就摆出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气势。可以说，我们是在母亲的呵斥和约束中成长起来的。母亲在大声呵斥我们时，父亲会温温地来一句：“你声音小些，孩子都乖着呢！”母亲只说一句：“你就当老好人吧。”确实，曾经一段时间，我们都很喜欢父亲害怕母亲。父亲不去求人办事。在我们上学和就业的关键时刻，父亲始终是一副四平八稳的样子。他认为，任何事情都应是自己辛勤劳动得来的，他看不惯那些为了个人利益钻营投机的人。初上班时，父亲一个月才拿几十元工资，过年回家，除了给母亲留几元零用钱，其余的全数上交爷爷。爷爷用父亲的钱和家庭其他微薄收入，支付一大家人的家庭开支。母亲是一个心气很强的人，年轻时吃了很大的苦头，她作为家属，在煤矿的河滩砸过石头、编过铁丝网、给拉煤车上过煤，做的都是些苦力活，但是她毫无怨言，每天乐呵呵地生活，伺候父亲，照顾我们。在这样的家庭里，我们姐弟三人初长成人。而母亲的两鬓已经斑白，曾经苗条的腰肢已渐显臃肿，挺直的身板已经微驼，犀利的目光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我们也再没有听到她大声斥责我们时的气壮山河。不经意间我们收获了岁月的恩赐，却丢失了无法追回的亲人往昔。我的父亲母亲用自己的爱和责任营造着一个健康温馨的家，他们的喜怒哀乐因我们的遭遇或起或伏，他们的感情世界因我们的存在更加绚丽多彩。他们一生孝敬长辈、呵护兄弟姐妹、抚育儿女子孙，他们一生何曾为自己真正活过一天？但他们确实用自身的行动为我们树立了做人的标尺。父亲母亲是我生命的起源，是我永远无法舍弃的牵挂与爱恋。篇四2015 年 4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开幕式并发表讲话。其间，一句“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使我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一方面是因为总书记这几个字掷地有声，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诚信待人的传统美德，另一方面，我和爱人一直以来也是这么教育孩子的，我们已将这句话作为家训，以立家规，正家风。我的爱人是一名军人，我是一名公务员。我们的职业虽不同，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我们都懂得作为一名党员更要诚实守信。中庸有云，“致广大而尽精微”。我们一个家庭的影响力是微乎其微的，但只要我们心中时刻铭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尽力达到这种宽广博大的宏观境界，同时重视家风家教，将其落实到精细详尽的微观之处，家风国风便能达到和谐高度统一。记得那是孩子三四岁的时候，我们也如其他父母一样，希望孩子能不输在起跑线上，报了早教班。那天，吃完早餐该出发了，却下起了雨，并且还越下越大。当时骑电动车是我们出行的主要方式，我就说：“博博，这么大的雨，我们还去上课吗？”孩子明显犹豫了一下，没有说话。这时，爱人说：“我们应该去，不能让老师白等着。”我蹲下身拉着孩子的手望着他说：“爸爸说的对，不管下多大的雨也要去，做人要讲诚信。”孩子懂事地点了点头，拉起我们的手认真地说：“爸爸妈妈，我们出发吧！”尽管当天雨水打湿了我们的衣衫，但看到孩子认真而又坚定的眼神，我和爱人相视一笑，内心满是欣慰。这件事情之后，孩子明显长大了懂事了许多。转眼该上小学了，一天，我们一家三口围坐在一起。爱人说：“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家风家训。马上你就要成为一名小学生了，有一句话，爸爸妈妈希望你能记住，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思就是说，人要重诺守信，这是做人的根本。只有诚信的人才会受到社会的信誉，受到别人的信任，才能取得自己人生事业的成功。”如今这句话已伴随他两年了，我相信，在他今后成长的道路上，诚信会如同一盏指路明灯，指引他不断前进。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每个家庭的家风建设好了，每个家庭成员的道德素质高了，整个社会就会越来越文明、健康，就越富有生机和朝气。虽然我们的祖辈父辈并没有留下什么警示家训，但他们却都自觉和不自觉中以不同的方式和性格影响着我们。正是因为这样的言传身教，才更让我们懂得“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含义。高楼万丈非拔地而起，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浩然家风，永远伴我们走在成长的路上！篇五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家风对一个人非常重要，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滋润力量，好的家风无时不刻不在净化着每个家庭成员的心灵，它可以让我们每个人很好的成长。从小听父母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尊重长辈，家庭和和睦睦。在我成长的记忆中， 父母一辈子没和人发生过争执，他们一直把家庭和睦、邻里和谐看得很重。我的母亲是一位老实本分、任劳任怨的妇女。她是出了名的老实人，哺育子女，她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赡养老人，出工干活，她从不挑三拣四，她认为啥活都要有人干，做好就行。从小到大，我家就像专门聚会的地方，一闲下来大家都跑我家来唠嗑闲扯。在我的眼里，父亲非常敬业，对待同事和朋友非常友善。作为领导干部父亲对待下属像儿女一样，注重团队意识，不让任何一个下属吃亏。在我小的时候，家里比较贫困，父母的勤劳保障了我们一家老小的基本生活。在父母的影响下，耳濡目染使我们都传承着父辈的优良传统做事踏实、与人友善、家庭和睦。有人对父母说，您们一家人都很厚道，您们的子女都很优秀，您们是教子有方的好家长。“我的三个孩子都很争气，儿子在南非工作，大女儿在新加坡工作，二女儿在洛阳市公安局上班。”父亲说，他对孩子们要求很简单，就是“老老实实做人，实实在在做事”。我们家族几乎都是军人，父亲把部队的作风带到了家庭教育中，父亲经常说自己在家里实行的是“到”、“是”、“动”的管理方法。“到”就是父母叫我们的时候，要立刻回应，不要装作没听见或者充耳不闻；“是”就是长辈问我们问题的时候要像个小士兵一样，立正站好，不要在长辈面前东倒西歪，站没站相；“动”父母让你干活的时候，要迅速，令行禁止，不要说等一会儿，拖拖拉拉。也许，这大概就是我们家庭跟普通家庭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家里人都很孝顺。亲戚邻居都说我们家的孩子都很孝顺懂事，爷爷奶奶也觉得很欣慰，父辈们用无言的行动感染着我们，现在我也有自己的家庭，在家侍奉公婆、赡养父母我都很用心。因此，即便现在在洛阳上班，对在老家的公公婆婆，我也经常打电话问候，平时回家尽量多干点家务活，让公公婆婆多歇会儿。我们的一点点孝心都会激发老人无限的满足感，跟人炫耀儿女儿媳对自己的好。看到老人开开心心的生活着，那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好的家风就像花儿一样，散发着醉人的芳香，越久越醇香，越久越浓厚，代代相传。篇六近年来，家风这个古老的话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家风问题的重要性毋庸讳言，古人说“立身成败，在于所染”，父母作为离孩子最近的人，其一言一行对子女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父母品行端正，孩子耳濡目染自然就容易走上正途；反之，像某落马贪官那样教育孩子“要做人上人”“要成功就要走捷径”，子女没有不“坑爹”败家的。道理谁都懂，可为什么一落实到具体的生活中，能够有意识为子女后代树立标杆的人却不多呢？甚至有父母本人非常善良正直，可子女却大不肖，触犯刑法、锒铛入狱。为什么父母的优秀品行其后代就没能学过去呢？对前一个问题，关键在于父母本人能否看透名利的本质。后一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密切相关，父母看透了名利，自然就懂得究竟要给孩子留下什么。名利不是坏东西，但问题在于名利是世人皆向往的，也就成为争夺的对象，因此名利绝不可能长久。凡汲汲于名利者都是在和变动不居的东西做绝望的斗争，哪怕暂时取胜，最终还要失去。因此，与其给孩子留下金钱、豪宅，不如给孩子留下谁也抢不走、夺不去的好东西。正如犹太人的俗语：“这世上有三样东西是别人抢不走的：一是吃进胃里的食物，二是藏在心中的梦想，三是读进大脑里的书。”健康的身体、正直的作风、丰富的知识，才是跟随和护佑子孙后代一辈子的宝贝。有的父母本人堪称正人君子，但就是没有看破名利的本质，他们妄想把孩子养在蜜罐里，一辈子不愁吃穿，结果酿成了“慈母多败儿”的悲剧。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若农夫农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对“不长久”的恐惧使得曾国藩对待名利采取了明智的态度。身为湘军最高统帅，每日过手钱粮不计其数，但曾国藩决不中饱私囊，他告诫弟弟和子侄：“以升官发财为耻。”在曾国藩本人的带动下，曾家家风好，代代传，后代子孙大都成才。而共产党员的家风更有胜过古人之处。老红军董洪国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部队后勤领导岗位任职。三年困难时期，董洪国管后勤，有仓库有农场，但家里和其他家庭一样没有吃的，只能喝粥吃野菜。董洪国将军烟瘾很大，但后来毅然戒了烟。原因是 1949 年河南军区供给部在郑州开办了河南第一个烟厂，烟厂负责人逢年过节经常给上级领导送烟。但董洪国将军认为，如果经常这样送的话，那不是要出问题吗。于是，他以顽强的毅力戒掉了几十年的烟瘾，他说：“我不抽烟，别人就没有了送烟的借口。”董将军把自己的 7 个子女全送到最艰苦的部队，有三个子女先后参加抗美援朝和对越自卫反击战并立功受奖。董将军那一代人是从尸山血海中走出来的，在生死面前早已看透名利，他们给子女留下的是朴素正直的作风，红色基因因此才能代代相传。究竟要给孩子留下什么，这个问题值得所有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