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洛阳伽蓝记》看北魏洛阳城里坊布局特征.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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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洛阳伽蓝记看北魏洛阳城里坊布局特征 摘 要：北魏洛阳城里坊布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整体上在内城和郭城沿御道规整化布局里坊区，并呈现出以类相从、坊市趋于融合、里寺相互掺杂以及权贵富贾竞相豪侈等特征。北魏洛阳城里坊布局与北魏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折射出北魏历史兴衰，促进了北魏时期城市转型，为隋唐时期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北魏；洛阳城；里坊布局；特征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1-0028-04 洛阳作为北魏全盛时期的重要都城，自北魏迁都伊始即进行了大规模的营建，有计划地在内城和郭城开辟出大面积的里坊区。据杨?之洛阳伽蓝记（以下简称伽蓝记）

2、载：“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馀。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洛阳城中约十万九千余户的人口主要居住在里坊区中。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城市由中古社会到近古社会的重要转型期，北魏洛阳城里坊布局亦具有典型特征，在都城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本文拟对此加以探索研究。 一、里坊布局的整体特征 从整体布局看，北魏洛阳城的里坊主要分布在内城和郭城，内城主要分布在宫城以南，郭城主要分布在城西、城东，由于地形限制，城南、城北分布较少，呈现出沿御道分布、规整化布局的特点。 北魏洛阳城是在汉晋旧城的基址上重新营建的，既承袭了汉

3、晋旧城建制的传统又有所革新：改变了以往都城宫城、内城的二重格局，将整个郭城开辟出来，并在内城和郭城建筑了里坊区以安置随迁人口，呈现出规整化布局的特征。据魏书卷18广阳王嘉传载：“嘉表请于京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发三正复丁，以充兹役，虽有暂劳，奸盗永止。诏从之。”此举虽是为了防备奸盗，但也是“我国古代城市建设史上第一次有计划地把居民的里整个建成，做出整齐的布局，规定了统一的规格。”这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关于洛阳城中里坊的具体数目，伽蓝记和魏书记载不一，本文认为杨?之为北魏人，又于东魏武定五年“重览洛阳”感“黍离之悲”而作伽蓝记，因此伽蓝记中对洛阳城中里坊的记载更为

4、可信，所谓220里当为北魏实际建成的里坊数目。广嘉王表请筑320坊则或是最初规划的里坊数目，由于建筑过程中一些里坊实际形制大小不一，如魏书卷68甄琛传中记载：“京邑诸坊，大者或千户，五百户”也有的里坊只有1户，如权臣刘腾宅“一里之间，廊庑充溢”，因此最终建成的里坊数与最初规划的里坊数目会有所出入。尽管各里坊实际形制大小不尽相同，但北魏洛阳城里坊区的规整化布局仍不失为中国古代城市建筑史上的一大创举。 北魏洛阳城初步实现了中轴布局，“宫城位于内城中北部适中略偏西的位置，宫城正殿、正门和宫城通向内城正门的南北大街在同一条直线上，形成全城的中轴线，”城内“一门有三道，所谓九轨，”形成九经九纬的道路网，

5、并延伸到郭城。里坊区的布局受此影响多沿御道分布，呈现出以御道为经纬的特点。例如：南北方向上，宫城正南阖闾门至宣阳门之间的御道铜驼大街东侧依次分布着左卫府、司徒府、国子学、宗正寺、太庙、护军府和衣冠里；御道西侧与之相对的分布着右卫府、太尉府、将作曹、九级府、太社和凌阴里。宣阳门外“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东有四夷馆，一曰金陵，二曰燕然，三曰扶桑，四曰崦嵫。道西有四夷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东西方向上，如伽蓝记卷1城内所载：在西阳门内御道北所谓延年里西阳门内御道南有永康里。东阳门内道北（有）太仓、导官二署。东南治粟里。延伸至城东：“东阳门外一里御道北，所谓东安里

6、也东阳门外二里御道北，所谓晖文里。”杨?之在伽蓝记中也是以御道为参照物来撰述里坊方位的，可见，北魏洛阳城里坊布局具有沿御道分布的典型特征。 二、里坊布局的外部特征 北魏洛阳时代是北魏历史上的全盛时期。在思想文化上，鲜卑族的封建化进一步加深，城市经济取得较大发展，商业贸易日益活跃，洛阳一时成为“民族融合的交汇点、南北文化的交汇点和中外交流的交汇点”。这一时代特色折射出北魏洛阳城里坊布局的两个鲜明特征。 其一，坊市趋于融合。北魏洛阳城凭借背依邙山、俯瞰伊洛的地理条件，采取了坐北朝南的布局，突破了周礼?考工记中自古以来“面朝后市”的制度，根据实际需要将市迁于外郭城，有规划地分置在城东、城西、城南的里

7、坊区之间，并且在不同类型的市的周围均布局了相关工商业者居住的里坊。随着北魏经济的日渐繁盛，坊市之间呈现出融合的趋势。 北魏时期洛阳城有小市、大市和四通市三个商业区。洛阳小市位于郭城城东，“出青阳门外三里，御道北有孝义里孝义里东，即是洛阳小市。”在小市北面有货殖里。城东主要分布着中下级官吏及百姓居住的里坊，人口虽不及城西阜盛，但也足以形成以小市为中心的局部商业区，相关手工业者居住的里坊布局在其周围，体现了坊市趋向融合的特征。位于城西的洛阳大市周围的里坊布局更为集中，城西因鲜卑贵族聚居的里坊区地位高于其他城区，大市的规模也相应地大于其他两市。前载“洛阳大市，周回八里”，可见各行各业的工商业者居住在

8、洛阳大市四周的里坊中以经商为生，这有利于促进城市经济的繁荣，同时城市经济的发展也会促进坊市的融合。洛阳城还设有一个特殊的“市”即位于城南伊洛之滨的四通市。陈寅恪曾论到：“北魏洛阳城伊洛水旁乃市场繁盛之区，其所以置市于城南者，殆由伊洛水道运输于当日之经济政策及营造便利有关。”四通市的设立不仅是水运等因素作用的结果，也与城南筑有四夷坊和四夷里有着密切关系。四夷里和四夷坊是安置四夷归附之民的主要场所，伴随着前来归附定居的“四夷之民”日益增多，“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着，不可胜数。”于是“别立市於洛水南，号曰四通市，民间谓为永桥市”。四通市的设立，是民族融合、经济交流密

9、切的必然结果，也与当时的经济政策及里坊制度有关；同时四通市的繁荣也密切了坊市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坊市融合。 综上所述，北魏在少数民族统治下，商业的地位比汉族政权统治时期要高出很多，北魏洛阳城里坊区的布局充分体现了对商业经济的重视。市的发展受到的制约也较为减少，在市周围形成了相关工商业者聚居的里坊区，促进了商业繁荣，同时也为隋唐以后坊市彻底融合奠定了基础。 其二，以类相从，夷夏尊卑观念突出。北魏洛阳时期，随着鲜卑族封建化日益加深，社会阶级日趋分化，在住宅区布局上也逐渐形成了以类相从的局面。这体现在官员、鲜卑族贵族、手工业者、归附之民以及当时人的思想观念等方面。 首先，官员住宅的里坊分布，一方面，“

10、以官位相从”官位品级相近而居。例如城内永和里：“里中有太傅录尚书事长孙稚、尚书右仆射郭祚、吏部尚书邢峦、廷尉卿元洪超、卫尉卿许伯桃、凉州刺史尉成兴等六宅。”城东东安里：“里内有驸马都尉司马悦、济州刺史分宣、幽州刺史李真奴、豫州刺史公孙骧等四宅。”另一方面，就近官署而居。伽蓝记卷1城内载：“东阳门内道北有太仓、导官二署。东南治粟里，仓司官属住其内。”在太仓这类特殊官署附近设置治粟里来安置二署官吏及家属，可见北魏洛阳城里坊布局较为人性化的一面。 其次，王公贵族住宅分布，聚族而居。北魏迁都洛阳后，依然保留一定的氏族部落聚族而居的传统，较为典型的是在城西专门设置寿丘里来安置皇族宗室。据元河南志卷3后魏

11、城阙古迹载：“自延酤以西，张方沟以东，南临洛水，北达芒山，其间东西二里，南北十五里，并名为寿丘里，皆宗室所居。” 第三，手工业者住宅的分布，按职业特点集中居住。尤为典型的是，在洛阳大市周围的10个从事工商货殖职业者的里坊，据伽蓝记卷4城西所载：“出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阳大市，周回八里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市西有延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酝酒为业市北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赁?车为事别有阜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正是由于以类相从的布局特征，从里坊名称即可大致判断

12、出里内居民所从事的职业。 第四，归附之民里坊分布，主要在城南，依民族、国别而聚居。在永桥以南、圜丘以北的伊洛之间，沿御道两侧分别设置了四夷馆和四夷里来安置四方归附之民。 由于北魏洛阳时期鲜卑族汉化渐深，夷夏、尊卑观念亦渐渐根深蒂固，时人的观念也影响到里坊的布局。北魏迁都之初，洛阳城尚在营建中，朝臣及百姓大部分居住在城北，随着洛阳城郭逐渐完备，住宅区贫富尊卑的分化也日益明显。城北的上商里因是昔日“殷之顽民所居处也朝士住其中，迭相几刺，竟皆去之”。可见，夷夏尊卑观念是随着北魏政权封建化的深化而逐渐加深的，并非一开始就存在。洛阳内城的永和里，因高官府邸云集而被时人称为“贵里”，而设有四夷里和四夷坊的

13、城南尽管伊洛交汇、水运便利、四方之货咸集，因夷夏尊卑观念作祟，其间的里坊在时人眼中也被视为“贱里”。据伽蓝记卷4城南载：“（中甘）里内颍川荀子文，年十三，幼而聪辨时赵郡李才问子文曰：荀生住在何处？子文对曰：仆住在中甘里。才曰：何为住城南？城南有四夷馆，才以此讥之。”里有贵贱之分，可见夷夏观念对里坊分布的影响之大。 由此可见，因政治、经济、民族等各方面因素相互作用，北魏社会封建化日益加深，夷夏尊卑观念日盛，社会逐渐分化，都城洛阳里坊布局以类相从的特征成为北魏社会分化的缩影。 三、里坊布局的内部特征 北魏洛阳城作为北魏全盛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里坊布局以类相从、坊市趋于融合的外部特征见证了

14、北魏社会封建化加深、城市经济逐渐繁荣的历程，其里坊布局的内部特征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北魏社会由盛转衰的隐患。北魏后期社会自上而下佞佛现象严重，与此同时，奢侈腐化之风盛行，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北魏洛阳城里坊的内部布局也呈现出以下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一，里寺相互掺杂。北魏时期都城洛阳佛教盛行、佛寺林立，“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大部分掺杂在里坊区中，或与里坊交错分布，这成为北魏洛阳城里坊布局的又一大特征。伽蓝记序言中提到上至王侯贵臣，下至庶士豪家纷纷不吝资财大建佛寺的现象：“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於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

15、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北魏时期佛教之盛可见一斑。在这种炽热的佞佛风气下，寺院与里坊相互掺杂也不足为奇。 里寺相互掺杂的现象，一方面是由于达官贵人自愿或者非自愿地舍宅为寺。例如：内城的宜寿里“内有苞信县令段晖宅，地下常闻有钟声，时见五色光明，照於堂宇。晖甚异之，遂掘光所，得金像一躯，可高三尺，并有二菩萨。趺坐上铭云：晋太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书监荀勖造。晖遂舍宅为光明寺。”佛教的盛行使得人们在意念上愿意舍宅为寺以求佛法庇佑，间接造成了佛寺与住宅区里坊相掺杂的局面。另一方面，上至百官、下至庶民主动建寺也进一步促使了里寺掺杂的现象。如城东的正始寺，“百官等所立也。正始

16、中立，因以为名。在东阳门外御道南，所谓敬义里也。有石碑一枚，背上有侍中崔光施钱四十万，陈留侯李崇施钱二十万，自馀百官各有差，少者不减五千以下，后人刊之。”百官在敬义里内筹建正始寺的做法与北魏洛阳城佛教的盛行密切相关，此举也促成了北魏洛阳城里寺相掺杂的布局。另外，北魏洛阳城中的百姓也积极地供给寺院，如城东的建阳里内有璎珞寺等大大小小十寺与二千余户共处并为士庶所供养。据伽蓝记卷2城东载：“璎珞寺，在建春门外御道北，所谓建阳里也里内有璎珞、慈善、晖和、通觉、晖玄、宗圣、魏昌、熙平、崇真、因果等十寺。里内士庶，二千余户，信崇三宝。众僧利养，百姓所供也。”可见，正是北魏后期佛法弥盛的现象促成了北魏洛阳城

17、里寺相互掺杂的局面。 佛寺的大肆兴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但也挤占了大量的里坊用地，消耗了民力、财力，加重了社会负担，为北魏的覆亡埋下隐患。里寺相互掺杂的局面，给北魏洛阳城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成为北魏时期都城发展的又一典型特征。 第二，权贵富贾竞相豪侈。北魏中后期统治集团内部奢靡之风盛行，在这一社会背景下都城洛阳里坊内部出现了上至鲜、汉权贵官僚，下至巨商富贾宅宇逾制、竞相豪侈的现象。 首先，是王公贵族。北魏迁都洛阳后专门在城西设置了寿丘里作为皇族宗室的集中居住的里坊区，里内“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

18、寿丘里面积远远超过了普通里坊的面积，依靠皇权，王公贵族“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住宅奢华、竞相豪侈也就不足为奇了。寿丘里以外的诸王宅邸建制也不甘落后，彼此间竞相豪侈。例如河间王元琛：“最为豪首，常与高阳争衡，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缋为绳。琛忽谓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河间王元琛穷奢极欲，住宅奢靡无度，欲与西晋巨贾石崇竞富，而章武王元融因无法与之匹敌竟卧病不起，王公贵族间竞相豪奢的现象可见一斑。 由此可见，北魏洛阳时期王公贵族穷奢极欲，所居里坊内豪奢成风，诸王之间彼此竞富，加速了北魏的覆亡，以致后来“经河阴之役，诸元残尽，王侯第宅，多提为寺”。 其次，是权

19、贵高官。北魏中后期，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剧烈，在权力争夺中获益的权贵往往在府邸建制上有所僭越、奢侈无度。例如曾帮助胡灵太后夺权成功的宦官司空刘腾的府邸：“屋宇奢侈，梁栋逾制，一里之间，廊庑充溢，堂比宣光殿，门匹乾明门，博敞弘丽，诸王莫及也。”一朝得势则能占尽一里之地为一己之宅，奢华程度使得“诸王莫及”。又如永和里内的高官住宅“皆高门华屋，斋馆敞丽，楸槐荫途，桐杨夹植”。因此“当世名为贵里”。 最后，是富商大贾。北魏是少数民族统治下的政权，“城市经济的繁荣，商人的逾制等等，是与胡化力量的展开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里坊内部出现商人宅邸逾制的特征并不鲜见。例如洛阳大市之北富商聚集的的阜财、金肆二里

20、内部：“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味八珍，仆隶毕口。”以致“神龟年中，以工商上?，议不听金银锦绣。虽立此制，竟不施行”。阜财、金肆二里因奢华而被以僭越之名下令加以制约，但是最终法令难行，由此可见北魏社会后期奢靡风气之盛。 可见随着佛教的兴盛、社会奢靡之风的兴起，北魏社会也随之发生蜕变。统治阶级利用宗教麻痹和压榨百姓，伴随着竞相豪侈的是权利争夺与社会矛盾的加剧，北魏社会出现衰败的迹象。里寺相互掺杂、里坊内竞相豪侈的特征，也成为北魏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见证。 北魏洛阳城的里坊布局与北魏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并且成为这一时期北魏社会发展的折射镜。北魏迁都之初，

21、大举开辟出外郭城，并在内城和郭城沿御道规整化布局了里坊区以安置随迁人口，实现了周公时代“匠人营国，经涂九纬”的理想建度模式，在都城建设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隋唐两都的建设沿袭了北魏洛阳城里坊建设的传统，朝鲜半岛各国都城里坊的规划布局也受此影响，公元6世纪的新罗首都金城“里坊错落有致，分布于内城与郭城之内。里坊的外观也呈现出经过规划的特点”。北魏洛阳城的里坊布局特征与孝文帝时期改革、开拓精神相呼应，折射出鲜卑族上升时期一统天下的雄心大志。北魏中期，封建化日益加深，里坊布局呈现出以类相从的局面，同时，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城市商业繁荣，坊市趋于融合，尤其是四夷馆、四夷里与四通市的设立，进一步促

22、进了北魏时期的民族融合与经济交流，使得北魏洛阳成为当时南北民族经济和文化的交汇点，折射出了北魏社会繁盛时期的社会风貌。北魏后期，佛教兴盛、佛寺林立，奢侈腐化之风盛行造成了里寺相互掺杂、权贵富贾竞相豪侈的现象，虽然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佛教传播与园林发展的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北魏的灭亡，成为北魏后期由盛转衰的先兆。可见，北魏社会发展为洛阳城里坊布局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同时，北魏里坊布局也促进了北魏城市的转型，为隋唐时期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杨?之著，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

23、李久昌.北魏洛阳里坊制度及其特点J.学术交流，2007（7）. 4金大珍.北魏都城洛阳在中国历史文化上的地位洛阳伽蓝记研究之一J.大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9）. 5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北京：中华书局，1963. 6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叶德荣.都邑的“市”，胡人聚落与佛教以东汉魏西晋时期都城洛阳为实例J.世界宗教研究，2010（6）. 8任重，金大珍.北魏城市规划与建筑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J.当代韩国，2006年春季号. （责任编辑 孙国军） 洛阳作为北魏全盛时期的重要都城，自北魏迁都伊始即进行了大规模的营建，有计划地在内城和郭城开辟出大面积的里坊区。据

24、杨?之洛阳伽蓝记（以下简称伽蓝记）载：“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馀。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洛阳城中约十万九千余户的人口主要居住在里坊区中。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城市由中古社会到近古社会的重要转型期，北魏洛阳城里坊布局亦具有典型特征，在都城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本文拟对此加以探索研究。 一、里坊布局的整体特征 从整体布局看，北魏洛阳城的里坊主要分布在内城和郭城，内城主要分布在宫城以南，郭城主要分布在城西、城东，由于地形限制，城南、城北分布较少，呈现出沿御道分布、规整化布局的特点。 北魏洛阳城是在汉晋

25、旧城的基址上重新营建的，既承袭了汉晋旧城建制的传统又有所革新：改变了以往都城宫城、内城的二重格局，将整个郭城开辟出来，并在内城和郭城建筑了里坊区以安置随迁人口，呈现出规整化布局的特征。据魏书卷18广阳王嘉传载：“嘉表请于京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发三正复丁，以充兹役，虽有暂劳，奸盗永止。诏从之。”此举虽是为了防备奸盗，但也是“我国古代城市建设史上第一次有计划地把居民的里整个建成，做出整齐的布局，规定了统一的规格。”这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关于洛阳城中里坊的具体数目，伽蓝记和魏书记载不一，本文认为杨?之为北魏人，又于东魏武定五年“重览洛阳”感“黍离之悲”而作伽蓝记，因

26、此伽蓝记中对洛阳城中里坊的记载更为可信，所谓220里当为北魏实际建成的里坊数目。广嘉王表请筑320坊则或是最初规划的里坊数目，由于建筑过程中一些里坊实际形制大小不一，如魏书卷68甄琛传中记载：“京邑诸坊，大者或千户，五百户”也有的里坊只有1户，如权臣刘腾宅“一里之间，廊庑充溢”，因此最终建成的里坊数与最初规划的里坊数目会有所出入。尽管各里坊实际形制大小不尽相同，但北魏洛阳城里坊区的规整化布局仍不失为中国古代城市建筑史上的一大创举。 北魏洛阳城初步实现了中轴布局，“宫城位于内城中北部适中略偏西的位置，宫城正殿、正门和宫城通向内城正门的南北大街在同一条直线上，形成全城的中轴线，”城内“一门有三道，

27、所谓九轨，”形成九经九纬的道路网，并延伸到郭城。里坊区的布局受此影响多沿御道分布，呈现出以御道为经纬的特点。例如：南北方向上，宫城正南阖闾门至宣阳门之间的御道铜驼大街东侧依次分布着左卫府、司徒府、国子学、宗正寺、太庙、护军府和衣冠里；御道西侧与之相对的分布着右卫府、太尉府、将作曹、九级府、太社和凌阴里。宣阳门外“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东有四夷馆，一曰金陵，二曰燕然，三曰扶桑，四曰崦嵫。道西有四夷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东西方向上，如伽蓝记卷1城内所载：在西阳门内御道北所谓延年里西阳门内御道南有永康里。东阳门内道北（有）太仓、导官二署。东南治粟里。延伸至城东

28、：“东阳门外一里御道北，所谓东安里也东阳门外二里御道北，所谓晖文里。”杨?之在伽蓝记中也是以御道为参照物来撰述里坊方位的，可见，北魏洛阳城里坊布局具有沿御道分布的典型特征。 二、里坊布局的外部特征 北魏洛阳时代是北魏历史上的全盛时期。在思想文化上，鲜卑族的封建化进一步加深，城市经济取得较大发展，商业贸易日益活跃，洛阳一时成为“民族融合的交汇点、南北文化的交汇点和中外交流的交汇点”。这一时代特色折射出北魏洛阳城里坊布局的两个鲜明特征。 其一，坊市趋于融合。北魏洛阳城凭借背依邙山、俯瞰伊洛的地理条件，采取了坐北朝南的布局，突破了周礼?考工记中自古以来“面朝后市”的制度，根据实际需要将市迁于外郭城，

29、有规划地分置在城东、城西、城南的里坊区之间，并且在不同类型的市的周围均布局了相关工商业者居住的里坊。随着北魏经济的日渐繁盛，坊市之间呈现出融合的趋势。 北魏时期洛阳城有小市、大市和四通市三个商业区。洛阳小市位于郭城城东，“出青阳门外三里，御道北有孝义里孝义里东，即是洛阳小市。”在小市北面有货殖里。城东主要分布着中下级官吏及百姓居住的里坊，人口虽不及城西阜盛，但也足以形成以小市为中心的局部商业区，相关手工业者居住的里坊布局在其周围，体现了坊市趋向融合的特征。位于城西的洛阳大市周围的里坊布局更为集中，城西因鲜卑贵族聚居的里坊区地位高于其他城区，大市的规模也相应地大于其他两市。前载“洛阳大市，周回八

30、里”，可见各行各业的工商业者居住在洛阳大市四周的里坊中以经商为生，这有利于促进城市经济的繁荣，同时城市经济的发展也会促进坊市的融合。洛阳城还设有一个特殊的“市”即位于城南伊洛之滨的四通市。陈寅恪曾论到：“北魏洛阳城伊洛水旁乃市场繁盛之区，其所以置市于城南者，殆由伊洛水道运输于当日之经济政策及营造便利有关。”四通市的设立不仅是水运等因素作用的结果，也与城南筑有四夷坊和四夷里有着密切关系。四夷里和四夷坊是安置四夷归附之民的主要场所，伴随着前来归附定居的“四夷之民”日益增多，“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着，不可胜数。”于是“别立市於洛水南，号曰四通市，民间谓为永桥市”。四

31、通市的设立，是民族融合、经济交流密切的必然结果，也与当时的经济政策及里坊制度有关；同时四通市的繁荣也密切了坊市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坊市融合。 综上所述，北魏在少数民族统治下，商业的地位比汉族政权统治时期要高出很多，北魏洛阳城里坊区的布局充分体现了对商业经济的重视。市的发展受到的制约也较为减少，在市周围形成了相关工商业者聚居的里坊区，促进了商业繁荣，同时也为隋唐以后坊市彻底融合奠定了基础。 其二，以类相从，夷夏尊卑观念突出。北魏洛阳时期，随着鲜卑族封建化日益加深，社会阶级日趋分化，在住宅区布局上也逐渐形成了以类相从的局面。这体现在官员、鲜卑族贵族、手工业者、归附之民以及当时人的思想观念等方面。 首先，官员住宅的里坊分布，一方面，“以官位相从”官位品级相近而居。例如城内永和里：“里中有太傅录尚书事长孙稚、尚书右仆射郭祚、吏部尚书邢峦、廷尉卿元洪超、卫尉卿许伯桃、凉州刺史尉成兴等六宅。”城东东安里：“里内有驸马都尉司马悦、济州刺史分宣、幽州刺史李真奴、豫州刺史公孙骧等四宅。”另一方面，就近官署而居。伽蓝记卷1城内载：“东阳门内道北有太仓、导官二署。东南治粟里，仓司官属住其内。”在太仓这类特殊官署附近设置治粟里来安置二署官吏及家属，可见北魏洛阳城里坊布局较为人性化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