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项目简洁的语汇—访德国gmp建筑师事务所中国区合伙人吴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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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复杂的项目，简洁的语汇访德国gmp建筑师事务所中国区合伙人吴蔚吴蔚：建筑师，瑞士联邦高等工业大学(ETH)工程硕士，1971年生于甘肃兰州，2001年任冯格康，玛格及合伙人事务所合伙人中国区首席代表，2009年成为中国区合伙人。gmp由曼哈德冯格康，福尔克温玛格于1965年创立。事务所的建筑理念遵循了古罗马建筑学理论家维特鲁威的三准则：实用、坚固、美观。在中国已建成的项目有南宁和深圳的会议展览中心、上海浦东展览馆、佛山世纪莲体育场中心、重庆大剧院、青岛大剧院、中国航海博物馆、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体育中心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另外还有一系列项目正在建设和设计中，其中包括天津大剧院、中国移动

2、南方基地等。10年征程，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磨砺，也是不断延伸的精彩旅途。说到事务所涉足中国市场十多年来一些重要的建筑作品，吴蔚首先提到的是北京德国学校和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前者被他认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后者可以说是事务所“在完全对中国还懵懵懂懂的时候，一头撞进来做的第一个作品”。这两个项目先后建成，“在国内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吴蔚说，当时中国当代建筑的主流仍然倾向于求新求怪，“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或是接下来我们做其他的中国项目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能够通过gmp之手，把一些功能和要求比较复杂的项目通过简洁的语汇做出来，使建筑体型、体量不是多怪异，但建筑的空间感还是很强，建筑的细部是值得推敲

3、的。”南宁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外观南宁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外观在访谈中，吴蔚坦诚地介绍了gmp如何坚持理性的建筑实践，行之有效地开展工作：坚持事务所自身的建筑理念和设计原则，在项目不同阶段想方设法保障实现度，让许多德国的骨干建筑师常驻中国，给予中国区合伙人足够的信任度，与中国文化进行对接而他本人，作为一名曾求学海外、把自己的建筑事业定位在中国国内的建筑师，也从众多重要项目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激励与成就感。理性的建筑实践记者：您能否谈谈，gmp一贯坚持的设计原则是什么?吴蔚：我们中国公司有四个基本的原则，也不是一开始就有非常清晰的原则，实际上我们是在实践过程当中渐渐的形成这四种原则。第一个原

4、则是简洁性。就是非常有效的构造，简洁的造型。造型和功能要结合得非常完美，也就是说把很多复杂的问题作简单化处理。第二个原则是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平衡关系。特别是在国内做项目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大家似乎都想做得跟别人不一样，每个建筑的个性可能非常强，整体看起来就稍微显得热闹了所以gmp比较重视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平衡。第三是针对独特性的问题。我觉得独特性是由于周边各种因素自然形成的自然结果，一个项目所处的城市位置不一样，功能要求不一样，所以每个建筑一开始还是有一个特殊性在里面，并不是说我们要做出什么不同的、千奇百怪的造型来凸显我们的个性。第四个原则，我觉得是跟德国建筑师普遍强调的秩序感、条理性和逻辑有关。从

5、包豪斯运动开始到现在，尽管也有一些建筑师在做其他方向的探索，大部分德国建筑师还是在做非常理性、有秩序感的建筑。这四项，我觉得一方面是gmp在10年来中国实践得出的结论，另一方面也是也是指导我们将来工作的一个设计哲学。记者：gmp进入中国市场超过10年了，您刚谈到以上设计原则是实践中渐渐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这些设计理念与中国建设市场之间有怎样的互动?吴蔚：这个问题提得非常有历史感，也非常重要。坦率地讲，我们当时第一次参加国内项目是1998年参与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和北京德国学校两个项目的投标，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当时完全是国内的业主、国内的评委，而北京德国学校实际上是一个外交项目，投标和评标是在德国完

6、成的。当时这两个项目几乎是前后脚中标，后来陆续建成，在国内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特别是北京的德国学校，它在燕莎对面，大家看到一个黄房子一个红房子建造起来了，体量不大，而且立面很规整。中国的建筑师很可能不敢做这么规整的立面，怕别人说太单调了。但是项目通过成功的空间组合、建筑细部的塑造和建筑体量的互相搭配的关系，大家觉得最起码这个建筑看起来还挺有味道的。南宁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内部空间德国学校是我们刚进入中国时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作品，很多业主实际上就是看到了这个项目来找我们的。实际上，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或是接下来我们做其他的中国项目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能够通过gmp之手，把一些功能和要求比较复杂的

7、项目通过简洁的语汇做出来，使建筑体型、体量不是多怪异，但建筑的空间感还是很强，建筑的细部是值得推敲的。坦率讲，当时一批业主和国内的设计师给了我们很多的喝彩和鼓励，但这种思想和设计哲学在当时是非主流的，可以设想，在上世纪末、21世纪初的时候，包括在上海，很多建筑还想着怎么尽量做得张牙舞爪，做得“怪”一些，所谓的后现代的尘嚣还没有完全湮没，解构主义和其他一些先锋的建筑观念对建筑师的诱惑是很强的，这时候就出了很多蛮怪异的建筑。当时的主流是求新求怪，我们这种比较理性的，甚至在某些人眼里这是一种比较保守的做法，当时在竞赛的时候很多人也并不看好。但是我们非常有幸的是，国内有一批建筑师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和鼓

8、励，其中很多都是中年和老年建筑师，包括现在70、80岁的一些建筑大师和院士，比如说吴良镛先生、关肇邺院士等，他们很多的建筑教育背景与西方的建筑教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何镜堂先生还跟我说，他的老师就在德国留学。所以，他们在许多喧闹的建筑方案中看到我们的东西，觉得这个建筑非常符合他们对建筑的一些想法和价值观，看到了一丝清新和凉爽，所以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机会。而这些建筑一旦建好之后，实际上又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的冲击，无论是我们在北京做的中青旅大厦，还是上海的浦东展览馆(原浦东文献中心)，让人们觉得图纸上看起来这么“简单”的建筑建起来还是蛮有味道的。这些对国内的建筑师、建筑媒体和高校还是形成了比较大

9、的冲击。随着很多理性的建筑师不光是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建筑师和事务所在国内的实践，过去10年中，我们在国内也用大量的实践作品，证明我们这种理性的建筑建起来之后，按照中国人来讲的话，是不难看的，而且是很好用的，细节是经得起推敲的，造价也是容易控制得住的。我们来到中国近10年之后，差不多也是三年之前，我们在北京举行公司的年会。冯格康先生说，他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觉得北京的老建筑，比如说故宫很值得看，新建筑则目不忍睹。但这10年后再去看北京的建筑，他觉得有很多好建筑。这也证明我们过去10年中主张的建筑哲学已经被大家所接受。记者：那么，能不能给我们谈几个您认为在中国影响比较大的作品?吴蔚：首先，国家博

10、物馆，这是今年刚刚建成的。另外是在北京的德国学校，只是现在已经淹没在一片建筑中间了，我觉得这有里程碑的作用。还有广西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这个项目相当于是gmp在一开始完全对中国还懵懵懂懂的时候，一头撞进来做的第一个作品，它有一些非常强的概念在里面。然后，还有去年刚落成的青岛大剧院、深圳的大运会体育中心等。这些都代表了gmp设计的原则，特别是一些与中国文化对接之后的作品。记者：在您提到的这些项目里，公建项目占得比较多。从项目类型上来看，这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的需求，还是gmp本身在此类项目上就比较擅长?吴蔚：实际上gmp对大型公建项目还是蛮擅长的。最近，我们为2010年南非世界杯足球赛做的两个体育场就

11、获得了国际奥委会的IAKS金奖和铜奖。我们在德国也做了很多火车站、机场等大型公建项目。gmp做的第一个作品就是1965年中标的位于柏林泰格勒机场。其实，在德国，gmp连一些很小的、只能住一家人的度假别墅也在做。在中国，一开始我们也什么都做，包括住宅。后来，我们觉得还是把有限的精力放在自己擅长的项目上，所以基本上主要的精力放在公建项目和一些商业项目，包括城市综合体、办公园区、总部写字楼等，这些我们都做。至于住宅，经过两年左右的尝试我们就放弃，几乎不做了，我们觉得这方面也不是我们所擅长的。记者：说到公建项目，能否举个例子谈谈如何基于项目本身特有的条件来营造更好的城市公共空间?吴蔚：作为德国事务所，

12、它在设计的时候对城市空间是非常、非常重视的。以国家博物馆为例，2009年我们的方案中标，其中一个非常强的概念就是把国家博物馆内部的两个庭院连接起来，上面加一个盖子，形成一个2万多平方米的博物馆广场。这个广场可能比三个足球场还大，当时也被许多人诟病说是不是空间尺度太大了。但是我们分析，一个城市的公共空间怎样在一个建筑里得到体现?天安门广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可能一天会有好几万人去参观国家博物馆。从公共空间的责任来讲，我们也是希望这个公共空间有非常强的功能性我们当时第一次到国家博物馆去是冬天，看到门口有很多人排队，冷得发抖。我们就想能不能创造一个过渡空间，虽然它是室内空间，但它跟天安门广场作一个呼

13、应，并为每天上万的参观者提供一个遮风挡雨的空间。我们最初的想法是怎样让参观者比较早地进入博物馆广场，至少不会很冷了，也不会有风了，这样大家就可以在这里排队买票去参观。这个想法得到了很多的认可，也是当时中标的一个原因吧。后来这个空间改小了，有8000多平方米，博物馆广场公共空间的功能还是保留下来，而且实际上这个尺度的广场也不属于超大的空间。城市空间对于我们来讲，在每个建筑设计中都特别重要，它甚至引导一个建筑的设计思路。北京德国学校 外观北京德国学校 外观临港新城，沪而新记者：在上海，gmp的临港新城项目也颇受关注，这是贵事务所一个大型的项目，您怎样进行跟踪?吴蔚：这个项目，我们是在2001年通过

14、国际竞赛中标。当时的概念比较清晰，是想做一个理想城市，圆规划师和建筑师的一个梦。从“理想城市”这个说法，很多人可能就不同意，因为理想城市就应该是在纸面上停留的，而不是一个实施的项目。项目位于南汇，那边是一片滩涂，还没有建筑和街道的体系，更没有高速公路了。我们想，能不能在一个一片空白的地方建造一个尽可能完美的理想的花园城市?当时的概念说，既然临水的城市，能不能以水为主题，做一个滴水湖。一般城市的中心是建筑最密集的地方，我们反其道而行之，让中心是一处景观，是城市的公共空间，也就是有一个滴水湖，沿着滴水湖形成绿带，沿着绿带是第一圈建筑，然后中间还有绿带，第二圈建筑呈现放射性的肌理。这个想法就是“滴水

15、中诞生的城市”，我们觉得这是个很自然的想法，不是什么炒作，也引起了大家的共鸣。项目定下来后就进行实施，我们实际上一直在跟进，包括总体设计，和上海规划院做了合作，然后我们做了一些城市设计的导则。实施过程中，我们也做了一些重要节点的公共建筑，包括南汇区的区政府、中国航海博物馆和一些独立的办公楼。临港新城这个项目，我们事务所希望从第一个概念的诞生到它的具体实施都能参与其中。记者：从您的观察来看，新城如何与所在的区域、与主城区建立有机的关系?吴蔚：新城的出现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进程。上海现在有超过2000万人口，如果不进行有计划的新城建造，而是顺其自然发展的话，也是有问题的。当时临港新城一个主要的考虑，就

16、是要缓解上海老城区或是上海主城区人口的压力。那时上海有“一城九镇”的说法，临港新城在当中规模是比较大的，每个镇有不同的特色。后来，出于政治原因，大家就不愿意谈这个事情了。我本人觉得，新城的出现不光是上海的问题。考虑到人口的压力前一段时间，地球上第70亿个人已经诞生，而且从农村进入大城市的人口也在不断高速增长。所以，新城肯定要面临着在老城区人口压力下分流人口的作用。我觉得，新城和主城区(老城)之间还有几个关系要解决，首先就是交通。如果这个关系解决不好，新城可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前阵子德国的媒体也对安亭新镇有两篇报道，都称之为空城或者鬼城。安亭新镇本身的规划，包括城市空间的处理、街道空间的处理都还

17、是不错的，而且那里的房子也卖掉了，但为什么这个城市是空的?那里好不容易零零散散地开过一些服务设施，后来，无论是咖啡厅、面包店都统统关门搬走了。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后来了解到一些信息。如果一个城市没有非常好的交通联系，在上海目前这样的情况下，下一步发展就会出现大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 正立面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 内部空间另外，我觉得城市气氛的塑造也很重要。现在国内的新城，千篇一律的情况非常严重。这个方面的话，就需要加强地域文化在城市当中的表现。从浦东来讲的话，它已经不是上海特色了。陆家嘴通过它自己的一些密集的摩天大楼也形成了新的上海特色，但是再往东走，城市空间给人的感觉是“上海的感觉没

18、有了”。这样，可能要更多地从街道空间、城市公共空间的处理上进行考虑。我们当时在临港新城做了一个有非常标志性的，或者说有特征的2.5公里直径的滴水湖之外，对街道的尺度也做了研究街道的高度和宽度是什么关系?能不能尽可能营造出老上海那种街道之间的比例关系?所以我们在临港新城更多是多层建筑，高层建筑很少，道路做得比较窄，这种街道空间的感觉就出来了。再通过一些景观，特别是树木来塑造，当时的定义是做成一种现代的欧洲风格，这实际上跟上海整体是比较相似的。当时我们是想通过这几方面来营造临港新城。如果大家都做成八车道，穿行马路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建筑和道路也没有什么关系，弄不好所有的新城就差不多了。这也是为什么大

19、家对新城这么反感的原因。完全坚持设计理念，面对前所未有的机会与挑战记者：目前，gmp在中国的业务，站到它全球业务量多大的比重?未来的发展计划是什么?吴蔚：中国业务占到gmp的总业务的1/5到1/4。德国仍是最大的市场，接下来就是中国了。应该说我们发展得比较平稳吧。通过十几年的发展，gmp已经成为在国内发展得比较成功、比较稳定的境外事务所之一。我们也建成了这么多建筑，成就感还是有的，下一步还是继续稳步的增长。记者：那在您看来，这几年gmp在经营和设计方面，是不是也为了适应中国市场进行了一些调整?吴蔚：坦率讲，中国目前经济高速发展，使得项目的规模、项目类型的多样性和项目实施的可能性都是前所未有的。

20、对gmp和其他的明星类的事务所公司来说，好项目和大项目的密集度是前所未有的。像我们，到目前为止，国家博物馆、中国航海博物馆，吉林文化科技综合中心(三个博物馆)，还有现在在做的珠海博物馆，这么短时间内我们就做了这么多的博物馆。会展中心项目我们有4、5个，体育中心有7、8个，这在欧洲和美国都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个方面来讲，对设计人员的组成、对市场的响应度方面都是挑战，工作上肯定要作出一些调整，比如要适应中国的节奏，设计的进展，修改的高效率，比如你中标以后很快要出一版修改方案，这些方面gmp都做出了相应的调整。而设计理念本身，事务所完全坚持了自己的想法，并不是说为了拿一个项目可以放弃坚持几十年的原则。

21、坦率地说，我们因为理念不合而放弃的项目也有一箩筐了，比如说甲方说我给你几千万的设计费，你给我做成欧陆风、德国老式的木构建筑，做成德国小镇的风格我们说，这跟我们的理念不一样，给再多的钱也不能做。另外一个方面，和中国实际情况的结合，文化方面的一些对接我们也是做了的。比如国家博物馆，它在天安门广场旁边，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要突出中国5000年的文明和中国文化，这时候我们势必要跟中国文化进行交流或者对接。从设计执行方面来讲，我们一定是坚持自己的理念，不能轻易的被一些时髦的因素所诱惑。在市场经营方面gmp有两大举措，一个就是在国内形成自己的分支机构，把自己非常强有力的设计骨干长期派驻到中国。这点，

22、没有别的任何一家事务所是这样做的。我们目前在国内有超过30位德国建筑师，他们大部分都是德国过来的骨干，来跟我们中国建筑师进行合作，给业主提供服务;另外一个举措，事务所对中国业务实行相对信任的下放式的管理，委托我对中国的业务进行全权管理，这样的话效率比较高。看看其他类似的事务所，这种信任感是没有的中国的合伙人进入到了核心决策层，这是以前没有过的，现在也没有。这个我觉得难能可贵，也说明gmp事务所看好这个市场，觉得是要在这个市场长期发展的。记者：您能否给我们谈谈gmp在中国进行项目的流程?吴蔚：我们现在在国内做项目，一般参加投标或直接委托之前，要跟业主进行一个非常深入的交流，提出我们对这个设计分工

23、的想法，如果这个想法业主能接受，我们就参与投标或者直接委托项目，如果不被接受我们就放弃。因为国内不少业主希望国外事务所只做一个方案，下面的活儿就让国内设计院做了，而我们希望这个项目从方案一直到建成，包括建造的过程都能有一个全过程的控制这个我们分为四个阶段，即方案、初步设计、施工图和现场。作为国外公司，出于各种因素，如国内的政策，施工图这一块我们几乎是不能做的。但是施工图又非常重要，所以现在一般在建筑专业上，方案和初步设计我们自己来做，施工图是根据国家规定由国内的单位来做，但我们会提供各阶段重要的节点大样，特别是立面效果的大样，然后和国内的设计院做周期性的校核，这是在前三个阶段的工作。然后在施工

24、过程中，我们的建筑师或者专业的建筑工程师会周期性回访，帮助业主去现场对建筑质量进行检查、监理，对重要的材料、颜色进行一些定版、定色的工作。记者：那么，你们是通过哪些内部和外部的渠道来评估、求证项目各方面的意义?面对争议的时候，会怎样进行反思与回应?吴蔚：一方面我们公司内部，每年会有一到两次合伙人会议，对所有的建成项目、投标项目和正在设计的项目进行一个内部的高层的评选。每个项目都会放出图片、进行介绍，然后大家打分，得到一个结果。这个是对建筑本身的。另外，我们也关心城市、居民对它的评价，包括建筑师和媒体对它的评价。当然，有一些评价是自然而然地产生，有一些评价的获得，是通过我们组织、邀请一些国内的专

25、家和媒体来看这个建筑，然后让他们提出一些评价和建议。比如今年5月25号，我们就邀请了吴良墉、关肇邺、李道增、何镜堂四位院士和多位大师参观国家博物馆，坐下来一块儿讨论，听听这些泰斗对我们进行评价。实际上当时我们心里也没有底，做这个活动时我们也邀请了20多家媒体的主编、副主编或编辑，把对我们建筑的评价一下子都暴露在公众面前了。那个活动是我们自己组织的，我们也有一定的信心得到比较好的评价和成绩。公众的评价我们也非常关心，也想通过各种渠道来了解。我们公司有专门的P R 部门去做相关的工作，会对相关媒体的评价进行关注，然后反馈给我们的建筑师。对各方的评价，我们肯定要分析一下原因。坦率地讲，我们做的项目并

26、不是所有的都好评如潮，大家对部分项目是有争议的。对于争议，首先我们目前还很少能遇到一个正式的平台让大家去深入讨论。比如说我们在网络上看到对某些建筑的评论，也会把这个信息带回公司，带回设计小组和合伙人这个层面。我会告诉他们公众对我们的建筑有怎样的评价，大家也会通过自己的方式消化、理解它，但这对我们下一个建筑有多大的影响，现在还不好说。因为，有时候公众的一些评价，坦率讲，也并不一定是最终的评价，比如说埃菲尔铁塔，如果按当时的评价这个项目就该拆了。对我们的批评和指责，第一我们并没有不高兴，我们听了以后会比较客观地了解一下为什么他这样评价。就像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外滩做的一个SOHO项目，我们对公众的评价

27、、专家的评价也在仔细地做比较。我们也会对项目做出一定的调整。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体育中心 外观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体育中心 内部空间记者：您是在国外留学，结束学业后就直接到gmp去的吗?它在设计理念和对个人前景的影响，怎样吸引到您?吴蔚：我当时是在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ETH)留学，因为学校允许你休学去实习，我就去了一家瑞士事务所实习。因为我毕竟在国内学过建筑和工作过，工作起来驾轻就熟，事务所也挽留说你能不能多工作几年再回去读书学校对瑞士人来讲是可以无限期休学的，可能对外国人有一些控制性的要求。我休学工作了几年来工作，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不会去读书了，因为读书的目的就是工作嘛。工作的过程中我接

28、触了gmp事务所，并促成了我原来所在的瑞士公司和gmp合作做中国的项目，我当时是以瑞士公司派出人员的方式来与gmp合作。后来，gmp希望我加盟。我觉得它是在中国更有希望、更长期发展的事务所。我想，如果真的要到gmp，我要把学业先完成。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在德国也是一个金字招牌，以毕业生身份去跟gmp合作，可能在待遇方面会有所加分。然后我又回去上完学，才以瑞士苏高工(ETH)毕业生的身份加入gmp。我觉得gmp的贯彻力非常强，对自己想法的执行非常严格，实施度非常高。一旦有了一个想法或理念，就会尽可能去实施，无论是从建筑本身还是从商业的目标来说都是这样。我当时也是把自己的职业前途跟中国是完全挂在

29、一块儿了，那时候我回国来看，建筑领域还是非常热闹、非常吸引人的，所以我就想与能够在中国长期发展，有能力站得住脚的事务所合作。记者：如您所介绍的那样，gmp有着自己所坚持的设计理念，这也是对应着一套哲学和美学观点。您的中国文化背景，会否有时候和它有一些冲突?吴蔚：我没觉得有很大的冲突。中国的背景当然是渗透在骨子里的，但是我在瑞士德语区也生活了7年，所以对西方，特别是德语国家、德意志民族他们的一些想法或是一些做法我也有一定的了解。实际上，我在公司中就是要充当桥梁的作用。比如我们工作当中出现的矛盾，无论是跟甲方或是与合作院的矛盾，90%以上都是误解，其中90%以上又是语言引起的误解、不同的表达方式引起的误解。所以我觉得对于美的欣赏，对好的东西的追求，在中国和德国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是对同一个问题，大家语言表达的方式可能会形成一些误解和不必要的麻烦。记者：那您认为，在gmp工作以来，实现了哪些个人的理想?吴蔚：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有机会能参与到这么多这么重要项目的设计和实施过程，成为整个设计团队的一分子，看到这么多我可以称之为伟大的建筑的落成。尽管我不是完全在一线的主创设计师，但是看到通过大家的努力，这个项目最终能够按照我们的想法和要求落实，我们觉得也是有很大的成就感。13 /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