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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朝国家教育与文学整合相比于门阀政治的东晋, 南朝皇权的控制力得到了加强。皇权借助于策试选举, 强化了国家教育, 掌握了人才的控制权。同时, 国家还借助于策试选举, 对各种教育资源加以整合, 使其具有鲜明的国家意识形态性。在国家教育的实施过程中, 文学活动所受的影响比较突出。本文所关注的, 就是南朝国家教育是如何发展自身, 并配合皇权需要整合文学活动发展这一问题的。本文正文共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讨论南朝国家教育的基本制度。认为南朝较之前更重视国家教育, 在教育机构的设置上也突破了两汉以来以太学、国子学为核心的单一教育格局。同时还利用私学教育发达的时代特点, 采取私办官助的形式开设了四学、五
2、馆等教育机构, 有效实现了教育规模的扩大。同时,南朝国家教育还改变了两汉以来以儒家经学教育为主的单一内容, 创立了如“儒学”、 “玄学” 、 “文学” 、 “史学” 、 “阴阳学”、 “律学”等专科教育 , 同时倡导“实用”教育 , 压缩了士族阶层的权力空间。在国家教育制度与文学活动整合方面, 国家教育立足京城, 使得文学家的区域分布呈现出以京城为中心的集聚性特征。再加上教育在国家选举中的作用日趋加强, 寒素阶层日渐崛起, 围绕政治和权力呈现出文士集团化发展的趋势, 文学集团也逐渐增多, 驱动了南朝文学的发展。此外 ,国家对文学价值取向的管控也逐渐增强, “文”成为世人“获罪”和“进身”的重要
3、原因。第二部分梳理了南朝国家教育的内容 , 总结了 其特点 , 并就其对文学理论的整合情况进行了论述。南朝的国家教育尽管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 但核心内容还是儒家经学。同时由于魏晋以来的玄学传统, 玄学在国家教育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此外 , 为了在南北朝的意识形态争夺中获取统治地位, 南朝统治者普遍崇信道教与佛教, 国家教育多杂宗教因素, 尤以佛教为胜。另外, 随着重文风气的强化, 以“属文”为目的的文学专科教育也得到发展。国家教育通过这些教育内容的规范, 整合、引领了当时的文学发展。其突出表现就是南朝以 “征圣宗经”为基本理念的文学理论著作与文学总集的大量出现。国家籍此树立了文学典范, 目的
4、就是利用文学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 塑造并维护国家形象。第三部分着意于国家教育方法对文学活动的影响问题。南朝国家教育的方法从历史承袭而来, 主要有赏识法、讽诵法、模仿法、辩难法。赏识法主要发生在利益相关的群体之中 , 着力于提升被赏识对象的信心, 对文学的集团化发展和文学的传播有积极意义; 讽诵法以识记和吟诵为基本内容, 对文学“隶事” 、 “征事” 、 “用典”的发生有推动作用 , 对文学类“类书”的发展也有影响。同时由于讽诵“以音声节之”的需求 , 对南朝文学在音韵方面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 模仿法强调以经典为模仿和拟作对象, 促成了文体范式的形成, 使文学的技术性得到强化, 推动了文体
5、形式化发展的趋势, 对”文学早慧”有积极影响 ; 辩难法以问答为基本特征,在与玄谈融合后, 对文学重视语言修辞的形式化发展有一定影响, 同时“难”作为文体 , 也得到进一步发展。第四部分主要从文学角度来反观南朝国家教育。认为南朝文学对国家教育的反映主要表现为两个层次 , 一是对国家教育活动的记录, 以兴学诏和劝学文为主; 二是对国家教化的呈现和鼓吹, 以应制文学、通俗文学（ 辅教书等）为代表 , 宣扬忠君、孝道、大一统的政治理想。研究认为, 南朝文学活动是与国家大一统的政治诉求密切相关的, 有着鲜明的事功倾向。本文在关注国家教育和其文学整合作用的同时, 还就教育和文学活动中的一些问题如萧梁“五馆” 的成立时间、南朝 “太学、 国学、 国子学、 国子太学”的内涵、 “集雅馆”的职能、南朝”文学早慧”等名物制度问题进行了考辩 , 对一些争议性问题也给予了教育学的阐释。
南朝国家教育与文学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