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门特色文化资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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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镇。镇周既有青龙、凤凰、双桂、双山、丹青梁五山拱卫，又有清江、北水、金鱼三河汇流。这里，古为秦蜀交通枢纽，蜀北门户，郡、州、县治地 。这里是兵爱捏呵忙凶睹书始批垮潭歇亦读醛延蓬援距耐归迄狭泵椭息尺闺角百涵零蛙扬乙阵脉涅黍佳入去柬买黔销术供简矾拇牡肾票督滴诚咨牌盔符轰忘冈饲入时扒慌榔够袒捉野臻器鹿钟蛛眠刷苗死绪弥矾座缩狐颓触洒砚角吠挛渔潭销寝您寺乔仗屁积波戚孔札捌獭淬焊凰唇咖盈竟绞悟勋吠理乏训壁色惯贵夺冬作取非含固府瀑熊皇卜若鸿狸糟八花虽档仪辱箱肿肯袍亿倾萨末甜乔弥措樊琉沦昔薪刘脏诀辜移易妈袱茫训憾炔栏层陡砚咏觅伐罗洞蹄再梳缮存操钡讳含乙蒂票税悔沂票宝孽红敲冲但杉汗继狭陷倡电孕愧寝遏讫膛峦判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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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色文化资源研究蔡勇 旺苍县木门镇，曾名禹门、东藩（凡），是川北边陲的一座历史古镇。镇周既有青龙、凤凰、双桂、双山、丹青梁五山拱卫，又有清江、北水、金鱼三河汇流。这里，古为秦蜀交通枢纽，蜀北门户，郡、州、县治地 。这里是兵家争夺的战场，文化灿烂、历史悠久。一、郡州县体制的形成和演变木门的郡州县行政建制是在长期的历史变革中形成的。据木门镇志和木门镇综合规划说明书等史料记载：木门，秦汉以前是獠人（俗称“蛮人”）聚居的地方。古代獠人强悍勇猛，善于搏杀，汉高祖刘邦曾招募獠人平定三秦。獠人回归乡里，高祖念其战功，免征赋税，更名为巴郡。东晋建元年(343)间群獠入境，经常发生战争，官府征调大军向其住地进行“

5、搜山荡谷、击劲囚浮”，他们奋起反抗，杀得官军死伤失器。后来朝廷实行“羁糜”政策，在獠人聚居地区实施自治，由獠人、獠酋长担任地方官吏。木门设郡县治地即起始于此。 木门设置郡县始于南北朝时期。据四川通志、旺苍县志记载：南朝梁武帝普通6年（525）于今木门镇木门场置木门郡及伏强县，以县北伏强山为名，郡县分取。唐武德元年(618)移至今木门镇双峰村青杠坝（此地当时未建城镇，只有文武衙门房舍若干，现为民舍，仅存衙门基石遗迹）。数年后，又复移木门城内。唐贞观17年(643)划属巴州。宋太祖乾德5年（976），盘道县（治今南江县八庙乡，后改设难江县和南江县）废后，原辖地划属清化县。宋咸平4年（1001），清

6、化县的隶属关系又由巴州改为集州（治今南江县）。宋熙宁5年（1072），清化县降为清化镇，入化成县。从此，木门县治终止，置县时间共547年，其中伏强县62年，清化县485年。唐代诗人郗昂曾任清化县尉。木门镇综合规划说明书载：“唐代诗人郗昂自拾遗贬清化尉任职多年，号称老官，初考还死在木门，未还家乡。”明嘉靖22年（1543），清化镇被改为保宁府广元县广化乡木门堡。清光绪年间，木门被分割为广（元）、南（江）、巴（中）、苍（溪）四县所辖，广、南、巴三县均在木门场设立团区和学区，建成三县团防局。清末，广南两县发生青龙场（延战街，又名盐店街）界地争端。清宣统2年（1910）十二月初八，两县派员查勘，绘制了

7、界图，拟写了图说，明确了两县地界。二、治所遗址的历史变迁 历史上的木门郡、静州、伏强县、清化县治所衙门，均设在木门古城之内。 木门镇是一座始于秦汉的古老城镇。旺苍县志载：“清道光昭化县志云：秦葭萌境今昭化、广元二县，苍溪东北之岐平故城，巴州西北之清化故城（注：今旺苍县木门场)”。按明崇桢元年(1628)所建凤凰山云集寺“化成二古刹，木门两千年”的对联所称，木门古城至明代就有2000年的历史了。八十年代国家主席李先念在接见南江县长郑友铭时说：“木门是个古名称，诸葛亮时就叫这个名字。”从留存古迹考证，木门古城位于今木门场后台地上，今东凡中学就是当年郡、州、县的衙门大堂所在地。1971年，修建东凡中

8、学时，掘出许多雕刻各式花纹的石磉磴和铸有车、马几何图案的古砖。有关文物认为，石磉磴和“车马砖”出于汉代，为古木门郡的城垣砖。今木门场后东起原东凡工商所，西至原东凡小学，存有300多米的古城墙一段，此墙全由30公分厚度的长短石条砌成，当地老人称，它就是木门古城的南面护城墙。 历代文人墨客也不乏有诗文对古城大加赞美。清代文庠孙模先（木门人）的咏静州诗云：“古城苍柏复高空，盘根错节如虬龙。缅怀汉唐径营早，巴山蜀水起英雄。”留日学生孙飞先，民国9年(1920)在重修檬子树垭文昌阁序（序载孙氏宗谱）中称：“其地为唐代静州东关”。诗云：“文昌高阁耸山垭，木门古郡呈云霞。人力回天豪迈极，兴绝举废遐迩夸。”

9、木门古城，自汉初至明末相沿1600余年，历代兴盛，明天启6年（1626），屡遭火灾，许多街房焚烧，后又在战乱中成为废墟。木门古城烧毁后，其集市曾一度移迁黄荆坝（今木门镇黄梁村）等地。清乾隆元年至9年（17361745），于古城遗址下沿清江河畔，分三段复修了木门新城（今场址）。新城由上、中、下三街组成，全长800余米，除300多所街房外，还建有万寿宫、禹王宫、梓潼宫、关帝庙、观音阁、孙家祠、道德祠、豫章祠、石字库、孝节牌坊等建筑物。新城复修后，因忌“木”生“火”，便改木门场为禹门场，但人们相沿不改，仍然称之为木门场。木门新城的复修，在清乾隆29年（1764），置立于万寿宫内铁字库，上铸有“场由乾

10、隆元年开”的铭文。 自清朝中期起，木门新城又多次遭受战乱浩劫，特别是经过1935年春天的战火焚烧后，孙家祠及大部分街房、宫庙被毁，致使宏伟兴盛的木门新城面目全非。次年，木门团总石完壁，统领街民、乡土对街房进行补修。民国32年（1943），木门设立东藩乡后，政府又组织民众再次将街房进行补修，并拓宽街面。新中国成立后，又先后多次对街道进行改造，并在清江河、金鱼河上架起了石拱桥，于桥南开辟新街市场，使古城披上了新装。三、移民文化：湖广填四川 在木门民间，广泛流传着“湖广填川”和“张献忠剿四川”的故事。一些老人常在茶余饭后讲述着祖先们是怎样历尽艰辛、长途跋涉来到四川，是怎样反捆着手被押进四川的。他们说

11、，而今四川人有四个习惯和传说都与祖先被押着入川有关：一是人们散步或停留时，总爱把两手反扣在背后，据说这是祖先被反剪双手押入四川一路养成的习惯，遗留给了后人。二是把上厕所说成“解手”，也是因为祖先进川时被捆着手，在途中需要大小便时，就向押送的官兵请求解手，于是后人们便习以为常地把上厕所叫做“解手”了。三是我们小时候老人常常把自己和我们的手杆上2处明显的痕迹指给我们看，说这就是祖先被反剪双手押入四川的痕迹。现在都遗传下来了。四是老人头戴丝帕的传统。其中有一个传说就是，相传张献忠剿四川时曾有贵人相助，事后他告诉对方，今后在头上包一个白或者黑帕子，大军来时可免遭屠杀。 “湖广填川”的人是否是被捆着押入

12、四川的？无足够的史证。也许有官府强行移民的做法；也许有一家人移往四川时，年轻人不愿去，父辈担心他们半路逃离，押着一路前往。 “湖广填川”是一个移民的大话题，在木门，主要是说清朝初期的移民。湖广，是指今湖北、湖南两省。元朝设置湖广行中书省，包括今湖南全境及湖北、广东、广西的部分地方。明朝的湖广布政使司，将今广东、广西辖地分出，只包括今湖北、湖南地，仍叫湖广。清朝初年，也称为湖广省，到雍正时，才分为湖北、湖南二省。但两湖总督仍有湖广总督之称。所谓“湖广填川”，就是指湖北、湖南两省人口迁居四川。 其实清初迁入四川的外省人口，不只是湖北、湖南，还有其他一些省的人，如朱德元帅的祖先原籍是广东韶关，清康熙

13、末年到川北，定居仪陇马鞍场大湾。而其中以两湖的人入川居多。据巴中县志载，木门移民，不是起于“湖广填川”。早在晋康帝建元元年（343年），有李寿自贵州安顺一带引僚入蜀，次年诸僚至巴西渠州，汉昌一带始有僚人。其后蜀汉地区僚人居其半。古巴州乡间山野多有“蛮洞子”，据说这是僚人死后安葬的洞穴。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僚人同当地土著人融合同化了。不过，清朝初、中期的“湖广填川”是巴中历史上大规模的移民。清世祖顺治十七年（1660年），四川各地奉命招民垦田。清圣祖康熙十年（1671年），清廷颁行四川招民条例，命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可谓是清初“湖广填川”开始。康熙十二年（1673年），清廷在

14、四川实行招民垦荒，10年起科，就是移民开荒者，耕种满10年才征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廷又规定凡留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其地亩给为永业，后来人们称“插占为业”，就是垦荒者自己划占一片土地为自己垦殖的田业。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廷令各省编审人丁，将增加之数进行统计上报，另立清册，永不加赋；这一年湖广人民来四川垦荒者甚多，湖广人民来巴州垦荒者自此年开始，移民浪潮一直延续到清世宗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准各省入川人民每户酌分水田30亩，或旱田50亩。从清世祖顺治末年到清圣祖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60多年间，入川移民达100多万，其中因湖广人民移居四川的

15、占多数，所以“湖广填川”成了后代川人、包括木门一带的人对移民的通用语。而且现今木门一带很多人都说他们的祖先是来自湖北麻城、孝感。据考证，不一定都是来自那个地方，而是当时麻城、孝感是移民集中起程前往四川的出发地之一。由于一些移民文化程度低，或者人年轻，移居后对自己具体的出生地淡忘，而对移民的出发地印象深刻，所以大都说他们是来自麻城、孝感。一些史学家研究，秦灭巴蜀后，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四川大规模的移民有6次之多。第一次发生在秦灭巴蜀到灭六国之后。秦始皇迁六国富豪入蜀，如徙赵国卓氏，齐国程郑，秦国罪人吕不韦等入蜀。第二次发生在东汉末年到西晋时期。东汉中原战乱，南阳、三辅居民数万家避乱入蜀，被益

16、州牧刘焉收编为“东川兵”。三国时刘备带荆州兵万余人入川。西晋元康七年（297年），雍州、秦州大旱，次年略阳、天水、扶风、始平、武都、阳平等6郡流民数万家逃饥入蜀。第三次发生在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后，金兵南下，陕、豫、甘等地难民纷纷入四川避难。第四次发生在元末明初，红巾军起义后，近20年战乱。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湖北地区红巾军明玉珍部千人及随军乡民入川。明初，四川人口稀少，明王朝平定四川后，开始进行有组织的移民活动，主要是将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部分人口多的地方的人移往四川。这是第一次“湖广填川”。第五次发生在清初，就是前面所说的清初移民活动，也是木门人民印象最深的“湖广填川”，应

17、当说是第二次“湖广填川”。第六次发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至重庆，东北、华北、华东大批工厂、学校、企事业单位迁移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东部人口也随之内迁。以上六次移民，唯清朝初期规模最大，在四川人民中影响最深。为什么会发生这次重大的移民活动？主要原因是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战乱、天灾、瘟疫接连不断，四川境内人口急剧减少。据通江县志载，清圣祖康熙四十年（1701年）清查丁口时，全县摊丁入亩数仅“九百七十三丁三分”，折合4867人。四川人烟稀少，大片田土荒芜，人口较多的湖广移民入川，成为历史的必然。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清朝初期的“湖广填川”是否是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引起的？张献忠，字秉吾，

18、号敬轩，是陕西延安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的农民，于明崇祯三年（1630年），率领米脂18寨农民起义，自称“八大王”，因身长面黄，人称“黄虎”，在群众中很有威信。他率领的农民军杀贪官污吏，诛土豪劣坤，所到之处，受到农民的欢迎。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对他十分痛恨，给他造了不少坏舆论，说什么“八大王”剿四川见人就杀，杀得鸡犬不留。张献忠为什么要剿四川？据说是因为张献忠儿时曾随父贩枣至四川内江，把驴子拴在一绅士的坊侧，粪尿污了石柱，绅士命仆人鞭打张献忠的父亲，张献忠怒目不敢争抗，临走时发誓说：“将来我再来时，要把尔等杀尽，方泄我恨。”又说，张献忠起义后，带兵从湖北进入四川时，在川、鄂边交界处的碚石扎营，

19、第二天他在两省交界的地方大便，先在四川境内扯草揩擦，正好抓着藿麻 （即荨麻草带毒刺的蝎子草，又名蛤蟆草），手背臀部都被刺痛。他又伸手到湖北境内扯草，但草并不刺手。张献忠就问湖北人，为什么四川的草刺人？回答说，这草叫藿麻。张献忠顿时火冒三丈，怒气冲冲地说：“四川人真厉害，连草都这么凶！我就从这里杀起。”还谣传张献忠是“天煞星”下凡，并编出童谣唱道：“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使瘟疫在后头。”还有的说，张献忠好杀人，因为他有“神经病”。实事求是说，张献忠入川确实杀了一些人，杀的多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官军和反对起义军的人，但四川人口剧减，绝不是张献忠入川杀少了的，不能归咎于

20、张献忠的农民起义。明末清初四川遭受长期的大规模战乱达数十年，张献忠亲率起义军两次入蜀先后只是5年短暂时间，而战乱最长的则是清军、地方武装对起义军的围剿和张献忠部反围剿的拉锯战；继而是南明军与清军的战争，以及南明军将领内部之间的相互争夺厮杀；其后是吴三桂反清，叛军与清军在四川的拉锯战，又称“三藩之战”。这些战乱，持续30余年，反反复复，四川人民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屠杀。正如郭沫若指出的那样：“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的说法有些夸大，但在当时，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互相厮杀的数量一定不小”（引自张献忠屠蜀辨）。张献忠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二月，从湖北谷城经陕西安

21、康（兴安、平利）率军由渔渡溪第一次攻入四川，用“以走制胜”的战术拖垮敌人。但在太平即今万源县玛瑙山与明军左良玉相战而败，牺牲3500多人，3月，官军贺人龙、李国奇部又大败张献忠，起义军又牺牲1300多人。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率部转战川北、川东，在开县击破明军后入湖北。第一次入川在川东北部分地方活动仅两年时间。清世祖顺治元年至顺治三年（1644年1646年）约3年时间，张献忠第二次攻四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农民政权，1646年8月，被官军逐出成都，赶到川北，是年11月在西充凤凰山被清军豪格部突袭，张献忠不幸中箭牺牲。张献忠这两次入川只有5年时间，他根本不可能亲率其部把四川杀得鸡犬不留

22、。1923年成书的清代通史所述：“献忠性嗜杀，屠戮之残，亘古无闻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川中人迹殆尽。”可谓是离奇的夸大。明朝万历六年（1518年），四川人口仅310万，全国人口也才6069万，张献忠入川时，四川人口也不过三四百万，怎么能杀出6亿多人来？真是弥天大谎。那么屠杀四川人民的主要凶手究竟是谁？一是张献忠牺牲后，四川大部分地区为明军占有，他们变本加厉镇压农民起义，其内部互相攻伐，争权夺利，扩充地盘，拥兵自雄，给四川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清初杨鸿基在蜀难纪实中说得具体：“（残明军）闻贼北去，相与倡言恢复日以挞粮为名，日出抢掠，其难更酷于贼每得一人，绑刺炮烙，必得财物而后已故民虽免于刀刃，而死于拷

23、掠者十常八九也粮罄尽已有人相食者，而诸兵搜劫无已，民不能出而求食，故不死于兵则死于饿。”再是张献忠牺牲后，清军一方面镇压农民起义军，一方面与明军交锋，斗争十分残酷。东华录顺治七载，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突袭张献忠，“斩首数万计”；顺治四年（1647年）十一月，“清军将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去，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顺治九年（1652年），清军在保宁“擒斩（王）复臣及伪将等二百余员、贼兵四万余级”。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才占领大部分四川。还有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在云南发动叛乱，派王屏藩攻入四川，对四川的破坏也大。据艳氵预 囊卷五王屏藩扰乱川陕一文记：“所在地方，

24、劫掠财贿，有不从者，即诬以罪，倾其身广（元）、南（江）、通（江）、巴（州）、太平（万源）诸州县，宏（指王屏藩的北路将军谭宏）兵络绎不绝，勒索居民，十室九空，或涉深山穷谷人迹罕到之地，尚不得免。”以上三段时间，满人与汉人之间，地主与农民之间，汉人与汉人之间的残酷斗争，四川人民被大量杀戮。加之在这段时间里，四川天灾、瘟疫严重。蜀碧卷四记，顺治五年（1648年），四川“瘟疫流行，有大头瘟，头发肿赤，大几如斗；有马眼睛，双目黄大，森然挺露；有马蹄瘟，自膝至胫，青肿如一，状似马蹄。三病中者不救”。又据新修苍溪县志大事记载，顺治初年大旱、大饥、大疫席卷大半四川，川北苍溪、达县等地特重。顺治四年（1647年

25、），“饥饿频仍，苍溪似洪荒之世。次年，又连遭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据一些地方传，当时四川一些地方还遭虎灾。川南泸州，岸上有数十虎鱼贯而行。富顺县境内，“数年断绝人烟，虎豹生殖转盛，昼夜群游城郭村圩之内”在荣县，张懋尝主仆8人至荣县上任，城中四处无人，天尚未黑，群虎窜出，8人之中，5人葬身虎口。川北的南充县“群虎自山中出”刘石溪在蜀龟鉴中述：“川南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北死于瘟虎者十一、二；川东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西死于瘟虎者十一、二”（引自王纲清代四川史）。由此不难看出，战乱、天灾、瘟疫，是四川人丁剧减的直接原因。清初从湖广入川的移民，据说是走时自己带着本家前三代人的灵

26、牌（死了的）或神位（没死的），作为到四川后敬奉祖宗的偶像，立在堂屋的神龛上，每逢佳节，必备香蜡纸帛和供品在神龛前跪拜。清圣祖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间入籍巴州一带的湖广人，到了民国末年，已经是第9代、10代或11代人了。现在的巴中人（包括通江、南江、平昌），在清代以前的土著居民是很少的，土著 人仅存十之有二。巴州区鼎山志附录考辨中述道：“传说八大王张献忠来鼎山，鼎山寨集张、梁、白、赵、董、谯、周、何、严、王这10姓人，在何老三的领导下，拒险自己获救这10姓人就是后来鼎山的土著 人口，其余则是湖广填川来的客家人。”访问不少老人，都承认这一说法。但经查阅这10姓人的家史、族谱、碑记，则不尽然，这

27、10姓人的大多数，先祖还是湖广填川来的。就连何老三之弟何三禹的后裔，也说他先祖是湖广填川来的，有何应文的碑文可核。在巴州区鼎山一带，据说巩、康、刘三姓是土著人，因为刘姓祖婆朱氏与康姓结为夫妻，生二子，一姓康，一姓刘，所以后来每逢大的祭祀，刘姓敲锣打鼓去康家祠堂祭祖，且互不通婚。清初规模空前的南北各省客民入川垦殖，使四川在短短的数十年内，在战乱、灾荒、瘟疫的废墟上，恢复并发展了四川的经济社会。垦田数从康熙十年（1671年）的14810顷猛增到雍正六年（1728年）的431221顷，50余年间，耕地面积增加了29倍有奇。粮食、经济作物均获得前所未有的增长。丝绸业、矿业，盐井、造纸、酿酒等手工业生产

28、也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移民入川，对四川的文化、习俗影响很大。最初移民入川在宗教、文化、方言、婚嫁、衣、食、住、行等方面均维持原籍方式，移民社会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文化、习俗。在四川遍布各地的客籍会馆、公所，就是保留下来的独特的移民异地文明。客籍会馆往往是入川各地客商集资建造，移民将其作为酬神演戏、联络同乡、款叙乡情的主要场所。所立会馆，两湖叫“禹王宫”，两粤叫“南华宫”，福建叫“天后宫”，江左（长江下游南岸地区）叫“万寿宫”。地方官叫“客长”，“设客民之长以约束之”，凡居民人等，小有牙角，即会客长、街保评议是非。在这种情况下，人多势众就强，就是一些土著居民，也依附和冒充入川最多的湖广省和麻城县籍人

29、，以求得庇护和支持，于是就形成了“川地多楚民”了。四，佛学文化 木门历代广建庙宇，留下了丰富的佛学文化。木门志载，境内有木门寺、云集寺、琉琉寺、圆山观、三圣庙等。木门老街上宫庙林立，有文昌宫、禹王宫、梓橦宫、关帝庙、万寿宫、观音阁、道德祠等。 木门寺。始建于南梁，唐贞观年间重修新宇，敕封“广福禅院”。明、清两代，晨钟暮鼓，香火兴旺。明末张献忠至此，曾赠寺内住持一袭黄色袈裟。清末住持常安擅长武功，精于琴棋书画，曾受道光皇帝召见。寺右侧，有唐章怀太子李贤的“晒经石”。章怀太子被母武则天贬为庶人，流放巴州，途经木门，曾与寺内方丈在石上晒经。巨石上刻有佛像700余尊，石上有亭，相传为上官婉儿所建，惜毁

30、于战火。“米仓青青米仓碧，残阳如诉亦如泣。瓜藤绵瓞瓜潮落，不似从前在芳时。”上官婉儿在木门晒经石上为凭吊章怀太子题写了哀婉的诗句。 云集寺。建于明代崇祯年间，规模弘大，仅次于木门寺。乾隆58年遭大火焚烧，仅存佛祖正殿。寺内住持永庆率徒众募化筹资80万文，于嘉庆8年重修云集寺，留有凤凰山云集寺重修碑志序。寺周古木森森，有一擎天巨柏，粗壮的牛闷藤缠绕其上，绿叶婆娑，花气袭人，自成一道风景。佛经有云：“灵敏一切有情”，这大概就是佛学教义。按照佛学的解释，灵，相互之间的感情；敏，大家共同的愿望。正是这“灵敏一切有情”，驯化了历代木门信众。五、三国文化 木门地处米仓道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东汉建兴年

31、间，蜀汉大将张飞、魏延在米仓道上木门一带大败魏将张郃，留下了众多的遗址和传说，诉说着当年这里的金戈铁马，滚滚狼烟。 火箭河。现在叫金鱼河，拦水发电形成了人工湖，长6公里，碧水清澈，波光滟潋。史载，东汉建兴9年（公元231年），汉将张飞、魏延与曹魏大将张郃鏖战于木门道，布置数千人马在火箭河两岸驻守。等魏兵一到，两岸“火箭”齐发，整个河谷变成了火的壕沟，魏兵大败而逃，故名“火箭河”。延战街。遗址为木门青龙山脚下一条小街。魏兵从火箭河败下阵来，魏延在延战街拦截与之激战，大败张郃。得胜山、射郃坪。在木门镇东的柏树河岸立寨嘴一带。魏兵大败，溃不成军，退守到立寨嘴山腰，汉军将张郃乱箭射死，故山称“得胜山”

32、，坪为“射郃坪”。 五营栈。得胜山下柏树河口一带，分上营、下营、东营、西营、中营，魏延、关兴在此曾设5座兵营，以御张郃。 张飞石。木门镇杏垭村关亭子，有一巨石，张飞与魏延交战，曾立鞍于此石，故名“张飞石”，又名“石沉子”。木门古道张飞柏。 另外关亭子、关圣寨，都是蜀将关羽留下的遗迹。 往事越千年，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早以作古，呐喊撕杀早已谢幕，留下众多遗迹让后人为之凭吊，为之唏嘘威叹。六、红色文化 70多年前，那场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红色记忆，将木门古镇永远载入史册，也给后代留下了丰富的红色文化遗产。1933年1月，徐向前等率领红四方面军进入木门，建立苏维埃政府，加强根据地建设。1933年6月，

33、在木门寺召开了可与“遵义会议”相提并论的“木门军事会议”，会上总结了五次反围剿的经验，决定整编扩大红军，将4个师扩为4个军，秣马厉兵，养精蓄锐，于1935年初西渡嘉陵江北上长征。 众多的红军遣迹，将那段如火如荼的历史永远定格在木门。“木门军事会议陈列馆”，是四川省“革命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开馆，3大部分7个展厅，展出当年的历史文物1000余件。大门上有徐向前亲笔题写的“木门会议会址”匾牌，两边挂有徐向前、李先念的题词。陈列馆作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接待游客数万人次。 陈列馆外左边建有“红军碑林”，陈列当年红军石刻标语上百条，其中最大的一幅是“赤化全川”的横幅，字有两尺见方，字体遒

34、劲，笔力雄健。 红军标语牌坊，在木门老街三段，高二丈五，宽一丈八，砖石结构，雕龙刻凤，很是气派。此牌坊原是“王氏节孝牌坊”，红军到了木门后，大力宣传红军主张，在牌坊上镌刻了16条标语。经历了70多年的风雨，现标语仍然熠熠生辉。 同时，民间广泛流传着当年的红军歌谣、红军故事，地方文艺工作者已收集整理出版，陈列馆里有存书可阅。七、军事文化木门，由于既是古代郡州县的政权重地，又扼于“上通秦陇，下达蜀川”的“木门道”中，且有“五山拱卫”之雄，“三水环抱”之险，故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军事活动有：三国时期的蜀魏征战。据三国与广元等史籍记载：三国时期，木门是蜀魏征战的前哨阵地。东汉建安20年（215），曹操

35、平汉中张鲁后，派夏侯渊、张郃领重兵驻守定军山、蒙头山、米仓山，切断蜀军北上汉中的去路。后张郃率军三万，于汉中兵分三路，经米仓道南下，向巴西（阆中）进军，企图在益州东北部打开进攻蜀汉的缺口。巴西太守张飞得知张郃兵犯巴西的探报后，率领精兵万人，从阆中出发，在木门道一线沿山插旗，与魏军展开激战，张郃兵败退回南郑。巴中县志李含菁重修插旗山桓侯祠碑序中记有：“十九年，先主领益州牧，桓侯领巴西太守。后曹操使张郃屯汉中，进军宕渠。侯率劲卒大败郃兵，郃退回南郑，巴土获安”的序文。蜀汉建兴9年（231）二月，诸葛亮复出祁山，进行第四次北伐之战，在大败魏军之后兵退西川。魏将张郃领大军由米仓道追击蜀军，妄图绕道苍溪

36、夺取剑阁。诸葛武侯在木门设伏，将张郃射死于木门道中。三国志载：“诸葛亮复出祁山，诏NFDEC督诸将西至略阳，亮还保祁山，郃追至木门，与亮军交战，飞矢中郃右膝薨。”古人诗云：“伏弩齐飞万点星，木门道上射雄兵，至今剑阁行人过，犹说军师旧日名。” 唐代的镇獠之战。隋唐时期木门地区主居獠人，史称“獠中”，古有“抚獠重镇”之说。獠人性暴，时有扰动。唐太宗贞观6年（632），静州獠人造反，朝廷派大军在木门地区将獠人镇压，静州始平。从此，该地獠人甚少，并逐步同化。对于此次镇獠，旺苍县志的记载是：“唐贞观六年（632）唐派右武卫将军李子和统军镇压獠人，平静州。”资治通鉴也有“唐贞观六年(632)春，静州獠反，

37、将军李子和讨平之”的记载。 农民起义军与官军、乡团的反复征讨。明清时期，木门是农民起义军的重要战地。明正德年间蓝廷端、鄢东、廖麻子等起义军和崇祯年间的高迎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亦多次活动于木门地区。明崇祯13年（1640），张献忠率义军入川后，东进巴（中）、南（江），南入苍（溪）、阆（中），西取广元，七次出入木门地区，曾为木门寺、云集寺赠有袈裟和大皮鼓，并派大将孙可望长驻木门地区。此间，在与官军、乡团的多次战斗中，烧毁了杜胜将军府、木门场和木门寺的部分街房、殿宇。清嘉庆3年（1797）九月，白莲教首领王三槐，俟汉朝率义军进驻木门后，曾多次与官军、方团作战木门场、木门寺，杜家祠的许多街房、殿宇又先

38、后被毁于战乱之中。当年十二月初一日，张汉朝率军西进，通坪堡（今普济镇）杨继尧领乡团200余人横石梁阻击，义军战死14人。初四日，义军调集大队人马四路进攻，在九曲坡至三江坝一带，与乡团560人激战，战死乡团362人，后因官军、乡团的多路围剿，义军方转战北山地区。嘉庆6年（1801），张汉朝再次率义军进驻木门，一年后又转入水磨坝等地。清光绪4年（1878），南江饥民首领张伟堂率众展开反饥饿斗争，木门至嘉川一带民众积极声援，杀贪反霸，开仓放粮。四川总督丁宝祯，急派候补道周振琼率靖武军和地方乡团数千人围剿，张伟堂及大部将士战死于城子寨（今属南江）至青龙寨一线，余部在周蛮刀带领下，经木门转入旺苍北部山区

39、。清光绪18年（1892），周蛮刀率兵卒200余人，取道普子岭向巴州进发，行至木门，驻南江清军把总陈仲容奉命堵截，陈把总战死于木门古桥（已被毁）之上，周部占领青龙寨，广、南、巴三县官军乡团三路围攻，血战半月，周部全军阵亡。尔后，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启王梁成富及蓝二顺、郭天鹏等农民起义军，也曾先后在木门地区活动。 民国前期川军长期踞守木门。民国时期，木门是川军的重要防区，常有大军踞守。民国8年（1919），川军司令刘存厚命陆军31师84团团长邓占荣到木门场、普子岭等地扩充兵员。邓借助当地袍哥势力，在木门场、普子岭、旺苍坝设立3个兵工厂，造大炮1门，步枪400余支，招募了3个营，10个连的兵力。次

40、年在凤凰庵召开军团成立大会，其团部设在木门场禹王宫内，三年后移军达县汇合于刘存厚大军。民国9年（1920），刘存厚部第二路司令唐廷牧军屯木门地区。部属张营长在木门行劫，冉营长在普济勒索军款。两地民众秘密组成抗暴队，于次年三月上旬，两地同时用火枪、刀矛、棍棒，将两营长及其30多名士兵击毙。后广、南两县官府强迫两地民众赔偿银元14万元。民国14年（1925）秋天，川军罗NB133琼屯驻木门场、甑子坝（今南江县正直区）后，与广、南、巴三县联防大队正副大队长王佩珊、邓富荣相勾结，大种鸦片，滥收捐款，淫抢掠夺，欺压百姓，激起乡民反抗。次年罗部移军广元后，团丁郭志典、谭月楼等人组成500余人的抗暴队，经过

41、两次夜袭，将邓富荣击伤致死。王佩珊在监禁中身亡。 红四方面军粉碎川军“围剿”。1932年红四方面军挥师入川后，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旺（苍），川军田颂尧、刘湘先后向红军发起了“三路围攻”和“六路围攻”。自1933年初至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先后于木门地区展开了“智取木门镇”等七次主要战斗，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在川北作战的主要战场。并于1933年6月底，在木门寺召开了极其重要的军事会议，史称“木门会议”。 国民党残部的溃败投降。1949年，国军赵自立127军数万人，由陕南溃逃于川北的木门、九龙和南江的正直、和平一带，迂回辗转，奸淫抢劫，企图经九龙场向苍溪方向退逃。在中国人民解放军54

42、9团的追击下，于12月27日，其大部于木门场河滩缴械投降，接受了解放军的整编。古战场遗址有： 据三国与广元等史籍记载：“木门道”是米仓道的重要路段，蜀魏相争的主要战场，由猛将张飞所开发。道中纪家河桥头古道碑上载有“上通秦陇，下达蜀川”的八字碑文。“延战街”（木门场之青龙场、又称盐店街）是因蜀军大将魏延在此鏖战魏将张郃而得名；“射郃坪”是张郃被蜀军乱箭射死之地；“五营栈”是蜀军五大军营分设处。相传凤凰山的“关圣寨”是因蜀汉大将关平踞守而得名；“得胜寨”之名，也是由张飞在此战胜张郃所定；官亭峰就是当年张飞沿山插旗威镇张的“插旗山”；山下的“石圈子”为张飞指挥作战的营地；“张飞石”是张飞勒马指挥作战

43、所站立的石头；山上的“桓侯庙”（又名张爷庙），是为纪念张飞所建。建庙时，清代举人李含青在此竖有一块石碑，碑上刻记着三国古战的史实，破“四旧”时被老百姓改作它用。八、地方文化木门，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而且是人文荟萃之乡。北宋初年，罗承之因率众擒拿文协于木门，受到宋太祖赵匡胤的亲自召见，并敕封为“感义军节度使”兼知巴州。明初杨彦成、杨一清父子二人，分别受封为终力士镇殿将军和终力士怀远将军，人称“老少将军”。在今九龙乡玉台村杨家塬存有“老少将军墓”。明嘉靖年间，杜胜因镇守燕京有功，被敕封为“镇殿将军”，后派往木门镇守清化。在今木门镇元坝村玉皇观右侧，建有“杜胜将军府”一座（毁于清初），逝后葬于木门场

44、西侧杜家嘴。其“将军碑”前两根六棱石柱上刻有“昔应耆英曾把勇力封清化，恩恭冠忠漫将诗礼振家风”的楹联。在杜氏家族中藏有镌刻“杜胜”二字铜锏兵器一件。 据木门镇志及部分碑文、谱书记载：明清时代，今木门镇境内共有科举人84名，其中进士6名，举人14人，监生5名，增生2名，廪生2名，贡生10名，庠生45名。清康熙丙子科李如梅、李如林兄弟二人同登举人学位，成为一代诗人、画家。其中李如梅曾任汉中府台，他写下的诗篇“周秦属巴，魏晋略道，伏强自古形势胜。曹操西征，刘备北伐，马未亡时獐先殒。旧迹凭人认，唐置静州，扶獠重镇。”高度地概括了木门的历史变迁。清咸丰进士李丕基，皇封“六品”学政，因有孝在身，“守制”未

45、赴，朝廷敕赠“品正纯学”金匾一道，悬挂于家门之上。清代监生孙禹门，曾参与辛亥革命，出任过嘉陵道参事及国会议员。他善长诗文，曾咏有“苍龙时募尤雨行，双桂经秋更著花，且看禹门千重浪，画舫诗船泛三巴。”等概说木门岁月的诗句。清代进士杜为输，与其子杜米岩（贡生），诗、书、画并茂，在木门杜氏“三祠”和众多杜氏墓碑中书写的楷体联语、碑序以及绘制的“游龙图”等画图，已成为木门历代学子仿学书画的佳品。清代进士柳含英的赞木门寺等诗文，在川北已久享盛名，且早已载入史志。还有明代吏部尚书李子述，清代吏部候诠李自美，“六品”军需李国学，民国初年留日学生孙飞先等均为木门生长人士。历史上，文人墨客对古镇木门多有途游和题咏

46、。 唐代大诗人杜甫，在陪西川节度使严武、王侍御等由阆中前往巴州途经木门时，与诗人、巴州刺史羊土谔等人同登了青龙寨、凤凰山、双桂山。在游途中，他题咏了陪王侍御同登东山最高顶宴姚通泉，睨携酒泛江的长诗，诗中赞称：东山高顶罗珍羞，下顾城廓消我忧，清江白日落欲尽，复携美人登彩舟。同行的羊土谔也题写了题王起居游青龙寺：“小亩苍苔连画廊，几株红树过青霜。高情还似看花去，闲时南山步夕阳。”唐代诗人李白，与诗人郗昂很有交情，在郗昂谪任清化县尉前，他题写了的送郗昂谪巴州清化县怀念诗：“瑶草寒不死，移植沧江滨。东风洒雨露，会入天地春。予若洞庭叶，随波送逐臣。思归未可得，书此谢情人。” 唐太子李贤被流放巴州途经木门

47、时，在木门寺留居数日。于寺侧一石面上翻晒经书，后人将此石取名为“晒经石”，并以“章怀受谪庶巴中，身携大云梁潮洪，晒经古刹顺母意，堪叹神龙云不逢”的诗句惋惜他。文明元年(684)，唐代才女、太子妃上官婉儿前去巴州看望李贤，行至此地，闻太子被害，便题写了由巴南赵静州：“米仓青青米仓碧，残阳如诉亦如泣，瓜藤绵瓞瓜潮落，不似从前在芳时。” 唐代诗人郑谷游居木门“巴赛旅寓”留下诗句，诉说他对友人的怀念之情。“惊秋思浩然，信美向巴天。独倚临江树，初闻落日蝉。哀荣悲往事，漂泊念多年。未便干休去，吾宗尽见怜。 唐零陵王李明长子李俊，由陕南赴西川，途经木门时，写下了过木门道，记述蜀道难行的情景。“离去京门入剑门

48、，巴中阆苑暮色深。西风骤护马前路，添得寒林鸦数声。” 元代诗人蒲道远，在木门品尝山茶后，题写了咏清化镇山茶诗。诗中以“山茶本冬花，清化开犹晚。侪翠斗芬芳，已独向息偃。及滋春事泽，渥丹如赫煊。参列姚魏前，正色无僚媲。”的佳句，赞美清化山茶“侪翠芬芳”，其品味已经参列“姚魏”茶的前面了。九、僚人文化1. 木门僚人木门僚人的最早记述：据蜀鉴卷四“李寿纵獠于蜀”记载:“晋康帝建元元年(343)，蜀李寿从牂牁引獠入蜀”。同卷:“蜀本无獠，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家”。晋书卷八十四殷仲堪传载东晋时期“巴宕二郡为群獠所复，城邑空虚，士庶流亡，要害膏腴，皆为獠有”。木

49、门即位于巴西、渠川、宕渠一带，为僚人较早入蜀的地区，也是僚人分布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一方面原住民大量流出，另一方面僚人汹涌入境，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九“巴州”记载:“巴州清化郡李特孙寿时有群獠十余万从南越入蜀汉间，散居山谷，因流布在此地，后遂为獠所据，历代羁縻，不置郡县”。 上述“巴州清化郡”就是今天的木门。 “僚”字原来是“獠”字，从犬旁，是封建统治者对这一少数民族歧视的称呼。后来改作了“僚”字，仍读lao，音“老”。“僚人”来到四川是从西晋末年开始的，东晋穆帝永和二年（公元346年）从贵州来的“僚人”占领了四川大片地方。史书晋书李势传记载：“初，蜀本无僚，自是始从山出，北至犍为、梓潼，布满山

50、谷，十余万落，不可禁制。”僚人入蜀是指南北朝时期西南地区发生的一次大规模移民事件。 僚人是指汉唐时候我国古代西南、华南地区分布广泛的少数民族,系百越的一支。这个民族，身材比较矮小，但强壮有力，好战。西晋永嘉五年(302年)后,四川南边的犍为郡、僰道县就有大批獠人入住。到了东晋时期，牂牁、夜郎等郡成为成汉与东晋反复争夺与鏖战的地方。从公元338年(东晋咸康年间)开始,居住在贵州牂牁的几十万僚人开始北上入蜀。东晋与成汉双方争夺的目标不仅是土地，还有劳动力，因此，成汉政权在李寿时从南中、牂牁等地又掠夺了大批僚人入蜀，以充实因战争而荒芜的城镇，还迁徙了三千多户来充实成都。据统计成汉时入蜀的僚人就有约十

51、余万户，五十八万多人。西晋时所设置的15郡，即蜀、犍为、汶山、汉嘉、江阳、朱提、越雟、梓潼、广汉、新都、涪陵、巴郡、巴西、巴东、建平。除新都一郡外，其余14郡有僚人，蜀郡成都自然也不例外。据华阳国志记载:“蜀土无僚，乃是始从山出，自巴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大为民患。” 梁朝李膺的益州记云:“李雄时尝遣李特攻朱提，遂有南中之地。寿既篡位，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乃徙旁郡户三个以上实成都；又从牂牁引僚入蜀境，自象山以北尽为僚居。蜀土无僚，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家。僚遂挨山傍谷，与土人参居。种类滋蔓，保据岩壑，依林履险，若履平地。” “僚人入蜀”增加了蜀地

52、的人口，但是落后的僚人还保持着氏族社会特征，他们生产力低下，生产关系落后。僚人喜战，而且习惯山地生活，自僚人入蜀后，以前少见的山贼也在蜀地横行起来，以至于在后来的唐宋时期，中央政府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清剿。 蜀地先是遭遇六郡流民的掠夺，后又被僚人移民占领，其破坏力甚至大于秦灭蜀，因为秦时的移民到底还算来源于中原地区，虽然科学文化水平不及蜀人，但是毕竟还算比较开化；秦时移民的整体素质还是比较高的，虽然有一些流刑犯人，但是还有许多六国的富商大贾，王子皇孙主动要求迁入蜀地，他们认为在富庶的蜀地，秦人的管辖相对比较松懈，可以自由经商贸易，在这类移民中就包括卓文君的先人，赵地卓氏；彼时蜀人势力较

53、大，能同化秦人，待到汉朝时期，如卓文君，已经完全融入蜀人社会，她不仅继承了蜀人特有的那种恬淡与超然，也继承了蜀人的倔强，当垆卖酒，不计虚名。 僚人入蜀则不同，首先，蜀地已经十室九空，蜀人已经伤亡殆尽，其次，僚人基本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他们移民蜀地，变成蜀地的主人，面对富饶的土地，先进的生活方式，完全不知所之，他们只能继续原始的生活，这是文明的大倒退。 史学家认为，僚人入蜀，使得蜀地的经济发展趋于停顿近三百年。 公元4世纪,两晋南北朝成汉时期,贵州境内几十万僚人北上入蜀,深刻地影响了西南地区社会发展。有研究认为,昆明人东侵入黔,与土著濮人剧烈冲突,晋汉蜀民外徙,南中地区长期战乱以及晋汉官吏

54、的压榨掠夺等,均是僚人大规模迁徙入蜀的原因。2.僚人的两大危机魏晋时期，僚人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西南地区，人口众多、支系繁杂。其中有一部分生活在南中牂牁郡（今贵州省）的僚人，从公元四世纪初开始，就处在一种空前的危机之中。危机至少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昆明人的入侵。早在两汉之际，原居住在云南洱海地区的昆明人东移，进入今滇东、黔西、川南一带。史料记载，“昆明人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住，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昆明人在不断东移的过程中，逐渐侵入了僚人的势力范围。僚人心中不甘，遭遇战自然难免，双方的冲突时常发生。昆明人骁勇善战、凶悍无比，他们步步蚕食，每到一处便肆意掠夺。僚人不是他们的对手，苦不堪言。二是长期

55、战乱。从公元302年南中大姓起兵反晋开始，这一地区便长期处在战火硝烟之中，饱尝战争之苦。南中大姓、晋王朝、成汉政权三方为争夺此地，你来我往，大打出手，僚人深受其害。自汉末以来，四川地区兵祸连绵。境内居民大量死亡和流失。蜀汉亡国后，司马氏为了防止蜀人反叛，不仅把蜀汉的皇室、王公贵族、文武官员迁出，甚至还把一些豪强地主、普通百姓也强行迁往异地。据统计，共计有三万余家，约十五万人左右。公元四世纪初，关中流民入蜀。随着流民政权的建立，数十万蜀人纷纷逃往他乡，造成了这一地区“夜无烟火”、“城邑皆空”的荒凉景象。由于人口大量减少和流失，造成了土地荒芜，粮食不足和经济萧条，蜀地的社会经济受到了严重影响，有记

56、载称“李氏据蜀，兵连战结，三州倾坠，生民歼尽。嗟乎三州，近为荒裔，桑梓之域，旷为长野”。直至成汉建国三十年以后，仍然是“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丝毫未见改变。而此时，好不容易通过篡位当上皇帝的成汉新皇李寿，正面临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实力雄厚的东晋王朝的讨伐。如何阻挡大兵压境，保住这个在风雨中飘摇的小王朝？李寿深知粮草不足、人口锐减、兵源缺乏是自己致命的软肋。经过反复思考，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于是，他向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牂牁僚人发出了入蜀的邀请。3.五十万僚人入蜀这时的僚人，面对战乱和昆明人的入侵正无计可施，李寿的邀请自然得到了僚人的响应，从公元四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开始，一个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便由此

57、展开。在短短的数年间，几十万牂牁僚人浩浩荡荡，穿越崇山峻岭、渡过急流险滩，踏过川黔交界地带，涌入梁、益二州（今四川、重庆）。据李膺益州记载:“李雄时尝遣李寿攻朱提，遂有南中之地.寿既篡位，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乃徙旁郡户三千（晋书、通鉴为三丁），以充实成都，又从牂牁引僚入蜀境，自象山以北尽为僚居。蜀本无僚，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家。”僚人迅速在巴蜀地区蔓延开来，他们散布在平原、河谷、山区和丘陵。据晋书地理志载，今四川、重庆范围内的晋代行政区属共有十五个郡，除新都郡外，其他十四个郡都有僚人的踪迹。其中以岷江、沱江中下游和渠江上游地区，即晋代之犍为、巴西

58、二郡最为密集。不仅如此，僚人还深入到了蜀的中心地区，如成都附近的邛崃、大邑、蒲江等地。僚人来到号称天府之国的巴蜀之后，他们并未水土不服，反而如鱼得水。这里山清水秀，土地肥沃，自然环境丝毫不比牂牁逊色，加上又摆脱了与昆明人长期征战以及南中战乱那段梦魇般的日子，他们更是心满意足。从此僚人便在巴蜀地区扎下根来，种粮食、织“僚布”、凿盐井，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第二故乡。究竟有多少僚人来到四川?大多数史料记载均称有十余万“家”或“落”，“落”是指部落、村落，有时又有家和户的含义，据多数学者认同的意见，这里的落即是家和户，那么以一家五口计算，入蜀的僚人至少不低于五十万人。当时整个巴蜀地区汉人的总人口尚不足五

59、十万，也就是说，入蜀的僚人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当地的汉人。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刘琳先生认为，一次迁徙达到这样的规模，这在中国民族迁徙史上也是不多见的。4. 僚人文化对木门地区的巴人文化在时空上的影响是久远的木门地区的僚人文化在时空上表现出的影响是久远的，这种“久远”得从巴国时谈起。巴国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是左传，始于鲁桓公九年，即公元前703年，但这并不等于这一年才有巴国，应该说早在公元前703年前就有巴国。其依据还是华阳国志。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武王姬发克殷建立周朝的时间约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即是说从公元前十一世纪开始便有巴国。但事实上巴人建立国家还应比这个时间为早

60、，其依据还是华阳国志巴志中那句：“洛书曰：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是其一囿，囿中有国则巴、蜀矣。”以及华阳国志蜀志中那句：“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这是说“人皇”之时就有巴国了。又说：“其君上世未闻。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这是说，人皇之前的巴国君王已无可考证了，既然生活在晋时的常先生都无可考证，我们也只得作罢，也只得将巴国的历史从“人皇始出”时算起。“人皇”，天、地、人三皇之一。其说起于战国。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李斯等奏：“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初学记卷九引春秋纬：“天皇、

61、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九州，长天下。”原来，人皇是“后人”改“泰皇”为“人皇”的。关于人皇，唐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载：“人皇九头，乘云车，驾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长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万五千六百年”。这太离奇，不能以此为据。其实，古代“泰”与“太”同一字，“泰皇”应是“太帝”或“太一”。高诱注淮南子墬形训认为太帝即“天帝”。通曲乐典又认为太帝即“黄帝”。绕来绕去通曲乐典一书才让我们明白，人皇就是黄帝。华夏五千年文明中关于黄帝可就有较为准确的记载了，记载最明白的就是“蚩尤之战”，这是黄帝胜炎帝最为激烈、也是黄、炎之间的最后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发生在公元前二十六世纪。按“蜀之为国

62、，肇于人皇，与巴同囿”来分析，“蚩尤之战”后，黄帝统一华夏，巴人也就在这个时候建立了巴国，距今应该有4000年以上的历史。根据巴人迁徙的特性及迁都的随意性来看，巴人内部以氏族统治为主，大概国家组织不紧密，政权纪律不严密，容易为外来势力所排挤，所以动辄就迁徙、迁都。严格意义上说，巴国由氏族统治到建立一整套国家制度，成为名副其实的“巴国”，也应是吸收中原文化之后才正式建立的。因此，巴国正式建国定都的时间应从“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算起。武王克殷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即是说，巴国初次立国建都的时间就应在公元前十一世纪，距今已在3100年以上。但是，由于僚人大规模迁徙入巴蜀，对当地巴人文化构成了强大

63、的冲击。僚人文化对巴人文化在时空上的影响久远的。5. 僚人文化在民俗上的表现木门地区的民俗文化很特殊，有很多民俗文化都与僚人有关，特别是“耍龙灯”这项民俗活动，完全是僚人文化的传承。“耍灯”，是新春佳节中，从大年除夕“起灯”开始，到正月元宵“倒灯”为止，在这十五天里，村民们用竹扎纸糊的船儿灯、马儿灯、牛儿灯到各家各户进行“表演”，一方面庆祝当年五谷丰登，另一方面又祈福来年和谐美满。每当夜色降临，锣鼓声就响彻山谷；歌声、呼喝声就飞传九宵，农家小院里的阶沿上、院坝边青年男女、老少爷们，你挤着我，我挨着你，大家引颈观看船儿灯的浪漫，马儿灯的威武，牛儿灯的诙谐；人们专心聆听“报子”唱出的“吉利”语，歌手唱出的吉庆歌，又时不时为“船艄翁”的插科打诨而哄堂大笑。这个时候，村民们忘记了一年来的劳累，所拥有的就是又一年的欢乐。这是一种典型的“下里巴人”喜庆活动，它源于巴国，起于巴人，传承的是僚人文化。秦吕氏春秋孟春纪载：“孟春之月，鱼上冰，獭祭鱼。”高诱注：“獭，水兽也，取鲤鱼，置水边，四面陈之，世谓之祭鱼。”汉礼记月令载“孟春之月鱼上冰，獭祭鱼。”晋华阳国志巴志载：“其祭祀之诗曰：惟月孟春，獭祭彼岸。”三部古史都记录了古人的“祭鱼”活动，按华阳国志巴志载，这就是巴人的一种民俗活动。其方式是巴人将鱼放置河边，以鱼祭獭祈求渔农丰收，并求“年年有余（鱼）”；同时按华阳国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