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中西互动刍议

《元明清中西互动刍议》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元明清中西互动刍议（17页珍藏版）》请在装配图网上搜索。

1、元明清中西互动刍议Analysi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Interaction in Yuan、Ming and Qing Dynasties摘要：中西互动全面大规模正面接触从明末开始，到18世纪跌入低谷。不过，要追溯其最近的源头，得追溯到元代，本文就元明清中西互动进行了阐释。关键词：元明清 中西互动Abstract :Chinese and Western interaction largely started from the later years in Ming dynasty . It entered into low period in eighteen

2、century .However ,if we dated from its latest source ,it should dated back to Yuan dynasty .The article will explain Chinese and Western interractin in Yuan,Ming and Qing dynasties.中西互动由来已久，从考古学上说，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存在。秦汉至唐宋，中国人的全球观念逐渐扩大，从山海经到各史志域外志、游记等，均以丰富的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笔触传递出对外界的渴念，记录下想象或真实的外界。元代由于立国时间不长，中西互动未得深入

3、展开。明末以来，中西才开始直接大规模的正面互动，到18世纪跌至低潮，历经明清两代。不过，要全面认识明清的中西互动，元朝的中西互动必须得提到* 本文所谈元中西互动，主要是就元的中国领土而言。一 元朝的中西互动是开放而失开明，被动而不主动，多元文明互动共生表征显著但未入其里。（一）有元一代，并不禁止他国商队、使节往来，也不禁止各国互通有无。马可波罗称：忽必烈每逢回教徒、犹太人和偶像崇拜者的主要节日时，均执礼同。又据元史记载，元开国之初，对各民族，甚至国外之人，采取相适应的政策待之，授之官位，遇之不薄。不过，元朝虽然允许各国自由互动，但这种允许却往往不能达至开明，因为他们更崇尚本民族旧章。“元之五礼

4、，皆以国俗行之，惟祭祀稍稽诸古。”1(祭祀p1779)虽然为他们效命的文人为他们的政权的合法寻找经典证据，以元的开放胸襟掩元人有失开明之弊，并力图纠正之，但依然无以撼动元人的固有习性。对于元世祖所定国号“元”，许衡曾有一番寓意 ，他讲道：“仁为四德之长，元者善之长。前人训元为广大，真是有理。心胸不广大，安能爱敬？安能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仁与元俱包四德，而俱列并称，所谓合之不浑，离之不散元者四德之长，故兼亨、利、贞；仁者五常之长，故兼义、礼、智、信。”2 (卷一语录上p3)可惜的是，这些效命文人虽能为元政权立国找到合乎正统的理论依据，能言元政权的开放，但还是救不了元人的开明之失。守旧的蒙古贵族

5、总是念念不忘旧章，反对儒术，把尊崇儒术的主张贬为“诡滥”1(高智耀传P3073)，并“屡毁汉法”1(许衡传P3728)，他们斥责忽必烈：“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1(高智耀传P3073)可见，元人的开明确是不够的。开明不够的元人，也就自然做不到令元大地上各民族同心同德。因此，有元一代，虽然让西人、西学、西教进入其国土，但其互动播及人群有限。除睿智融通之士外，多凭一己好恶对待西方文明。如也里可温教的接受者就多为蒙古人、色目人。然而，蒙古人、色目人也并没有真正深谙西方文明内涵，也就不可能领会也里可温教之神，更不可能与也里可温教教士一道共同铸就也里可温

6、教的真正繁荣。只是他们的遍布元大地，自然带来的也里可温教遍布元大地而形成的也里可温教的表面繁荣，也里可温教自身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真正全面的繁荣。同时，与西方文明的互动并不全面。多种族融合，多经济贸易交往。技艺的学习鲜有，精神层面的相互汲养更微乎其微。此外，元的中西互动，抛开军事征服下的元人的主动性，元的中西互动主要还是西人促成的。西人因元人的征服威势，迫切希冀接触元人，故而地跨欧亚非的元人的中西互动不无征服带来西方文明输入的被动特征。元人的征服战争不仅把西方人召唤到中国，而且把中国人也从中国送往遥远的地方。中国工程师受雇于底格里斯河畔，中国的占星术士、医师和技师在桃里寺（今伊朗阿塞拜疆大不里士）

7、接受人们咨询，忽必烈使团到达了马达加斯加。3(P130) 马可波罗回家乡三十年后，留下遗嘱，准许他的蒙古仆人自由。而元人铁蹄过后的空间，则毫无保留地留给了旅行者、商队、使者、传教士。清初史家万斯同说：“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有元一代的中西互动也就主要是由这些旅行者、商队、使者、传教士来完成的。当然，这互动任务的完成多是一篇篇地理论文、个人经历片断的非常有限的完成。（二）有开放域外意识的元朝接纳了中西互动史上几个重要的西方媒介，即马可波罗（(Marco Polo）、约翰柏朗嘉宾（John Plano Carpini）、鲁布鲁克（William de Rub

8、ruk）、鄂多立克（odoric）等。他们对中国的描绘，虽然虚幻与真实并存，但以他们来过中国大地的见识描绘中国，自然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多真实成分。同时，他们对中国的描绘，描绘中的崇拜，无疑使西方在半信半疑中国及其辉煌为实的同时，激起了西方探寻中国的更大欲望，为16世纪末以来西方大规模正面接触中国的先导。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诸人的游记中，均提到了基督教。元的开放意识使元人接纳了基督教，即元人所称的也里可温教，也里可温教在元朝的开放意识下曾一度兴盛。元代对基督教各派不加详辨，统称为“十字教”，或“也里可温教”。其一为仍流行于蒙古、中亚诸地的景教，但与唐代的景教没有直接继承关系。其二为罗马天主教遣使

9、来华，布教于元各地的天主教。进入中原的也里可温教之景教在中国文化熏陶下，接受了儒家文化，最后几乎均被华化了，成为文明互动最后融合的见证。如元人马祖常就有典型的多元文明互动共生的家族史。马祖常为曾祖月合乃作的神道碑，叙述家世人名，汉式名二十五人，蒙古名一人，基督教徒十四人。月合乃祖名把造马野礼属，此名基督教聂思脱里派中尤多见。其家谱马氏世谱第一句即表明自己的祖先出自西域聂思脱里贵族，最先来中国的先祖名和禄冞思，到马祖常时其家族就已有一个汉式名了。4(PP18-19) 在元代，如马祖常家族一样多元文明互动共生，最后与中华文明并轨者，并非特例。元代也里可温教之罗马天主教来华者，元人也接纳宽待之。方济

10、各教士约翰孟高维诺（John Monte Corvino）曾率先进入中国南部开拓传教事业，数年后教皇任命他为北京地区主教，在他们努力下，教堂和方济各修道院在北京、泉州、扬州等地建立起来。约翰马黎诺利（John Marignoli）作为教皇使者在元朝宫廷度过了四年时间。14世纪初到1328年间，有泉州主教波鲁吉亚地方的安德鲁、苏丹国大主教约翰戴科拉（John de Cora）、波德诺内地方的鄂多立克等到过元朝。鄂多立克说在泉州看到了自己教会中人的两所房屋，他还把在印度殉难的教士骸骨寄放在那里。从鄂多立克所言可见，天主教已经传到中国南方。不过，这并不表示天主教已经扎根并普及于中国大地。从根本而言，

11、他们的基督并没有开明到理解并接纳中国文化，努力适应之，也就没有取得进入强大的中国文化轨道的资格。这是中国固有的文化决定的。就像佛教得以在中国扎根，就是它的改造适应了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并轨的结果。而像最初为欧洲做说客来元的天主教教会使者试图劝服元朝皇帝贵由汗信教，贵由汗没有同意信教也没有为难传教士这样的开端，则显然不利于天主教与中国文化的融通，当然也就不利于天主教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封建时代的中国，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统治阶层的宗教好恶，基本上就是民众的宗教好恶。既然贵由汗以君王之尊定下了自己国度对待宗教的基调，而这个基调中并没有热忱成分，那么民众对宗教的热忱也就可想而知，此宗教的受众与播及面

12、必然会不广。此外，这个开端亦表明，对与东方文化差距甚大的天主教，开放的元人虽不排斥，但理解不够，并存有戒心。毕竟天主教和元人之间缺少像诸如玄奘那样的中国人为佛教虔诚奉献下的融通，并且天主教背后也不像佛教背后那样单纯，佛教背后是无有觊觎中国之心的。同时，天主教也没有开明到主动去适应中国文化。这一切均必然影响到他们未来的互动，令互动停留在表面，且明显片面。即使日后元室也有信教者，但因为元代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元室信教多代表或引领的是本民族的好尚，加以他们自己对天主教也仅是一知半解，所以这并不有改天主教在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元人心中的既定形象，自然也并不影响有元中西互动表面而片面的结论。因此，天主教在华

13、传教事业虽然在有元一代没有大的阻力，一时还颇畅行于有元大地，但其传教的兴盛也只能是一定群体内的表面繁荣而已。此外，就这次中西互动整体而言，仅仅少许旅行者、几个使团、为数不多的传教士及其可数的教区发展的教众下的中西互动，时间不长，规模不够，受众面不广，影响力有限，表面而片面也是必然的。论及此，我们要把注意力转向中西互动中的西方。上面我们主要在谈中西互动中的中方。这个时期的中西互动中的西方与中方一样，其实均可谓开放而失开明。有着目的的西方积极打通输西方文明入元人国度的路径，但从其始他们顾忌元人使西会泄露自己虚实而拒绝贵由汗遣使使西的要求，就透露出其有失开明的一面。虽然，后来西方也接待了元顺帝的使团

14、，并派出使团带着礼品来到元都示好，但这次互动是元顺帝主动示好的结果。同时，此时的元帝国已风雨飘摇，中西互动要取得大的实质性进展，空间显然已经很窄了。而元人国门本就从未关闭，本就从未排斥西方文明，只是总体而言不主动引进西方文明。就此看来，当时西方的开放其实是不如元人的。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元人的开放是草原民族与生俱有的天性之一，同时也是征服世界的必然。不过，这不但无碍元人开放的结论，还更可见到元时中西互动显著的表征。遗憾的是，开放之姿均不缺乏的中西方最高层均居高临下，臣视对方，偏执己见，使中西互动不可能深入广泛展开，也就使双方均有失开放中的开明，虽然不至影响互动共生显著的表征，却影响其规模与气

15、候。至于元人与西人互动被动不主动，其实也是有中西互动之始中方的一贯态度。元人被动不主动的特征在未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正面相识的中西互动中将再次表现出来，而且这未来的中西互动将比此次曲折得多复杂得多，因为这未来的互动势头大，时间长，规模大，受众广。当然，元人也缺乏担当中西互动主动者的条件。一是元核心阶层及其民族思想文化的落后，一是西方对元人的戒备，使中西互动的主动方主要在西方，令元人对西方的认识除了自己征服所见所闻外，多通过他者来了解。不过，这也使得对中国的认识，西人也多通过自己或耳闻来介绍，认知也显然不足。不过，无论有元中西互动如何，具有开放域外意识的元无疑为16世纪末开始的中西正面大规模全方位接

16、触做了很好的铺垫。没有它的铺垫就没有日后西人前仆后继探寻中国之路，叩中国国门之无限憧憬。二第二阶段是14世纪末到16世纪中叶，这个时期是有元以来中西正面大规模接触前的承上启下时期。这个时期，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传教士、使团成员和商人得以畅通往来于东南亚各地，因有元时期中西互动带给西方的探寻情绪，令他们关注中国并搜集到不少有关中国的材料，在此基础上写成了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报告，将中国文化再次介绍给西方。然而，面对自郑和下西洋后就实行海禁的不开放的大明帝国，这个时期，大都不能深入中国内陆的充当中西互动媒介者认识中国并没有比元有多大的超越，传回欧洲的中国信息，自然没有在有元的基础上有多大拓展，也

17、就依然如有元一样，多站在自己的角度凭耳闻结合传世文献去认识中国，一知半解，多神奇的故事，很少谈及中国本身，往往误读中国，自然也令欧洲人大为惊异。不过，这次与前一次中西互动几乎雷同的神奇带来的西人惊异，结果却有所不同。前一次中西互动中如西人惊异于马可波罗所道之余多怀疑其真实性的状况，在此次眼界打开的西人那不会再重演了。西人再次惊异之余当多的是相信成分与更大的探索欲望。翻开葡萄牙首任赴华使节托梅皮雷斯（Thom Pires）的东方诸国记（A Suma Oriental）可以见到，像托梅皮雷斯（Thom Pires）认为中国人长得与欧洲人一样白皙，中国有发达的政治制度和文明等的言论，受众均是颇广的。

18、曾德昭（Alvaro Semedo）在大中国志前言中曾对17世纪前的西方中国观有一总结，他说：“那些记述中国的作品，我曾熟读其中几部，它们几乎缺乏所有真实的东西，任意在全然神话的故事中遨游；原来这个国家是那样遥远，一直非常慎重地避免与外邦人的一切交往，格外地留心，只让他们自己知道本身的事。所以其结果是，除了传入广东（中国的一部分，葡人曾获允去那里）边境消息之外，其他则一无所知，以致有关这个国家内部、最秘密的情况，要么限于本国人所知（他们很懂得如何隐藏它），要么限于那些有良好意愿发现它的人他们差不多已忘记其本性、其语言、其风俗及生活方式，并且使自己同化于中国的物质文明。”5(大中国志前言p1)

19、在曾德昭看来，17世纪前西方眼中的中国确实是虚幻多于真实。一则中国闭关自守，不愿意异邦了解自己，令西人几乎不可能进入中国内地，真正接触中国；一则西人亦固执己见，难以融入中国文化中。不过，在这里，曾德昭也为西人指明了进入中国的坦途。曾德昭指出，倘若想真正了解中国，必须完全融入中国，成为中国中的一员。曾德昭所言，一语为西方道破如何揭开中国真实面纱的真谛开放而开明。这个开放与开明是中西方均要遵循的，可惜双方在元明清中西互动中均鲜有二者皆同时做到之期。 三第三个时期是误读与理解、碰撞与和谐、友好与分裂，开放与禁锢、开明与迂腐之期，时间是16世纪末18世纪末。16世纪末，西方大规模进入中国之始，前两个时

20、期他们认识中国的不足依然存在。如谈到某镇宝山堂（Pozzotan）瓷器，他们介绍其制作技艺时称，制造此器后须埋藏地下一百年才会具备适当的硬度。因此，制造瓷器的艺人无有能看到宝山堂瓷器全貌的。至于制成后的宝山堂瓷器的去向如何，他们说“销行于印度全境”8（P19）。读及此，我们肯定费解于既然需要百年时间方能制成，哪有那么多成品销行他国全境？但这就是当时西人的认识。有关宝山堂瓷器方面的误读到法国传教士殷弘绪（Franois-Xavier dEntrecolles）瓷器制作新释寄回法国后，才彻底消除。也就是说，随着16世纪末以来，传教士终于得以扎根中国，正式大范围多方位与中国正面直接互动，中西之间深层

21、次互动在这一时期全面展开，真实的中国也就日渐浮现于西人面前，有关中国的种种神奇遂日渐退出主流。当然，仍有不少有关中国的神奇传说，西人依然信以为真。此外，以上时期中西互动各种特征也均在这个时期以这个时期的特色表现出来，加以这个时期固有的特色，令这次中西互动复杂而曲折。这次互动，耶稣会士通过开启中国上层及士大夫之门打开了中国接受西方之门，令中国向他们开放了自己的国土。不过，这个开放与禁锢时常交织。开明与迂腐并行不悖的为数不小的士人们、当权者与中国君主一道，共同徘徊在开放与禁锢之间对待来华传教士。上演了误读与理解、碰撞与和谐、友好与分裂的一幕幕。16世纪末以来，带着目的来华传教的在华传教士以适应性传

22、教策略融入中国轨道，扎根中国，中西在碰撞中达至理解，和谐互动。但适应性传教策略带来的与中国上层统治者的接近，必然隐伏天威不测给自己带来的祸端。加以他们陶醉于传教的良好局面，忽略中国国情，过高估计形势，背离适应性传教策略，强硬推行西方教规，且各修会内外纷争不断，中西互动由和谐友好走向分裂，传教遭致禁锢，势在必然。明末以来的两次历狱，以及礼仪之争，均是中西互动矛盾激化的表现与结果。不过，西方对中国的模糊认识与理解，在传教士传回的各类著述的引导下却较以前认识明确，并引起西方各界高度关注中国的思想文化，引发“中国热”，对西方风俗、艺术和科学贡献巨大。如18世纪的西方思想家以中国为例，要求变宗教为社会的

23、工具，要求信仰和理智要绝对分离。有学者提出的“欧洲化中国（Euro-Sinica）”6的概念，无疑是对此的形象总结。而中国上层及士大夫之大部分在来华传教士带来的先进技艺在中国经过实践检验，确实有优胜之处面前，不得不承认其可贵的同时，依然固执正统，拒绝接受其思想，并推溯西学源于中学。且作为君王者，从顺治到乾隆，均自觉扮演了这个思想的引导者的角色。以接受西人、西学最力的康熙来看，康熙对西学和西人的接纳与学习，是清初其他诸帝所不能比的。清史稿评道：“历算之术，愈入则愈深，愈进则愈密。汤若望、南怀仁所述作，与杨光先所攻讦，深浅疏密，今人人能言之。其在当日，嫉忌远人，牵涉宗教，引绳批根，互为起仆，诚一时

24、得失之林也。圣祖尝言当历法争议未已，己所未学，不能定是非，乃发愤研讨，卒能深造密微，穷极其阃奥。为天下主，虚己励学如是。呜呼，圣矣！”7(p2581) 不过，即或如此，康熙对西学的认识却相当迂腐。康熙说：“夫算法之理，皆出自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彼成为阿尔朱巴尔。阿尔朱巴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 （清）王先谦东华录康熙八七，清光绪十年长沙王氏刻本，第527页。“历原出于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非有他术也。” (清)永瑢、纪昀等撰四库全书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3集卷一九“三角形推算法论”，集部237-238册，别集类1298-129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6

25、页。显然，康熙直接把西学溯源到中学。以康熙中国君主及中国人的双重身份，以清人天下之中的心态，康熙出此言语是必然的。当然，康熙此语一出，也以帝王之尊确定下他的朝代评判西学的基准。至于中学西学的运用，康熙却非常明智地主张中西择优而用。对杨光先案子最后处理上，康熙批评了排斥西学者，指出中学西学要互补，择优并用，无疑向世人昭示了如何学习并实践中学西学。确然，学习西学，热衷西学，必然知道西方科技的实用，但作为君主，并不希望好不容易一统的思想被淆乱，康熙因此有了以上对待中学西学的观念。至乾隆，其臣子们秉其旨意，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8（卷一二五寰有铨p1081）固定下来，使之成为清人对待西学的正统观

26、念，开明而迂腐。而清的坚持正统的士大夫们，无论康熙朝的梅文鼎等，或是乾隆朝的四库馆臣们，无疑均是康熙朝中西观念下的产物。梅文鼎对中国传统天文历算进行了发掘，并以西方天文历算补其不足，推动二者的融合。他还借鉴西方天文仪器的原理制成璇玑尺、揆日器、测望仪、仰观仪、月道仪等仪器，把西学用活了。不过，梅文鼎最终还是把西学归入了中学体系中，他的历学疑问就很能体现他的这种观念。历学疑问既论述中西历法异同，又认为西历本就在中国古代历算体系中。如西学的“地球寒暖有五带”，他认为即周髀算经中的“七衡六间说”。可见，梅文鼎西学实践与理论实为康熙知音。难怪不得深谙康熙好恶的康熙宠臣李光地几番诚聘，竭力向康熙推荐，遂

27、有了康熙与梅文鼎舟中促膝而谈天文历算三日的一幕。而清人对待西学“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的方针，则是四库馆臣为乾隆献上的西学大计。清人自大不足为誉，然而清人西学中源却是值得注意。清人西学中源是有原因的。中国古代科技中确实有当时西人某些先进科技知识的发端。如西方代数和几何学定律在九章算数之类的中国早期著作中早就已见端倪。梅文鼎在完成代数著作议程论过程中就发现了此理。此外，清人西学中源的责任，有一部分得由来华传教士担当。西方传教士输入西方科技，其争取和谐互动主要是为了传教，他们的西学自然就包含有西方宗教或西方精神，也就是说来华传教士传播西方科技是伴随目的的。伏尔泰称：“新入教者的狂热乃是我国社会特

28、有的弊病。这种弊病在亚洲本部从来不为人所知。这些地区的民族从来没有派遣传教士前来欧洲。只有我们这些国家想把自己的看法主张连同商业带到地球的两端。”9(p603) 对此，有识中国人是能感悟到的。中国人在感悟到的同时，也必然做出应对。四库馆臣评价天问略：“前有阳玛诺自序，舍其本术而盛称天主之功，且举所谓第十二重不动之天为诸圣之所居天堂之所，在信奉天主者乃得升之，以歆动下愚。盖欲借推测之有验以证天主堂之不诬，用意极为诡谲。然其考验天象，则实较古法为善。今置其荒诞售欺之说，而但取其精密有据之术，削去原序，以免荧听。”8( 卷一六天问略p895) 无疑讲的就是留用西方天象之术，禁其教义的西学中用的道理。

29、可见，这是当时清人出于对在华传教士传教目的的抵制，不希望西方思想惑乱思想一统的局面，同时又要显示统治者的宽容而做出的应对。康熙曾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眹临御多年，汉人心不齐，如满洲蒙古，数十万人皆一心。每以汉人为难治，其不能一心之故。眹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康熙所言表明，西人尚不是他康熙目前要解决的大问题，目前他的要务是管束好汉人，汉人心系大清，国家就稳定了。康熙如此，他的儿孙也是如此。在他们看来，清朝只要西学不淆乱历经千辛万苦方安定下来的人心，就可以了。如果要彻底根治西人危害中国，只要把西方科技学到手，

30、赶西人出中国，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浅见。赶走西人，从何学其科技？而没有学到其精神，空学其器，本末倒置，又如何能跟上科技的日新月异，与世界发展同步，最后就只能因落后处处挨打。在这种西学价值观下，消极的一面是东施效颦，得其皮毛而已；积极的影响则是激励中国人的好胜心，会通西学以求超胜，用王锡阐的话说就是因西法以求进。不过，无论怎样，其神也未必能得。得其神者，必须是领会其精神，具有客观辨证思想者。加以缺少上层统治者的支持，其结果可想而知。参考文献：1 （明）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2 （元）许衡.鲁斋遗书M.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1册

31、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3英裕尔.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M.法考迪埃修订，张绪山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4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5葡曾德昭.大中国志M.何高济译，李申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加拿大夏瑞春.欧洲化中国：过去和未来M.潘琳译.中国文化研究J2004（3）.7 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8.8（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9法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陈晓华：（1972）女，重庆人。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现为该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全球史专业博士后。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及传统文化、明清史、全球史研究。联系电话：13683214276 邮箱：chensiyu873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