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国内市场效应理论：主要论题及近期拓展汇编

新版国内市场效应理论：主要论题及近期拓展汇编 摘 要：国内市场效应理论是新贸易理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一理论将规模经济作为内生变量，认为一国特定产品的国内市场需求规模是其出口贸易的决定因素。文章就这一理论最近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考察。研究显示，HME理论基于规模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以及正的贸易成本这三个核心假定之上，近十年以来，无论是理论拓展，还是实证研究，大多围绕对这三个假定条件的修改展开。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研究支持了这一理论最初的核心推论，少数与其相悖的实证结论则源自对假定条件的修改。 关键词：国内市场效应；规模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贸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一、国内市场效应理论：基本模型与拓展论题 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Linder 提出一种观点：国际贸易存在的重要基础之一是出口国国内需求。按照他的说法，一种产品在母国被大量消费是该产品成为母国潜在出口商品的充分而非必要条件。这一说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贸易经济学家们视为Mill-Marshall “相互需求理论”的拓展或另一个“版本”的相互需求理论。20世纪80年代，Krugman将Linder的这一论点置于其新贸易理论框架下予以模型化解释。新的模型化的推论证明：在收益递增和贸易成本为正的条件下，企业为了追求规模经济，降低运输成本，倾向于将生产集中在对其产品具有旺盛需求的地区，而向其他地区出口。对于别的地区而言，最划算的做法，是从生产厂商聚集的那个地区进口而非自己生产来满足需求。这无异于说，出口国国内市场需求是其出口贸易的重要前提之一，一国特定产品的国内市场规模大小决定着其在该产品出口上的潜在优势大小，故称为“国内市场效应理论”。该理论打开了研究国际贸易基础的一个新视野，有助于解释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及其动因，因此是新贸易理论的主要理论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Krugman等又进一步将该理论拓展至新经济地理学领域，从需求角度诠释了产业积聚的原因1。 与任何经济理论一样，HME理论基于一系列假设条件之上。除了两地区、两个生产部门、一种要素等常规假定而外，三个假定条件最为关键：第一个是部门间规模经济或收益递增有别的假定。按照这个假定，两个生产部门，一个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特征，另一个规模收益不变；第二个是部门间市场结构有别的假定。按照这一假定，收益递增的差异化产品生产部门的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的特征，即Dixit & Stiglize的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但在收益不变的无差异产品生产部门则具有完全竞争的特征；第三个是部门间有别的贸易成本假定。按照这个假定，垄断竞争部门的产品存在正的贸易成本，可以冰山移动消融形式予以内生化处理，但完全竞争部门的产品则不存在贸易成本。 该理论一经提出，便受到贸易经济学家们的广泛关注，有试图予以拓展者，也有试图予以推翻者，由此引出了一系列后续研究。纵览迄今为止的各种研究文献，大多围绕前述三个关键性假设展开，由此形成了三个最主要的研究命题：规模经济与国内市场效应；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与国内市场效应；贸易成本与国内市场效应。基于这一情形，要准确地把握关于这个理论最近的研究进展，展望其下一步发展前景，这三个拓展论题，无疑是最好的线索。 本文以上述拓展命题为基本线索，对HME理论近十年来的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性回顾，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评述。 二、规模经济与国内市场效应 将规模经济作为内生变量纳入贸易理论分析中，是新贸易理论最重要的突破之一。规模经济假定在HME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也为各种后续研究开辟了巨大的空间，沿着这一假定引出的后续研究，最初几乎全部属于实证检验性的，近期则出现了一些纯理论研究文献。 实证检验的主旨在于证明这一假说是否真实。迄今为止的实证研究，大体上可归入两种类型： 一类遵循了Krugman模型原有的假定条件，旨在检验原有模型的现实基础。前已提及，按照HME理论的推论，母国市场对差异化产品的需求规模与该国对此类差异化产品的出口成正比关系，这个推论构成了HME理论的核心内容。已有不少研究围绕着这个推论，从国际分工与国内区际分工两个层面展开进行了实证检验。 国际分工层面的检验出现较早，Davis & Weinstein根据Krugman模型建立了一个描述产出与国内需求关系的模型，他们认为，若一国对某差异化产品的需求水平的变化引起该国国内产出以更高的比例增长，则存在国内市场效应。接着，他们对22个OECD国家的26个制造业部门的截面数据进行了回归检验，却只在9个产业中发现了较显著的HME效应2。 区际分工层面的实证检验也由Davis & Weinstein的研究引出。他们将其在国际层面的实证检验方法应用于一国内部，选取了日本国内40个地区，19个产业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其中8个产业的区际贸易与生产结构明显受到国内市场效应影响3。Zhang & Pan沿用Davis等的方法检验了中国31个省19个产业1997年的省级贸易与生产数据，在其中7个产业中找到了显著的国内市场效应。比较上述两方面的研究，不难发现，相对于国际贸易，区际贸易中的国内市场效应往往更加显著4。 实证检验的另一类，则由对Krugman模型原有假定的改变切入。这方面，两项研究具有典型意义：一个是改变两国国内市场规模存在绝对差异的假定。 Weder提出所谓“相对国内市场优势”猜想，即无论国内市场规模绝对大小，如若一国在某种差异化产品的国内消费上相对地大于别的国家，则该国就在这种产品出口上占有相对优势地位。根据上述假设推论，Weder建立了相应的回归方程对美英两国1970-1987年间26种制造业出口产品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检验，证明了其假说5。 另一项研究是改变两国要素禀赋同一性假定的检验。Krugman在其贸易模型中假设两国要素禀赋完全相同，Johan Torstesson则通过修改模型中的这一假定，研究了当一国同时享有劳动要素禀赋与国内市场规模优势时，其差异化产品出口所受上述两因素的影响作用，他将生产要素劳动分为技术劳动和非技术劳动两种类型，并在原有的二产业基础上添加了一个只使用技术劳动，且规模收益不变的高技术行业。Torstesson证明，当某国在技术劳动上占有绝对优势，且拥有较多的国内消费者时，该国同时为高技术产业与收益递增产业净出口国，这意味着即便存在要素禀赋差异，国内市场效应依然会刺激母国出口。他又进一步利用OECD国家82种产业数据进行了回归检验，发现规模经济与国内市场规模的交互作用对出口的推动力要高于技术性劳动，说明HME理论对OECD国家的出口贸易更具解释力6。 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促成了纯理论研究的拓展。Holmes & Stevens修改了D-S模型中的两个基本假设：一是放松了Krugman基本模型中对所有收益递增产业规模经济程度相同的设定，而假设收益递增产业具有最小有效规模，且值随不同产业而改变；二是修改D-S模型中每种差异化产品只由一个企业提供的假设，允许同一差异化产品由两个遵循博川德博弈规则的寡头垄断竞争企业供给。他们通过修改后的模型证明，当各产业间贸易成本相当时，收益递增程度与国内市场规模影响着各国的生产与出口。大国往往在收益递增程度较高的产业出口中占有优势，而小国则在中等收益递增程度产业出口中占有优势，此时，两国在收益递增程度较低或收益不变的产业上实现自给自足7。 三、市场结构与国内市场效应 如前所述，HME理论之基本模型采用D-S模型所设定的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但Krugman认为，国内市场效应还可能存在于其他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应具有更强的一般性。但后续的绝大多数研究显然忽略了这一点，基本还是沿着D-S模型的框架进行拓展。直到近年来，在其他类型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检验HME理论的文献才有所显现。 Head & Ries分别在D-S模型与Armington国家产品差异化模型中验证国内市场效应是否存在，他们建立了描述一国差异化产品出口占两国总出口的份额)与该差异化产品国内产出占两国总产出份额)之间相关性的方程，并证明在D-S模型中，she每提高1%，就引起shr大于1%的增加，即具有国内市场效应，而在NPD模型中，she的增加幅度却大于shr的增加幅度，说明存在逆国内市场效应。通过进一步引入美国加拿大1990-1995年间部分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数据，他们利用回归分析验证了国内市场效应在短期与长期内对美加双边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长期内，美加贸易由国内市场效应主导，符合D-S模型的结论；但在短期内，由于双边贸易规模的变化还不足以引起大量企业向具有较多需求的国家积聚来增加该国产出，只能暂时通过进口来满足国内需求，因而出现逆国内市场效应，符合NPD模型之结论8。 Head、Mayer & Ries分别在四种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检验了HME理论，即Helpman-Krugman的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Ottaviano-Tabuchi-Thisse的中心-外围市场结构；Brander的同质产品提供厂商寡头垄断古诺竞争市场结构；Markusen-Venabl的国家差异化产品之古诺竞争市场结构。他们证明在第一种和第三种市场结构中，国内市场效应存在，但在其余市场中则存在逆国内市场效应9。 Feenstra，Markusen & Rose引入市场进入壁垒因素，验证了HME理论在两对不完全竞争模型中的有效性：一对是没有进入壁垒的IRS-MC模型以及同质产品相互倾销模型；另一对是设置进入壁垒的Armington模型以及相互倾销模型。他们证明：在无进入壁垒的情形下，即便是在同质产品相互倾销市场中也存在国内市场效应，但是在具有进入壁垒的市场中，较高的进入壁垒阻碍了企业进入具有较大国内需求的产业，导致其产出无法得到扩张，只能通过进口来满足国内需求，因此出现逆HME效应。他们进一步借助重力模型，对110个国家从1970年开始每隔5年的截面数据进行了回归检验，表明在进入壁垒较低的产业内贸易中的确均存在较明显的国内市场效应，而在进入壁垒较高的产业内贸易中，如石油等自然资源行业，确实存在显著的逆国内市场效应10。 四、贸易成本与国内市场效应 根据HME模型推论，企业在选择生产区位时须同时权衡以下两种截然相反*：一是众多企业积聚于一个具有较多消费者的市场而促成的运输成本降低效应所导致的向心力，另一种则是由于企业积聚于该地区造成对当地劳动需求增加，由此引起当地工资上升效应所导致的离心力。上述两股力量之间的平衡决定了企业在空间范围内的分布。围绕这个推论，学者们展开了对贸易成本与国内市场效应之关系的拓展研究，大体而言有以下两种思路： 第一种是在保留HME模型中对收益不变产业贸易成本为零这一假设的前提下，考虑当收益递增产业的贸易成本发生变化时，HME理论的有效性。沿着这个思路的研究，又从以下两个角度切入： Amiti修改了HME模型中的两个基本假设，一是存在两个收益递增的生产部门，它们的贸易成本相异；二是具有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其中资本在两国间自由流动，而劳动只能在各国内流动，不能跨国迁移。她利用修改后的模型证明，对于具有较高贸易成本的产业而言，接近大市场所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过了工资成本上升对企业利润的负面影响，而对于具有较低贸易成本的产业而言恰恰相反。这也就意味着，国内市场效应往往出现在贸易成本较高的产业中11。Ottaviano & Thisse则考察了具有不同规模经济水平的产业面对贸易成本变化时企业的区位选择。他们基于中心外围模型，通过对垄断竞争市场中有关效用函数与企业定价策略等假设进行修改，证明了随着贸易成本的降低和产业规模经济程度的增高，两国间差异化产品贸易也越来越多，企业越倾向于往具有较大国内市场规模的国家积聚12。Gordon H， Handson&Xiang将Krugman模型拓展至包含多个同时具有相异规模经济程度以及不同贸易成本的产业的情形，得出了与Thisse等人相似的研究结论，他们进一步借助重力模型对OECD成员国出口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大国倾向于出口高贸易成本、低替代性产品，而小国倾向出口低贸易成本、高替代性产品13。 另一种研究思路则打破了Krugman模型中对收益不变产业具有零贸易成本的假设。根据Krugman的解释，收益不变产业具有零贸易成本，保证了两国工资率相等，从而便于模型在数学上的处理。但此后，Donald R. Davis等学者对该假设提出质疑，他在假设农产品也具有正的贸易成本的基础上考虑了以下两种情形：农产品与制造业产品具有相同的贸易成本；两个产业具有不同的贸易成本，Davis进一步证明，无论处于上述哪种情形之下，国内市场效应都将消失。他认为之所以出现上述结果是由于农产品贸易成本的存在使大国无法自由地从小国进口农产品，而必须依靠大量自给，从而引起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导致制造业无从吸收更多的本国劳动力以供应出口产品的生产。基于以上结论，Davis认为HME理论实际上是由收益不变产业之贸易成本为零的这一特殊假设而导致的一个特例! Matthieu Crozet & Federico Trionfetti则提出了不同观点，他们基于Davis模型与Armington模型证明，在收益不变产业具有正贸易成本时国内市场效应依然存在，只是表现形态发生以下变化：一是国内市场效应被削弱，二是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线性关系转变为非线性关系。接着，他们选取了占全球贸易总量70%，GDP总量78%的25个国家的出口与生产数据进行了检验，验证了上述两个推论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