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理论、历史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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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劳动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理论、历史与前景一、我国劳动力资源开发的历史回顾制度变革和劳动力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为产业结构变动和劳动力资源的开发注入了活力。过去30年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开发，已经成功地将人口负担转变为“人口红利”（西蒙，2000；蔡日方，2004；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7）。劳动力资源开发是在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向工业化过渡的进程中展开的，其开发机制也具有鲜明的特色。（一）劳动力资源的开发模式1978年以前，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典型特征是：户籍制度对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作出了严格区分，对劳动力城乡流动进行了严格限制；城市部门偏重于发展就

2、业吸收能力较弱的重工业，统包统分的用工制度导致了就业刚性。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城乡人口流动限制性政策的放松以及城市部门用工制度的调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逐步转型及劳动密集产业的发展，对低素质劳动力提出了巨大需求，劳动力转移也因此成为现实，劳动力资源开发是具有鲜明特色的“制度变革+产业导向”模式。1.制度变革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按照经典二元经济理论，在农业部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现代部门只要提供高于农业部门维持基本生存的实际工资，就会在不变工资水平上获得持续的劳动力供给。但是，在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协调机制上，经典二元经济理论作

3、家稍微有些分歧：刘易斯（1989,p25）似乎更加强调欠发达国家政府在发展现代部门进而加速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费景汉和拉尼斯（1992，p121）认为，欠发达国家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剩余劳动力转移方面所采取的政府和市场“折衷”方式，其效果令人失望，市场机制在劳动力配置过程中的作用是关键性的。正如前上文所述，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1978年改革伊始的中国经济二元结构，实际上与经典模型存在偏差，正是这种偏差引致了制度变革过程中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殊路径：即政府控制和主导下的劳动力城乡转移。具体分为两个阶段：（1）20世纪80年代的“控制性”流动。从实践来看，与自上而下的初始改革路径相适应，80

4、年代，户籍制度的松动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获得了流动权，政府对劳动力流动主要通过流动范围（限制在集镇企业）和“自理粮户口”申请资格（一般对本地农民）进行控制。从1988年开始，国家动员乡镇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招用农民工。（2）90年代至今的“有序化”流动。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2年以后，与就业证卡管理制度的实施和粮油票证制度终止的制度变革相对应，农业部门劳动力流动范围得以放宽，政府对劳动力转移的组织也开始规范，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部门的节奏加快。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产业导向。制度变革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必要条件，这个条件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是，这个条件还不充分，剩余劳动力的有效利用

5、还需要劳动密集性产业的发展。经典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对于低素质劳动力广泛存在的欠发达国家而言，“适用”技术的选择非常关键，所谓“适用”技术，是指能够适应某个特定时点上资源禀赋状况的技术（费景汉和拉尼斯、2004，p365）。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践来看，有利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适用”技术选择模式，是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而逐步定型的。1984年，全国乡镇企业数量是165万个，1985迅速增长为1223万个，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改制时，乡镇企业数量已经发展到2000多万个。快速发展的乡镇企业以其劳动密集特征，承接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其中，乡镇工业在劳动力吸收过程中一直扮演着主要角色。

6、根据林毅夫（1996）等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之所以在增长和劳动力吸收方面成就斐然，原因就在于它们在产业和技术选择上有效利用了劳动力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乡镇企业的发展从以下方面对就业和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即，乡镇企业对于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渠道，从而避免了大量劳动力流向城市而可能造成的失业加剧。经典二元理论作家不仅关注城乡劳动力转移的协调机制问题，而且关注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后果，刘易斯（1989，p78、94）认为，小城镇工业企业的建立可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但是在小城镇发展对于缓解就业压力的效果上，他的观点有些犹豫，因为这种建议的有效性在当时没有得到经验证明。中国乡镇企业对于农村剩余劳动

7、力的有效吸收，实际上为经典二元理论的预测提供了证明。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乡镇企业改制进程的深入以及民营企业的壮大，加之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产业导向进一步明确，从而为劳动力资源的开发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二）劳动力资源的开发过程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劳动力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为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开启了大门。20世纪90年代频繁发生的“民工潮”现象，成为我国工业化历史进程中的一道独特风景。沿着制度变革和经济增长的历史逻辑，劳动力流动表现出了明显阶段性：即80年代离土不离乡的“乡-镇转移”、90年代的“乡-镇、乡-城复合式转移”、以及第二代农民工“离乡离土”的转移。1.农村剩余劳

8、动力离土不离乡的“乡-镇转移”。改革开放伊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心在小城镇建设和农村多种行业的大力发展上，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的崛起正是得益于国家政策的这种明确定位。与此同时，国家对于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是“离土不离乡”，要求劳动力大部分就地向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转移（张神根，2006）。其间，乡镇企业的成长是沿着两条并行的路径展开的，即1985年以后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和乡镇个体私营企业的迅速崛起。乡镇企业的两种发展模式在产权机制上尽管存在质的差别，但是在劳动力资源的开发方式上却是相同的，都是经由劳动密集产业的发展，就地吸收剩余劳动力，农民工的就业状态典型地表现为“亦工亦农”。因此，8

9、0年代（准确地说是1988年以前）“离土不离乡”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地域上，即农民工转移局限于本地的“乡-镇转移”。从乡镇企业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作为承接中国庞大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第一站，其迅速崛起与“适用”技术的选择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之处，从土地上走出来的农民工不但文化水平低，而且缺乏必要的技能训练，面对这种问题，乡镇企业普遍采用技术水平较低的设备是合乎理性的。到80年代末期，已经有将近1 亿的农村劳动力在乡镇企业就业。2. 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乡-城复合式转移”。90年代，国家在继续执行“离土不离乡”政策的基础上，对劳动力流动范围的限制逐步取消，同时，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放松和劳动力

10、服务体系的规范也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激励。其间，劳动力流动呈现“乡-镇转移”和由乡村向大中城市转移并举的复合转移模式，农民工的跨区流动是这一时期过程的主要特色，具体分为两个阶段：（1） 90年代初中期“乡-镇转移”趋势的继续和“乡-城转移”势头的兴起。延续80年代中期的迅猛发展势头，进入90年代后，乡镇企业保持了较快的发展局面，19901996年间,劳动力“乡-镇转移”的年均规模仍然高达700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逐步确立，非公有经济成分在城市尤其是沿海地区大中城市中发展迅速，个体、私营、外资经济的成长和城市发展对劳动力提出了需求，“民工潮”逐渐形成，农民工群体也因此产生。19

11、891991年间，农民进城务工数量年均规模不到1000万，1992年农民工数量迅速增加到4600万，1994年为6000万。与“乡-镇转移”的显著区别是，农民工中很多人在城市居住的时间不断延长，另外，农民工举家迁移的趋势开始出现。（2） 90年代后半期“乡-镇转移”的受阻和“乡-城转移”潮流的形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改制和技术装备升级使得剩余劳动力“乡-镇转移”受阻，与此同时，沿江沿海地区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和区域城市经济的繁荣，对农民工进城产生了持续的拉动力，农民工大量涌向城市是这一时期的鲜明特征。90年代农村劳动力的“乡-镇、乡-城复合式转移”，使得大约2.5亿的农民从土地上走

12、了出来，这个过程对于经济社会结构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到2006年，全国城镇人口比率已经达到44%，与1978年18%的水平相比增加了26个百分点；2006年的农村就业比重为63%，比1978年76%的水平下降13个百分点。3. 第二代农民工的转移前景：“离土又离乡。”作为“民工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年龄分布集中在1625岁的年轻民工受到关注，由于他们出生在80年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开始时期，并在90年代中期以后陆续加入“民工潮”，故人们称之为“第二代农民工”，这个群体占农民工总量的比重在40%50%与普遍具有小学和初中文化水平的第一代农民工比较起来，“第二代农民工”不仅具有相对较高的文化知

13、识和技能水平，而且，对于城市生活的向往使其具有“市民化”的强烈愿望。问卷调查显示（刘传江，程建林，2007），具有回乡倾向的“第二代农民工”比重只占到10%，留城比重高达46%。2000年以来，随着小城镇户口的放开和大中城市落户政策改革的持续推进，“第二代农民工”离土又离乡的愿望正在变成现实，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城乡一体化也因此得以深入。二、劳动力资源开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经典二元经济理论认为，欠发达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使剩余劳动力转化为储蓄和资本积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现代部门以不变的实际工资水平，把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用于资本形成。廉价劳动力的使用提高了现代部门资本形成

14、能力，而现代部门的扩张也为剩余劳动力持续转移并为经济突破贫困陷阱创造了条件。根据前文所述，改革开放30年来，制度变革和产业导向带来了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的增长效应，在此基础上，国民储蓄率和投资率持续上升、社会产品日益丰富、国际分工地位逐步确立。本部分，我们沿着经典二元经济理论所强调的经济增长的“程式化”事实，即增长速度、人口转型和技术选择（费景汉、拉尼斯，2004），对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状况逐次展开论述。（一）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增长效应：经济增长速度和劳动生产率改革开放之初，非国有经济增加值占GDP勺比重不到10%2003年，非国有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占GDP勺比重为69%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

15、产投资的比重为63%，进出口总额占全部进出口总额的67%，城镇非国有经济从业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的比重为73%(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2005)。因此，劳动力的再配置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具有解释力。1 .劳动力的再配置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快速流动有助于GDP曾长速度的提高。以人均GDP曾长指数(1978年=100)为依据，19791989年间中国人均GDP曾长速度的算术平均值为8.0%,标准差为0.03;19902005年间中国人均GDP曾长速度的算术平均值为8.7%,标准差为0.03,后一时期比前一时期表现出较快的增长速度。90年代人均GDP勺相对快速增长与本时期农业

16、部门劳动力比重较快速度的下降恰成对应：即，19791989年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构成下降幅度的算术平均值为1.4%,标准差为0.02;19902006年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构成下降幅度的算术平均值为1.8%，标准差为0.02。因此，劳动力由农业部门的较快流出对于经济整体增长具有促进效应。2 .劳动力的再配置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经典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现代部门的流动，在使得劳动力资源潜力得以有效开发的同时，总体经济效率和部门经济效率也相应提高。经济效率的提高来源于“学习”能力的增强，体现于“干中学”、“投中学”过程中的劳动者技能、知识和经验的不断累积，反过来又会促进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

17、大。从生产效率的数字特征来看，改革30年里，按可比价计算的全社会增加值产出/劳动力投入比率，由1978年的852.7元/人，上升到2006年的6330.8元/人，增加了6.4倍；第一次产业增加值产出/劳动力投入比率，由1978年的335.6元/人，上升到2006年的1063元/人，增加了2.2倍；第二、三次产业增加值产出/劳动力投入比率，分别由1978年的2416.2元/人、1778.8元/人，上升到2006年的19621.3元/人、6114.8元/人，增加了7.1倍和2.4倍。90年代以来，无论是全社会还是各次产业，增加值产出/劳动力投入比率都进入一个稳步增长时期（见图1）。3.中国经济增长

18、的维多恩（Verdoorn）效应。维多恩（Verdoorn）效应是指，生产率的提高可能降低劳动需求，但是，这种对劳动需求的抑制效应也有可能被更快的产出增长之于劳动需求的拉动作用抵消，也就是说，经济的增长体现了效率和就业两方面的兼顾。具体分为两个阶段：（1）从国民经济总体状况来看，20世纪80年代，在全社会增加值产出/劳动力投入比率稳步增长的同时，就业总规模以年均1400万的速度增加，其间，三次产业就业同时表现出了持续增长势头。（2）90年代，全社会就业总规模的年均增长速度是680万，比80年代低，其间，第一产业就业增长出现停滞甚至绝对下降趋势，这与二元经济发展的规律是相应的；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

19、的就业吸收能力趋于饱和，90年代中期以后绝对下降，这于本阶段工业产出的迅速增长形成明显对比，“就业与增长不一致性”问题就是指的这种状况；第三产业的就业吸收能力显著提高，90年代中期以来成为劳动力吸收的主要阵地。（二）人口红利与储蓄、投资增长：人口转型过程中的经验事实1.处于人口红利时期的中国劳动力供给。“人口红利”的含义是，在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所带来的高劳动参与率-即总人口中劳动力人口比重较大-对一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相应地，人口红利期是指当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抚养比例下降、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时期（汪小

20、勤、汪红梅，2007）。对于二元经济而言，人口规模变为人口红利的一个关键条件是，在适当时机政府选择了适当的政策促进劳动力再配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人口增长率经历了80年代的持续上升期和90年代至今的持续减速期。19902005年间，1564岁人口劳动参与率由84僻低到70%呈现出较快的下降趋势。但是，由于人口规模的庞大，以及劳动参与率水平较高，劳动力供给绝对量是逐年增加的。（见图2）。制度变革以及劳动力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为人口红利的兑现提供了基础，其重要表现就是储蓄和投资的持续提高。（二）劳动力资源的二次开发与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劳动力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为我国经济的迅速成长提供了土壤，

21、但是，其弊端也值得深思。如果说持续30年的“制度变革+产业导向”模式，其核心是低素质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开发，那么，鉴于这种模式的局限，要保持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发展战略上需要确立新的思路。以劳动力资源开发方式为依据，这里，我们提出两个相对应的概念：即劳动力资源的一次开发和劳动力资源的二次开发。“制度变革+产业导向”模式，描述了劳动力资源的一次开发的轨迹，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是这一轨迹的典型特征。在近期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对劳动力资源二次开发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并认为劳动力资源二次开发的核心，在于经由系统性技能培训和普通教育的发展提高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以此促进生产效率提高和产业结构转型，进

22、而将中国经济引入可持续增长轨道（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7）。劳动力投入规模的不断扩张，全社会及现代部门生产效率的持续提高，与体现于技能、知识当中的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密切相关。实际上，从增量劳动力供给状况来看，我国劳动力资源正处于二次开发当中。以全社会劳动投入为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每万人新增劳动力投入中，受过本科、专科和职业教育的劳动力1978年为512人，1988年为1297人，1992年为3501人，1999年为5189人，2005年为6815人。上述数据从一个侧面揭示出90年代以来全社会劳动力素质快速提高的趋势。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成功地开发了一度沉淀于传统农业部门

23、和国有部门的庞大劳动力资源，并由此把经济送入快速起飞的跑道，那么，中国劳动力资源的第二次开发对于经济的持续稳健增长将至关重要。实际上，作为第二次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更大的可开拓空间。表2中，我们提供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25岁及以上人口知识状况与相近时期经济发达的国家人口素质状况的简单对比。对比结果显示，中国劳动力素质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即使让大多数劳动力普遍具备初等教育水平，中国也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个令人欣慰的事实是，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已经得到普遍认同。尽管从各自经济利益出发，微观经济主体对知识和技能重要性的观察角度不一样，但是，这种普遍认同的合力却有益于宏观层面“

24、干中学”效应的持续发挥作用。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劳动密集型发展战略的选择，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巧妙选择，那么，为了避免这种选择的“收益递减”窘境，我们不得不为未来重新定位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而未雨绸缪，在“干中学”中培育劳动力素质已经成为一种确定性选择，这实际上构成中国劳动力资源二次开发的核心。最近的调查数据进一步印证了上述分析。从2006年第四季度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对全国101个城市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信息来看，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构成市场的求职主体，其中55.3%的求职者具有职高、技校、中专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求职比重为28%；大专文化程度的求职者比

25、重为20%;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求职者比重为7.6%。从求职人员的技术等级构成来看，51.5%的求职者都具有某种技术资格等级，主要集中在初级技能、中级技能和技术员、工程师，其所占比重合计为46.7%，求职人员的技术等级构成与用人需求的技术等级结构基本一致（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2007）我们认为，以90年代为分野，中国增量劳动力供给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代际”差异，90年代以来增量劳动力的特点是，他们拥有相对较多的教育、培训机会，而这些机会的提供，为其快速步入熟练劳动力行列奠定了基础。由此可以得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90年代以来，我国已经进入一个人力资本加速积累时期，人力资源的二次开发，将越

26、来越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关注的核心。（三）建立劳动力资源二次开发机制虽然我国已经进入人力资源的二次开发时期，但目前的开发政策不力、手段单一，效果不明显。从基础的教育制度看，大学等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分割，政府有限的教育经费向大学等学历教育倾斜，职业教育严重滞后。相比较起来，美、法、日等发达国家均把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到“国策地位”，为保障职业技能培训的目标明确、系统完善和措施到位，往往为技能培训专门立法，以调动全社会开展各种技能培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O20 世纪 60年代以来，美国为了迎接产业结构升级，高度重视劳动力的技术、技能培训，企业把行为科学运用于工作场所，产生了所谓“参与性管理培训”模式。根据

27、各个阶段实际情况，政府先后颁布了人力开发和培训法（MDTA经济机会法（EOA）、综合就业培训法（CETA）、工作培训伙伴法（JTPA）等多部旨在调动全社会参与培训积极性的法律。实际上，劳动力素质的开发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从目前中国劳动力素质开发的状况来看，尽管加强普通教育和技能教育的共识已经达成，但是，建立什么样的教育培训体系以使得劳动力素质与社会需求相协调的梯度结构尚缺乏整体性思路。我们认为，作为我国人力资源二次开发的重要体现，劳动力素质提高的策略应该表现出鲜明的层次性，包括：（1）目前及未来农村基础教育的加强和政府对转移劳动力技能培训的政策规划；（2）对于城镇就业人员的岗位培训；（3）对于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培训。普通教育、技能教育以及继续教育的问题，切实关系到劳动力再生产能否适应工业化阶段的人力资本需求的问题。因此，通过劳动力素质开发长远社会计划的制定，把劳动力技能提高的短期任务和长远目标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涵盖政府、企业、个人的，且使院校、各类培训机构有机联系的人力资源开发体系至关重要。这样的计划应该具有政府资源、企业资源和个人资源的整合功能，并切实调动起三方参与的积极性。这个体系的构建，将给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增长注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