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中国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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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独秀与中国托派陈独秀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层后， 心绪烦乱， 郁郁寡欢， 对于共产国际所批评的机会主义，总是耿耿于怀，百思不得 其解。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呢？他在读过托洛茨 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述后，一种相知恨晚的亲近感油然而生。 于是，他便将托洛茨基的理论奉为自己的新的信仰，开始其 与中国托派长达十多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政治关系。自立门户中国托派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政治概念呢？1991 年 2 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重新修订毛泽东选集 ，在第一 卷中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释中这样说：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 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相结合，认为中国资产

2、 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 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的以“国民会议”为 中心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 陈取消派”。这是迄今为止对中国托派的最具权威性的政治界定。较之 1951 年版毛泽东选集的同一注释，其内容已有明显 的改动，如再也不称陈独秀为“叛徒” ，删去很多莫须有的 罪名，即“中国托洛茨基分子公开参加国民党的特务机关。 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接受托洛茨基的不阻碍日本帝国主 义占领中国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 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 ”和“完全是帝

3、国 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对人民的卑污工具。 ” 所谓托派即是党内反对派，因他们的领袖是托洛茨基， 故而统称为托派。 中国托派起源于苏联，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列宁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些学生 便是托洛茨基的积极拥护者。 1927 年 11 月 7 日，在十月革 命十周年的庆祝大会上，中国的一些留学生在红场游行时， 公开高呼“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 口号，这批留学生的公开亮相，可谓中国托派运动的滥觞。斯大林以严厉的手段打击反对派，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 接着被政治流放。参与红场游行的中国留学生史唐、梁千乔 等人也被遣送回国。托洛茨基流放途中完成共产国际纲领 草案

4、批评的写作，这个文件的第三部分便是中国革命的 总结和前瞻 。此时，中共六大正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 将译文的第一、 三部分交与大会， 指示只能传阅， 不得扩散。 中共六大工作人员王文元、刘仁静、赵济等，利用工作之便 得到这份文件，后又向国内传送。 1928 年 9 月，中国留苏学 生正式建立托派组织，他们与苏联托派组织建立联系，为国 内的托派组织翻译、投寄托派文件等。同年 12 月，中国第 一个托派组织在上海成立，其全称为“中国布尔塞维克列宁 主义反对派”，中央机构为 “全国总干事会”（简称“总干”） 北京、香港、广州、武汉、苏州、哈尔滨等城市还建有分支 机构。次年 4 月，总干创办我们的话刊

5、物，因此，他们 又被称为“我们的话派” 。读过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等文件后，陈独秀有如 醍醐灌顶、豁然开朗，萦绕于脑际的疑问和困惑，似乎都已 找到了答案。他开始与中共中央公开论战，而他的政治影响 此时并没完全消失，兼之党内左倾领导难以服众，一些干部 思想迷茫，于是便形成了以陈独秀、彭述之、尹宽、郑超麟 等为骨干的所谓党内反对派。此时，他们还没有自己的正式 名称，人们习惯称他们为“陈独秀派” 。陈独秀真心诚意地想加入“我们的话派”或与其合并。 为此，他甚至放下架子，辞尊居卑，与“我们的话派”多次 磋商。可是，“我们的话派”却心胸狭隘，担心陈独秀等加 入后，会象水浒中的宋江枪了王伦的宝座。所以，他

6、们 始终百般刁难、竭力阻挠。此时，刘仁静由莫斯科归国，途 中绕道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委托他充当自己的 联络员。陈独秀假刘仁静的特殊身份，委托他向“我们的话 派”表示，有意在承认大革命时期的错误，接受托派理论的 前提下，双方共同组织“联合委员会” 。刘仁静费了不少口舌，做了大量工作，总算说服“我们 的话派” 接纳陈独秀。 不过，陈独秀等人必须履行一个条件， 即公开与真诚地批判自己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公开解散自 己的独立小组织。然而，就是这样苛刻的政治条件，还遭到 梁干乔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坚持认为陈独秀是“老机会主 义者”，他的要求加入托派“完全是个阴谋” 。陈独秀愤怒了，再也不能忍受

7、如此的戏弄和侮辱，明确 地向刘仁静表示， “我们的话派”既是如此态度，再也无需 去作努力，我们就是加入进去也无益有损。 1929 年 9 月，陈 独秀和彭述之等人决定自立门户，成立独立的小组织，名称 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 ，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 克列宁派”，推出陈独秀、彭述之、尹宽组成“临时领导小 组”。他们利用自己在党内的工作经历，加紧进行党内反对 派的活动。中共中央对于陈独秀等人的分裂活动，一再批评乃至警 告。但是，他都置之脑后，继续在错误的歧途上滑行。 1929 年 11 月，为严肃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中共中央断然 将他开除出党。 12 月，他们召开全体会议，亮出了本派纲

8、领一？D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八十一人声明），正式选举出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 的常务委员会， 陈独秀为总书记， 彭述之、尹宽、马玉夫、杜培之等为常委，吴季严为秘书长 （后由何资深担任） 。次年 3 月 1 日，又创办自己的机关报无产者，因此，在中国托派组织中，他们又被称为“无 产者社派”。争争吵吵1930 年 1 月，刘仁静、王文元和从“我们的话派”中分 裂出来的宋逢春等九人， 发起成立 “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 因其机关报为“十月” ，又被称为“十月社”派。同年夏， 游离于上述三派之外的赵济、刘胤等七人，又成立第四个托 派小组织，因其机关报为战斗 ，又被称为“战斗社”派。 至此，中国托派的

9、四个小组织就这样先后登场了。他们各立 门户，唯我独尊，都自以为深得托洛茨基理论之真谛，对稍 持不同意见者，便是无了无休的争论和攻讦。 他们 都有那一个共同点，就是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采 取不依不饶的态度。 他们对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极为不满， 认为陈独秀还在文饰自己的错误，还在散布“二次革命”的 错误思想， 其所提出的 “无产阶级贫农专政” 与斯大林的 “工 农民主专政”如出一辙，而与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 的理论背道而驰。他们断言，陈独秀仍然是个资产阶级自由 主义者，所以，仍然必须与之作“无情的理论之战争” 。这种“无情的理论之战争” 把陈独秀搅得心烦意乱， 1939 年，他在给托

10、洛茨基的一封长信中，详尽地叙述了他与这帮 人的理论分歧：有些人认为民主革命在中国已经完结；有些人认为下一 次革命性质是单纯社会主义的，没有民主成分；有些人认为 中国下次革命一开始便是社会主义的；有些人怀疑国民会议 的口号，认为它没有阶级的意义；有些人认为国民会议是反 动时代和平运动的口号，不能用为夺取政权的口号，无产阶 级只有在苏维埃的口号下夺取政权；有些人认为民族民主斗 争是资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虽然可以参加运动，而不是 自己的任务，攻击同志中主张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把解放民族 民主任务放在自己双肩的人是左派资产阶级的意识；有些人 认为任何时期任何事件任何条件下，和其他阶级的党派协议 对外国帝

11、国主义或国内独裁者的共同的行动，都是机会主义。在对陈独秀进行批判的吵吵嚷嚷之中，刘仁静的表现尤 为突出，他自恃是托洛茨基的联络员，以为最可得托洛茨基 理论的精髓。所以，他对于陈独秀的批判文章总是带有不容 置疑的断语，他说陈独秀是“透彻的孟什维克主义”，如今又“假借反对派的招牌”，“实际是旧货贴新商标”。刘仁静 还说在与陈独秀短暂的合作后，便发现其“离开革命立场， 精神衰败，” “堕落成一个失意的政客”，“一个小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陈独秀周围集结的那些人，则又“都是些欺诈 失意的政客”，所以，“我们应当丢掉他”。刘仁静甚至自鸣 得意地说，当前中国的托派运动有三条不同的路线：陈独秀 为代表的“

12、右派反对派的路线”；梁干乔为代表的“投降派 的路线”；我们为代表的“左派反对派路线”。中国托派小组织之所以不能见容于陈独秀和“无产者 社”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原因，那就是与彭述之有关。还在 大革命时期，彭述之便挟陈独秀以自重，认为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中，除了陈独秀便是他，宣称中央常委中，“瞿秋白是高等技术人才，张国焘是高等事务人才，”弦外之音只有他才是“高等政治人才”。现在，他又故伎重演，以保护陈独 秀为由，控制陈独秀的行踪和住址，以至于和陈独秀联系， 都得要先向他请示，而每次谈话时，他又总是赖着不走。陈 独秀身边有这么一个跟进跟出的人物，年青、激进、莽撞的 托派分子，自然是不能接受的。托洛茨基是从

13、刘仁静那儿知道陈独秀的情况。最初，他 比较审慎地看待陈独秀的“趋向托派”，因为，他毕竟还没 看到陈独秀的所谓有别于斯大林的“纲领式的声明书”。可是，当他得知陈独秀已自行组织“无产者社”，并受到年青的托派围攻时，便开始焦虑起来，害怕刚刚蜂起的中国托派 运动，因内耗而走入死胡同。他立即给刘仁静和中国托派发 来指示，批评他们的争论“渗入了太多的玄学和甚至有点学 院主义”，要求刘仁静尽快地将陈独秀等八十一人的声明，“忠实地翻出来，寄给我。”当托洛茨基读过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后，便立即 给刘仁静和“我们的话派”复信，称赞这“是一篇极好的文 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他对陈独秀明

14、确表示了欢迎的态度，号召“反对派中许多年 轻人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 ”指示中国托派组织 必须加快统一的步伐， “共同拟订一个短短的统一纲领，并 依照人数为比例，召集一个统一大会。 ”陈独秀参与政治向有一种认真的态度，在进行托派活动 时，也是如此的心虔志诚、聚精会神。他不太在意别人的讥 讽和嘲笑， 认为所有的争论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所以，“我 始终取了沉默的态度” 。他在无产者上发表文章说，读 了托洛茨基的来信后， “很使我们惭愧无地” ，“我们听了若 仍旧毫不动心，便是庄周之所谓心死 ！”他警告道，如果 现在还有人“来阻碍统一，这是罪恶之罪恶” 。在托洛茨基 的垂询下，已经沉寂一些

15、时日的陈独秀，又恢复了往日的风 采，奔走游说于“我们的话” 、“十月”和“战斗”社之间， 那种争争吵吵的纷乱情景，短时间内稍稍有了一些收敛。勉强统一1930年 10月，“我们的话” 派出区芳（后改为梁千乔） 、 陈亦谋；“无产者”派出吴季严、马玉夫； “十月”派出王文 元、宋逢春；“战斗”派出赵济、来燕堂组成协议委员会， 共同商定协委的工作： （一）起草统一政纲； （二）筹备统一 大会。托派的组织统一谈何容易，注定要有一个复杂而艰难 的过程。 王文元起草的 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反对派政纲草案 仍然纠缠陈独秀的历史旧账，对此，陈独秀采取了克制的态度，提议：“应该从大处着眼，从政治出发来快刀斩乱麻的

16、解决过去及现在的纠纷。”他还主动劝说王文元：“如果不统 一，则不但其他三派没有前途， 无产者社也必然死亡， 因为，反对派今后的工作，主要靠年青的革命者来负担，而无产者中则老人太多了。 ”可是，“无产者社”中的另一位大将彭述之却采取了截 然不可的态度，他首先主张以“无产者社”为中心，再提过 去“谁是谁非”的政治争论，要求其他三派作出表态性检讨， 承认过去对陈独秀的批评是一种错误的成见，扬言只有这样 才能谈得上组织的统一。他还通过马玉夫和吴季严控制协委 会的工作。托派的其他三个小组织，原本就没有统一的自觉 性，只是因为托洛茨基的一再催促，才勉勉强强地坐到一起 协商统一，如今经彭述之等人的发难，已是

17、松散脆弱的统一 基础，眼看就有崩塌的可能。陈独秀着急了，立即批评彭述之等人的错误，制止“要 求他派承认错误的办法”，并且不许提以“无产者社”为中 心，因为这“分明和别派的正统观念，同样的不正确，同样 的要阻碍统一。”他还不惜牺牲与彭述之的多年友谊，断然 采取相应的组织手段，将马玉夫和吴季严召回，由自己和尹 宽担任协议委员会中的代表，撤消吴季严的中央常委秘书， 任命何资深担任这一职务，撤消刘伯庄的沪东区委书记，任 命郑超麟担任这一职务。至此，彭述之在“无产者社”的气 焰再也不象往日那么嚣张了。 陈独秀之所以如此积 极推进托派的统一，是有着东山再起的政治设想。当时，立 三路线受到批判， 王明路线刚

18、刚冒头， 党内的多数迷茫犹豫、 不知所措，处此思想混乱之际，陈独秀便萌发出托派早日统 一，取而代之的意念。他郑重其事地劝告托派小组织： 现在正是正式党的领导陷于完全破产，党内同志及一切 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都感觉无出路的时候，绝对需要我 们各派摈除不必要的纷争，迅速统一起来，以集中力量并建 立反对派在群众中的信仰。在正式的党陷于空前混乱，停止 工作的今天，我们反对派还未能迅速的统一起来，集中力量 来对付摆在面前的斗争，这已经是罪恶了！1931 年 1月 8 日，托洛茨基再次发来指示： “共产党之 加入国民党，起初就是错误” ，“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的口号 并不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相冲突，而只是补充

19、这个口号， 并使这个口号通俗化。 ”而前一个口号正是陈独秀提出，并 一直受到年青的托派的批评，以至成为欲将陈独秀排斥于托 派圈子之外的政治理由。托洛茨基还赞扬陈独秀等八十一人 声明的政治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多年来，托派四个小 组织喋喋不休争论的所有问题，最终经托洛茨基一锤定音， 作出了最后的政治结论。托洛茨基还胸有成竹地说： “我确 定地相信现在进行统一的诸派别间果然是完全没有原则分 歧的。”呼吁：“亲爱的朋友，你们的组织和报纸，今天就确定地合并起来了吧！三个多月后，中国托派四个小组织的代表悄然来到上海 大连湾路的王茨槐家召开统一大会。刘仁静曾多次要求参加 大会，但是却一直遭到拒绝。这位自

20、以为中国托派运动的开 拓者，自始至终都处于受排斥和冷落的地位。彭述之原本不 是大会代表，他愤然给陈独秀写信说，这次统一是虚伪的、 无耻的，并发誓决不承认。当大会补选他为代表，并被选为 候补中委时， 陈独秀曾当面调侃道： “你还以为统一是虚伪、 无耻的吗？”彭述之听罢面红耳赤、无地自容。这次统一大 会决定了中国托派的统一名称， 即“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 或“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列宁派” ，陈独秀为托派中央委 员会总书记。不怕孤立中国托派终归统一了，陈独秀的多年夙愿一旦成为现实， 便再也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他让托派中央给托洛茨基拍去 电报说：“喜气洋洋地告诉你：你的中国同志正完成了一个 有意义的

21、开端， 布尔塞维克 ?D 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就将飘扬 全国。”然而，无情的事实是，这种表面上的拉拉扯扯的统 一，怎么也遮盖不住理论纷争直至组织分裂的潜流的涌动， 他好不容易才树立起的期望和信心，也随之而逐日枯死和破 灭。1932 年 10 月 15 日晚， 患病在家的陈独秀， 因叛徒出卖 而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自此，他开始长达五年的牢狱生 活。在狱中，他有将近一年时间，不大过问托派的事务，而 以过多的精力忙于自身的 “官司”和重操读书、 写作的旧业。 可是，一些年青的托派却频频挑战，他这才又卷入从概念到 概念的“咬文嚼字”的名词争论之中。1937 年 8 月 21 日，在全民抗战勃然兴起的政治

22、背景下， 陈独秀被提前释放。他出狱后即投入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之 中，在南京、武汉等地发表演讲、撰写文章，表示拥护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提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 ，呼吁各党 各派，“都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 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 ”他的 这些抗日主张，立刻遭到一些年青的托派分子的攻击。他们 不同意 “暂时对国民党政府休战” ，继续荒唐地兜售什么 “变 帝国主义的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教条，甚至将中日战争 曲解为“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 ，是“帝国主义战争的 一部分，是没有任何进步意义。 ”1935 年 1 月，史朝生等人在托洛茨基派来的外国人格拉

23、 斯的支持下，背着他召开“上海代表大会” ，将中国托派名 称正式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 ，重新改选中央委员会， 并强令陈独秀、陈其昌、尹宽放弃所谓“斯大林派机会主义 思想”，否则将他们开除出党。他一向反对外国人插手中国事务， 让人转告格拉斯：“外国同志倘在中国鼓动分裂运动，（望你们将我这句话明白告诉他！ ！）如果他算是国际代表，最后国际必须负责，分裂 运动不是任何人可以任意儿戏的，特此提出警告。”后来只是由于托洛茨基的过问，这场开除出党的闹剧才不得不中途 收场。他对托派置民族危亡大计于不顾，仍然鼓吹反对国民党、 反对共产党的言论，极为反感。他曾给中央日报写了一 纸申明：“陈独秀，字仲甫，亦号

24、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 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他已经不愿和不敢承认 托派的存在，更不想将自己混同于这班莫名其妙的妄人。出 狱后，当有人劝他回上海重整托派旗鼓时，他明确表示出厌 倦的意向，毅然选择了由南京往武昌的入川路线。他沿途呼 唤全民抗战，“这次抗战是一个革命战争，全体民众应当帮 助政府，世界也应当帮助中国。”他知道，这些主张是决不 会为托派所接受，因此他一再郑重声明：“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 我 绝对不怕孤立。”“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 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意为任何党派所拘束。”年青的托派的荒谬的高调，使他极为反感，认为

25、“只能 有助于日本，”“有助于希特勒”。他在致托洛茨基的信中坦 率地说：“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 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 因此使斯大林派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 声，即同情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者主要 的究竟是谁。”“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当然没有 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他对中国托派已是彻底绝望，表示将不受一切“圈子” 的拘束，重估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的理论” 之价值，因此而“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它，第 四国际第五国际，第国际亦然。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 反对派实是如此。”他喜滋滋地戴上“终身反对派”的帽 子，并向友人解释说：“冯玉祥倒过袁世凯，杀过吴佩孚的 回马枪，囚禁过曹規，驱逐过溥仪，反过蒋介石，人称倒戈 将军。我和这位将军有些类似，一生就会作反对派，从反满 一直到反蒋介石。”“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这位一生充满怀疑与批 判精神的老人，在他生命的末途又抛弃了所信仰的最后一个 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与中国托派决绝，这本应值得 庆幸，遗憾的是，他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时，竟然对所 信奉的思想，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都一概采取排斥的态度, 这就不能不使人为之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