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禁与明末的海外贸易和国内市场状况探析

海禁与明末的海外贸易和国内市场状况探析 【摘 要】 本文通过分析明帝国的国内市场、海外贸易成本和商业资本流向，得出了结论。认为16世纪末，明帝国政府逐渐放宽了海禁政策，一部分商人开始投身于合法的海外贸易并赚取了可观的利润。因此，就有人认为中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明帝国的海禁政策能够被完全抛弃，那么中国就很有可能像西欧国家一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是，海外贸易和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联系对中国来说是不同于西欧国家的。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以及资本的流向等都和同时期的西欧国家有着不同特点，这些都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上西欧国家那样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 海禁政策；海外贸易；国内市场；资本主义；明帝国 16世纪末，英格兰的商人正在不吝溢美之词地赞颂他们伟大的女王陛下，因为她击败了在寻常人眼中看来几乎不可战胜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从而为商人们的海上贸易扫除了障碍。而荷兰的商人们正在奋起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暴政，尽管斗争异常艰苦，但是迎接他们的却是下一个世纪的海上统治权。同一时期，法国的商人虽然对国内政局的动荡和王室的混乱怨声载道，但是，他们即将会迎来“太阳王”路易十四以及他所带来的“路易十四的时代”。然而，与西欧各国的情况相反，16世纪末的明帝国正在加强海禁的力度。虽然明帝国在17世纪又允许了私人海上贸易的行为，但是这种海上贸易的规模是无法和庞大的帝国内陆贸易相提并论的。基于此，有许多学者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如果明帝国政府对私人海上贸易如帝国和西方的贸易，或者帝国和日本的贸易不加以禁止，而是去鼓励它的发展，那么中国就很可能追随西方各国的脚步，进而发展成为一个近代资本主义国家。 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中提到：1“就面积而言，中国的国内市场，也许并不小于全欧洲各国的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如果这种国外贸易，有大部分由中国经营，则尤有这种结果。通过更广泛的航行，中国人自会学得外国所用各种机械的使用技术和建造技术，以及世界其他各国的技术上和产业上的各种改良。”他从制造业发展的角度推断，认为中国能够通过海上贸易发展出类似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造业。官方的记载也提供了证据，证明在明朝末年，中国出现了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手工作坊，这些作坊采用雇工的形式进行标准化的生产。正因如此，史学界也就有人指出明帝国末年的中国是有资本主义发展迹象的，如果海外贸易能够不断扩大，中国是有可能走上和西欧国家相同的发展道路。 但是，对此观点我们存有疑义，本文将从明帝国的国内市场、海外贸易的成本和商业资本的流向这三方面来说明反对的原因。 一、明帝国的国内市场 明帝国繁荣健全的国内市场带给国内商人巨大利润的同时，也削弱了他们拓展海外贸易的热情和动力。 首先，内陆贸易的高额利润率和国内市场的繁荣使得中国的商人可以在国内市场获得足够的利润，而不必借助海外贸易，这种条件也正是同时期的欧洲商人所不具备的。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中国国内市场的便利和庞大。 明帝国的内陆运河系统已经发展的相当成熟了。长达1794公里，也是世界最长的内陆运河京杭大运河流经帝国中最富庶的地区，也因此成为了帝国内陆贸易的主动脉。尽管建设大运河的初衷是为了军事功用和漕运任务，但是大运河的航运也同时刺激和带动了国内的商业和贸易。黄仁宇曾估计2，17世纪早期，通过京杭大运河进行的南北方棉布贸易每年的贸易额至少有50万两白银。同时，南北方木材贸易每年的贸易额也接近50万两白银。尽管我们很难将白银的价值和其他的货币进行有效比较，尤其是考虑到这一时期相关数据的缺乏，但是汪崇筼估计按照白银对稻米的实际购买力3，50万两白银的购买力相当于5800万美金。这样规模的棉布贸易（黄仁宇估计一匹棉布的价格大约为0.3两白银，因此50万两白银就意味着至少100万匹棉布）对于任何当时的西欧商人来说，都是难以置信的。有统计资料表明，4同一时期的整个波罗的海地区的谷物贸易总额价值约为年均55000公斤白银，即110万两白银，则明帝国仅仅是国内棉布贸易的贸易额就占到了波罗的海地区各国谷物贸易总贸易额的一半甚至更多（因为这里只统计了通过大运河进行的棉布贸易，尚未统计其他方式的棉布贸易的贸易额）。因此，仅京杭大运河就能够吸引大量的商人，即使明帝国政府在16世纪末重开了海禁政策，但是大部分的商人仍然会选择国内市场，因为国内贸易方便并且安全。 此外，明帝国这一时期对作为货币的白银的迫切需求，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的国内市场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这段时间内快速地发展。国内市场的发展也就意味着商人能够通过内陆贸易获取充足的利润。Tetsuo Kamiki和Kozo Yamamura估计，5日本在16世纪末的这一时期每年大约出口33750公斤至48750公斤的白银，其中绝大多数是出口到中国的。Kobata Atsushi认为，6在17世纪初，日本，葡萄牙和荷兰的白银出口的总额大致在150000公斤到187500公斤之间，而其中绝大多数白银也是流入中国的。而且，中国的商人在海外贸易中也表现出了对白银的强烈渴望，他们基本上只允许外国商人用白银来交换他们的商品，如丝绸，陶瓷和茶叶。一位西班牙旅行家就记载了一则记录，71600年，一些中国的商人到达了马尼拉，他们只允许用白银换取他们的货物，“因为他们不喜欢对方用黄金或者其他的货物来交换，他们也不会带这些东西回到中国。”白银是明帝国的主要货币形式，在明帝国末期，币制的混乱使得白银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商人对白银的狂热直接反应了明帝国对白银的迫切需求，而造成这种需求的直接原因就是国内市场不断繁荣而形成的货币需求量的增加。显而易见，正是国内市场的不断繁荣才会导致商人们对白银的狂热。 以上两点也就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时的明帝国，商人们拥有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而且拥有一个相对成熟的内河航运体系。他们仅通过国内市场就可以满足自己的利润需求，而且相对海外贸易更加安全方便，自然也就无需去拓展海外市场。 二、海外贸易的成本 这一时期海外贸易的高额成本也是制约当时明帝国海外贸易的一个重要因素。 贸易成本是所有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都必须面临的问题，西方的商人通过组织股份制公司来解决。比如1602年成立的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该公司最初就是由14家小的私人贸易公司合并而成的。但是，这个方法却不适用于中国的商人。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大部分富裕的商人主要兴趣集中在国内市场，除此之外的另一个兴趣就是购买土地（这一点在下文会详述），因此，进行海外贸易的股份制公司的形式在这一时期的明帝国很难建立起来。所以，尽管明帝国的海禁政策在17世纪初已经有所放宽，但是海外贸易的规模仍然相对较小。 表1的数据8说明了当时到达西方的中国贸易船只数量非常有限。虽然这里可能存在统计遗漏，走私船只的数量也未包括进去，但是从表中的数据仍然不难看出海外贸易规模有限。由数据推算可知，这一时期从中国出发，到达西方贸易点的船只平均每年仅仅只有4条，而且表中的年份经常出现数据空白，这点也说明了该时期明帝国海外贸易存在不稳定性。虽然明帝国在17世纪初动荡的政局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一情况的产生，但是大部分商人对海外贸易的冷漠才应当是最主要原因。 有学者估计，9一只中等规模的商船建造费用大概需要花费1000两白银之多，而每年的维护费用则不少于500两白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概念呢？根据历史学者估计，10明帝国的一名知府级别的官员每年的名义上收入（不考虑其他的非正当收入）是192蒲式耳的稻米。根据已有数据，11当时1蒲式耳的稻米价值约2两白银，因此192蒲式耳的稻米的价值大约是400两白银。可见一位知府级别的官员一年的合法收入也不足以支付一条中等规模商船一年的维护费用。尽管众所周知，明帝国官员的年俸相对来说并不算丰厚，但是400两白银对于一般商人来说确实不是一笔小数目。通过这样的数据对比，我们就可以想象出海外贸易的成本之巨大了。对于普通商人而言，光船只的建造费和维护费用就已经是很大一笔负担，再加上海外贸易可能遇到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如气候方面造成的损失，以及海上劫掠所造成的损失等等，就使得大多数普通商人在面对海外贸易时只能选择望而却步了。于是受到成本制约，即便是在政府默许海外贸易的情况下，明帝国的海外贸易规模也不可能有较为显著的增长。 三、明帝国的商业资本流向 最后，明帝国的商业资本的流向也是影响其海外贸易的一个重要因素。 明帝国时期的农业地租收入是相当可观的，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是明帝国农业的发达，第二就是高额的地租收入。 Martin Heijdra指出，12根据帝国的官方数据来推断，明帝国在1578年，1580年和1600年的总耕地面积大约是5033.9万公顷，7335.4万公顷和9316.9万公顷。我们发现，这一时期本就相当可观的耕地面积还在随着时间不断地扩大。而同一时期的西欧，农业的发展则显得相当不稳定。Cipolla对荷兰的农业进行了研究，13其研究数据可以通过图1的形式表现出来。 由图1可见，在1540年至1715年间，荷兰的耕地面积在不断变化波动着，而且耕地面积总体上在减少，这也就表明了其农业发展的不发达和不稳定。但是农业发展的滞后却成为了荷兰海外贸易发达的一个助力，人们生活所需的谷物、肉类等等都依赖荷兰商人们从海外进口，同时，商业资本也较少的流向农业，而是主要是用于扩大海外贸易。而与之相反，明帝国农业的繁荣稳定发展，使得大量的商业资本流入到了农业中，其中较高的地租收入又是一个主要助力。 这一时期明帝国的农业是主要基于租佃关系的。由于明朝末年土地兼并的严重，以及政府监管无力，使得地主几乎可以不受市场的干扰而规定非常高额的地租，而这一点是西欧资本主义方式的农业生产无法做到的。根据统计资料，14明帝国末年的平均地租率几乎不低于50%。在农业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地租率更是高达60%至70%，而在丰收年甚至能达到80%至90%。基于上述情况，即使相对于农业而言，本就非常薄弱的海外贸易和与之相关的制造业更需要商业资本的注入支持，但商业资本却自然的倾向于流入富庶的土地，而不是资本匮乏的海外贸易和制造业。虽然我们很难获得关于这一现象的直接数据，但是官方的记载15仍然提供了一些有力例证。如明朝末年著名的海盗、商人和将军郑芝龙通过海外贸易，走私和劫掠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在其降服于明帝国政府之后，他立刻将积累的财富花在购置土地上，于福建省和广东省购买了至少500处地产。那些普通的商人和郑芝龙一样，都对土地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比如明代著名的官员海瑞的孙子海述祖，他在从事海外贸易多年后积累了不少财富，于是他也像郑芝龙一样开始大量地购买地产，最后“买田终老”。还有明末的一位名叫黄宗任的著名商人，他在从事了多年海外贸易之后依然是将自己的巨额财富投入到了土地兼并和高利贷中，而且声称土地兼并和高利贷的利润更加可观。由此可见，当商人的资本大部分流向了土地之后，流向海外贸易和制造业的资本自然就减少了。 四、结论 综上所述，明朝末年的海禁政策取消与否与中国能否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中国广阔繁荣的国内市场和便利安全的内陆航运在带给中国商人们可观利润的同时，也“束缚”住了商人拓展海外贸易的脚步。反观西欧各国，国内市场的狭小反而成为了他们发展海外贸易的助力。同时，海外贸易的高额成本和高风险进一步地打消了大部分商人出海经商的念头。虽然通过走私和海上劫掠而致富的商人在明末并不少见，比如王直和郑芝龙，但是这毕竟只是个例，改变不了广大普通商人难以承受巨额海外贸易成本的现实。农业的发达和地租收入的丰厚又诱使那些冒险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们将贸易赚来的资金又投入了土地。明帝国商人们的海外贸易形式和西欧商人大同小异，但是，西欧商人们将海外贸易赚取的利润投向了制造业工厂或者资本主义式农场，使得它们不断发展壮大，而明帝国商人们从海外贸易中获取的利润却最终又回到了租佃制的地产中，最后真正能够投入到私人制造业和私人手工业的资本就相当有限了，私人制造业工厂和手工业作坊也只能作为个别现象出现。因此，即使明帝国放弃了其海禁政策，中国海外贸易的前景也并不值得看好，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也依然会相当有限，不可能走上与同时期西欧各国类似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 Campbell，R.H.，& Skinner，A.S.（Eds.）.（1981）.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pp.104-105） of the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 Huang，R.（2005）.Commerce.In The Grand Canal During The Ming Dynasty，1368-1644 （pp.185-193）.China： New Star Publisher. 3 Wang，Chongyun.（2011）.Understanding the seeds of Chinas commodity econom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apital development levels in pre-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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