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刘反曹”的思想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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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星“拥刘反曹”的思想实质菱（1）从官方史学上看，“拥刘反曹”表现的是为偏安王朝争正统的封建 正统观念。肃所谓封建正统观念，就是对封建统治政权的合法性作辩护的一种思想理论。其表现形式有 两种：一种 认为，只要占领了黄河流域，享有了统治华夏中原的权利，就是“正统”；另一种认为，天下是一姓 的天下，从同宗同姓手里夺了权，即使不居中原也是“正统”。三国时代，刘蜀政权虽偏安西南，但却与汉帝同宗；曹魏政权虽属异姓，但却雄踞中原。究竟是该“拥文，还 是该“拥曹” ？不同时代的史学家，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比如：西晋陈寿作三国志，北宋司马 光作资治通鉴，都是以曹魏为正统，“拥曹反刘”；而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南

2、宋朱熹 作通鉴纲目，则又改蜀汉为正统，“拥刘反曹”。所以会出现这种截然相反的情形，原来是与 各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相关的。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陈氏生 于西晋，司马氏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南渡之人也，唯恐 中原之争正统也。诸贤易地而皆然。”就是说，西晋、北宋的君主，都是以禅让为名夺得帝位的，他 们当然要为情景相似的曹家这一中原统治者争正统，要“拥曹反刘”；而东晋、南宋的政权虽然都偏 安一隅，但他们都认为接续的是当初同宗同姓的中原的汉族政权，所以要为偏安的汉族统治争正统， 要“拥刘反曹”。由此可见，在史学家那里，无论是“拥曹反刘”还是“

3、拥刘反曹”，都是腐朽、 反动的封建正统观念。蚁（2）从民间文艺上看，“拥刘反曹”表现的主要是反抗异族、“人心思汉”的民族情绪黄蒲与官方史学两种倾向互争的复杂情形不同，在民间文艺（如民间传说、宋元话本、金元戏曲等）中，历来只有“拥刘反曹”的一种倾向。这与南北朝以来受到国家分裂、异族入侵的汉人，希望天下统一、“人心思汉”的心理有关。特别是宋元以来，饱受金人、蒙古人入侵之苦的汉 人，往往把蜀汉作为“汉家”政权的象征，把曹操比作北方异族的统治，有着一种像南宋大诗人陆游 诗中“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的思想。最（3）从三国演义看，“拥刘反曹”既有拥护仁君仁政、反对暴君暴政的人民性，又有不满异 族统治、要

4、求“还我大汉”的民族性，同时还有某些封建正统观念的陈腐糟粕。蜷绸首先是要看到小说的人民性。所谓人民性，就是作品要表现人民的爰憎哀乐、人民的价值判断、人民 的理想愿望。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特别集中地表现在作者经过精心的加工和虚构，塑造出刘 备、曹操两个皆然对立的、已经不同于历史真人的艺术形象：一个是残暴奸诈的象征，一个是仁德忠义的典范。因此，三国演义“拥刘反曹”，其实质就是拥护仁君仁政，反对暴君暴政，代表的是广大人民对于政治、政治家的选择。婪其次就是民族性。三国演义产生于元末明初，作者罗贯中备受了元蒙异族统治下的民族 歧视，饱 尝了战乱频仍的灾祸之苦，因而他在小说中拥赞刘备，反映的是自己、也是

5、当时大众“人心思汉”的 民族情绪。袅筮再次，也不可否认，三国演义中也确实存有不少封建正统观念的腐朽因素。具体表现在“拥刘反曹”的“刘”，作者并不仅指蜀汉、指刘备，也指东汉的腐朽政权。比如小说里常常指斥曹 操是“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强调刘备是“皇叔”，是“汉室宗亲”，小说回目也有“曹丕废帝篡 炎刘，汉王正位续大统”等等这样明显流露的正统思想。这些当然就没有丝毫的进步性。翦蓍总之，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内涵比较复杂，需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芾南（三）道德悲剧意识皑最三国演义以魏、蜀矛盾为主线，以蜀汉兴衰为中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五彩斑斓的历史人物 群像，而且生动描写了蜀汉的兴衰过程：刘备当初东

6、流西窜，到处依人，势穷力蹙，祸败相仍旦自 得诸葛之后，赤壁破曹、占荆州、取西川、平汉中、伐襄阳、威震华夏，蜀汉事业一时登上了兴旺的 顶峰。想不到关羽毁败，荆州复失，张飞又为小人所乘，刘备奋起倾国之兵，大举伐吴，彝陵一战， 大败而归，白帝托孤，国势衰微，益州疲敝，诸葛亮苦心孤诣，支撑危局，七擒孟获，六出祁山，但 终究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这无疑是一出震撼人心的历史悲剧。因此，有人主张“蜀汉悲剧”应是三国演义的主题。我们以为，“蜀汉悲剧”说虽接近三国演义的精神内核，但这种表述其实还是缺乏应有的涵盖力和穿透力。因为 它最终并未揭示出造成蜀汉悲剧的内在根源。蔻蜀汉悲剧的原因何在？小说究竟是如何表现的？

7、国力不如曹魏，加上东吴毁盟，更显孤立。以荆益一 隅之地，当然不足以与中原抗衡。但是，这只是悲剧外部的、客观的原因。我们说，单纯由外部原 因、客观原因造成的苦难，只是一种意外的灾祸，而不等于悲剧；把悲剧主人公看作完全是被外部力 量摧毁的人，这并不符合悲剧的实质。真正的悲剧应该是以历史必然性观念作为基础，是个人自觉意 志受到极端的、多少有点片面的禀赋的支配，而与社会现实、自然规律之间深刻矛盾的结果。三国演义中，刘蜀集团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他们仁君、贤臣、义 友的理想人格。集团成员对理想人格的执著追求，造成了他们与当时现实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最终以 理想毁败、事业覆亡而告终。因此，刘蜀集团的悲剧，说到

8、底乃是他们仁 君、贤臣、义友理想人格系统 的悲剧。悲剧的实质，不是“蜀汉悲剧”，而属道德悲剧。芳荽三国时代，是一个群雄逐鹿、图王霸业的时代，刘蜀集团作为一个以政治追求为最终目标的武装集 团，其致命的弱点在于，面对政治与道德、权变与仁义的天平，他们总是把“仁义、道德”放在首位， 而把“权变、政治”放在其次。用“道德价值”去压制、克服“政治利益”决定了蜀汉悲剧的不可避 免。茗拜刘备作为一个“仁君”的典型，他的视“仁义”重于“生命”的儒家道德风范，曾使他在政治上、军 事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初在汝南为曹操所败，“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置锥之地”，被迫向刘表 暂借区区新野一县。刘表病危，屡让荆州于刘备，诸

9、葛亮也认为：“借此郡以图安 身，兵精粮足， 可以抗拒曹操也”，“主公不受，祸不远矣”。但刘备却说：“吾宁死不忍做无义之人”，对荆州“力 辞不受”，最后“败走江陵”，直到“败走夏口” ，致使“荆州问题”始 终困扰着蜀汉政权。尤其 是兴兵伐吴，造成彝陵之战惨败，致使蜀汉由盛而衰，更是刘备“践义”的悲剧。一听到结义兄弟 关羽失荆州、走麦城，最终被杀的噩耗，刘备立时“大叫一声，昏绝于地”，“一日哭绝三五次”，“三 日不进水食，但痛哭而已，泪湿衣襟，斑斑成血”。发誓要“起倾国之兵，剪伐东吴，生擒逆贼，以祭 关公”。尽管诸葛亮等人以“国贼乃曹操，非孙 权也”，“天下者，重也；冤仇者，轻也”，兴兵伐 吴“非

10、所以重宗庙也”进行劝导；尽管赵云以：“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相 进谏，一向从善如流、“善纳 人言”的刘备，此时却一意孤行，听不进一句劝告，他说：“朕不为 兄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 ”秦 又谏：“陛下不从臣言，诚恐有失”，刘备大怒：“朕 欲兴兵，尔何出此不利之言？ ”叱武士推出斩之。一贯谨小慎微的政治家刘备，此时为了兄弟之情，竟变 成了一个感情冲动、不可理喻的人。在他看来，虽然联吴伐魏符合实际情况和蜀汉利益，但却要置骨肉 之仇于不顾，并包含独享富贵、贪恋为君的卑鄙之想。因而，他当然要坚决拒绝。其结果，不仅导致了蜀 汉事业的失败，同时也导致了他个人的毁灭。曾关羽作

11、为“义友”的典范，他的“义”的也给蜀汉事业和个人生命带来了重大损失和不可挽回的悲 剧。具体表现是，在前期，死守下邳、兵败被俘，处理自己与曹操“亦敌亦友”的关系时，他把个人之 义放在集团的利益之上，认敌为友，放虎归山，贻误了战机；在后期，处理自己与孙吴这个友军的关系 时，由于缺乏政治头脑，不懂联吴抗曹的战略意义，又化友为敌，为渊驱鱼；骄傲轻敌，麻痹大意， 幻想凭借一把83斤的青龙刀和一腔凛然正气就能够威慑住一切狡猾的敌人。结果酿成了众叛亲离、腹 背受敌，失荆州、走麦城、被擒俘、遭杀戮的悲剧。整个刘蜀集团的大悲剧也由此开始。蒂如果说对刘备、关羽等人悲剧的成因，作者还能以美德趋于极端的片面性作为部分

12、理由来解释的话， 那么，对于诸葛亮的悲剧原因就显得有些茫然不解了。因为诸葛亮作为“贤相”的典范，既是全能全知 的智慧的化身，又是超凡入圣的道德的楷模，是全书唯一能立足现实的理想人物。这样的人物不仅也无 力回天，而且也中途而亡，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情况下，作者只好乞灵于茫茫的命运之神。认为他“虽 得其主，不得其时“，因而尽力去渲染命运对他的无情捉弄。比如他曾运用神机妙算，令杨仪、马忠引一万弓弩手在剑阁木门道埋伏，让魏延、关兴出诱敌军，以为可以射死司马懿，但“欲射一马，误中一獐”，被射死的是大将张颌，司马懿却逃脱了。火烧上方谷，诸葛亮将司马懿父子引入谷中，烧断谷口，引发地雷，司马懿父子以为必 死，抱头

13、痛哭，忽然来了一阵倾盆大雨，将火扑灭。诸葛亮只好感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 强也。”作者虚构这些情节，为的是说明“万事不由人作主，一心难与命争衡”，说明“天不佐汉”， 所以连诸葛亮也无能为力。援其实，诸葛亮的悲剧，并不是命运悲剧，而同样是理想人格的悲剧。诸葛亮的一生典型地 体现了对事业忠贞执著，勤奋坚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特别是作为一个盖世英才，当“才”与“德”产生矛盾的情况下，他总是以“德”为先，尽力维护自己的道德人格，致使其才能最终 得不到发挥、从而造成影响事业进程的悲剧。比如，诸葛亮作为丞相，在决定西蜀与东吴关系这样重大 问题上，他虽然力谏刘备伐吴，以维护吴蜀联盟，但到底还

14、是听凭刘备的决定，结果招致亭之败，几 乎葬送蜀汉事业。特别是刘备死后，在庸主刘禅的牵制下，他仍忍辱负重，忠心不改。比如在四出祁山 时，曹丕病死军中，司马懿斗阵失败，正是夺取中原的千载良机，刘禅却因贪图苟安，下令回军，使诸 葛亮丧失了事业渴望有成的机会。尽管刘备托孤时早就有言在先：“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主”。但诸葛亮决不取刘禅而代之，宁可事业受损，必须维护道德人格。螂另外，在“生命”与“奉献”、“天命”与“人事”相矛盾的时候，诸葛亮当然要选择后者。他在出 山之前，虽然已知天命不可违，曹操不可与争雄，但为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不仅无视天命，毅然出 山，“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且

15、又不顾生命，竭忠尽智，披肝沥胆，生死以 之。平日在军中，他不是 运筹帷幄，就是临阵督战.，甚至“亲校簿书，自理细事，食少事烦，汉流终日”。部下关切他的健康， 劝他不要过劳，他却感慨地说：“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唯恐他人不似吾尽心也”。如此食少事烦，婵精竭虑，呕心沥血，诸葛亮终于心力交瘁，积劳成 疾，病逝在伐魏前线的五丈原。但临终前还是强支病体，乘车“出寨遍视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 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致使后人不能不发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感叹。我们以为，即使诸葛亮出师而捷，一统天下， 他的追求也不会终结。因为他把理想愿望，把为事业而

16、“尽忠、奉献”，作为了生命的终极目的；而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永远不会有圆满可言。他的坚毅勤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 精神，忠贞无私、鞠躬尽瘁的道德人格，尽管使其生命发出了灿烂光辉，为子孙万世所景仰；但他“事 必躬亲”、“食少事烦”、劳逸失调、不重生命，当然又是他心劳力拙、回天无力，中途病逝、壮志未 酬的重要原因。芾总之，作者从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出发，融合着千百年来人民大众对于明君贤臣的渴望心理，把“仁、义、智、勇”这些美好人格，都集中在刘蜀集团身上，以作为美好理想的寄托。根据儒家的思维 逻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但历史发展恰恰是事与愿违：刘备集 团失败了，美好理

17、想破灭了。暴政战胜了仁政，奸邪压倒了忠义，全能全智、超凡入圣的诸葛亮竟也无 力回天！于是作者将这历史的悲剧归结为“天意”或“天数”，在小说最后这样引诗作结：“纷纷世事 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对理想破灭、道德失落、价值颠倒的惨痛结局，流露出一种困惑和痛苦，表现出一种悲怆和迷惘。其中无疑蕴含着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苦苦追寻和呼唤。芾留其实，小说通过刘蜀集团的兴衰过程，已经客观地展现了他们悲剧的根本原因。当初刘备宽仁礼让， 结果四处流离，一事无成；后来听从诸葛亮的隆中决策，占荆据蜀，联吴抗魏，东讨西伐，南征北战， 虽不是宽仁礼让，结果却得成帝业，与魏吴鼎足而立。这正如庞

18、统所 说：“离乱之时，用兵争强，固非 一道；若拘执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从权变”但到后来，他们又放弃权变，继续以常理来对抗现 实秩序，结果使蜀汉基业一再受挫，直至败亡。可见，权变已成了这个时代的宠儿，成了封建政治舞台 上的支配力量；而道德仁义，只会到处碰壁。仁君贤相，并非救世良方，相反，“君不仁，臣不忠，则 可以霸王矣！ ” （韩非子六反）这就是三国时期的历史现实。羡当然，权诈机变的曹操，也并未获得最后的胜利；曹魏灭刘蜀后两年，政权就被权臣司马氏所篡夺。司马懿祖孙三代，用的仍然是曹操当年的故伎。”再受禅依样画葫芦”，这实际上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螳螂捕蝉，焉知黄雀在后。你用权诈来对付别人，人家照样可 用权诈来对付你。强中更有强中手，一个骗子手败在一个更大的骗子手名下；阴谋家霸占得来的产业， 又不得不交给另一个更狡猾的阴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