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转嫁、规模效应与“国际贸易悲剧”的对策分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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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本转嫁、规模效应与“国际贸易悲剧”的对策分析(下)2013-01-29命题2表明规模效应可以在更低的转嫁率水平下实现既定的就业和出口目标,而更低的转嫁率意味着更低的经济损失。显然,规模效应改变了出口扩张目标与经济损失之间的相关程度。对于产出与出口扩张目标水平q1,企业的实际成本MC1为这时社会福利损失变为图1中阴影面积4,可得即规模效应越大,在既定的产出扩张目标下,转嫁带来的社会损失越小。这是因为,此时实际的转嫁率比更小,为1。命题5:规模效应将减弱出口扩张目标与福利损失之间的共生性。根据出现规模效应后的贸易损失WL,可得引发“国际贸易悲剧”的经济损失的现值。(3)有,由1可知,因而。对于给

2、定的转嫁率水平,提高规模效应将降低经济损失水平,延缓“国际贸易悲剧”的发生。推论1:给定转嫁率水平,规模效应将延缓引发“国际贸易悲剧”。由(3)式可得由和可知,对于一个给定的可能引发“国际贸易悲剧”的经济损失临界值,与正相关:规模效应越大,社会可以接受更高的转嫁率,从而带来更大的贸易扩张效应。推论2:对于给定的经济损失临界值,规模效应使得社会能接受更高的转嫁率,实现更大的贸易扩张目标。命题5及其推论表明,规模效应可以在实现既定的出口和就业扩张目标的同时延缓甚至避免“国际贸易悲剧”的发生;或者在给定的引发“国际贸易悲剧”时点实现更高的贸易扩张目标。因而,一国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培育出口行业的规

3、模效应。规模效应主要体现在行业的干中学效应和外部规模经济。干中学效应取决于行业的规模和性质。行业的规模越大,干中学效应越大,随着行业产出和出口的扩张,干中学效应将促进行业生产率的提高。行业性质指的是行业的要素密集度,越是高技术的行业、其干中学效应越高,而低技术行业的干中学效应较低。所以政府可以采取培训补贴、研发和技术补贴等措施激励企业促进产品升级,以获取更大的干中学效应。外部规模经济是指随着行业内企业数量和生产规模的扩张,形成资源共享、知识扩散、学习与竞争等效应,导致整个行业的成本下降和竞争力上升。有助于形成外部规模经济的典型产业发展形态就是产业集群。波特(1998)指出,产业集群是集中在特定

4、区域、在业务上相互联系的一群企业和相关机构,包括提供零部件等上游的中间商、下游的渠道与顾客、提供互补产品的制造商,以及具有相关技能、技术或共同投入的属于其它产业的企业。如美国的硅谷、北京中关村电脑城、广东的“牛仔裤镇”新塘和“内衣镇”谷饶等产业集群。与发达国家的产业集群相比,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效应还停留在较低级阶段,集群内培训机构、教育机构及研究与技术支持机构较少,限制了集群内的知识扩散与学习效应。政府可通过加强对基础设施、基础服务的投入,搜集、分析和发布产业数据,增加对教育、研发机构与企业合作的支持,建立会计、法律、咨询和行业协会等配套组织,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方式提高集群的外部

5、规模经济效应。(三)降低存量损失放大倍率,减少成本转嫁的福利损失根据(3)式,有(4)存量损失的放大倍率越高,成本转嫁带给社会的经济损失越大;给定转嫁率和规模效应水平,“国际贸易悲剧”发生的时点会越早。因而,降低存量损失的放大倍率有助于延缓引发“国际贸易悲剧”。存量损失放大倍率与成本转嫁的方式有关。越是范围广、强度大的污染,越是耗竭性的资源开采,越是让劳动力身心俱损、越是遏制教育培训和研发创新的成本转嫁,社会损失存量的负外部性就越明显,存量的放大倍率就越高。因而需要政府对企业的成本转嫁方式进行有效监控,降低存量影响力高的转嫁行为,以降低存量损失的放大倍率。社会损失的放大也不完全来自于转嫁行为本

6、身。即便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追求者,完全限制成本转嫁行为,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市场缺陷也往往会导致私人的成本与收益偏离社会的成本与收益,尤其是在存在负外部性的时候,依靠私人(市场)价格来配置资源就可能导致贸易扩张与一国的社会福利或长期经济发展目标不一致。所以,还需要发展中国家做大量必要的制度安排来不断完善市场机制,以避免企业的自利行为造成社会损失。另外,由(4)式可得显然,规模效应有助于降低损失存量放大倍率对经济损失水平的影响,在放大倍率难以控制的情况下努力提高规模效应,也会起到延缓“国际贸易悲剧”的作用。(四)确定福利损失目标,适时调整成本转嫁率一国对外开放后,政府首先面临的

7、发展战略选择是,基于静态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还是对内进行保护、发展当前缺乏比较优势、但未来随着生产力增长可能获得优势的行业?选择静态比较优势战略,可以获得贸易收益、增加就业、促进经济扩张和积累,如林毅夫(1995)指出的按照比较优势分工生产,可以更有效利用其资源禀赋优势,创造更多剩余,进而扩大积累。但代价是长期内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被锁定在静态比较优势上,陷入“国际贸易悲剧”。选择对内保护,好处是可能突破静态比较优势,获得长期的竞争优势;但牺牲了一定的且必要的经济扩张和积累,尤其是,一旦受保护的行业未能如预期那样形成竞争优势,代价将更加高昂。通常情况下,初级要素充裕的发展中国家在对外开放初期都

8、会选择遵循静态比较优势战略。韩忠亮(2011)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追求数量增长的策略是成本转嫁的政策原因。因为实施比较优势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初期普遍受数量增长目标驱动,强调通过扩大出口刺激就业和产出。为此,政府可能通过公开或隐性措施,鼓励企业降低成本,扩大出口,推动本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占优。公开的措施如税收减免、补贴和出口退税等,隐性的措施包括放松劳工标准、质量标准、环境标准等措施。当政府的目标是出口和贸易收入最大化,而非社会福利最大化时,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短期目标就偏离了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长期目标。企业自身的动力加上政策激励,使得出口企业竞相向社会转嫁成本,降低私人成本,在扩大产出和出口的同时

9、,导致社会福利损失,而至“国际贸易悲剧”现象的发生。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推行比较优势战略时的一个理想状态是追求基于静态比较优势的贸易收益和经济积累,同时避免陷入“国际贸易悲剧”。由(3)式可知,规模效应、转嫁率和存量损失放大倍率共同决定了成本转嫁在长期内的经济损失水平及爆发“国际贸易悲剧”的时点。所以一国政府在放任成本转嫁时,必须对陷入“国际贸易悲剧”的可能性有清醒认识,为避免悲剧化事件,需要设定一个全社会可以接受的社会福利恶化(经济损失)的最高水平S*,作为其贸易扩张政策的制约。这一福利损失目标不能高于发生“国际贸易悲剧”的经济损失水平。根据(3)式,设给定一个时间期限tn,可以计算出引发“国

10、际贸易悲剧”的转嫁率水平(*)。当企业的转嫁率水平高于*时,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提高劳动、安全和环境标准,限制企业进行成本转嫁。考虑到只要成本转嫁就一定带来福利损失,一国政府在实现既定的出口扩张目标下应尽可能降低转嫁率。根据命题5,规模效应将减弱出口扩张目标与福利损失之间的共生性,意味着,对于给定的出口扩张目标,规模效应越大,需要的成本转嫁率就越低。所以,当出口行业已经出现规模效应,政府应适时调整劳动、环境等标准和规定,约束企业进行成本转嫁,使福利损失降到最低。另外,当出口规模扩张或出口价格低廉而遭到进口国抵制时,意味着损失扩张倍率将上升,这时也应及时加强规制,降低转嫁率,以防悲剧事件的发生。当

11、本国外汇和就业压力缓和时,应及时调整出口扩张目标,同时相应地限制企业的成本转嫁,以最大限度降低福利损失,避免“国际贸易悲剧”。(五)促进要素禀赋升级是避免“国际贸易悲剧”的根本之策韩忠亮(2011)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分工地位是成本转嫁的内在动力基础。因为发展中国家多为资源、简单劳动力等初级要素充裕的国家,其比较优势产品为技术含量低的同质产品,在国际市场占优的关键是降低成本。由这一国际分工地位决定的成本与价格竞争将迫使企业努力挤压成本。因而,导致成本转嫁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上述对策中,无论是促进规模效应、降低存量损失放大倍率还是成本转嫁率,也都依赖于一国的要素禀赋水平。因为要

12、素禀赋越高的国家,其比较优势产业的要素密集度越高,就会有更高的干中学效应;就会更强调技术进步和产品的升级换代形成产品的垄断优势,这时企业不但不会压低、反而会提高对高质量设备、人力资本和研发的投资,进而促进产业集群的多层次性,扩大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当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提升到其比较优势产品是具有垄断优势的高度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时,企业也就不再有道理通过挤压成本来扩大出口,因为企业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中盈利的关键是其垄断优势,而非成本与价格优势。而现实的情形是,越是要素禀赋低的国家,越可能进行成本转嫁。而成本转嫁造成了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贫困化演进,所以成本转嫁与要素禀赋结构低下陷入了恶

13、性循环。因此,要从根本上避免“国际贸易悲剧”,需要政府通过外力,以政策或制度安排的形式来促进要素禀赋的升级、进而提高其在国际分工中的竞争地位,这是发展中国家避免成本转嫁和“国际贸易悲剧”的最根本策略。五、结论本文将规模效应引入成本转嫁模型,提供了一个具有洞察力的模型。在讨论如何抑制成本转嫁,消解出口扩张与福利损失的共生性,避免“国际贸易悲剧”发生的同时,为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大贸易收益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参照系。本文的主要结论为:(1)规模效应可以在更低的转嫁率水平下实现给定的出口和就业扩张目标。(2)当成本转嫁带来的经济损失数倍于转嫁出去的成本,导致损失发生时,就会出现“国际贸易悲剧”;给

14、定损失扩张率和转嫁率,“国际贸易悲剧”发生的时点可以确定;给定损失扩张倍率和一个时点,引发“国际贸易悲剧”的转嫁率水平可以确定,进而为政府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目标确定了基准。(3)规模效应减弱了出口扩张目标与福利损失之间的共生性,有助于延缓“国际贸易悲剧”的发生。(4)通过培育规模效应、降低经济损失存量的扩张倍率和转嫁率水平可以减缓“国际贸易悲剧”的程度。但特别强调的是,只有不断提升要素禀赋结构,才能有效控制贸易损失的负外部性效应,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国际贸易悲剧”现象的发生。一国参与国际分工不仅获得交换带来的静态收益,还会通过影响要素积累与技术进步产生动态效应。贸易与内生增长理论从贸易动态收益的

15、视角分析了贸易对干中学效应、技术扩散、模仿与创新对一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意义,而本文从贸易动态损失的视角通过贸易对要素所有者的收入与生存、要素积累、资源与生态等方面分析了对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增长与发展的消极影响,从而有助于全面认识发展中国家基于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后的动态效应,为进一步从理论上剖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动态效应的差异及其本质特征奠定了基础。参考文献范剑勇,(2006)“产业聚集与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经济研究第11期。韩忠亮,(2011)“成本转嫁与国际贸易悲剧,”经济科学第4期。林毅夫、蔡昉、李周,(1995)“赶超战略的再反思及可供替代的比较优势战略,”战略与管理第3期。迈克尔波

16、特著,李明轩、邱如美译,(2002)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章元、刘修岩,(2008)“聚集经济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世界经济第3期。Auty, Richard M., (1993) “Sustaining Development in Mineral Economies: The Resource Curse Thesis,” London: Routledge.Auty, Richard M., (1998)“Social Sustainability in Mineral-driven Develop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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