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社会理论的外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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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柠消费社会理论的外围问题 1 对于“消费”这个词我们大概不太陌生，但“消费社会”这个词我们就不太熟悉了。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社会：那里的人专门消费，而不生产？假设这个社会确实存在的话，我们只能说它就是天堂。天堂是一个梦想，是乌托邦，而不是现实，从理论上说它不可能实现。但一些腿快、手长、眼睛亮的人总是希望捷足先登。因此实际情况是，在无边的“地狱”包围的现实中经常会出现“局部天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论什么时代和什么地方，都会有一些地区或一些人提前实现梦想而进入“天堂”。也就是说，某些地区和某些群体构成一个“无需劳作的消费社会”，而多数人则处于“生产社会”这样一种状况的确是存在的。因此，研究“消费

2、社会”很有必要。同时必须清楚，“消费社会”是建立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无消费”或者“低消费”社会基础上的，我们不可能把它孤立出来。从时间上看，传统社会是“生产型社会”，现代社会是“消费型社会”；人们根据对历史进步的信念来批判传统社会、表扬现代社会。从空间上看，乡村是处于边缘地带的“生产型社会”，城市是处于中心地带的“消费型社会”；人们从“快乐”原则的角度拒绝乡村，投奔城市。还有一种时间和空间合一的现代消费社会，那就是以“发达”和“进步”为依据的现代西方消费型社会。西方社会既是对应于传统社会的时间上的现代化标本，又是对应于东方社会的空间上的社会结构中心。今天全世界都在拒绝“东方”，投奔“西方”。乡村

3、的城市化本质上就是西方化。在世界体系结构中，东方社会是边缘的、依附的，西方社会是中心的、主导的。在国家体系结构中，乡村是边缘的、依附的，城市是中心的、主导的。在人的社会关系结构中，农民是依附的、边缘的，市民是主导的、中心的。东方社会是西方社会的“殖民地”（由传统的政治军事殖民，转化为现代的文化殖民）；乡村社会是城市社会的“殖民地”；农民是生产者，市民是食利者。我们讨论消费社会，实际上就是在讨论西方社会、城市社会、市民社会，及其形成的历史线索和现实矛盾。当然，传统的乡土社会并不是一个只生产、不“消费”的社会，现代社会也不是一个只消费，不生产的社会。我们之所以说那个是“生产型社会”，这个是“消费型

4、社会”，是根据某一种社会的支配性的价值观念而言的。传统乡村社会是为了生产而“消费”（生产谷子和孩子），或者说是为了需求、为了生产力的再生产而“消费”，其“消费”是“生产”的一部分，其“需求”建立在身体能量与自然能量交换的动态平衡基础上。只有在特殊的时候（节日和仪式），他们才会出现反生产价值的“消费”，也就是“浪费”或“耗费”。这是一种“献祭”和“死亡”的替代形式。农民看上去似乎很在乎积攒，实际上他们的积攒是有限的，因为他们的储藏实物的能力基本上是以“年”为单位，每到年关，他们就会通过节日和仪式的方式，将积攒的东西耗费殆尽。今天，这样一个农民社会已经不存在了，他们都成了低级消费社会的一员。现代市

5、民社会是为了消费而“生产”，或者说为了欲望的满足而生产，“欲望”是一个无底的黑洞，难以填平。市民消费看上去是非理性超前过渡的消费，身份确认的消费、摆脱孤独的消费，荣誉性面子的消费等，但大前提却是理性的通过积攒货币（地租、期货、股票、信息费、智商差、借贷）而不是生产来支持“消费”。这样的“消费社会”正方兴未艾，成为主导价值观念的基本模式。 2 据说，西方现代消费社会诞生的基本前提是物质的丰盛，丰盛到了用不完、花不完、快要把人掩埋起来了，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现代病和烦恼。鲍德里亚认为，现代西方的消费社会内部的最大矛盾，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是人与物之间的矛盾；物，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孤零零的了，而是拉

6、帮结伙形成了一个“物体系”，合伙来对付人。面对丰盛的物的世界，人们产生了过多的依赖，以至于人没有独立的价值，其价值变成了物质的依附。我非常同情西方人为物质丰盛所困绕而产生的焦虑，或者被“物质”所控制的悲惨处境。但我也有很多疑问，他们怎么就那么丰盛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既有资本原始积累初期掠夺的原因，也有作为生产力发达标志的科技进步和理性能力提高的原因。五年前，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意大利罗马召开了为期四天的会议,与会者主要是贫穷国家的首脑，发达国家只有部长级官员出席。会议主题是,如何在2015年以前，将全球受饥饿威胁的人数减少一半。当时我在网上看到一组由会议发布的的数据：第一、全球约有8.2

7、5亿人挨饿和营养不良，而另外3亿多人却受肥胖症的困扰，需要减肥甚至就医。第二、在发展中国家，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长期营养不良总数达7.77亿人。（有人估计，每4秒钟就有一个人直接或间接死于营养不良）。还有约11亿人(约占全球人口的1/6)得不到清洁的食用水。第三、每年1200万死亡的儿童之中，有55%的死因与营养不良有关。第四、99个发展中国家只有32个在过去十年减少了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人数。我注意到第一个数据，地球上出现了8亿2千5百万面黄肌瘦的人，同时出现了3亿多个大胖子。更有意思的是，那8亿人所渴望的，正是这3亿人所烦恼的。想瘦的人瘦不了，想胖的人胖不成。遗憾的是，8亿瘦子与3亿胖子并不相识

8、，甚至天各一方，他们之间缺乏信息沟通，不能互通有无。因此，3亿大胖子无法将自己多余的脂肪转送给8亿渴望脂肪的芦柴棒。瘦子正在为温饱问题苦苦挣扎，并渴望富裕国家的援助。而另外3亿人吃饱撑的，患上了肥胖症，有的还伴随着一系列并发症：糖尿病、心脏病、动脉硬化等等。一边是饥肠辘辘的肠胃正在急速地蠕动，另一边是被大堆大堆的脂肪累得大汗淋漓。在这紧要关头，负责在各国之间进行调解和信息沟通的“粮食、农业组织”官员，还在那里慢慢地开会，慢慢地讨论数据。为什么不赶紧将这几亿胖子和瘦子调到一起来生活呢？8亿瘦子主要当然是分布在落后贫困的国家（津巴布韦、安哥拉、莫桑比克、卢旺达、乌干达等）。他们除了期待人道主义援助

9、之外，一点办法也没有（相比之下，法国农民就很厉害，会议期间他们在斯特拉斯堡举行了聚会游行）。“人道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先变成强悍有力的兽，掠夺和占有大量的资源，然后再变回人，给饥饿者以人道主义援助。有时候，那些饥肠辘辘的人实在无法等待了，他们就试图偷渡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去帮助那些肥胖症患者共同对付“丰盛而可恶的物质体系”，但边防线的关卡太严了，不容易成功。3亿多主要分布在发达国家的大胖子似乎不着急。尽管消费社会一直在欺负他们，让他们长脂肪、患糖尿病，但他们有很好的医疗设施、很好的减肥药品。他们还有充裕的休闲时间，很多人有自己的健身房，游泳池，还经常可以去打高尔夫球。胖子们不会亏待自

10、己的肠胃，一边满足口福之乐，一边开展减肥运动。他们原以为，摄取的卡路里，能通过运动从汗水里排泄出来。但他们过于乐观了。其实体内总会残留很多垃圾的。就像电脑垃圾一样，不可能完全清除，除非将硬盘格式化。大胖子的身体当然无法格式化，久而久之，垃圾越积越多，人也越来越肥。最后，3亿大胖子与8亿饥饿的瘦子一起，成了联合国粮食峰会上的热门话题。瘦子和胖子都是问题人物。“全球化”、“地球村”是福音吗？消费社会来临是“天堂”吗？它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今天的资源配置如此不合理，国与国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撑死了嘴巴大的（主要发达国家或者都市居民），饿死了嘴

11、巴小的（主要是落后国家和农民）。据说这种差别的产生是进步的标志之一。与此同时，资源越来越短缺，环境越来越恶化，耕地越来越少，原创性劳动越来越没有价值，大家都在耍嘴皮子（信息时代的特点）。这种全球性的社会问题，恐怕仅仅靠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是不灵的。问题的确很复杂。当然，8亿瘦子（特别是乌干达、卢旺达难民营儿童）饥饿的肠胃，还有3亿大胖子身上的肥肉，是眼下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3 发达国家如此，欠发达国家内部的情形如何呢？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矛盾，与某一国家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在逻辑上是同一的。比如我们这里，也有非常典型的消费型社会，那就是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以北京为例，韦

12、伯就认为它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型城市。韦伯将城市分为三类，一类是商人城市，消费者的购买力主要来自国内和海外商品贸易所获得的差价，这是一种近代类型的城市。一类是生产型城市，这类城市的消费能力，取决于当地的工厂、制造业和家庭工厂的发达程度，是比较典型的城市经济（一种介于自然经济和国民经济之间的近代经济类型）。还有一类称之为消费城市（不分古今）。城市居民的生存，主要依赖大消费者的购买力。大消费者的类型不同，消费城市的特点也不同。如果城市居民直接或者间接依赖宫廷及其附属机构的购买力维生，就属于官僚城市。其消费者首先是官员和卫戍部队的家属，在城里消费俸禄和各类非法所得。其次是地主、乡绅和间接获得权力的人，在

13、城里消费地租和各类政治财源。韦伯认为北京是这一类城市的典型，还有1861年之前的莫斯科。如果“大消费者”在城里消费的是垄断市区“黄金地段”的土地而得的地租，它就可能属于“商人城市或工业生产城市”，比如欧洲上古和中世纪城市。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大消费者（食利者），主要是消费企业收入，例如证券、专利权、股息收入等，其消费能力主要是基于货币经济收入。（马克斯韦伯：非正当性支配城市的类型学，57页，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表面上看，有一些消费城市中的消费主导者，并非纯粹意义上的“食利者”，但它与官僚城市之间有一种深刻的历史关联。因为垄断市区黄金地段的人，往往就是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及其

14、依附者；或者那些拥有地租的人本身就是官僚的另一种身份。按照这种标准，古老的北京从建城以来（中都、大都、北京、北平至今），或者说中国自古以来的皇城就是典型的消费型城市。那里集中了大量的官僚及其军多军队和家属，他们在耗费俸禄和各类非法所得。这一类城市中的普通居民也是消费者。从审美趣味上看，老北京的市民就是农民，与江南人相比，他们没有形式感，日子过得比较粗糙。但从社会类型上看，他们就是推崇消费的市民。历史上的北京人基本上是不支持“劳动”价值的，基本上全是“有闲阶级”。凡勃伦有闲阶级论中的许多观点都适用于对北京市民的分析。清代统治者不鼓励八旗子弟及其家属从事非荣誉性的劳动，也就是不主张他们为养家糊口而

15、劳作，即使在朝廷财政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鼓励他们参与生产劳动，而是分一些土地给他们，让他们出租、变成“食利者”。但他们的荣誉性工作还在那里，那就是时不时地列队接受检阅，到远郊（木兰围场）去打猎，以保持血性。任何试图通过农民式的劳动价值在这里立足的做法，都要失败，甚至酿成悲剧，骆驼祥子就是一个例证。北京的老市民尽管不从事生产劳动，但他们依然有精力、有财力、有能力遛鸟、养狗、在路边大声聊天。因为他们有很多非生产性的收入，足以供给他们去奢侈、去消费。他们的消费就是为宫廷从事“替代性消费”，他们的休闲就是为宫廷从事“替代性休闲”，他们满面红光就是为朝廷从事“替代性的满面红光”。老北京城的居民的主要收入

16、来源主要是：1、施舍（也就是外地进贡来的财物的零头和边角料，前提是要学会帮忙和帮闲），2、中介费也就是信息费（根据掌握宫廷内部信息的程度不同而获得不同的信息费）。当然还有一些比较低级的财路，那就是3、带路费。外地人进京办事先住进城南的会馆，不知深浅，不识道路，摸不着门儿，需要出一些带路费，直接带到上书房，或者带到亲戚家拐个弯儿。所以，北京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消费型城市，中介费、信息费这“后现代色彩”的消费也古已有之。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权力中心，它是各种资源的中心，更是话语权力（评判什么东西合理合法的权力，将不合法的解释为合法的权力）的中心。这就好比“西方中心”一样，所有的规则、话语、理论、逻辑都是

17、他们发明的。至于那些现代小商人，利用“广告叙事”来建构商品形象，挑逗人们的欲望、刺激消费冲动、以达到盈利目的的做法，在上述中国化古老城市的消费社会里，不过是一些江湖小把戏，就好比宫廷后门的小骗子一样。老市民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该收拾的时候还是要收拾的。用西方理论对中国式的“消费社会”的研究，说得轻一点是在“猜谜”，说得重一点是在将“骗术理论化”。因为它缺乏中国经验研究的前提。至此，消费社会作为一个纯理论话题已经变得很无聊了。不正视与“消费社会”理论游离的外围问题，而是钻进市场中去调查消费数据和消费模式演变，钻进“消费社会”理论的内部逻辑，我们就无法知道我们身边这个所谓“消费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怪物。但不管怎么说，大致情形我们还是应该把握的，在一个“消费的大黑砖窑”里，凑近看：年长的和女性农民正在一边打麻将，一边等待邮差送来打工孩子的汇款，然后去购买饲料猪肉（环保猪肉进城了）。农民工在修度假村、修高尔夫球场，修路、挖煤、收垃圾、卖肉包子、帖小广告。市民在炒股、炒房、炒基金、溜狗。官员在开会、在道歉、在洗钱。远距离看：水由黑色（污水）变成了蓝色（蓝藻），天由灰色（工业烟雾）变成了黄色（沙尘）。【刊社会学家茶座07年2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