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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社会规范与浪漫爱情深受基督教传统的影响，妻子是丈夫的附属物，亚当的肋骨这一神话逐渐演绎成社会现实。与此相呼应，文艺复兴时期的婚姻观反映的是金钱和利益关系，父母有权决定子女的婚姻。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运用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和历史方法论，试图将人口统计学的研究与有关文化变迁、情感态度的研究综合起来。他的代表作英国十六至十八世纪的家庭、性与婚姻，给莎士比亚和文艺复兴研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如果将莎士比亚戏剧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教规相对照，就不难发现莎士比亚对女性人物的表达呈现了一对矛盾：她们的言行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父权制的权利话语，同时也对婚姻家庭的相关社会规范提出了挑战。1. 莎剧中
2、女性人物的自我认识贞洁在文艺复兴时期成为判断女性道德善恶的重要标准。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里提道：“贞洁端重是内心的美，没有这种美，肉体不论多美也算不得美。”1在莎士比亚的剧中，贞洁对女性尤为重要，其价值甚至高于生命。纯洁的女性犹如可爱美丽的百合花，可是“这些百合花是不能从它们生长的枝干上摘下来的，因为它们只要有了一点点不纯就会失去他们那特有的洁白”2。在无事生非和冬天的故事中，女性被误认为失去了贞洁，就如同失去了生命。这两部戏剧中的希罗和赫米温妮在被怀疑失贞后都当场昏厥。她们的唯一生存策略是“以死求生”3。从当时社会对女性贞操严格控制的出发点来看，其目的不在于保护女性，而在于维护家族的血液和荣誉
3、。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不仅对社会评判她们美德的标准无发言权，甚至在自己名节被诬告受辱之后还要“失声”，连为自己辩护的权利都没有，父权制发言人的宣判就仿佛是对她们人生的终审判决。与希罗和赫米温妮相比，伊摩琴在面对同样莫须有的罪名“失贞”时，一想到自己不再被丈夫所爱就昏过去了，但她“只关心丈夫的爱情，而没有考虑自己的名誉”2，最终她凭着才智和勇气坚强地活了下来，并和丈夫团聚。希罗和赫米温妮选择的是“以死求生”，而伊摩琴采取了积极的人生态度，主动地追求她应享有的人生幸福与欢乐。16和17世纪早期婚侣的选择主要并不是由爱情所支配，而“为联系着照料受赡养者及家庭工业或血统门第的连续的社会和经济需要所控制
4、”4。然而，在莎士比亚的笔下出现了这样一批女性，她们的爱情是没有限度的，她们有如云雀放声高歌，唱出命运告白。朱丽叶头一眼看到罗密欧，就对乳媪说：“去问他叫什么名字要是他已经结过婚，那么坟墓便是我的婚床。”5“自然把优美赋予一群优雅的妇女”2，这就是莎士比亚笔下的一些女性。她们风度潇洒，妩媚调皮，娴于辞令，也富于痴情。这种才情有时连她们的恋人或丈夫也无法超越。她们向恋人公开表露自己的爱慕，甚至弃父命、礼教而不顾，主动寻求爱情和幸福。可是她们也是脆弱的，她们只能是从贤淑和爱情中间产生出来的纯洁。这些娇嫩可爱的百合花日夜守护着她们特有的洁白，当风雨来袭时，她们只能香消玉殒，唯独坚强勇敢者才能傲然开放
5、。2. 莎剧中女性人物的婚姻观从某种角度而言，婚姻是神圣的，在基督教信徒的眼里，它是遵照上帝的旨意进行的神圣结合。但“在婚姻形成之前的择偶阶段，家庭的经济考虑日益明朗化，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6，从此方面考虑，婚姻又是世俗的。为了防止秘密结婚，哈德威克婚姻法于1753年得以颁布，在教堂举行婚礼才成为婚礼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英国贵族来说，结婚需要完成一系列必不可少的步骤。首先是双方父母签订有关财产安排的文本合同；其次是配偶双方在证人面前正式交换口头婚姻誓言；再次是在教堂获得结婚证书；最后才是在教堂举行婚礼，双方同意结婚被公众见证，一对新人会得到教会的祝福7 。这时的家庭往往不
6、是一个靠情感纽带，而是靠相互的经济利益维系的结构。在莎士比亚戏剧一报还一报中，安哲鲁虽与玛利安娜事先定下了婚约，但当他得知玛利安娜的嫁妆随着她的长兄葬于海底之后，他不仅违背了自己的誓言，而且毁损了玛利安娜的名节。同样，当李尔王宣布剥夺科迪利娅的财产继承权那一刻，勃艮第同时也放弃了求婚。对于贵族婚侣的选择，除了经济因素外，还涉及政治背景。奥菲利娅的父亲和哥哥都曾警告她，不要轻信王子，因为王子不能靠个人意愿来决定王妃。不过，“礼仪像是她胸膛上的薄纱，不能隐藏反而泄露了她内心的温柔而恬静的波动”8。她的整个心灵都被唯一爱的形象所占有了，只是在这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她这美丽的建筑物完全崩塌成为碎片。
7、在辛白林中，与奥菲利娅相对应的是伊摩琴的爱人波塞摩斯。他们的婚姻之所以得不到认可是由于波塞摩斯出身低微，无法与国王的女儿相配。而伊摩琴自始至终都对丈夫坚贞不渝，克服了重重阻挠，最终获得幸福圆满的结局。16世纪晚期，“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在教会和国家的有力鼓舞下，从理论上正在变得更加专制，更加具有父权制的特性。这种对家庭内部的专制主义的宣传及家内专制主义的现实，在有产阶级中已变得十分明显”9。这种状况适用于受到父母严格限制和控制的年轻人之间的婚前关系；它也适用于夫妻关系及父母与子女关系。至于婚前关系，米兰达父亲的控制可见一斑。在暴风雨中，米兰达和腓迪南一见倾心，米兰达的父亲虽赞同他们的婚姻，但严厉
8、要求腓迪南不得在婚前侵犯女儿的贞洁：“但在一切神圣的仪式没有充分给你许可之前，你不能侵犯她处女的尊严，否则你们的结合将不能得到上天的美满的祝福，冷淡的憎恨、白眼的轻蔑和不睦将使你们的姻缘中长满令人嫌恶的恶草。”10在夫妻关系中，强调的是妻子对丈夫的顺从，驯悍记 中凯瑟琳娜的著名演说就是很好的证明：“你的丈夫就是你的主人、你的生命、你的所有者、你的头脑、你的君王；一个女人对待她的丈夫，应当像臣子对待君王一样忠心恭顺；倘使她倔强使性，乖张暴戾，不顺从他正当的愿望，那么她岂不是一个大逆不道、忘恩负义的叛徒？”11这段演讲把家庭秩序和国家秩序相并列，夫妻关系被比作君臣关系，从而也参与到父权制话语中来。
9、在莎士比亚戏剧中，女子若不结婚就可能会去修道院，这并不是史无前例的。从13世纪到16世纪初期，在英国有的父亲会把女儿送去修道院，这样就可以省下嫁妆。在仲夏夜之梦里，赫米娅被迫在服从父亲指婚和去修道院之间作出选择，她却违背父令，为了爱情和自己的恋人一起出逃。在一报还一报中，依莎贝拉最初作出的选择是成为修女而不是结婚。这一选择可以看成是对妇女的价值仅仅在于她能带来嫁妆和儿女的传统观念的反拨。尽管莎士比亚笔下的大多女性追求幸福婚姻的路途崎岖坎坷，时有荆棘丛生，但为了奏响爱情的神圣乐章，她们宁愿以生命为代价来逾越面前的鸿沟，哪怕最后呈献给她们的不是爱情的甜蜜之杯，而是悲哀的苦汁。在实现她们理想的过程中
10、，她们常常收回自己的含蓄羞怯，而显示出大胆叛逆的一面，带有不遵礼法的风采。只是神圣的婚姻也有世俗的一面，这些崇高的精神之恋几乎少不了经济支柱的依托，剧中的男主角除了抱得美人归外，大多也获得了丰厚的财产。3. 莎剧女性：不能爱与不得不爱“因为我是太平凡了，我不敢献给你我所愿意献给你的，更不敢从你接受我所渴望得到的要是你肯娶我，我愿意做你的妻子；不然的话，我将到死都是你的婢女”10。倘若米兰达真的如她所诉是“太平凡了”，她的预言就可能真的实现，只能做婢女而做不了腓迪南的妻子。地位差距使她不能爱；“罗密欧，抛弃了你的名字吧；我愿意把我整个的心魂，赔偿给你这一个身外的空名”5。家族的仇恨使朱丽叶不能爱
11、；“没有，父亲，可是我已经遵从您的命令，拒绝他的来信，并且不允许他来见我”5。父亲的责令使奥菲利娅不能爱；“要是令爱没有得到您的许可，就把她的责任、美貌、智慧和财产，全部委弃在一个到处为家、漂泊流浪的异邦人的身上，那么她的确已经干下了一件重大的逆行了”5o种族偏见使苔丝狄蒙娜不能爱莎士比亚似乎习惯把人物放到错误的地方来展示他们的行为条件会怎样改变。阻碍这些女性爱情的因素名目繁多，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各方面，但这些都不是凭空想象而是由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决定的。这些女性寻求爱情的方式虽然有所不同，或“以死求生”或女扮男装或公开反叛，她们对爱情的坚定信念和执著追求是值得敬佩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批评理论和角度的变化，人们对这些女性角色的理解也随之变化。劳伦斯斯通指出，对于伊丽莎白时期的观众来说，罗密欧与朱丽叶或者奥赛罗的悲剧与其归于命运多舛，不如归咎于这些主人公违背社会规范、违逆父命。“在17世纪家长制家庭盛行：丈夫对妻子和孩子具有绝对的权威”12，因此由不得这些女性按自己的意愿来爱，不同的视角使得人们对莎剧女性的认识不断深化与丰富。为了有效地参与世界莎学这一大话语过程，中国莎学应从发展变化的角度，在吸收国外莎评成就的同时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话语。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社会规范与浪漫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