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管理者特征对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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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职能转型与购买公共服务:起点、范围、参与和制度考量 摘要：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成?橥贫?政府整合经济与社会转变为社会整合经济和政治的有力工具。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坚持政府职能转型的政治目标，主要体现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购买什么”“谁来参与”“如何购买”三个方面。文章以政府职能转型作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起点，分别从范围、参与主体和制度要素三个维度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进行研究，强调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要坚持在政府职能转型理念的指导下进行。 本文采集自网络，本站发布的论文均是优质论文，供学习和研究使用，文中立场与本网站无关，版权和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不愿意被转载的情况，请通知我们删除已转载的信息，

2、如果需要分享，请保留本段说明。关键词：政府职能转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范围；参与主体；制度要素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源于西方发达国家，主要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治理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和服务型政府理论等为主要理论基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以契约责任关系重构公共服务相关主体之间的联系，通过多重机制的对接实现不同供给机制的优势互补，并以政府与社会双引擎带动社会公共服务供给。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意义众多。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率和降低成本，促进财政体制改革，利于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等，其中的根源性因素在于新公共管理理念指导下的政府职能转变。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并重的今天，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社会事务治理中肩

3、负转变政府职能的重担。 一、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起点：政府职能转型 1. 政府与市场的辩论。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讨论始于古典经济学时代。发展至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形成了深厚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已经成为我国深化改革，推动经济体制运行模式转变的唯一根本性路径。 作为商品经济最初萌芽的交换源于当时作为统治者的氏族首领的推动，古代地中海经济区也是在国家经济管制下，由统治者统一分配种子，指挥耕作和进行成果分配。政府控制经济成为封建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基石。直至资本主义社会，政府才逐渐采用例如法律等方式间接控制经济。1776年亚当?斯密所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提供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自由主义经济思

4、想理论体系。1929年，由于自由市场经济出现分配不公平和实际效率低下等缺陷，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倡导的国家干预经济思想成为当时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经济的一些根本性原因决定了市场缺陷和政府缺陷都难以避免，而单独的市场或单独的政府都不可能使其呈现出效率最佳的状态，这使得国家干预开始追求“市场与政府的平衡”。从本质来看，强调国家干预或者主张市场自由并没有完全绝对否认另一方，其争执点在于谁更有效。因此简单论大小并非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点，有效的政府或有效的市场乃至有效的政府与有效的市场共存才是这场旷世辩论的焦点。 2. 政府职能讨论。根据现代化假说理论，社会组织和基层治理

5、会随着市场改革的推进而来，由此产生的民主化的压力和挑战促使政治转型成为可能。中国当前渐进性的政府职能转变过程是否能够实现政府职能的再建构，抑或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中产生的利益多元化、资源分配多元化以及大众权力意识重塑实现对政治压力“倒逼”，从而实现公共部门的重构，抑或通过一场危机来打破愈加固化的非对等权力结构？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式和路径热议不衰，而就当前中国现状而言，转变政府职能的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政府职能转变重在宏观监管，而非放任自流。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历史演变来看，政治权力组织经济的产生发展。凯恩斯、林毅夫等都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尤其在经济危机时期。从当代经济发展来看，政府通过法律和规

6、章制度等间接而宏观的手段对经济进行了干预。受新公共管理理论、治理理论和服务型政府理念的影响下所进行的政府职能转变必须警惕“懒政”和对经济放任自流现象。 政府职能转变需要重视社会各方力量参与，不能将其视为机械的“政府瘦身”和简单的经济去行政化。关于政府与市场的辩论长期遵循“二元论”，当代社会的社会组织、行业协会、企业乃至消费者都参与到经济运行和管理中，逐渐成为潜在的经济调节主体。 政府职能转变应该坚守政府的职责和底线。政府转变职能需要放权和抓责共行：坚守住“政府应该做的服务”，监管好“政府不应该做的服务”。正确合理的解决政府越位、错位和缺位的问题；妥善处理地方利益与中央政策的冲突，为地方政府确定

7、合理有益的地方职能，激发其履职的积极性；政府职能转变并非简单放权，而是需要全方位的调整配合。 3. 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工具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对于由全能型政府转化而来的当代中国政府而言，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坚持政府职能转变，需要政府将部分公共服务适时适量的进行外包，即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工具。“将哪些公共服务向谁如何进行外包”成为衡量政府职能转变成效的核心问题。“哪些公共服务”涉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界定；“向谁外包”涉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参与者；“如何外包”涉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考量。 美国行政法提出以“本质上政府的职能”作为外包服务的限制。“本质上政府的职能”只可描述而

8、不可界定，并随时间和社会发展而变化。但其核心为“与公共利益紧密联系”，包含两层含义：政府应该做的服务和政府不应该做的服务。具体描述应该视国家性质、社会发展阶段和民众诉求而定。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提供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一项核心职能。公共服务种类繁多，需求层次不同，可以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进行供给；而基本公共服务涉及保障公民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需求，应该由政府直接供给。 建国后，我国先后经历了全能主义政府、经济发展型政府和治理服务型政府。从政府包管国家一切，到政府强力干预经济发展，再到政府反思“政府职能何在”，我国政府职能重经济轻社会的失衡引起国家和公民之间利益不平衡，阻碍和

9、谐社会的实现。市场经济下政府职能应坚持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与调控宏观经济并重。政府发挥职能的方式由管理转变为服务服务市场主体和社会公民，其角色定位逐渐实现向合作共治治理者转变。社会组织和企业可以成为政府有效的合作共治伙伴，通过政府向其购买公共服务改变政府原有的自供自管形象，实现政府角色转换和政府职能转型。 二、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考量 1. 英美德的购买范围。 美国：从政府市场关系来看，美国是个强调市场作用的国家，公共服务的提供应该交由市场进行遴选。据萨瓦斯统计，美国公共服务购买范围广，种类多，至少有200种公共服务由市场竞争出的承包商进行提供。从政府职能理论来看，美国政府将政府职能分为

10、政府固有职能和商业职能，意在区分由政府和市场分别提供的服务。但美国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逐渐突破二者界限，向政府固有职能渗透。 英国：1989年，英国政府颁布白皮书关心人民。其中，鼓励地方政府采取竞争性投标制度向私营企业和社会组织购买社会服务领域，并在特定领域（如法律服务和其他市场不愿介入的服务）保留政府直接提供服务的传统定位。相较于美国来说，英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较窄，界限较为清晰，保留了政府应直接履行的职能和义务，重视需要照顾的社会弱势群体，利于福利社会的构建。 德国：根据德国联邦宪法第33条第4款中“功能保留原则”，德国地方政府在购买社会公共服务方面十分保守谨慎。德国政府在负责提

11、供法律保障、资金支持和质量监督的基础上，支持非营利组织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领域进行购买活动。 美英德三国的政府购买服务范围分别代表了世界上对待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范围的三种类型：无限购买，有限购买和有限理性购买。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范围应该谨慎理性。无限的放开购买范围或者保守的选择原有的供给方式都不利于政府职能转变。有效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具有大胆尝试，小心求证，理性选择，科学界定等特点。 2. 逆向购买现象。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出现政府逆向购买公共服务的现象。逆向购买是指政府将之前外包给社会力量的公共服务项目收回由政府直接供给。逆向购买现象的出现有多种原因：

12、社会力量提供服务质量差；政府成本升高；一些福利服务和公共安全问题受到民众质疑。归结来看，政府购买工作的制度性缺陷和社会环境变化是逆向购买的主因。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尚未出现逆向购买现象，但西方经验足以为鉴。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内容范畴须反复考证打磨，多轮考量，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变化而做出调整。 3. 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起步晚于西方发达国家，这既是缺点也是优点。虽然落后，但是西方经验及其现阶段购买服务状况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素材。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现在处于探索扩展阶段，充满挑战性和创新性，总体来看，要坚持以下两点： 与政府职能转型和公共产品分类相契合。政府职能

13、有不同的划分维度，本文涉及的政府职能主要是指在政府在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治理中应履行的职能。政府职能转型的重点在于明确合理划分“政府应该直接提供的服务”与“可以进行外包的服务”。根据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和逐利性，经济事物中较多项目可以进行外包，社会事务中可以外包的项目要更加审慎，尤其涉及基本公共服务的福利救助、养老和应急项目等，应由政府直接提供。公共产品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具有较强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非分割性，公益性强营利性差，须由政府直接提供；准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相对弱些，可以由政府适当购买。 理清购买界限，确定具体购买范围。在公共服务提供中引入竞争机制能够进行优胜劣

14、汰，有利于提供更优的产品和服务，但竞争不能决断出政府应该购买哪些公共服务。梳理政府在经济社会事务治理中的职能，分别厘清适合政府购买事项和不适合政府购买事项，并据治理理念将社会力量引入准公共产品供给的领域中，同时坚持提供公益性强或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服务。总体来看，政府要确保一定比例的公共服务由自己直接提供，也要确保利于政府职能转型的部分公共服务由社会力量进行有效提供。 三、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参与者 根据政府职能转变要求和经济体制改革中滋生的资源分配多元化和利益多元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参与者包括政府部门、社会力量和第三方评估机构。 1. 政府部门：购买主体。作为寻求政府职能转变的主导者政府部门理

15、所应当的成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购买主体。政府部门被期望担任精明的购买者、公共服务项目的确认者、所购买服务的检查者和审慎的财政支出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应该承担不同的购买范围，全国性质的公共服务应当由中央政府组织购买，区域性或者地方性的公共服务应当由地方政府组织购买。作为主导者，政府部门有责任促成和稳定购买主体与承接主体之间在独立基础上相互合作的伙伴关系。承接主体负责提供公共服务，政府部门负责监管，双方互帮互助，竭诚合作。 伴随全能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和社会治理环境的复杂化，政府部门权威有日渐衰减的趋势，具体表现为法规缺失和制度缺陷。政府是公共服务购买的权威主导，但受其权威削弱的影响，公共服

16、务供给的承接主体和第三方评价机构相应承担更多的权威责任。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和政府信息不对称使得购买公共服务的市场竞争不充分，很多公共服务项目被具有官方背景或与官方紧密来往的社会力量获得。第三方评价机构的遴选机制和认证机制并无权威保证。因此，政府部门应该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规范来重塑权威，确保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有法制权威保证。 2. 社会力量：承接主体。社会力量指包括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企业在内的非政府力量。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我国事业单位使用财政拨款，具有很大的政府性，为避嫌，事业单位应谨慎参与公共服务购买；企业具有较强的逐利性，也应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参与公共服务购买；社会组织是区分于政府与

17、企业的“第三部门”，具有自治性、公共性、非营利性和志愿性等特点成为承接主体的主要力量。 我国社会组织一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是政府部门的良好合作伙伴，另一方面存在根基薄弱，数量较少，对政府权威的依赖性强，独立能力有限等缺陷。因此政府部门有责任扶植社会组织。通过制定专项法律法规明确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提升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削弱其官方色彩，增强其民间性；以法规和程序约束社会组织的行为，将社会组织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引入到法制化轨道上；加大对社会组织的财政补贴，以优惠政策吸引高质量社会工作人才，提高社会组织的行业竞争力，促进公共服务购买市场的竞争性；优化社会组织的内部组织结构，以完整的内部治理结构和强烈的公

18、益服务意识提升社会组织供给公共服务的效率。 3. 第三方：评估主体。有效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有赖于第三方评估主体的评估结果。第三方评估主体包括消费者和专业评估机构。消费者指相关公共服务的直接受益者，是最有权利对公共服务提供做出评价的主体。专业评估机构主要指对公共服务供给质量进行专业评估的机构。遗憾的是我国第三方评估机构的遴选机制、认证机制和信息发布机制都有缺失。以法律法规确保第三方评估机构是保证其专业性，独立性和权威性的有力工具。 第三方评估内容包括对政府外包活动和社会力量提供公共服务的双向评价。政府外包活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既反映在消?M者受益程度和后期反馈中，也反应在专业评估机构对公共服务外包

19、项目内容确定和购买过程等的研究。鉴于我国社会组织的众多缺陷，由消费者和专业评估机构对其所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进行评价有利于对社会组织的监督和扶持，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四、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要素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世界范围内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基本机制。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实践来看，政府较为依赖社会组织供给公共服务，为一些社会组织提供主要经费，甚至制定相当完善的制度来确保作为公共服务主要载体的社会组织的正常运转。按照先后顺序，可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因素分为前置制度，执行制度和后置制度。其中，前置制度主要指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执行制度主要指管理过程中的管理制度和实时监督制度。管理制度

20、包括购买方式，服务项目选择和购买价格形成等；后置制度主要指公共服务提供结束后的绩效评价、纠纷维权和利益补偿机制等。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建设主要在于构建一套有效的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协调发展的多元协同供给体制。理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管理体制，实现政府职能转变，明确政府的服务职责和社会力量的主要任务；建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并为其营造合适的法律和政策环境，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法治化进程；完善绩效评价体系，保证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提高购买活动的综合绩效；努力提高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技术水平和规范化程度；创新现有的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切实实现政府购买与公众需求紧密相接。 政府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管理体制

21、、政府的职能模式、政府的社会政策、社会组织政策等，都构成了研究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宏观环境。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应该放到社会体制环境中考虑，与整个社会体制的变化相适应。 参考文献： 1 美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 王浦劬.论转变政府职能的若干理论问题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1）：31-39. 3 毛寿龙，景朝亮.近三十年来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研究综述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4，（4）：12-18.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政府购买服务在北京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角色定位、实践应用与机制设计研究”（项目号：15

22、JGB036）；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经济新常态下辽宁省城市建设投融资体系构建研究”（项目号：W2015042）；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6年度资助计划项目。 作者简介：崔军（1971-），男，汉族，辽宁省大连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地方财政；孙少芹（1984-），女，汉族，山东省烟台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政府治理、财政政策。 收稿日期：2017-04-17。核心管理者特征对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摘要：文章在一个综合的框架下考察企业家特征对创新投入的长期影响。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的研发背景及学历水平代

23、表着公司创新战略的前瞻性和专业性，对创新投入显著的促进作用。国有企业性质整体上对公司的创新投入有抑制作用，但在高科技公司中国有企业倾向投入更多资金进行创新。此外，股权融资有利于企业创新投入。 本文采集自网络，本站发布的论文均是优质论文，供学习和研究使用，文中立场与本网站无关，版权和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不愿意被转载的情况，请通知我们删除已转载的信息，如果需要分享，请保留本段说明。关键词：技术创新;企业家特征;研发背景;公司治理 一、 引言 创新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学者们给出了丰富的解释：公司一般特征（规模、成立年限）、公司治理（股权性质、股东特征、董事会特征、管理层特征等）、公司现金流、外部环

24、境等。相较于国外企业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国企业成长的时间短且迅猛。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创新、但更离不开这个历史背景下的企业家。企业家的个人特质对创新的影响是本文讨论的核心问题。同时，本文验证了所有制、融资来源、负债结构、知识产权保护、高新技术行业特征对企业研发投入在不同的情况下的作用。 在接下来的部分，第二部分回顾创新投入影响因素的文献，并提出本文的假设;第三部分介绍数据、样本选择、变量定义及模型;第四部分汇报回归的结果及稳定性检验;最后是结论。 二、 创新理论文献回顾 1. 公司治理。股权性质对创新投入的影响主要通过两条途径：第一，股权性质通过影响效率进而影响创新投入;第二，股权性质带来的国企天然

25、的资源优势和政策倾斜促进了创新投入。我国当下市场环境，市场机制并不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够使得国企和民企在很多方面差异很大。对于创新这种投入周期长、回报不确定但高收益的活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有可能具有不同行为。实证研究中，周黎安和罗凯（2005）、李春涛和宋敏（2010）、温军和冯根福（2012）发现民营企业对创新具有负面影响。解维敏等（2009）则发现国有产权对创新投入的促?M作用。基于以上观点，本文做出以下关键假设。 假设1：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企性质不利于企业研发投入。 2. 管理者特征。董事长作为公司的战略的最终确定者，对于创新投入的决定非常关键。有研发背景的董事长会更看中公司的

26、技术优势，更加注重公司的研发投入（文芳，2015）。总经理作为公司战略的首席执行官有可能对创新投入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李春涛、宋敏，2010）。本文将考察董事长和总经理各方面的特征对公司研发的影响：强势领导风格（董事长同时兼任总经理）、薪酬、持股、教育程度、研发背景、性别、年龄;以及管理层持股比例。其中董事长和总经理的研发背景和教育程度是重点考察对象。 假设2：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董事长拥有研发背景的公司更重视研发投资; 假设3：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总经理拥有研发背景的公司更重视研发投资; 假设4：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董事长学历越高，公司越重视研发投资; 假设5：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总

27、经理学历越高，公司越重视研发投资。 三、 模型、变量与数据 本文使用动态面板数据，但考虑到领导者特征一般相对稳定，公司治理变量对创新的影响有长期性，本文使用OLS方法，构造了下述计量回归模型：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的研发费用（RD）和开发支出（CRD）。解释变量包括公司治理变量（CG），控制变量（Ctrl）考察公司一般性特征、地域、时间和外部特征。 本文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由于财政部于2006年出台了会计准则调整文件，上市公司从2006年开始大规模的在管理费用中披露研发费用，本文以2006年2015年沪深两地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剔除金融业）。 1. 被解释变量。当期研发经费支出包含两部分

28、，一部分是处于“探索式创新”阶段的研发费用，一部分是处于“常规式创新”的开发支出（肖海莲，2014）。区别于通常做法只考察公司的研发费用，本文同时考察研发费用（RD）与开发支出（CRD），并分别采用对数值（lnRD、lnCRD）及强度值（RDprop、CRDprop）两种形式作为创新衡量。对数值可以衡量绝对意义上的投入，强度值更侧重于企业的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从源头上去除规模对投入的影响。在实证结果里，本文采用绝对值作为主要的实证结果，强度值为稳定性检验。 控制变量主要控制公司内部特征和外部行业、地域和年度特征。本文借鉴通常做法控制公司年龄、成长性、资产回报率、雇员人数、资产规模、资本性支

29、出、资产负债率、地域、年份和行业特征，此外还控制了公司自由现金流、债务结构以及债务来源。除了公司年龄外，其它控制变量均以滞后一阶的形式出现，涉及以金钱衡量的变量均以对数值的形式出现。对于行业特征，本文按照2006年国家统计局文件中高技术产业的目录，对应证监会2012年行业代码，将行业分类为C25、C26、C27、C35、C37、C38、C39、C40、I大类、M大类的公司归属为高科技行业。 四、 实证分析与结果 1. 主要的实证结果。回归结果报告在表2的（1）（4）方程中：方程（1）（3）汇报了以研发费用对数值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方程（4）汇报了以开发支出对数值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在控制

30、其他因素后，公司治理因素对研发费用投入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其中，董事长和总经理的研发背景几乎在所有方程中都拥有最强烈的显著影响。在方程（1）中，董事长的研发背景的影响系数平均高达1.8，这意味着同样条件下，有研发背景的董事长的公司比没有研发背景的董事长公司的研发费用投入对数值将增加1.8。如果一个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都具有研发背景，那么这个公司的研发费用比同类公司能够增加2.6。此外，董事长与总经理的学历在开发支出对数值结果（方程4）中拥有显著的影响：学历越高、研发投入越多。这意味着在研发费用投入强度和开发支出的绝对值的影响因素上领导者的学历水平有显著的影响。而管理者的其它特征，如性别、年龄、薪

31、酬、持股比例和二职合一都没有特别明显的显著性。这说明对于领导者前瞻性和专业性是领导特征的核心体现，其余的个人特征没有统计显著性。专业技术研发背景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会带领公司不断进行技术创新。 研发的惯性作用可以从方程（4）中看出：开发支出是研发活动有实现和商业化预期时进行的资本化记录，开发支出实际上是前期研发费用投入的一个阶段性结果。在开发支出方程中，研发费用的一期及二期滞后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二期的影响加总后超过12%。考虑到lnCRD的均值为lnRD均值的23%，那么研发费用对开发支出的影响从对数值结果上超过50%（12%/23%）。国企性质对研发费用投入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在全样本和非高科

32、技企业中都有非常显著的体现，但在高科技企业的分样本回归中产权性质能促进研发费用的绝对增加。 在控制变量中，融资来源和融资结构对研发投入有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整体而言，只有股权融资对公司研发费用及开发支出的对数值拥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并且，长期债务对研发投入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当期的短期债务对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样意味只有真正想做创新的企业倾向于自己掏钱做研发，而不是借长债研发。这有利于投资者判断何为真正的创新型企业。这个效应在高科技样本中不显著，这说明高科技的特性可以克服债务约束。同样的上述效应存在于开发支出对数值的回归结果中。 金融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能够显著的促进研发投入的增加，这在大部分

33、回归结果中都显著。未流通股比例显著的降低研发投入比例，但是对于国企和高科技企业不受此影响。此外，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行业特征对研发费用均有显著的影响。处于知识产权保护最佳地区，其研发费用比最差地区能高出1.61，知识产权保护中等地区比最差地区能高出1.13。高科技企业属性能为企业带来接近3.48的研发费用差异。 ?C上所述，在不同性质的企业中企业领导人的研发背景及学历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影响关键，并且股权融资能够促进研发投入，过高的债务和过重的债务结构不利于企业的研发进行。此外，实证结论显示一个中国特色的现象，国有企业如果拥有研发背景的董事长将企业战略立足研发，以技术优势带来利润，那么国企性质给

34、其带来的资源能最大化研发战略的顺利进行，不受其它资源的约束。非国有的高科技企业则受到了上述融资结构、股东特征、绩效等各方面的约束。 2. 稳健性检验。稳定性检验结果汇报在表2方程（5）、（6）。采用强度值作为被解释变量直接去除了研发的规模效应，更专注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力度。整体而言，强度的回归结果与对数值回归结果一致，并且公司治理变量（国有企业性质和董事长、总经理的研发背景及学历特征）的影响更加强烈。在方程（5）中，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总经理的学历差距一个单位导致所在公司的研发费用投入强度差异达到0.36%;董事长的学历差距一个单位导致所在公司的研发费用投入强度差异达到0.23%。考虑到上市公

35、司的平均研发费用投入强度只有2%，那么研发背景的董事长带来的研发费用投入总额差异达到44.5%，学历带来的研发费用投入总额差异超过30%。董事长的研发背景制定了企业研发战略，而学历代表的执行能力保障了战略的实施。从这里更能彰显高素质的人才及良好的公司治理对公司研发战略的制定及实施带来的保障。 从方程（6）的开发支出强度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开发支出强度均值只有0.3%，研发费用强度在2%。研发费用滞后项前的系数相加达到0.34，这意味着开发支出强度基本由研发费用强度控制，研发活动有很强的惯性。那么前期探索式研发阶段的影响因素也会影响开发支出，但在控制这个惯性作用后，其余的公司治理因素的影响作用就

36、失去了显著性。 五、 结论 本文从一个综合的视角以2006年2015年沪深两地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全面考察了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本文的主要结论是： 1. 研发投入拥有长期性和累积性。公司治理变量中董事长和总经理的研发背景及学历水平代表着董事会对研发战略的前瞻性和专业性，该变量无论是以对数值还是研发强度计算在所有回归结果中都显著并且影响程度非常大，这验证了文芳、刘渐和等的关于董事长研发背景的观点。 2. 国有企业性质整体上对创新有抑制作用。但在不同高科技属性的企业的国企性质对研发投入带来了很大差别：在被解释变量为研发费用对数值的回归中，国有企业对创新的影响显著为正，而且程度很大。这说明国企并不是一

37、定是低效的代表，从规模和资源优势上有利于研发活动的开展。 3. 企业现金流变量中债务结构对研发有很大影响，长期债务对创新投入金额有抑制作用，短期债务有促进作用。此外，真正的创新型企业倾向于自己掏钱做研发。 参考文献： 1 李春涛，宋敏.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所有制和CEO激励的作用J.经济研究，2010，（5）：55-67. 2 鲁桐，党印.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分行业比较J.经济研究，2014，（6）：115-128. 3 文芳，胡玉明.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个人特征与R&D投资J.管理评论，2009，（11）：84-91. 4 文芳.董事长特征、债务约束与企业R&D投资基于广东战略性新兴企业的研究J.证券市场导报，2015，（9）：21-26. 5 温军，冯根福.异质机构、企业性质与自主创新J.经济研究，2012，（3）：53-64. 作者简介：王一鸣（1966-），男，汉族，江西省抚州市人，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所数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金融资产定价理论与计量、金融风险管理、金融市场、企业技术创新、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社会资本与中小企业融资;杨梅（1986-），女，汉族，四川省乐山市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企业技术创新。 收稿日期：2017-0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