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rtleby--the-scrivener中文版

老夫年事已高, 由于职业的特点,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与一群挺有意思也多少有点儿独特的人们有了不同寻常的交往; 而这些人的事, 就我所知, 尚不见经传我说的是法律抄写员或称文书。通过工作上的联系和私人间的交往,我结识了不少这样的人。他们的故事, 要是我高兴, 可以道出许许多多、形形色色, 好心的绅士们听了保不准会笑, 善感的雅人们听了说不定会哭。但是我且撇开其他文书的生平事迹不表, 单来叙几段巴图比的往事。他是我眼所见到、耳所听过的最怪的一名文书。对于其他的文书, 我或可写出他们完整的一生, 而对于巴图比,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认为没有这样的资料存在可以使人写出一部良好的、完整的巴图比传。这是文学的一大无可补救的损失。巴图比恰属于那样一种人, 关于他们, 除了最原始的资料外, 其他一切都似云山雾罩, 而巴图比的原始资料又少得可怜。我诧异的双眼所见到的便是我对他的全部了解。当然还有一份含混不清的报告, 下文中会提到。在介绍巴图比文书他就是以这样的身份第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之前, 最好还是先提一下我自己、我的雇员、我的行当、我的事务所以及总体环境, 因为这对于充分理解即将出现的中心人物至关重要。首先, 我这个人, 打年轻时候起, 就有一种很深的信念, 那就是生活越平淡越好。所以, 尽管我所从事的职业是活泼紧张的, 有时甚至是动荡不安的, 但是我从来不曾让这些侵扰我的安宁。我属于那种没有多少上进心的律师, 从来不在陪审团面前高谈阔论, 也不以任何方式招徕公众的掌声, 而是安适地隐逸于淡泊宁静之中, 稳妥地与富人们打交道, 处理他们的债券、抵押借款、地契之类的事情。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认为我是一个极为可靠的人。已故的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先生, 一个很少有诗意狂热的人, 毫不犹豫地宣称我的第一大优点是谨慎, 接下来便是有条理。我说这些并不是图慕虚荣而是想回顾一个事实: 我没有被阿斯特先生解过职。我承认, 我喜欢重复阿斯特先生的名字, 因为其声音中含着一种圆润与饱满, 响亮如敲在金锭上。坦白地再加一句, 阿斯特先生对我有好感,我是知道的。就在下面这一小段历史开始前的某个时间, 我在事业上有了较大进展。衡平法院一位法官的老牌事务所现如今在纽约州已看不到交到了我手里。所里的工作人员不算很勤奋, 但是和气得很, 也因此生财。我很少发脾气, 更少因别人的错误或暴行而大发雷霆, 这样做是危险的。但是请允许我在这里鲁莽一次, 说说我的一个看法。我觉得新宪法忽然武断地取消衡平法院法官的事务所是一种不成熟之举;我本指望一辈子就靠它了, 不想只享用了短短几年。不过,这只是顺便说说而已。我的办公室在华尔街号, 楼上。一端正对着一个大天井的白色内壁。这堵墙从上至下贯穿整座大楼。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种景象太乏味, 缺少风景画家所谓的“生机”。那么, 办公室另一端的景致往少里说也与此形成一种对比。在那边, 推窗只见一堵高高的砖墙, 无遮无掩。由于年深日久且整天见不着阳光, 墙黑乎乎的, 其潜在之美无需望远镜就能看清。但是, 为了一切近视眼的方便, 墙修得距我的窗格子仅有十步之遥。由于周围的大楼都很高, 我的办公室又在二层楼上, 这堵墙与我办公室之间的间隙便极像一个方形大水池。就在巴图比到来之前的那段日子里, 我雇了两名抄写员, 还有一个看起来挺有出息的打杂伙计。第一个唤作“ 火鸡”, 第二个称为“钳子”, 第三个叫作“姜汁饼干”。这些看似名字, 但在姓名地址录里可不常见到这样的东西。其实, 这些都是绰号, 是我的三个雇员相互给对方起的。据说, 这些名称正合他们各自的容貌与性格。“ 火鸡” 长得又矮又胖, 是个英国人, 年龄和我差不多也就是说, 六十岁左右。早晨起来, 他面色细腻红润, 但是正午十二点( 他吃午餐的时间) 以后, 他的脸便像圣诞节加满了煤的炉膛那样灼烧起来, 而且一直烧下去( 但似乎逐渐减弱) 直到下午六点钟左右; 六点以后我就再也见不着这张脸的主了。他脸上的红色仿佛随着太阳一同升起并于正午达到最高峰, 然后随着太阳一同下落, 第二天重新升起, 高涨, 衰落, 也如太阳一般准确无误, 光彩永不消失。我一生中见过不少稀奇古怪的巧合, 其中最奇的一件便是当“ 火鸡” 的脸色达到最红润、光彩最照人的时候也就是在这时候, 我发觉他的干活能力开始受到侵扰。并不是说他很懒或不愿意干活, 远非如此。问题是自那关键的一刻起, 他往往显得精力太旺盛,他激动, 慌忙, 反复无常, 轻率鲁莽。拿钢笔往墨水台里蘸时, 他便显得那么不小心。他文件上的那些墨渍便都是在正午十二点以后弄上的。事实上, 他还不单单是不小心, 整个下午都在往纸上弄墨渍。有时候他走得更远: 他吵吵嚷嚷。这时候, 他的脸亦愈加放光, 好像烛煤加到了无烟煤里。他把椅子摇得吱咔咔发出难听的声音; 弄洒吸墨水的沙匣子;修钢笔时不耐烦地把它们全折成碎段, 然后在盛怒之中把它们扔到地上; 他站起来, 靠在桌子上, 把纸张打得满天飞,那样子极不雅观。像他这样上了年纪的人居然如此这般, 真让人看了难受。尽管如此, 在许多方面, 他对我是极为有用的。正午十二点之前那段时间里, 他干活一直是最快最稳的, 能完成好多工作, 那方式不是谁人都能比得上正是由于这些原因, 我情愿宽容他的怪僻, 虽然, 说真的, 我偶尔也会规劝规劝他。但是, 这样做时, 我必须非常和言悦色, 因为虽然上午他是最有礼貌, 不, 应该说是最和蔼、也最受人尊敬的人, 可是一旦到了下午, 只要稍微有点风吹草动, 他便会出言不逊其实是目空一切。我很看重他早晨的工作, 也决心不失掉它们, 但同时又被他下午的发烧行为搅得不舒服, 再加上我是个图安宁的人, 不愿意因为我的规劝而惹得他不体面地进行反驳, 我便于一个星期六的中午(每到星期六, 他的情况更糟糕) 非常客气地向他暗示说,既然他年纪大了, 也许少干活为好; 简言之, 过了十二点,他不必再来上班, 吃了午饭, 他便可以回家, 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休息休息等着吃茶点。然而不行, 他坚持下午还要工作。他的脸简直红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他一边在屋子的另一端用一根长尺子打着手势, 一边慷慨陈词: 假如他早上的工作是有用的, 那么下午也就必然少不了他, 不是吗?“先生在上,”“火鸡” 说道, “ 我觉得我是您的得力助手。上午我安排部署我的栏目, 下午我一马当先向敌人发起进攻” 他猛刺了一下尺子。“可您瞧那些墨渍, 火鸡!” 我以亲切的口气说道。“不错, 但是, 请您原谅, 先生, 您瞧我的头发! 我老了。在暖洋洋的下午往纸上滴一两点墨渍对于这把白头发来说, 当然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事, 先生, 年高望长即使把纸弄脏。先生在上, 我们俩都不年轻了。”他这样和我拉交情, 我很难拒绝。眼见他无论如何是不肯走的, 我便决定让他留下, 同时也打定主意下午只让他处理些不太重要的文件。我的第二号雇员“ 钳子” 是个满脸络腮胡、面色腊黄的年轻人, 总的说来长得像个海盗, 大约二十五岁年纪。我总觉得他是两大罪恶力量野心和消化不良的牺牲品。他的野心表现在他不太满足于只干抄抄写写的事, 有些非常专业的事, 譬如起草法律文件, 他会不适当地越俎代庖。他的消化不良似乎表现在他时不时地紧张急躁, 咬牙切齿地生气;抄写过程中出了错, 他会把牙齿弄得格格响; 干活正起劲时他会不必要地骂骂FD6FD6, 是嘘着骂而不是说着骂; 尤其是他始终对办公桌的高度不满意。尽管办公桌的机械构造很简单, 他却总也不能把它调合适了。他在下面垫上碎瓦片、各种各样的木块、湿粘土块等, 最后甚至试着在下面垫上叠起来的吸墨纸, 想以此求得一劳永逸的巧妙调整。然而哪一种办法也不奏效。如果他为了放松一下背而把他的桌盖板翘起来成锐角状, 一直顶到他的下巴颏儿, 然后爬在上面写字就好像一个人在拿荷兰式房屋的尖顶当桌子似的, 这时他便会说, 他胳膊里的血液给弄得不循环了。如果他把桌子降到齐腰高, 然后弯着身子在上面写字, 他的背又会疼起来。简言之, 问题的实质在于, “ 钳子” 不知道他要什么。或者说,如果他真的需要什么的话, 那便是干脆把抄写员的桌子扔掉。在其病态野心的种种表现中, 有一种情况, 就是他喜欢接待某些衣衫褴褛、样子可疑的人的造访, 他称他们为顾客。其实, 我知道他不仅有时去关照一个在押政治犯, 他还不时在法院干些事, 公墓监狱的台阶上也留下了他的足迹。有一个人到办公室里来找他, 他很神气地说那是他的顾客,可我总觉得那个人其实就是个讨债的, 那所谓的地契其实就是帐单。然而, 尽管他有种种缺点, 也给我惹过麻烦, 但“钳子” 和其同伴“火鸡” 一样, 对我是个有用的人: 他能快速写得一手工整好字, 而且只要他乐意, 他的举止可以斯斯文文, 颇有绅士风度。此外, 他的穿着打扮也有点像绅士; 因此, 偶尔他还能为我的事务所赚点信誉。而对“ 火鸡”, 我则要费好大的劲儿来保证他不丢我的人。他的衣服看起来总是油乎乎的, 透着餐馆的味道。夏天里他的裤子松松垮垮。他的外套则更糟糕, 他的帽子摸不得。不过, 对我来说, 他的帽子终究关系不大, 因为作为一个依附于他人的英国人, 出于天生的礼貌和对他人的尊敬, 他一进屋就会很自然地把帽子脱下。可是外套就是另一码事了。我曾为此和他理论过, 但没什么用。我想, 情况大概是, 像他这样收入不多的人不可能既展露一张光彩的脸, 又出得起钱来买光彩的外套吧。“ 钳子” 曾说, “火鸡” 的钱主要拿去消赤字了。冬日的一天, 我把自己的一件看起来很体面的外套送给了“火鸡”。那是一件灰色带衬的外套, 穿在身上极舒服暖和,且从膝盖到脖颈有一排溜的扣子。我原以为“ 火鸡” 会感激我对他的厚爱, 从而收敛一下他下午的莽撞与吵嚷。然而,并非如此。现在我确信, 把“ 火鸡” 裹在那样一个毛绒绒毯子似的外套里, 对他有一种坏的影响这和燕麦太多对马不利的原则是一样的。事实上, 正如人们所说的, 给一匹性急不羁的马太多的燕麦料, 它便会翘尾巴。这件外套也使“火鸡” 的“尾巴” 翘了起来。他变得趾高气扬。他是一个经受不起富贵的人。对于“ 火鸡” 自我放任的种种习惯, 我还有吃不准的时候, 但是说到“ 钳子”, 我却有十分的把握, 我敢说, 尽管他在别的方面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他至少是一个有节制的年轻人。但是大自然仿佛是他的酒商, 在他降生之时就用易激动、白兰地似的性格把他武装得严严实实, 以致于后来什么性格养料都填不进去了。有时候, 办公室里安安静静的,“钳子” 会不耐烦地从座位上站起, 猫着腰爬在桌子上, 把两只胳膊伸得老开, 抓起整张桌子挪动、摇晃、猛劲地在地板上磨擦移动, 仿佛桌子是个乖戾、有意志的东西, 故意和他作对、惹他生气似的。每当想到这些, 我便会觉得, 对于“钳子”, 往白兰地里掺水是不必要的。幸运的是, 由于一个奇特的原因“ 钳子” 的消化不良, 他的烦躁以及由此引发的神经质主要表现在上午, 到了下午他便相对温和得多了。由于“ 火鸡” 的发病时间大约在十二点左右, 所以我从来不需同时处理他俩的怪癖。他们的发作互相接替, 如卫士换班一样。“钳子” 的开始了, “ 火鸡” 的便下去; 反过来也一样。在现有情况下, 这是天作的最好安排。我的第三位雇员“姜汁饼干” 是一个小孩, 大约十二岁。他的父亲是车辆货物搬运工, 他巴望着死之前能亲眼看到儿子坐上法官的交椅而不再跟着货车跑。所以他把他送到我的事务所里来既学法律又当差, 还做清扫工, 每周挣一美元。他自己有一张桌子, 但他很少用。打开抽屉看看, 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坚果壳。说真的, 对于这个聪颖的小孩来说, 法律的全部玄奥都含在一个果壳中可以一言以蔽之。“姜汁饼干” 的差事之一也是他最喜欢干的是替“ 火鸡” 和“ 钳子” 购买苹果和糕点。抄写法律文件通常是枯燥乏味的, 我的两名抄写员很愿意经常拿尖头苹果润润嘴。这种苹果在海关和邮局附近的众多小摊上都可买到。他们俩还经常派“ 姜汁饼干” 去买一种奇特的饼一种小小的薄圆饼, 辣味的他们就根据这种饼为“ 姜汁饼干” 取的名。在一个寒冷的早晨, 干活乏味时, “火鸡” 能吞下几十块这样的饼干, 好像它们是糖果似的的确, 一便士能买来六到八块只听见他钢笔的嚓嚓声混杂着他咀嚼小碎块的咔嚓声一齐响起来。在“ 火鸡” 暴躁慌忙、鲁莽出错的全部历史上有这样一件事: 一次他把一块姜汁饼干咬在两唇间湿了湿, 然后把它拍到一张抵押契据上当图章。为此, 我差一点要把他解雇。但是他却作了一个东方人的揖说道:“先生在上, 我找上门来给您当文书, 那是看得起您。”接手衡平法院大法官的事务所后, 我先前的业务有关财产转让、权利纠纷以及各种深奥文件的起草等便大大增多了。抄写员的工作量也大增。我不仅要赶着现有两位做活, 还需雇用新的帮手。一天, 一位年轻人应了我的招工启示前来, 站在事务所的门槛外, 一动不动的, 因为是夏天, 门是敞着的。时至今日, 他当初的形象仍历历在目: 穿戴齐正但面色苍白, 样子体面又让人可怜, 神情是那样的凄凉无助! 他就是巴图比。我简单问了一下他的情况便要了他, 很高兴找到这么一位安静得出奇的人加入到我的抄写员队伍里来。我想这样会有利于平息一下“ 火鸡” 的疯癫劲儿和“ 钳子” 的火暴气。我本该早一点说明, 我的办公室是由落地的玻璃折门分成两半的, 一半归抄写员们, 另一半归我。我高兴时就把门打开, 不高兴时则关上。我决定在我这一面的折门边上分给巴图比一个脚落以便有什么琐碎事情要干时, 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叫到这位安静的人。我便在屋子的那一角给他放了一张桌子, 紧靠着一扇小窗。原先透过窗户还多少能看到一些积满污垢的砖墙和破砖头, 但是后来窗户被垒高了, 除了透进一些光线外, 什么风景也看不见了。离窗格三英尺远的地方有一堵墙, 光线就是从那上面远远地落下到两幢高高的大楼间, 仿佛是从圆屋顶的小缝隙里透出来似的。还有一项更令人满意的安排, 我用一块高高的绿色折叠屏风既把巴图比完全隔在我的视线之外又让他能听到我的声音。这样既保证了个人的隐私又没断绝社交。刚开始的时候, 巴图比大量大量地抄写。仿佛久饿的人见到食物, 他似乎要把我的文件都吞下去, 甚至不停下来消化消化。他夜以继日地抄写, 日光没了用烛光。要是他的勤奋是伴着活泼快乐而进行的, 我或许会为他的卖力而感到高兴。然而他却是在默默地、灰溜溜地、机械地写呀写。一个抄写员必然要做的一件事是逐字逐句验证他的抄写准确无误。假使一个办公室里有两名文书, 他们便可相互帮助着验证, 一个人读抄写的文章, 另一个拿着原文对照。这是一件枯燥、乏味、令人昏昏欲睡的差事。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出对于一个性格开朗的人, 这差事是多么难以忍受。譬如, 我不相信朝气蓬勃的诗人拜伦会愉快地坐下来和巴图比一道检查一份大约五百页, 写得密密麻麻、曲里拐弯的法律文件。活忙时, 我也不时帮着校对一些简短的文件。这时我便叫上“ 火鸡” 或“ 钳子” 与我一道干。我所以把巴图比安插在屏风后离我那么近的地方就是想图个方便, 遇到这些琐事时可以让他帮忙。他来后的第三天, 我觉得是第三天, 我手头有一件小事急需完成而巴图比还没必要非得检查他抄写的东西, 我便突然叫了一声他。一方面是着急, 另一方面也指望着他立刻就顺从我, 我便坐在那里低头看着原文, 右手横在一边, 多少有点颤抖地举着抄写过的文件以便巴图比从他的小天地里出来时即刻就能抓到它并立马开始干活。我就这样坐着叫了巴图比并, 迅速地说明了我想让他干什么也就是和我一道校对一小篇文章。当巴图比根本没从他的小天地里出来, 而只是用一种奇特的温柔而坚定的声音答道: “我不愿意。” 想想这时我该有多吃惊, 不, 应该说是多惊愕。有一阵子的功夫我只是静静地坐着安魂定神。一时间我想起我的耳朵欺骗了我, 或者巴图比误解了我的意思。我便尽可能清楚地把我的要求重述了一遍。但是巴图比的回答也一样清清楚楚地传了过来: “我不愿意。”“不愿意, ” 我学着他说, 并异常激动地站起来, 大步跨过房间。“你是什么意思? 你发疯了? 我要你帮我校对这张纸拿着,” 我把纸塞给了他。“我不愿意, ” 他说。我死盯着他看。他的脸很瘦削, 灰色的眼睛里透出暗淡而平静的光。没有一丝儿的不安或焦虑掀动他。假使他表现出一点点的不安、愤怒、不耐烦或者不礼貌的行为, 换句话说, 只要他身上有那么一点点常人气儿, 我肯定已经毫不客气地把他赶出了办公室。然而, 实际情况是我把一尊西塞罗的灰白色半身石膏像扔到了门外。我站在那里凝视他好半天, 而他只是不停地写他的东西, 我于是回到自己的桌子旁重新坐定。这太怪了, 我想。该怎么办呢? 我的活还在逼着我。我决定暂时忘掉这件事, 留待将来有空的时候再想。我于是从另一间屋里叫来了“ 钳子”, 很快就把文件校对完了。几天后, 巴图比抄完了一式四份长长的文件。这是一周前人家在高级法院当着我的面所作的证词。必须把这四份文件都校对一遍, 因为这是个重大案件, 对准确度要求很高。一切安排妥当后, 我从另一间屋里叫来了“火鸡”、“钳子”和“ 姜汁饼干”。我打算让我的四个职员各拿一份抄好的文件, 而我来读原文。“ 火鸡”、“钳子” 和“ 姜汁饼干” 都一排溜坐好了, 每人手里拿着一份文件, 我便叫巴图比也过来加入这个有趣的小组。“巴图比! 快, 我在等着呢。”我听到他的椅子腿在未铺地毯的地板上慢慢刮擦的声音。不久他出现了, 站在他小天地的入口处。“干什么?” 他柔和地问道。“抄好的文件, 抄好的文件, ” 我匆忙说道。“我们要校对。给你,” 我把第四份文件朝他递过去。“我不愿意, ” 他说完并轻轻走到屏风后面去了。有一阵子的功夫, 我仿佛化作了一根盐柱, 矗立在一排溜坐在那里的职员面前。定神之后, 我朝屏风走去询问巴图比为什么行为这么特别。“你为何拒绝我?”“我不愿意。”要是换了别人, 我肯定会大发雷霆, 骂个痛快并一把推他到九霄云外, 然而巴图比身上有某种东西, 不仅奇怪地解除了我的武装, 还奇妙地触动了我, 让我困惑。我开始与他理论。“我们要校对的是你自己抄写的东西。这是省你的事,一次就能把你的四份全校完。这也是惯例, 每个抄写员都要帮着校对他自己抄写的东西。不是吗? 你不肯说话? 回答我!”“我不愿意, ” 他的回答恰似笛声。我觉得我跟他讲话时, 他把我说的每一句话都细细咀嚼, 完全理解了其中的含义, 不能否认那必然的结论; 但同时, 某种至高无上的思想在他脑中占了上风, 迫使他作出那样的回答。“那么, 你是咬定不遵从我的要求根据常识和惯例而作的要求了?”他简单地让我明白在这一点上我的判断很对: 他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当一个人无缘无故地遭受一顿空前的、凶恶的欺侮时, 他开始怀疑自己本来明明白白的信仰。他开始模模糊糊地揣猜, 怪则怪矣, 然而正义和道理可能是在对方那边。因此, 如果有旁观者在场, 他便会转向他们来巩固其业已摇摆的信念。“火鸡”, 我说道, “ 你怎么想? 我错了吗?”“先生在上, ”“火鸡” 以其最温柔的语调说道, “ 我认为您对。”“钳子”, 我说道, “ 你怎么想这件事?”“我觉得应该把他踢出办公室。”(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觉察出, 因为是上午, “ 火鸡” 的回答礼貌而平静, 但是“ 钳子” 的说话方式则很粗野。或者用以前说过的话讲就是, “钳子” 的坏脾气上来了而“火鸡”的还在休息。)“ 姜汁饼干”, 我叫道, 想把年龄最小的一位表决者也争取到我这边, “你怎么想呢?”“先生, 我觉得他有点儿傻, ”“姜汁饼干” FD6 嘴笑道。“他们说的话你都听见了,” 我转向屏风说道, “ 出来做你该做的事。”然而他没有回答。我困惑极了, 思索了一阵子, 但是活不我待, 我决定把这一困惑留待将来闲遐时再作思考。虽然小有麻烦, 但我们还是设法不用巴图比, 单由我们四人校文件。不过每校完一、两页, “ 火鸡” 就会恭恭敬敬地说, 这种作法不合常规; 而“ 钳子” 则紧张烦躁地在椅子里抽动着, 并不时咬牙切齿地嘘着骂屏风后面那个固执的傻瓜。这也是“ 钳子”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不要报酬为另一个人干活。与此同时, 巴图比坐在他的小天地里, 除了自己的活外什么都置若罔闻。几天以后, 巴图比又在抄写一份长长的文件。他近来的行为特别, 所以我一直在仔细观察他。我发现他从来不去吃午饭; 其实, 他哪儿也不去。就我个人所知, 他从来没出过我的办公室。他是那个角落永恒的卫士。但是, 我发现上午十一点左右, “姜汁饼干” 会朝着巴图比屏风的开口处走过去, 仿佛里面有人悄悄地向他招手, 但坐在我的位置上看不到手势。小男孩于是哐啷着几分钱离开办公室, 再回来时手里便抓着一把姜汁饼干。他把饼干送到巴图比的小天地里,自己也得到两块, 算是辛苦费。那么他是靠姜汁饼干过活的啦, 我心想; 从来不吃午餐, 可以这么说; 那么, 他一定是个素食主义者; 可是他从来也没吃过蔬菜, 他只吃姜汁饼干。我便沉思只吃姜汁饼干对人的体格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姜汁饼干所以得名是因为其中含有姜, 姜是其独特的构成成分, 也是最后的入味品。那么什么是姜呢? 姜是一种辛辣的调味料。巴图比是不是很辣乎、很有味呢? 一点也不。这么说姜对巴图比没有影响。或许他更愿意姜汁饼干里根本没有姜。最使一个热心人生气的莫过于另一个人的消极抵抗。如果被抗的人性格和善, 抵抗的人消极归消极却完全无害, 那么在前者心绪好的时候他便会宽宏大量, 努力用想象来释解那些用判断无法解决的事。因此, 大多数情况下, 我尊重巴图比和他的方式。可怜的人儿! 我心想, 他并不想使坏; 显然他也不是蛮横高傲; 他的行为足以说明他的怪癖完全是不由自主的行为。他对我有用。我可以和他交往下去。如果我把他赶走了, 他很可能会落入某个不太宽容的雇主手里, 那样他就会受到错待, 甚至被逼到忍饥挨饿的份上。是的。我何不讨一份舒心的自我赞赏, 这是举手之劳。对巴图比友好, 迁就他的怪癖任性不花费我的一丝半点, 而我还可以在心里为我的良心积攒一份最终将是美味的佳肴。但是我也并不总有这种好心绪。巴图比的消极有时也让我着恼。我觉得有一种奇怪的欲望驱使我和他形成新的对峙, 以便能以我的愤怒激起他愤怒的火花。然而, 说真的, 这和拿指关节在温莎香皂上蹭火花一样都是瞎子点灯白搭( 蜡) 了。但是一天下午, 我体内这种邪恶的欲望完全控制住了我, 于是便有了下面这小小的场面:“巴图比, ” 我说道, “ 等那些文件都抄完了, 我们俩一块把它们对一对。”“我不愿意。”“什么? 你该不是又要犟你的牛劲儿吧?”没有回答。我猛地推开附近的折门, 冲着“ 火鸡” 和“ 钳子” 叫道:“巴图比又说他不愿意校对他的文件。你怎么想, 火鸡?”请别忘了, 这是下午。“ 火鸡” 坐在那儿, 脸烧得像个黄铜锅; 光秃秃的头上冒着水气儿; 两手正在满是墨渍的文件中晃动着。“怎么想?”“火鸡” 高声嚷道。“ 我想我要到屏风后面打烂他的眼!”这样说着时, “ 火鸡” 已经站起身来伸出两只胳膊摆成打拳的姿势。他急匆匆就要去实现他的诺言, 我制止了他。我不小心把“ 火鸡” 午饭后的打斗劲儿激了起来, 造成这样的局面, 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坐下, 火鸡, ”我说, “ 我们来听听 钳子 有什么话说。你怎么想, 钳子? 难道我不应该立即解雇巴图比吗?”“请原谅, 先生, 这由您自己作主。我觉得他的行为有一点儿不太正常, 真的, 有点儿不太公平, 对 火鸡 和我自个儿。不过, 这也可能仅仅是一时糊涂。”“啊, ” 我叫道, “ 这么说你改变看法了, 怪不怪你这会儿对他蛮客气的嘛。”“都是因为啤酒, ”“火鸡” 喊道; “ 客气是啤酒喝出来的我和 钳子 今天一块吃的午饭。你看我也多么客气文雅, 先生。我去打烂他的眼, 怎么样?”“你指的是巴图比吧? 不, 今天不行, 火鸡, ” 我回答道; “请先收起你的拳头。”我关了折门, 再次向巴图比走去。我觉得又有一些刺激物死命驱使着我。让巴图比反抗我的欲望灼烧得我难受。我记起他从不离开办公室。“巴图比, ” 我说道, “ 姜汁饼干 不在, 你去邮局走一趟, 怎么样?” ( 从办公室到邮局步行只需三分钟) “ 去看看有没有我的东西。”“我不愿意。”“你不想去?”“我不愿意。”我蹒跚着走到桌子边, 坐在那里沉思。那种盲目顽固的意念又回来了。还有什么东西能让这个骨瘦如柴、身无分文的怪人我雇用的职员羞辱我, 拒绝我呢? 还有什么要求既完全合理而又必然会遭他拒绝呢?“巴图比!”没有回应。“巴图比, ” 我提高了嗓门。没有回应。“巴图比, ” 我在嚎叫。恰似一个幽灵应了魔法的召唤, 在我叫第三声的时候,巴图比出现在他的小天地入口。“到隔壁去把钳子 叫过来。”“我不愿意, ” 他恭恭敬敬地慢悠悠地说道并悄然离去。我和 钳子 今天一块吃的午饭。你看我也多么客气文雅, 先生。我去打烂他的眼, 怎么样?”“你指的是巴图比吧? 不, 今天不行, 火鸡, ” 我回答道; “请先收起你的拳头。”我关了折门, 再次向巴图比走去。我觉得又有一些刺激物死命驱使着我。让巴图比反抗我的欲望灼烧得我难受。我记起他从不离开办公室。“巴图比, ” 我说道, “ 姜汁饼干 不在, 你去邮局走一趟, 怎么样?” ( 从办公室到邮局步行只需三分钟) “ 去看看有没有我的东西。”“我不愿意。”“你不想去?”“我不愿意。”我蹒跚着走到桌子边, 坐在那里沉思。那种盲目顽固的意念又回来了。还有什么东西能让这个骨瘦如柴、身无分文的怪人我雇用的职员羞辱我, 拒绝我呢? 还有什么要求既完全合理而又必然会遭他拒绝呢?“巴图比!”没有回应。“巴图比, ” 我提高了嗓门。没有回应。“巴图比, ” 我在嚎叫。恰似一个幽灵应了魔法的召唤, 在我叫第三声的时候,巴图比出现在他的小天地入口。“到隔壁去把钳子 叫过来。”“我不愿意, ” 他恭恭敬敬地慢悠悠地说道并悄然离去。来, 求他帮忙把绳头的结弄开, 结果当然是从屏风后面传来那句老话: “我不愿意。” 遇上如此反常, 如此不合情理的事, 一个人, 一个有着一般人性弱点的人怎么能够不痛苦地叫喊起来呢? 但是, 每多遭一次这样的拒绝, 我犯同类错误的概率反而只会倾向于减少。在此必须说明一点。按照大多数在人多、拥挤的法律事务大楼里拥有一席之地的法律界人士的惯常作法, 我办公室的大门有好几把钥匙。一把握在一个妇人手中。她住在阁楼里, 每天下来打扫房间, 每周作一次擦洗。另一把钥匙为方便起见由“ 火鸡” 保管。有时侯我自个的衣兜里也揣一把。至于另外一把我就不知落入谁的手中去了。一个星期天的上午, 我碰巧到三一教堂去听一位有名的牧师布道。到达那里时, 我发觉时候还早, 便决定去办公室里走一遭。恰巧我随身带着钥匙。但是当我把钥匙插进锁里时, 我发现里面好像绊着什么东西, 怎么也打不开。我大吃一惊, 喊了起来。这时, 更令我吃惊的是有一把钥匙从里面转了起来。门微微开启了, 巴图比瘦削的面容在我面前猛地一闪, 幽灵似地出现了, 但见他衣衫不整, 仅穿着衬衫和一件破破烂烂的睡衣。他很平静地对我说, 抱歉得很, 但是这会儿他正忙着呢, 不愿意让我进去, 然后又简单地补充说,或许我最好绕着大楼走上两、三圈再回来, 那时他的事可能就办完了。我完全没有想到巴图比会在星期天的早晨以一个房客的身份出现在我的事务所里, 他的态度又是那样冷淡, 类似绅士般的若无其事又不乏坚定与自持, 因此, 这一切对我便有一种奇怪的影响, 让我不由自主地按照他说的话灰溜溜地离开了。但是对于这位令人费解的抄写员, 对于他不动声色的厚颜无耻行为, 我的内心不是没有泛起阵阵微弱的反抗情绪。其实, 恰恰主要是他奇妙的不动声色才不仅解除了我的武装而且可以说完全掳走了我的男子气概。因为, 我觉得当一个男人老老实实地听命于他雇用的职员, 按照他的旨意离开自己的办公室时, 他无异于暂时被阉割。另外, 我感到非常不安: 礼拜日的早晨, 巴图比衣冠不整地在我的办公室里干什么呢? 是否在干什么坏事? 不, 这是不可能的。绝对不能把巴图比看成不道德的人, 一刻也不行。但是他到底在那里干什么呢? 抄写东西吗? 也不可能。巴图比怪归怪,却是个非常讲究礼貌的人。他是世界上最不可能几乎光着身子坐在办公桌前的。况且是礼拜日; 巴图比身上有某种东西禁止人们揣猜他会因任何世俗的事情而破坏这一天的规矩。尽管如此, 我的思想总是不能平静; 放不下的好奇心驱使我最终又回到办公室门边。我把钥匙插进锁孔, 没有任何障碍, 我开了门, 走进去。巴图比已没了影。我焦躁地四下里巡视, 往他的屏风里窥探, 然而, 显然他已离去。在更加仔细地查看了办公室后, 我揣摸出巴图比很可能已在这里吃、穿、住了不知多长时间, 而且吃饭无碗、穿衣无镜、睡觉无床。角落里摇摇晃晃的旧沙发垫上模模糊糊可以看到一个窄窄的、人躺过的形状。在他的办公桌下, 我找到一个卷起来的毛毯。空空的壁炉炉格下放着一个发黑的盒子和刷子。一张椅子上放着一个马口铁盆, 里面有一块肥皂和一条破毛巾; 一张报纸里残留着一些姜汁饼干的碎沫和一小块乳酪。是的, 我想巴图比的确是把这儿当家了, 一个人过着独身的生活。我的脑海里即刻掠过一种思想: 巴图比过着多么悲惨的、没有朋友的孤独的生活! 他穷得厉害, 而他的孤独更可怕! 想想看, 到了星期天, 华尔街上空空荡荡如无人之城; 整个白天和夜晚连华尔街也只是一片空虚。这幢大楼也是如此: 平时白天里熙熙攘攘, 热热闹闹, 一旦到了晚上便呈现一派寂寥。至于到了星期日则一整天都是凄凉不堪。巴图比却在这儿安了家, 独自面对这一派凄凉( 而他也曾眼见白天的热闹景象) , 恰似转世的小马利尤斯坐在迦太基的废墟上沉思冥想。有生以来, 我第一次为一种巨大的、强烈的忧郁感所包围。以前, 我所体验的只不过是一种并非不悦人的伤心情绪。而今,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纽带不可抗拒地把我推入深深的忧愁。为同胞弟兄而忧愁! 因为我和巴图比皆是亚当的子孙。我想起了亮闪闪的丝绸, 想起了那天在百老汇大街上所看到的穿着节日盛装, 天鹅似地在大街上畅游的那些光灿灿的容颜; 我拿他们和面无血色的巴图比相比较, 心想因为幸福招人眼, 我们便觉世界一派光明欢乐; 因为悲伤暗里藏,我们便觉世界上没有悲伤。这些忧伤的奇思毫无疑问,也是一个愚笨脑瓜的妄想又导引出其他一些更具体的与巴图比的怪僻有关的思想。我预感到将会有一些奇怪的发现, 这种感觉挥之不去。我的眼前浮现出这样的景象: 巴图比虚弱的形体包着冰冷的裹尸布, 躺在漠不关心的陌生人中间。忽然, 我被巴图比的办公桌吸引住了。桌子是合上的,但是钥匙留在锁上, 清晰可见。我不是为了捣鬼, 也不是为了满足无情的好奇心, 我这么想着; 况且, 桌子是我的, 里边的东西也是我的, 所以我冒昧往里边看了看。一切都放置得井井有条, 文件铺得平平整整。分类架很深, 我挪开成打的文件往里边摸去。不久,我摸到某样东西并把它拽了出来。原来是一块旧的印花大手帕, 很重, 打着结。我把手帕打开, 发现这块手帕敢情是个储蓄银行。我曾经留意到的此人的种种无言的神秘之处现在都涌回我的脑海。我想起他从来不说话, 除非是回答别人; 尽管他不时地有属于自己的时间, 但我从来没见他读过书甚至没读过报纸; 他会长时间地站在屏风后昏暗的窗户前向外看那死灰的砖墙; 我敢肯定他从来没进过食堂或餐馆; 他苍白的脸色清清楚楚地表明他不曾像“ 火鸡” 那样饮过酒; 也没有像其他男人那样喝茶或咖啡; 就我所知, 他从来不到什么地方去, 从来没出去散过步, 除了眼下的情形; 他婉言谢绝告诉别人他是谁, 或从哪里来, 或他是否还有亲戚活在这个世上; 尽管又瘦又弱, 他却从没报怨过身体不好。尤其是,我想起他不自觉地带有某种微弱的怎么说呢? 微弱的高傲神情, 或者说是一种严肃的缄默, 正是这种缄默让我感到一种敬畏从而顺从地依了他的怪僻而不敢偶然求他为我做一点点小事, 尽管我能够从他长时间的无任何动静中判断出他正站在窗前对着死灰的砖墙做他的白日梦哩。我反复想着这些事情, 把它们和刚才我对他的发现他把我的事务所当成永久居住地, 当成家联系起来, 同时又忆起了他病态的忧郁; 想着这一切的时候, 一种审慎的情感开始向我袭来。最初我心头泛起的是纯洁的忧郁和诚挚的同情; 但是随着巴图比的悲凉在我的想象中越变越深, 这份忧郁融入了恐惧, 这份同情化作了厌恶。心之所想, 眼之所见的悲哀如此真切, 如此可怖, 以至于只要在某个极限之内, 它能唤起我们最温柔的情感; 但是, 在特定情况下, 悲哀超过了这个极限, 也就不再能唤起我们的柔情。谁要是认为这统统是由于人心固有的自私特性那他就错了。其实这是因为我们看到的罪恶过大、病变太深, 超过了一切救治的希望。对于一个敏感的人, 同情时常伴着痛苦。当他终于认识到同情不能带来实际的帮助时, 他便会顺了常识的要求除却同情。那天早上我所见到的一切使我确信巴图比是不可救治的内在混乱的牺牲品。我可以救济他的身体, 但是他的身体并不使他痛苦; 使他受折磨的是他的心灵, 而他的心灵我无法触及。那天早晨我没有实现去三一教堂的目的。不知怎么地,我所见到的事情使我暂时丧失了去教堂的资格。我步行往家走, 心里想着该如何处置巴图比。最后我决定这样做: 第二天上午我将平静地问他一些问题, 关于他的历史等的问题;如果他拒绝坦诚地、毫无保留地回答这些问题( 我想他是不愿意回答的) , 那就给他一张二十元的票子, 了结我欠他的一切并告诉他这里再也不需要他的服务; 但是如果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 我将乐意效劳, 尤其是如果他想回老家, 不管他家在何方, 我都愿意替他出路费。再者, 如果他回家后发现自己需要帮助, 无论何时只要他写封信来我都必定给他答复。第二天上午来临了。“巴图比, ” 我温和地朝着屏风后的他叫道。没有回应。“巴图比, ” 我的语调更加柔和, “ 到这里来; 我不会请你做任何你不愿意做的事我只想和你说说话。”听到此, 他悄然无声地出现了。“巴图比, 你能否告诉我你生在何处?”“我不愿意。”“你能否跟我说说任何关于你自己的事?”“我不愿意。”“但是你有什么合理的理由不跟我说话吗? 我觉得我对你是友好的。”我说话时, 他不看我而是盯着我的那尊西塞罗半身石膏像看。当时, 我是坐着的, 石膏像恰在我的背后, 大约高出我的头六英寸。“你作何回答, 巴图比?” 在等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我又问道, 而巴图比的面容在这段时间内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只是那发白的薄薄的嘴唇显出微微的颤动。“目前我不愿意作任何回答, ” 他说完便又回他的小天地里去了。我的内心是柔弱的, 这我承认。但是, 这一次他的态度惹恼了我。其中不仅隐含着冷静的轻蔑, 而且他的刚愎自用分明是不知好歹的表现, 想想看我对他是那么不容否认地照顾与宽容。我又一次坐在那里思考我该怎么办。尽管我对他的行为很生气, 尽管我踏入办公室那一刻时就决定解雇他, 但是我奇怪地感觉到有某种超然的东西在敲击着我的心, 不允许我实现我的目的, 假使我敢对这最凄凉的人说一个苛刻的字,它便会斥责我是大坏蛋。最后, 我像老朋友似地把椅子拉到他的屏风后面坐下, 说道: “巴图比, 别再想着告诉我们你的历史了; 但是, 就算我作为朋友求你啦, 以后尽量守着点儿办公室的规矩。答应我明、后天你就帮忙校对文件, 简而言之, 你要答应我今后一、两天内就开始要稍微通情达理一些: 现在就答应我, 巴图比。”“目前我一点儿也不愿意通情达理, ” 他平和冷淡地答道。就在这时, 折门开了, “ 钳子” 走了过来。看起来他似乎因为超常的消化不良而痛苦得一个晚上都没睡好。他听到了巴图比最后那句话。“不愿意, 嗯?”“钳子” 咬着牙说, “ 我倒是愿意 提拔提拔 他, 如果我是您的话, 先生,” 他冲着我说, “ 我倒愿意另眼看待这头犟牛! 他不愿意干什么, 先生?”巴图比一动也不动。“钳子 先生, ” 我说道, “ 我倒是愿意您先退避一会儿。”不知怎么地, 最近一段时间凡遇到不太合适的情形, 我就不自觉地喜欢用“ 愿意” 这个词。想到与巴图比的交往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我的思维方式, 我便不寒而栗。还能有什么比这更严重、更糟糕的错乱它带不来呢? 这种担忧促使我迅速作出决断措施。当“ 钳子” 气乎乎地离开时, “ 火鸡” 温良恭顺地走了过来。“先生在上, ” 他说道, “ 昨天我一直在想巴图比, 我想如果他愿意每天喝上一夸脱好酒, 这会对他有不小的帮助,这会使他能够参与校对他的文件。”“这么说你也学会这个词了, ” 我说道, 感觉有些吃惊。“先生在上, 什么词?”“ 火鸡” 问道, 并恭恭敬敬地把自己塞进了屏风后这块狭小的天地, 挤得我撞到了巴图比。“什么词, 先生?”“我愿意自己一个人呆在这儿, ” 巴图比说道, 好像对我们接二连三地到他的小天地里来感到很生气。“就是这个词, 火鸡, ” 我说道。“就是它。”“噢, 是 愿意 呀, 是的这个词挺怪。我自己从不用这个词。但是, 先生, 我是说, 如果他愿意”“火鸡,” 我打断他的话说道, “ 你先走开。”“当然啦, 先生, 要是您愿意的话。”他打开折门出去时, 坐在办公桌前的“ 钳子” 瞥了我一眼, 并问我是否愿意他把某份文件抄在蓝纸上还是白纸上。他完全没有恶作剧似地重读“ 愿意” 这个词。显然这个词是不自觉地从他嘴里滚出来的。我心想一定得除去这个疯子,如果说他还没有改变我们的脑瓜子的话, 但也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和雇员们的说话方式。然而我觉得还是不要立刻就说解雇他为好。次日, 我发现巴图比什么也不做, 就只站在窗前对着死灰的砖墙沉思。问他为什么不抄写东西, 他说他已决定再也不抄写东西了。“为什么, 怎么现在不抄写了, 以后呢?” 我叫道, “ 再也不抄写了吗?”“再也不抄写了。”“原因是什么?”“你自己还看不出原因吗?” 他冷冷地答道。我紧盯着他看, 发觉他的目光呆滞而乏神。我立刻想到他来这里的前几周空前地勤奋, 不停地在昏暗的窗前抄写,这有可能暂时损害了他的视力。我感动了。我说了一些安慰他的话。我暗示说他暂停抄写东西当然是很明智的作法, 并极力劝说他多找机会到户外进行有益的锻炼。然而, 他并不这样做。几天后, 我的其他几个雇员都不在, 我有几封信得赶紧寄出去。我想既然巴图比无事可做, 他当然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固执, 我想他会把信送到邮局。但是他坦率地谢绝了。不得已, 我只好自己去了。又有些日子平静地过去了。巴图比的眼睛是否有了好转, 我说不清。我觉得从外表上看像是好了。但是, 当我询问他时, 他却不回答。无论如何, 他再也不抄写东西。最后, 在我再三追问下, 他告诉我他已经永远放弃了抄写。“什么!” 我大声说道; “ 假使你的眼睛完全好了比以前还好你也不再抄写东西了吗?”“我已放弃抄写, ” 他回答完便溜到里边去了。他仍然像以前一样扎在我的办公室里, 不仅如此, 他似乎比以前扎得还要牢固。该怎么办呢? 他什么也不干; 为什么他该留在这儿? 显然他现在已成了我的负担, 不仅毫无用处, 而且令人伤脑筋。但是, 我同情他。如果我说我为他而担忧, 这完全是真话。假使他肯说出任何一个亲戚或朋友的名字, 我肯定立刻给他们写了信敦促他们把这可怜的人儿带到一个便利的场所。然而, 在这个世界上, 他仿佛完全是孤苦伶仃, 恰似大西洋中央失事船只的残骸。最后, 生意上的需要使我不得不放弃其他任何考虑。我以非常体面的方式告诉巴图比他必须在六天后无条件地离开事务所。我告诫他在这期间要想办法找寻新的去处。我提出只要他肯先离开, 我愿意帮他找寻。“ 你最后走的时候, 巴图比, ” 我补充说,“我不会让你空着手的。记住, 从现在开始, 六天以后离开。”六天过去了, 我朝他的屏风后窥视。嗨! 巴图比还在那儿。我把外衣钮扣扣紧, 使自己镇静下来, 慢慢地朝他走过去, 把手放在他的肩上说道, “ 时间到了; 你必须离开这个地方; 我很抱歉; 这是给你的钱; 你必须走。”“我不愿意, ” 他答道, 背仍然对着我。“你必须走。”他不作声。我对巴图比的诚实是绝对相信的。他经常会把我不小心掉在地上的便士呀、先令呀捡起来还给我, 因为我对这些小节往往是很粗心的。唯其如此, 下面发生的事不该算怪。“巴图比, ” 我说, “我该付你十二元钱, 这里是三十二元, 你都拿去吧, 请收下, 好吗?” 我把钱朝着他递了过去。但是他一动不动。“那我就放在这儿啦, ” 我把钱放在桌上一块镇尺下。然后, 我拿上帽子和手杖, 走到门边又平静地转过身来补充说: “ 巴图比, 你把东西拿走后, 请把门锁上因为大家都收工走了, 只有你了请把钥匙塞到垫子下, 这样早上我就可以拿到。日后, 到了新地方, 如果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请不要忘了写信给我。再见, 巴图比, 向你告别了。”然而他一句话也不说。他站在空荡荡的房子中央, 孤寂而沉静, 犹如坍塌了的庙宇的最后一根支柱。当我心绪沉沉地回到家时, 虚荣已战胜了同情。我禁不住为自己除去巴图比的高明方法而沾沾自喜。不仅我认为高明, 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会这么想的。我的高明之处似乎恰在于我的态度极为平和。没有庸俗的恃强欺弱, 没有任何形式的虚张声势, 没有暴戾的威吓, 也没有在写字楼里窜来跳去, 嚷着让巴图比卷了他的破铺盖赶快离开。没有任何类似的情形。我没有叫嚷着命令巴图比离开低劣的天才或许会这样干而是首先假定他必须离开, 然后再在此假定的基础上展开所有的对话。我越想越觉得自己的作法魅力无穷。但是到了第二天早晨, 我的疑虑便来了不知怎么地虚荣心给睡没了。我的方法似乎仍像先前一样明智但只是在理论上。在实际中究竟如何呢问题就在这儿。假定巴图比应该离开, 这种想法当然很美妙, 但这终究只是我自己的假设, 而不是巴图比的看法。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已经假定了他必须离开, 而在于他愿不愿意这样做。他这个人更重意愿而不是假设。早饭后, 我向城里走去, 一路上仍在惦量着巴图比去与留的可能性。时而, 我觉得我的努力将以惨败告终, 巴图比会和往常一样活生生地呆在办公室里; 时而又觉得我肯定会发现巴图比的椅子空着。我的想法就这样不断地变换着。在百老汇和凯那尔大街的拐角处, 我看见一群人激动地站在那儿热切地谈着话。“我敢打赌他不会, ” 我经过时听到一个声音说道。“不会走? 那好吧!” 我说, “把你的赌注拿出来。”我下意识地把手伸进口袋里去掏自己的钱, 这时我忽然记起这是选举的日子。我拾起来的话和巴图比无关, 而是在讲某位市长候选人是否会成功。我的脑子太过集中以致于认为整个百老汇大街都和我一样激动, 和我争论着同样的问题。我赶快走开, 非常庆幸街上的喧闹掩盖了我一时的走神。按着我的打算, 我比以前早到办公室门前。我站着听了一会儿。一切静悄悄的。我试了试门把。门是锁着的。是的, 我的方法奏效了; 他的确一定是走了。然而这种想法伴着一种忧伤: 我几乎为自己的大获成功感到懊悔。我把手伸到门垫下摸索着寻找巴图比应该给我留下的钥匙, 忽然一不小心我的膝盖撞到了一块嵌板上, 弄出一串召唤人似的响声, 里边即刻传出一个回应的声音“ 等一会儿, 我脱不开身。”是巴图比。我如遭雷击。有一阵子的功夫我站在那里, 恰似很久以前弗吉尼亚的那个男人, 在一个万里无云的夏日午后他被击死在自家温暖的打开的窗户前, 口里还吸着旱烟; 在那梦似的午后, 他就那样靠在窗户上, 直到有人触到他, 他才倒地而死。“还没走!” 我终于咕哝出声来。但是, 我又一次顺从了谜一样的巴图比对我所产生的那种奇妙的影响, 不管我如何地焦躁愤怒, 我终究不能完全避开这种影响。我慢慢地下楼, 走到街上, 绕着大楼转圈, 同时我在想下一步该如何走出这前所未有的困惑。一把推他出门, 我做不到; 叫骂着赶他走也不行; 叫警察来这种想法让人不舒服; 然而听任他冷冷地享受对我的胜利, 这种想法也不堪忍受。怎么办? 如果什么事都不能做, 那么有没有什么事情可让我继续假设下去呢? 是的, 正如以前我曾前瞻性地假定巴图比会离开, 现在我可以回顾性地假定他已经走了。按照这一假设的正常开展, 我可以急匆匆赶到办公室, 装着根本没看见巴图比, 直冲他走过去, 仿佛他如空气一般。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像是往家里闯。巴图比恐怕很难承受住这一假设原则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