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干部在线学习城考试电子讲义之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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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史石匮书文苑传与儒林传解读：李梦阳和康海大纲一、“卑视一世”的李梦阳1.“应诏上书”2.弹劾“八虎”二、康海的名士风度1.政治生涯2.罢官后的生活知识点汇总原理和观点KO1：李梦阳应诏上书，不遗余力地抨击时弊，孝宗皇帝是一个少见的明君，颇为赞同李梦阳的看法KO2：李梦阳弹劾奏疏，揭露以刘瑾为首的“八虎”的种种罪状。刘瑾得志以后，不断罗织大臣罪状，包括李梦阳。之后，李梦阳获得昭雪，但是他这样锋芒毕露的行事风格，最终落得被罢官的下场KO3：康海与李梦阳齐名，同为“前七子”。李梦阳下狱之后，康海伸出援手。刘瑾对康海慕名已久，想结识他，康海却避而远之。康海过于率性随意，对政治风险估计不足，导致当刘瑾

2、的党羽被揭发时，他也受到牵连KO4：康海被罢官以后，不谈国事，仿效魏晋名士，过着放浪形骸的日子，以狂放不羁的言行发泄内心愤懑的“佯狂”正文明清之际的文史大家张岱，文章写得漂亮，思想深邃，语言犀利。他写的石匮书就是如此，其中的文苑列传总论妙不可言，对科举制度和八股文的抨击入木三分。他在清初回顾整个明朝，说道：“二百八十二年以来，英雄豪杰埋没于八股中，得售者什一，不得售者什九。”并且引用了李卓吾的话：“吾熟读烂时文百余首，进场时做一日誊录生，便高中矣。”说此虽戏言，委是实录。当时的文人只读四书，这与宋朝的朱熹的提倡不无关系，朱熹将四书提高到经的地位。这样一来，人们只读四书，其它的书文一概不读，因此

3、人们的文化造诣每况愈下，令人忧虑。然而也有一些文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特立独行，虽然没有冲破体制，却能驰骋才华。明孝宗是明朝皇帝中少有的贤明之君，弘治年间更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最为引人瞩目。但是这些文人的遭遇都是不幸的，他们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并不益于他们才能的发挥。一、“卑视一世”的李梦阳李梦阳和康海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在文学史上名列“前七子”，李梦阳为“前七子”之首。李梦阳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其中是有政治含义的，即反对宋朝的理学。要想破除程朱理学就需要向前朝学习。“卑视一世”是李梦阳的特点，文学上如此，政治上也是如此，狂放高傲，无所顾忌。1.“应诏上书”弘治六年中进士后，出任户部主

4、事，以后晋升为户部郎中。弘治十八年他做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情“应诏上书”。这篇长达五千字的应诏上书稿的主要基调，和后来海瑞的治安疏一样，都模仿贾谊的陈政事疏，不遗余力地抨击时弊，涉及到最为敏感的焦点皇后张氏的弟弟寿宁侯张鹤龄“骄纵犯法”之事，也就是说他触及了外戚的利益，这一下，捅了马蜂窝，一贯骄恣横暴的寿宁侯张鹤龄拼力反扑，上疏辩解并主张处死李梦阳。孝宗皇帝和他的父亲截然不同，是一个少见的明君，颇为赞同李梦阳的看法，没有维护张皇后以及其弟张鹤龄，反而教训了他们，事情至此告一段落。但李梦阳并没有就此罢休，有一天，李梦阳路遇寿宁侯，当街数落他的罪行，竟然举鞭把他的两个门牙击落，寿宁侯鉴于日前皇上的训

5、诫，只得隐忍。所以张岱称赞他“气节奕奕”。2.弹劾“八虎”弘治十八年五月初六日，三十六岁的孝宗病危，内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来到乾清宫寝殿，跪在御榻前听皇上托孤。孝宗知道自己唯一的儿子朱厚照自幼喜好逸乐，将来必定“纵欲败度”，对三位大学士说：“东宫（太子）聪明，但年幼，好逸乐，先生每勤请他出来，读些书，辅他做个好人。”次日，孝宗驾崩，十八日，十五岁的朱厚照即位，就是明武宗。正如孝宗所料，此人果然“纵欲败度”，他在东宫时的亲信太监刘瑾、马永成、谷大用、丘聚、张永、高凤、罗祥、魏彬，号称“八虎”，他们成天用狗、马、鹰、犬以及歌、舞、角、觝取悦十五岁的小皇帝。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恳切规劝，毫

6、无效果。户部尚书韩文忧心忡忡，每次退朝，在下属面前谈起朝政，就哭泣不已。户部郎中李梦阳说：韩公身为大臣，与国家休戚与共，哭泣何益？韩公向他讨教，李梦阳说：近日言官交章弹劾“八虎”，奏疏已经到了内阁。三位阁老是顾命大臣，全力支持言官的弹劾。韩公如果率领诸大臣殊死力争，与阁老配合，除掉“八虎”易如反掌。韩文深知此事风险巨大，但是值得一做。因此他委托李梦阳起草弹劾“八虎”的奏疏，关照他，不要写得太文、太长，太文，恐怕皇上看不懂；太长，恐怕皇上没有耐心看完。因此，李梦阳写了一份短短几百字的弹劾奏疏，揭露以刘瑾为首的“八虎”的种种罪状，最后提出希望皇帝将“八虎”明正典刑，即处死他们。武宗皇帝看了弹劾奏疏

7、当然不会接受他们的意见，但是也不能拒绝，因为在皇帝身边也有宦官赞成大臣们的意见。消息灵通的“八虎”得到消息，赶忙商讨策略，提前反击，结果发展成为一场小小的宫廷政变。在这种情况下皇帝随即任命刘瑾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团营提督；马永成为东厂提督，谷大用为西厂提督，张永等掌管京营军队，分别把守要害地方。于是乎一夜之间，宫廷的机要、特务及警卫，统统落入“八虎”之手。对于这个小小的政变，大臣们完全蒙在鼓里。次日清晨，他们按照事先商定的部署，在宫门外向皇帝请愿严惩“八虎”。万万没有料到，得到的圣旨却是对于刘瑾、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等人的新任命。内阁大学士刘健等料知局面已经无法挽回，纷纷向皇帝提请辞官，刘瑾利

8、用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权力，代皇帝起草圣旨，勒令刘健、谢迁致仕。刘瑾得志以后，一方面揣摩皇上心意，百般迎合；另一方面不断罗织大臣罪状，炮制“奸党”名单，包括大学士刘健、谢迁，户部尚书韩文，都察院都御史张敷华，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等五十三人。终于形成了长达五年之久的刘瑾专权的局面。当时的历史学家形容刘瑾俨然成为另一个皇帝：“刘瑾擅权时，上视朝毕，群臣向东北一揖，为（刘）瑾在上左也。人谓（刘）瑾曰：站的皇帝，谓上曰：坐的皇帝”；“人呼（刘）瑾为立地皇帝”。不久，刘瑾得知弹劾奏疏出于李梦阳之手，马上下令逮捕，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幸亏康海多方疏通援救，才得以释放。这一消息透露后，李梦阳一时名重天下。正德

9、五年，刘瑾伏法，凌迟处死。李梦阳获得昭雪，起用为江西提学副使。但是他这样锋芒毕露的行事风格，很难适应腐败的官场氛围，几个回合下来，最终落得被罢官的下场。正德年间发生了宁王叛乱，意欲取代武宗皇帝，但很快地就被王守仁平定。宁王朱宸濠谋反被处死，政敌揪住李梦阳曾经为朱宸濠写过阳春书院记，追论他是宁王的同党，逮入锦衣卫诏狱。幸亏内阁首辅杨廷和、刑部尚书林俊大力援救，才幸免于死，判处“削籍”禁锢终身，不得为官，从此上层社会的交往完全断绝。一代异才李梦阳的晚年潦倒不堪，令人惋惜。二、康海的名士风度康海，弘治十五年廷试第一名，是皇帝钦定的状元，和李梦阳等名列“前七子”。明孝宗很有文学眼光，看了康海的文章批红

10、：“我明百五十年，无此文体，是可变今追古矣！”1.政治生涯康海与李梦阳齐名。李梦阳讥刺当时文坛盟主李东阳的文章过于“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康海也反对当时的文风“不能自立，傍人门户，效颦而学步”，要求像古人那样“言以见志”，“其性情其状貌求而可得”。李梦阳下狱之后，有人求助康海伸出援手，康海当即答应。康海向自己的陕西同乡刘瑾为李梦阳求情，对于康海这位陕西同乡，刘瑾慕名已久，想结识他，康海却避而远之。康状元笑谈自若，睥睨刘瑾问道：自古三秦豪杰有几？刘瑾略有才学，听出话中有话，便说：请先生指教。康海说：昔日桓温问王猛，三秦豪杰何以不至？王猛扪虱而谈，三秦豪杰舍我其谁？刘瑾怀疑在讽刺自己

11、，红着脸转换话题，问道：三秦豪杰今日有几位？康海回答：有三人，一位是成化、弘治年间的王恕，另一位是在皇帝左右的“密勿亲信”。刘瑾听出是指自己，面露喜色，反问道：还有一位是康先生吗？康海回应道：我哪里算得上，他是当今的李白。李白醉，使高力士脱靴，高力士脱而不辞，是大度能容物之人。刘瑾终于听明白：先生难道说的是李梦阳？此人罪当处死。康海对应道：应则变，如果杀了，关中就少了一位才子。刘瑾明白了他的来意，马上说：我知道了，但饮酒无妨。次日，李梦阳被释放出狱，罢官而去。刘瑾给了一个面子，想拉拢康海，请他出任吏部侍郎，康海坚决推辞，措辞却很委婉：我做官才五年，翰林没有五年而晋升部堂的先例，请为我向皇上请辞

12、。看来他是有意与刘瑾保持距离。康海过于率性随意，对政治风险估计不足。他丁忧回乡，途中遭遇强盗，名士气十足的康海，居然一气之下写信给刘瑾，向他告状。刘瑾为了拉拢康海，处分了负责当地治安的官员。此事铸成大错，被忌恨他的人抓住把柄拉大旗作虎皮。正德五年，刘瑾被以“反逆”罪处死，言官（给事中与御史）纷纷揭发刘瑾的党羽，康海也受到牵连，削籍（开除公职）为民。言官指责他是“瑾党”，显然有意气用事的成分在内。2.罢官后的生活罢官以后，他不谈国事，仿效魏晋名士，过着放浪形骸的日子，讲着狂妄的话。这样狂放不羁的言行，令人不解，其实是发泄内心愤懑的“佯狂”，有如竹林七贤一般。他写的一首小令中的一句话透露了当时的心

13、境：真个是不精不细丑行藏，怪不得没头没脑受灾殃。从今后花底朝朝醉，人间事事忘。刚方，奚落了膺和滂。荒唐，周旋了籍与康。因为自己在政治上遭受挫折而无法辩白，只有以此来麻醉自己。末两句指东汉清流李膺、范滂，魏晋名士阮籍、嵇康，用以自况。这是他真实的心态。经过政治风浪的冲击，康海已经彻底看破仕途。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的弟弟兵部侍郎杨廷仪，路过武功县，康海设宴招待，还自弹琵琶助兴。杨廷仪乘着酒兴说：家兄比来殊为挂念，何不写一封书信，由我从旁推荐。康海仿佛受到奇耻大辱，怒不可遏，把手中的琵琶向他掷去，把椅子砸得粉碎，杨廷仪吓得踉跄而逃，他在后面边追边骂：吾岂效王维，假作伶人，借琵琶讨官做耶？退入屋内后，口中

14、还喋喋不休：再也不想见到这个四川佬！尹守衡评论道：“君子以是益知（康）海之不能降志（刘）瑾也。”言外之意，把康海列入“瑾党”是天大的冤枉。焦竑写的国朝献征录中的，有一段话值得注意：“（康）海爱人之心长，而自好短，尝援人于死，而获生者数人，非望其报也。生者或顾谤其为交（刘）瑾，忌者征焉，自是陷于网罗而不可解矣。”这里所说的“顾谤其为交瑾”的“获生者”，其中就有李梦阳。此事见于张岱石匮书：“（康）海既生梦阳，及罹党祸，而梦阳不为别白，反加讥讪，故（康）海为中山狼杂剧，以刺梦阳。”同为“前七子”，同为大才子，两者人品的高下，于此可见一斑。返回顶端石匮书文苑传与儒林传解读：两大才子和心学大纲一、唐寅与

15、祝允明1“受弃于时”的唐寅2“玩世自放”的祝允明二、陈献章与王守仁知识点汇总原理和观点KO1：唐寅才华横溢，而又率真任性，但受弃于时。受挫后他纵情于诗画之间，激发了他的创作才情。弘治、正德年间层见迭出的诗书画群峰，唐寅无疑是最耀眼的一座；“玩世自放”的祝允明尽得虞世南、赵孟頫、王羲之、王献之、怀素之精妙，当时人称其为“草圣”，他的行草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KO2：王守仁是明朝少见的事功与学问俱佳的官员，他立下了大事功被封为“新建伯”，更是留下了大学问“心学”正文一、唐寅与祝允明1“受弃于时”的唐寅唐伯虎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关于他的风流韵事，民间传说乃至戏曲大肆渲染，苏州评弹唐伯虎三笑点秋香便

16、是最佳的例子，情节跌宕起伏，风趣幽默，活色生香。那毕竟是小说家言，当不得真。不意近日翻阅何大成唐伯虎先生外编，于“伯虎遗事”中，竟然发现实有其事。迻录于下，以飨读者：唐子畏（引者按：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被放后，于金阊见一画舫，珠翠盈坐，内一女郎姣好姿媚，笑而顾己。乃易微服，买小艇尾之抵吴兴，知为某仕宦家也。日过其门，作落魄状，求佣书者。主人留为二子佣，事无不先意承旨，主甚爱之。二子文益奇，父师不知出自子畏也。已而，以娶求归，二子不从，曰：“室中婢惟汝所欲。”遍择之，得秋香者，即金阊所见也。二子白父母而妻之。婚之夕，女郎谓子畏曰：“君非向金阊所见者乎？”曰：“然。”曰：“君士人也，何自贱若此？

17、”曰：“汝昔顾我，不能忘情耳。”曰：“妾昔见诸少年拥君出素扇求书画，君挥翰如流，且欢呼浮白，旁若无人，睨视吾舟。妾知君非凡士也，乃一笑耳。”子畏曰：“何物女子，于尘埃中识名士耶！”益相欢洽。居无何，有贵客过其门，主人令子畏典客，客于席间恒注目子畏。客私谓曰：“君貌何似唐子畏？”子畏曰：“然，余慕主家女郎，故来此耳。”客白主人，主人大骇，列于宾席尽欢。明日，治百金装并婢送归吴中。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苏州府吴县吴趋里人，才华横溢，而又率真任性，是明中叶苏州四大才子之一。这样一位大才子为何会受弃于时呢？他年少时极聪明，也很用功，在学校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在好友祝枝山的劝说下参加了科举考

18、试。果然，弘治十一年应天乡试，他考了第一名，引起了主考官的重视。次年，他进京参加会试，在京城引起轰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使他卷入了无端的科场舞弊案件。原委大抵如此：江阴县的举人徐经为了结交唐寅，出巨资为他祝寿，并且同舟北上。因为徐经的关系，惹上了麻烦。有人揭发说，徐经贿赂主考官程敏政的家僮，得到试题。事情披露后，牵连到唐寅，不但进士无望，而且关入监狱，出狱后贬谪为小吏。其实这一科场舞弊案疑点甚多。后来的官员核实的结果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因为程敏政并没有录取徐、唐二人。但结果无此，已无法翻案，此为唐伯虎遭遇的第一次挫折。此后他纵情于诗画之间，激发了他的创作才情。自署其章曰：“江南

19、第一风流才子”。风流才子声名鹊起，却招来了更大的隐患。宁王宸濠慕其才名，用重金聘请，他居然不假思索地应邀前往宁王府。后来察觉宸濠“有异志”意欲叛乱，于是他故意醉酒佯狂，甚至仿效魏晋名士，脱光衣裤，“露其丑秽”，宸濠无法忍受，只得放还。在这一点上，他不及好友文徵明。当初宸濠也用重金招聘，文徵明骤然称病，卧床不起，不启封宸濠的信函，不收礼金，也不回话，对于来人的游说“朱邸席虚左而待”，笑而不答，用阮籍式的智慧谢绝了聘请。后来宁王宸濠果然起兵叛乱，兵败后被处死，和他有瓜葛的文人都受到株连。唐寅虽然及时抽身，已经玷污了自己的清名。因为如此遭遇背景，他甚至和祝允明、张灵在雨雪中扮作乞丐，打着节拍唱“莲花

20、落”，乞讨得钱就去沽酒，在野寺中痛饮，还说着醉话：“此乐恨不令太白知之！”这就是他当时生活的写照，是内心苦闷的一种发泄方式。与唐祝志趣相投的张灵也是狂放不羁的名士，有一天他和唐伯虎同游虎丘，扣舷痛饮，见岸上有几个俗不可耐的富商在那里吟诗，张灵说：这批富商不过玩弄杯酒，哪里配得上论诗，且看我上去戏弄一下。于是他化装成乞丐，说承蒙诸君施舍，愿意狗尾续貂。富商大笑：乞丐也能作诗？随即以“苍官青士朴屋伊尼”来考他，张灵应声答道：苍官松也，青士竹也，朴屋兔也，伊尼鹿也。富商大惊，张灵连饮十几杯酒后，挥毫写下近百首诗，扬长而去。富商派人四出寻找，毫无踪影，大位惊骇，以为神仙。文震孟说他是任情肆志之士，狂放

21、磊落，非世途龌龊者可比。这种变态的快乐难以掩盖内心的苦闷，事实确实如此，他在给好友文徵明的信中吐露了不为人知的内心苦闷，在信的末尾还交代后事。唐寅只活了五十四岁，所幸的是和他同年生的文徵明比他多活了三十六年，实现了“不绝唐氏之祀”的嘱托。他死后挚友祝枝山为他写了墓志铭，追述其一生行事与挫折，感叹道：“有过人之杰，人不歆而更毁；存高世之才，世不用而更摈，此其冤宜如何已！” 然而是非自有公论，文震孟为其作传，引用祝枝山的墓志铭，评论道：“人才第一，风流第一，画品第一。”画品第一是唐伯虎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遗产。他曾经多次表示，无意于“应世诗文”，说：“后世知我不在此”。他有令人赞叹不已的绘画成就。

22、确实，后世看重唐寅的确实不是那些文章，而是画作，人因画而不朽。他虽然卖画为生，却从不草率，传世的画作件件都是精品，山水画师法宋元名家，又有自己独创风格；花鸟画与人物画，笔墨秀丽润滑，工笔和写意俱佳。祝枝山为其巨幅画卷作为的时候称此画长四丈。有天赋，见过真山水，所以才有如此神品。可惜此公生前“受弃于时”，身后才闪闪发光。弘治、正德年间层见迭出的诗书画群峰，唐寅无疑是最耀眼的一座。 2“玩世自放”的祝允明 “玩世自放”这四个字，是“金陵三俊”之一顾璘，对祝允明的评价：“玩世自放，惮近礼法之儒”，很有点阮籍、嵇康之类魏晋名士的风度。阮籍最瞧不起“礼法之士”，称他们是“裈中之虱”；嵇康菲薄周公孔子，高

23、唱“六经未必是太阳”，追求“越名教而任自然”。苏州评弹对祝允明的描摹，是深知其中三昧的，活灵活现一个愤世嫉俗的老顽童，诙谐率性，狂放不羁。骨子里就是这种魏晋风度。弘治五年他中举时，已过而立之年，之后参加会试竟然落第。不久，他以举人身份出任广东兴宁知县，丝毫不逊色于那些进士出身的知县，把兴宁治理得很好。但最后还是隐退了。何大成唐伯虎先生外编写道：“伯虎尝夏月访祝枝山，枝山适大醉，裸体纵笔疾书，了不为谢。伯虎戏谓曰：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枝山遽答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他和刘玲一样，把房间当作自己的衣裤。万斯同明史文苑传写道：“稍长，博览羣籍，为文章荦有奇气，或当筵诙谈，援毫疾书，思若泉涌。”会试

24、虽然下第，声誉却与日俱增，索要文章及书法的人接踵而至。他的架子很大，对于看不惯的人，即使抬着金银上门，决不理睬，假装生病。不过人们抓住了他的弱点：“好酒色”，乘他沉醉于妓院之时，由妓女出面索要，“累纸可得”，“捆载以去”。另有一些人，看他手头拮据，无钱下酒馆时，乘机要挟，只付少量银钱，就可以换得他的手书。他的书法被称为神品，尽得虞世南、赵孟頫、王羲之、王献之、怀素之精妙。当时人称其为“草圣”，他的行草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祝枝山的古诗十九首行草，后来成为流传的精品。上面有文徵明、彭年、文嘉、顾德涵、王世贞、李攀龙、周天球等名家的跋文。祝枝山行草离骚经，也可称为精品，可与王羲之媲美。王世贞推崇他的

25、书法明朝第一，而这个“第一”，又和“狂放自喜”联系在一起。倘若没有“狂放自喜”的风格，祝允明不会有如此高的书法成就。然而正是这种风格，使得他晚年生活窘迫，六十七岁去世时，差一点无钱殡殓。一代才子落得如此地步令人唏嘘不已。二、陈献章与王守仁明前期的思想界沉闷而无新意，科举取士都以宋儒朱熹的经注作为考试的标准答案，致使朱子学风靡一时，并且走向了极端，学者们依托于复性与躬行，没有自觉自由的思想。物极必反，于是乎有陈献章出来大声疾呼，提倡怀疑精神，主张学贵知疑，希望把个人的思想从圣贤经书中解放出来，“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开自由思想的先声。后继者王守仁高举陈献章的大旗，把他的心学发展到极致。王守仁

26、，又名云，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弘治十二年进士。他是明朝少见的事功与学问俱佳的官员。然而他留给后世最大的影响，并非事功，而是学问和思想，令人振聋发聩的是，他大声喊出，以自己的“心”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拒绝拜倒在从孔子到朱熹的圣贤脚下，引起了思想界一场大革命。东林书院的创建者顾宪成在小学斋札记中说：“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之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犹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确实，王守仁的心学，为沉闷而缺乏新意思想界带来的清新空气，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不必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而是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中了进士以后，王守仁任兵部主事。正德年间“八虎”专政，不少官员联名弹劾以刘瑾为首“八虎”遭

27、到严惩。在此紧要关头，兵部主事王守仁挺身而出。刘瑾大为光火，假传圣旨，把王守仁廷杖五十大板，流放到贵州龙场驿（今贵州修文县），从正六品的兵部主事降为偏远山区的驿丞。刘瑾不肯善罢甘休，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暗中派人尾随，伺机刺杀。王守仁察觉后，半夜时分，把自己的衣服鞋子放在钱塘江边，布置投江而死的现场，还留下一首遗诗：“百年臣子悲何及，夜夜狂涛泣子胥。”然后搭乘一艘商船前往舟山，途中遇到飓风，漂流到福建。从此他隐姓埋名于武夷山中。他十七岁时，曾在江西铁柱宫遇见一位道士，相见如故，结为挚友。巧得很，有一天居然遇上了这位道士，王守仁如实相告，道士说：先生意欲远遁避祸，但是你的尊公（父亲）还在朝为官，此

28、举恐怕连累尊公。听从他的劝告，王守仁坦然赶赴龙场驿。龙场驿在万山丛中，荒凉而贫瘠。他刚到的时候，没有住房，就在岩洞中住宿。苗民对他十分尊重，为他伐木建造了一间屋子。他是只身前来的，无书可读成为最大的寂寞，正是这种境遇成就了日后享誉学界的“心学”。王守仁是一个才子，却与一般文人迥然有别。在出任兵部主事之前，早已名声远扬。贬谪到了龙场驿，没有书可读，便改变做学问的方法静坐顿悟。这一点，以前研究思想史的学者有所忽略，误以为他是故意“束书不观”。而明清之际的史家早已点破，乃不得已而为之。何乔远名山藏说；“龙场在南夷万山中，无所得书，日坐石穴中，默记旧读，随手录之，意有所会，辄为训释，而不必尽合于先贤者

29、。”他主张“向内用心”的静坐功夫；明白“向内用心”的道理，也就明白他为什么要强调“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了。他的“心得”有特定的含义“求诸心而得”。他说得好：“求诸心而得，虽其言之非出于孔子者，亦不敢以为非也；求诸心而不得，虽其言之出于孔子者，亦不敢以为是也。”这就是他贬谪龙场驿之后的顿悟，倘若没有这几年的流放生涯，他能有这样振聋发聩的“心得”吗？ 正德五年，刘瑾以“反逆”罪凌迟处死，王守仁由龙场驿丞调任江西庐陵知县，后来出任南赣汀漳巡抚，用了一年时间，平定了江西的匪患，捣毁“贼巢”八十多处。正德十四年六月，宁王宸濠在驻地南昌发动武装叛乱，“驰檄远近，指斥朝廷”。王守仁与吉安知府伍文定发兵征讨。

30、先是他的南昌巢穴，既而迎战于鄱阳、柴桑、湓口，仅仅三十五日，反叛军队灰飞烟灭，生擒宸濠和他的世子。这是王守仁最为辉煌的“事功”。 因为这样的关系，王守仁被皇帝破格册封为伯爵新建伯。但是世宗皇帝即位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他的“事功”无法否定，忌者便从“学术”下手，全盘否定他的“心学”。这种手法，令人想起南宋时朱熹的遭遇。嘉靖七年十一月，王守仁在江西南安病故，享年五十七岁。由于他在赣南的良好口碑，“丧过，江西军民无不缟素哭送”。桂萼察觉皇帝对王守仁颇为“不悦”，乘机弹劾他“擅离职守”。皇帝命吏部提出处理意见，桂萼以“吏部会议”的名义，写了措辞严厉的审查结论：“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为名，则

31、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不与，则著诸子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唱和。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讹，悖谬日甚。”然而王守仁在正德、嘉靖之际的“事功”，有目共睹，难以否定，桂萼提出貌似折衷的处理方案：剥夺他的封爵新建伯，美其名曰“彰国家之大信”，达到“申禁邪说，以正天下人心”之目的。皇帝明确支持桂萼的意见，批示道：“卿等言是”，然后发了一通和桂萼相似的议论：“守仁放言自恣，诋毁先儒，号召门徒虚声附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把他的学说批得一无是处，结论是：“所封伯爵本当追夺，念系先朝信令，姑与终身，殁后恤典俱不许给。都察院榜谕天下，敢有踵袭其说，果于非圣

32、者，重治不饶。”也就是说，新建伯的封爵随着他的死亡自然终止，子孙不得世袭，这正是学术政治化。穆宗皇帝即位后，接受多数官员的呼吁，恢复了他的新建伯封爵，而且提升一级赠与新建侯。皇恩浩荡再次降临之际，人们不禁要追问：对中国以及周边国家影响几个世纪的“阳明学”，和先前的“朱子学”一样，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粗暴干预，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返回顶端工于谋国，拙于谋身铁腕张居正大纲一、转折年代的铁腕人物：徐阶、高拱与张居正1.徐阶与张居正2.高拱与张居正二、“工于谋国，拙于谋身”1.弹劾张居正2.宰相之杰，身死之辱知识点汇总原理和观点KO1：徐阶引用门生张居正进入裕王（即后来的穆宗）府邸

33、讲学，世宗病危，他连夜召张居正共谋，起草遗诏，次日清晨当朝宣布，控制了政局。因此朝野上下把他比作正德、嘉靖之交力挽狂澜的杨廷和再世KO2：内阁首辅高拱一向精明强干，傲视同僚，对于张居正也是如此，这种行为迫使张居正与冯保联手对抗高拱KO3：如果不把“威权震主”十年之久的张居正的威权打掉，皇帝就不能树立自己的威权KO4：帝制时代，“威权震主”的必然结局，一定是“祸萌骖乘”正文一、转折年代的铁腕人物：徐阶、高拱与张居正隆庆、万历之际，是一个转折的年代，也是一个走出低谷向高潮攀升的时代，这和三位政治家有关：徐阶、高拱、张居正。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们之间有矛盾也有继承，高拱赶走了徐阶，却延续了徐阶的改革；

34、张居正赶走了高拱，却延续了高拱的改革。这三个铁腕人物，为了权力而互相争夺，互相倾轧，在治国理念上却有着相似的共识，因而可以互相延续。看不到这一点，很多历史现象就得不到解释。1.徐阶与张居正徐阶，字子升，号少湖，一号存斋，松江府华亭县人，嘉靖二年进士，一副江南人士的典型气派。为人能屈能伸，随机应变，不露声色又精于权术。在严嵩专权跋扈的形势下，在内阁共事而能安然无恙，显示了他的政治智慧，不仅保全了自身，而且“潜移帝意”，最终扳倒严嵩，开创一个新局面。他升任内阁首辅后，在内阁朝房墙壁上写下一个条幅：“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诸公论。”反映了拨乱反正的决心。他引用门生张居正进入裕王（即

35、后来的穆宗）府邸讲学，世宗病危，他连夜召张居正共谋，起草遗诏，次日清晨当朝宣布，控制了政局。朝野上下把他比作正德、嘉靖之交力挽狂澜的杨廷和再世，绝非偶然。他推心置腹地信用吏部尚书严讷，刷新污染已久的吏治，是相当成功的。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世宗朱厚熜逝世，徐阶和张居正起草的嘉靖皇帝的遗诏，表达已故皇帝对清虚学道的失误有所反省，为那些因反对清虚学道而获罪的官员恢复名誉和官职，其实并非已故皇帝的本意，而是徐阶自己的主张，颇有拨乱反正的气势。十二月二十六日穆宗朱载垕继位，徐阶起草的登极诏书，依然是阐明自己的政见，强调了尊奉遗诏，起用因谏言获罪诸臣，处罚道士，停止斋醮，破格擢用贤才，裁革冗员，政局

36、为之一新。然而，内阁中的权力争斗使得徐阶步履维艰。当时的内阁成员，首辅徐阶以外，李春芳折节好士，郭朴、陈以勤忠厚长者，唯独高拱最不安分，他对于徐阶引用门生张居正，瞒过同僚起草遗诏，耿耿于怀，在外面散布流言蜚语，怂恿御史弹劾徐阶。但是当时徐阶的威望正高，于是形成了“言路论（高）拱无虚日”的局面，高拱感到惴惴不安，不得不在隆庆元年五月请求辞职。由于高拱做过穆宗的老师，所以穆宗朱载垕对高拱颇有好感，而对徐阶并无好感。终于导致隆庆二年七月徐阶的退休。徐阶一去，李春芳晋升为内阁首辅。此公为人温和，不倚势凌人，持论平允，只是抱负、才力不及徐阶远甚。就在这年八月，张居正向皇帝上了一个条陈陈六事疏，似乎意在延

37、续恩师徐阶的未竟之志，全面阐述了他的治国主张和改革思想。这篇奏疏的开头直率的指出：迩来风俗人情积习生弊，有颓靡不振之渐，有积重难返之几，若不稍加改易，恐无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人心。所谓必须“稍加改易”的有以下“六事”：（1）省议论“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在于众，断在于独”；“一切章奏务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直谏，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2）振纪纲“近年以来，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迁就谓之善处”。今后应当做到，“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号令，必断于宸衷，而毋纷更于浮议。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

38、伸”。（3）重诏令“近日以来，朝廷诏旨多废格不行，抄到各部，盖从停阁。或已题逢钦依，一切视为故纸，禁之不止，令之不从”。今后必须做到，“凡大小事务，既奉明旨，数日之内即行题复”。（4）核名实“欲用舍赏罚之当，在于综核名实而已”。今后必须严格考课之法，“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准。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5）固邦本“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内”，安内的目的在于安定人民，人民安定了，国家自然稳固，这就叫做“民安邦固”。“矫枉者必过其正，当民穷财尽之时，若不痛加节省，恐不能救也”。（6）饬武备“当今之事，其可虑者莫重于边防”，今后应

39、该“申严军政，设法训练”。这个陈六事疏充分体现了张居正的治国理念，他虽以儒术起家，却深知对于病入膏肓的政局，仅仅依靠儒术，不足以矫正，而采取法家的权术。皇帝朱载垕对此颇为欣赏，作了肯定的批示，然而当时的内阁首辅李春芳是一个“一味甘草，二字乡愿”式的官僚，只想用“甘草”来治理国家，用“乡愿”来明哲保身。张居正的治国理念没有被朝廷付诸实施，使他想起了同样具有改革意识的高拱，暗中和司礼监太监李芳密谋策划，鼓动皇帝召回高拱。皇帝也不满意李春芳、陈以勤，把礼部尚书赵贞吉调入内阁，也无补于大局，不得不于隆庆三年十二月下旨召回高拱。2.高拱与张居正高拱入阁后以内阁大学士兼任礼部尚书。高拱复出后，挟私报复徐阶

40、，以“横行乡里”的罪名，把徐阶的三个儿子逮捕入狱，把徐家四万亩田产充公。史书说，高拱再次入阁以后，“尽反徐阶所为”，是出于个人恩怨的报复，并没有否定徐阶的拨乱反正。他也是主张革新政治的。首先要整顿吏治，一些措施为张居正所吸收。内阁首辅高拱一向精明强干，傲视同僚，对于张居正也是如此。张居正不是等闲角色，穆宗皇帝病危时，瞒着高拱，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预先准备“遗诏”。穆宗死后，张、冯二人关系愈加密切。高拱不能容忍大权旁落，决定先拿冯保开刀，指使亲信言官弹劾冯保，迫使他下台。言官揭发冯保的罪状，最厉害的一条，指责冯保精通房中术，给先帝（穆宗）送去“诲淫之器”、“邪燥之药”（春药），“先帝因以成疾，遂

41、至弥留”，指控冯保是害死先帝的元凶。仅凭这一条，足可处死冯保，还特别强调：“如有巧进邪说，曲为保救者，亦望圣明察之。”含沙射影地指向张居正，不得从旁解救。这种行为迫使张居正与冯保联手对抗高拱。穆宗逝世后，继承者是年仅十岁的太子朱翊钧。秉性傲慢的高拱瞧不起这个小皇帝，口无遮拦地说道：“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既然高拱攻击冯保是害死先帝的元凶，那么冯保就反击高拱不把小皇帝放在眼里，利用皇后、皇贵妃和小皇帝的孤儿寡母心态，绝地反击，一举击倒高拱。这就是“将计就计”的“计”。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早朝，高拱、张居正率领部院大臣来到会极门，太监王蓁高声宣读圣旨：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说与内阁、五府

42、、六部等衙门官员，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人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说：东宫年小，要你们辅佐。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着回籍闲住，不许停留。”高拱就这样被张居正与冯保联手赶下了台，张居正如愿以偿地升任内阁首辅，张冯联盟正式形成，在皇后、皇贵妃、皇帝的全力支持下，牢不可破。正如申时行所说：“由是，宫禁事皆决于（冯）保，而朝廷政务悉归阁中，江陵（张居正）得行一意，无阻挠者矣。”二、“工于谋国，拙于谋身”1.弹劾张居正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享年五十八岁。辉煌的张居正时代悄然落幕。张居正去世，使得司礼监掌

43、印太监冯保失去了有力的盟友，倒台是指日可待的。冯保的倒台也就表示清算张居正的时候到了。万历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御史杨四知弹劾张居正十四条罪状，正中皇帝下怀：已经亲操政柄，如果不把“威权震主”十年之久的张居正的威权打掉，何以树立自己的威权！尽管杨四知的奏疏写得空洞无物，却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口实，皇帝朱翊钧用朱批的方式发泄郁结心中的怨恨：居正朕虚心委任，宠待甚隆，不思尽忠报国，顾乃怙宠行私，殊负恩眷。念系皇考付托，待朕冲龄，有十年辅佐之功，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其实所谓“姑贷不究”不过是官样文章，并非真的“不究”，他在等待弹劾的逐步升级。待到言官无中生有地诬陷张居正“隐占废辽府第田土”，朱翊钧便

44、彻底否定先前崇敬备至的张先生：“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占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伊属张居易、张嗣修、张顺、张书都着永戍烟瘴地面，永远充军。”然后派遣司礼监太监张诚和刑部侍郎丘橓查抄江陵的张府，他的长子张敬修受不了折磨，上吊自杀。引起朝廷内外哗然，朝廷上下不少官员为张居正鸣不平。功勋卓著的张居正竟然了落得这样的下场，值得人们深长思之。2.宰相之杰，身死之辱人称“异端之尤”的李贽，由于好友何心隐之死，怀疑是张居正指使地方官下手的，因而对他耿耿于怀。但是，在张居正死后遭到不公正待遇时，出于学者的正直本心，感慨系之地说出了一句极有分

45、量的话：“江陵（张居正）宰相之杰也，故有身死之辱。”在赞誉他是“宰相之杰”的同时，为他的“身死之辱”忿忿不平。既然是“宰相之杰”，何以会有“身死之辱”？原因是八个字：“威权震主，祸萌骖乘”。朱元璋在明初废除宰相，因此形成了内阁辅助皇帝，到了严嵩、张居正时代，内阁首辅已经成为实际上的宰相。而张居正的权利更凌驾于“相”之上，此之谓“威权震主”。明神宗即位时还是一个十岁的孩子，皇太后把朝政交给张居正的同时，也把教育小皇帝的责任交给了他。因此张居正身兼二职：首辅与帝师。小皇帝一切都仰赖张居正辅佐，他对这位身材颀长美髯及胸的长者既敬重又畏惧。在小皇帝心目中已经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威权震主”！沈德符万历

46、野获编谈到张居正时，这样说：“宫府一体，百辟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受成，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所谓“宫府一体”，就是把内宫皇帝与外朝政府的事权集于一身，因此成为有明一代权力最大的内阁首辅。这一点，张居正坦然承认，经常对下属说：“我非相，乃摄也。”意思是我是在代帝摄政，不同于一般的丞相（首辅）。如此权势显赫，官员们当然要把他比作“威君严父”，拍马谄媚惟恐不及，阿谀奉承之徒甚至向他赠送黄金制作的对联，上面写道：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张居正号太岳，把太岳相公与大明天子相提并论，是有僭妄嫌疑的，张居正却安之若素，流露出“我非相，乃摄也”的心态。难道张居正没有考虑到

47、“威权震主，祸萌骖乘”吗？他是精明的政治家，当然是有所考虑的。在回到江陵老家安葬亡父，一天之内收到皇帝三道诏书，催促他早日返回京师，显示了他在皇帝心目中须臾不可或缺的地位。湖广地方官以为是乡梓的无上光荣，特地建造“三诏亭”，以资纪念。此时此际，张居正想到的是骑虎难下之势，在给湖广巡按朱琏的信中谈起“三诏亭”，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作三诏亭，意甚厚，但异日时异事殊，高台倾，曲沼平，吾居且不能有，此不过五里铺上一接官亭耳，乌睹所谓三诏哉！盖骑虎之势自难中下，所以霍光、宇文护终于不免。处在权势顶峰的张居正，居然在担忧，一旦形势变化，连居所都成问题，三诏亭对他还有什么意义呢？熟读历史的他，已经敏感地

48、联想到历史上“威权震主”的霍光和宇文护的前车之鉴。张居正联想到霍光和宇文护的下场，不免有些惶恐，深感“高位不可以久居，大权不可以久窃”。就在万历八年三月，他向皇帝提出“乞休”请求：这九年来任重力微，积劳过度，形神顿惫，气血早衰，须发变白，已呈未老先衰之态。从此以后，昔日的聪明才智将日就昏蒙，如不早日辞去，恐将使王事不终，前功尽弃。在恳切的言辞中蕴含的，既是一种政治姿态，也是一种自谋策略。皇帝没有回音，两天后他再次上疏“乞休”，流露了虽然身居高位却忧心忡忡的心境：“惴惴之心无一日不临于渊谷”每天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既然皇上不同意“乞休”，不得不稍加变通：只是请假，并非辞职，国家如有大事，皇上一旦

49、召唤，朝闻命而夕就道。神宗有点犹豫了，以他的早熟和敏感，不可能不曾意识到张先生的“威权震主”，也并非不想早日亲操政柄，只是如此重大的人事更动他做不了主，得请示自己的母亲。出乎意料的是，慈圣皇太后的态度很坚决，执意挽留张先生，对儿子说了这样一段话：与张先生说，各项典礼虽是修举，内外一切政务尔尚未能裁决，边事尤为紧要。张先生受先帝付托，岂忍言去！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先生今后再不必兴此念。皇太后如此明白无误地下达“懿旨”，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使得神宗颇为尴尬，在母后眼里自己还是一个孩子，没有裁决政务的能力。所谓“辅尔到三十岁”云云，似乎意味着张先生一日不死，亲政便一日无望。物极必反，神宗对张

50、先生由敬畏至怨恨的转变，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对于张居正而言，既然皇太后已经发话，今后不必再兴“乞休”的念头，只得继续惴惴不安地勉力支撑。在他权势最显赫，事业最鼎盛的时候，担心中途颠蹶，并非矫情。果然，在他死后遭到了报复。问题的要害就在于“威权震主，祸萌骖乘”。明神宗实录的纂修官洞察了这一点，他们给张居正写的“盖棺论定”还算平直公允，一方面肯定他的功绩：“海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太仆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洵经济之才也”；另一方面也指出他的过失，尽管过不掩功，也足以使他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

51、。识者谓：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最后一句话尤其值得注意：“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这实在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矛盾，所谓“操弄之权钤制太过”，是对皇帝而言的，讲得直白一点，就是“威权震主”。帝制时代，“威权震主”的必然结局，一定是“祸萌骖乘”。明神宗为了打压“威权震主”的张居正，制造了一场冤案，留给他的子孙去平反。天启二年，明熹宗给张居正恢复原官，给予祭葬礼仪，张府房产没有变卖的一并发还。崇祯三年，明思宗恢复张居正后人的官荫与诰命。时人评论道：王朝走向末路时，皇帝“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相一也。”但为时已晚，明朝的灭亡已经是不可挽救的了。返回顶端万历新政大纲一、政治改革1.推行考

52、成法2.整顿教育二、“不加赋而上用足”财政经济改革1.摆脱经济困境2.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和赋税问题知识点汇总原理和观点KO1：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任何根深蒂固的积弊都是可以改变的KO2：运用政权的暴力来控制舆论，是先秦法家惯用的手段，后来视法家理论为圭臬的统治者，都把它当作不二法门，张居正也不例外，目的是毫无阻碍地推行其改革KO3：万历元年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以后，为了摆脱困境，开源节流双管齐下，加强理财的力度，提出了“不加赋而上用足”的方针KO4：一条鞭法的推广在中国赋税的征收与徭役的征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文一、政治改革当张居正官卑职微的时候，一再表示要以“非常磊落奇伟”的姿态，大刀阔斧地进

53、行改革，达到“扫除廓清，大破常格”的目标。权倾一时之后，立即把这种志向化作了行动。若干年后，他回顾阻力重重的改革之路，感慨系之地向皇帝表白，为了推行新政不惜鞠躬尽瘁的内心：惟于国家之事，不论大小，不择闲剧，凡力所能为，分所当为者，咸愿毕智竭力以图之。嫌怨有所弗避，劳瘁有所弗辞，惟务程功集事，而不敢有一毫觊恩谋利之心。这确实是他的真实心态，为了国事，全力以赴，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回避诽谤与埋怨，不在乎个人的辛苦劳累。1.推行考成法在这种心态下，新政渐次展开。首先要进行的，是延续高拱的考课政策，推行以考成法为中心的政治改革，重点是整顿吏治，肃清官场的颓靡之风，为新政的实施扫除障碍。张居正对于当时的官

54、场风气十分不满。长期以来，官员们沉溺于安逸，官场污泥浊水日积月累，问题成堆。因此必须制定一种明确而可行，又容易检查的制度，这就是考成法。考成法规定：凡六部、都察院等中央政府部门，转发给地方政府各衙门的公文，事先按照路程远近，规定处理程序与期限，发文与收文部门设立收发文登记文簿，每月月底都要办理注销手续。至于重要公文，例如朝廷要求复勘、提问、议处、催督查核的事项，必须另立处理文册，注明公文内容提要和规定处理期限，一式两份，一份送六科，一份送内阁。六科收到处理文册后，要逐一核查，在下个月“完销”，表明这一事项已经按照预定程序处理完毕。如果查明有的公文耽搁拖延，立即上报内阁，同时责令地方政府讲明原因

55、，直到所有公文与事项都已处理、注销为止。在这个流程中，如果巡抚、巡按耽搁，由六部举报；如果六部、都察院在注销时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由六科举报；六科如果有隐瞒欺骗现象，由内阁举报。这样一环扣一环，杜绝敷衍塞责的现象。总的说来，考成法实施的成效是显著的，按照当时人的说法，造成了雷厉风行的政治气氛：“大小臣工鳃鳃奉职，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说明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任何根深蒂固的积弊都是可以改变的。由此可见，考成法的实施是认真的，有成效的。从宏观层面看，考成法只是张居正整顿吏治的第一步，或者说是政治改革的一个方面2.整顿教育万历三年五月，张居正向皇帝提出整顿教育的改革主张，请求皇帝指示吏部，选择方正

56、博学之士主管教育。这些监督学政的官员，不能老是坐在衙门里高谈阔论，沽名钓誉，应当常到州县地方察看，提倡清廉，推举孝义。为了强化中央集权体制，统一舆论，他特别强调不许“群聚徒党”、“虚论高议”。所谓不许“群聚徒党”，意思是学生只管埋头读书，不得集会、结社、结党。所谓不许“虚论高议”，意思比较隐晦，就是在“敦本尚实”的幌子下，强制学生，不得议论国家大事。结果矫枉过正，他以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令：“毁天下书院”。也就是说，全国所有的书院都在禁止、捣毁之列。这着实是骇人听闻之举，全国64处书院遭到取缔，许多历史悠久、声名远扬的书院，都在这时寿终正寝。运用政权的暴力来控制舆论，是先秦法家惯用的手段，后来视法

57、家理论为圭臬的统治者，都把它当作不二法门，张居正也不例外，目的是毫无阻碍地推行其改革。在他秉政的时候发生的“何心隐事件”，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何心隐当时到处聚徒讲学。这种行为触犯了政府当局的规定“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面对这样的行为张居正似乎有点反应过度，示意有关官员，立即逮捕何心隐。地方官员迎合张居正的旨意，不仅逮捕，而且把他击毙在监狱中。二、“不加赋而上用足”财政经济改革万历新政是从政治改革入手的，政治改革取得成效之后，转入财政经济改革。所以先推行以考成法为中心的政治改革，缔造“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的政治氛围，方才可以触动既得利益集团，而不流于形式。1.摆脱经济困境财政经济困难由来已久，

58、远的姑且不说，嘉靖、隆庆年间国库几乎年年亏空。根据学者研究，从嘉靖七年（1528年）到隆庆五年（1571年），太仓银两收入与支出的比较结果，没有一年是盈余的，全是亏空（赤字）。万历元年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以后，为了摆脱困境，开源节流双管齐下，加强理财的力度，提出了“不加赋而上用足”的方针。这个方针的可贵之处在于，不必对老百姓增加赋税，也可以使国家财政收入变得充裕。在他看来，高明的政治家为了摆脱连年的财政赤字，应该在理财上下功夫，而不是乞灵于增加赋税。这是“不加赋而上用足”的真谛。当然，“不加赋而上用足”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必须有制度与人事的保障，那就是已经推行的考成法。也就是说，考成法已经为财

59、政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具体操作的条件成熟了。手段并不复杂，却是极其强硬的，一是“惩贪污以足民”，二是“理逋负以足国”。什么是“贪污”？就是化公为私，把国家财政收入据为己有，把国库收入塞入私人腰包，是一个永无底止的大漏洞。不堵塞这个漏洞，企图扭转入不敷出的局面，是一句空话。什么是“逋负”？就是逃税、欠税。在那个权大于法的时代，那些有权有势的官僚豪绅，凭借特权逃税、欠税是家常便饭，政府原本应该收上来的赋税，相当大一部分被他们“逃”了、“欠”了。这个漏洞不堵塞，要想改变财政亏空，也是一句空话。“惩贪污以足民”和“理逋负以足国”两手同时并举，剥夺既得利益者的非法所得，堵塞漏洞，才可以做到“不加赋而上用

60、足”。这一切必须以不折不扣贯彻考成法为依据。张居正还向皇帝建议，把春季例行的官员考核，和处理逋负、安定民生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逋负”问题。“不加赋而上用足”的题中应有之义，还包括紧缩政府和宫廷的财政支出。关于这方面，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削减南京官员的编制（明初建都于南京，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南京依然保留庞大的中央政府机构，已经不合时宜）；终止或削减宫廷在江南等地的“织造”项目（为宫廷提供昂贵的优质纺织品）；节约宫廷节庆、宴会开支；暂停大规模营建工程等。限制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例如：限制官僚出行滥用驿站的公费开支；削减驿站的经费；抑制宗室藩王过多支领俸禄；削减生员的定额，减少助学银两的开支

61、等。强化户部对财政经济的监管，支持户部尚书王国光的改革措施，对赋税征收簿册进行整理。这些具体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财政很快就扭亏为盈。但这仅仅是一种“微调”，大规模的改革，无疑是持续多年的清丈田粮（丈量田亩清理税粮）。2.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和赋税问题当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农业税，但是官员豪绅集中了大量的土地，土地兼并不仅带来了土地的集中，还带来了赋税方面的弊端，具体说来，即“豪民有田无粮，而穷民无田有粮”（豪绅拥有田地却不承担土地税，而穷民丧失了田地却继续承担土地税）。要解决这个积弊的最佳方法，就是重新丈量田地，确定土地所有权的真实状况，在此基础上，确认税粮的承担者，以及他们所应负担的赋税数量

62、。万历六年十一月，张居正用皇帝谕旨的形式通令全国，在福建首先进行“清丈田粮”。与此同时，张居正在内阁同僚张四维、申时行以及户部尚书张学颜的配合下，把福建“丈地亩，清浮粮”的做法，推行到其他各省，随即颁布“清丈田粮”的政策：（1）清丈田粮的重点是清查税粮（田赋）是否有隐瞒逃避；（2）清查工作由各省的布政司衙门总管，由各府州县衙门负责实施辖境内的清丈；（3）耕地应该区别官田、民田，以及上田、中田、下田，分别制定纳税份额，不得混淆；（4）清查后，各类田地按照制定的纳税份额缴纳税粮；（5）清查中，田地所有者如果能够自首历年隐瞒的数字，可以免于追究；如果申报不实，邻居连坐；豪绅大户隐瞒田地实际面积，逃避

63、税粮，严惩不贷。张居正一再叮嘱封疆大吏要切实办好这件大事。因为有考成法的改革在先，从中央到地方，都把清查的业绩作为考核官员的重要指标，总体上是严肃认真的。若有敷衍塞责的行为，一律进行处分。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清丈田粮从万历八年持续到万历十一年，在全国各省陆续完成。这项举措的最大成效是，查出了数目巨大的隐匿田地，以及用各种手段逃避的税粮。看来，“不加赋而上用足”不是一句空话。就全国而论，清查出隐匿田地一亿八千万亩，与清丈前（万历六年）的田地总额五亿一千八百万亩相比较，增加了35%左右。这35%的耕地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也不是新开垦的荒地，而是被隐匿的田地。毋庸讳言，在传统政治格局中，体制内的任何

64、改革都不可能完善。一方面，这种改革涉及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阻力之大是可以想见的。另一方面，张居正把清丈田粮的成绩作为官员考核的依据，也就是说，清丈以后田地面积只许增加不许减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地方官员弄虚作假，把大亩改成小亩，使田地面积在数目字形式上有所增加；或者是“缩弓取盈”，缩小丈量用的弓尺，把九寸、八寸当作一尺，使田地面积虚拟化增加。因此清丈后增加的面积不可避免含有“水分”。尽管如此，清丈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与此相配套的赋税征收和徭役征派办法也进行了改革，即一条鞭法的推广。嘉靖时期，在江南地区已经开始实行一条鞭法了。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情况下，赋税和徭役的征收方法需要进行改革。当时赋税征收的都是实物，由此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运输的问题，从江南地区运到京城运费往往超过了税收的价值，甚至是其本身价值的3-4倍。因此，改征收实物为征收银两，简化了征税的程序。关于徭役的改革是，农民的徭役负担从人丁转向田地，即有土地的人才承担徭役，而没有土地的人则不必承担徭役。张居正认同这种方法，故将其推广到全国。一条鞭法的推广在中国赋税的征收与徭役的征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总而言之，财政经济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