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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陈寅恪文史互证对莺莺传文本解读的价值 论陈寅恪文史互证对莺莺传文本解读的价值朱长英(山东经济学院，山东济南250000)摘要:陈寅恪先生以“历史之眼光”解读文学作品被誉为“学术上的一个里程碑”。他从唐代重婚宦的社会风尚中、从文士风流的艳情诗中、从传奇创作的风习中、甚至从古文运动与传奇创作的联系中解读莺莺传，可以称为“莺莺传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但后来的研究者按照陈寅恪先生文史互证的研究思路去不断解读莺莺传时，有时不免走入歧途。只有以文本细读来做文史互证的补充，才能避免这种尴尬。 关键词:莺莺传;文史互证;文本细读;价值 人们在解读文学作品时往往会借助他人尤其是大家的研究成果来对文本做深入理解，
2、这不失为一种捷径，体现在唐传奇莺莺传的解读中亦如此。 在众多研究中，陈寅恪先生的读莺莺传举足轻重，和者甚众，有很多研究者就是直接在陈氏观点基础上做进一步研究的。其实读莺莺传只是元白诗笺证稿“艳诗及悼亡诗”一章的附录，元白诗笺证稿是陈氏运用文史互证方法的代表性著作。书中运用了大量的史料，引征故实，对元稹、白居易作品中的相关史实及当时诗人所处时代背景与创作关系等进行了细密的考证，从而对元白所处时代的社会特点、习俗风尚等有了一个形象深入的了解。作为附录的读莺莺传正是运用的这种文史互证方法展开研究的，作者通过对文学作品中难解的语词典故的深入透析的考证，还原了贞元朝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及历史环境。陈氏元稹
3、自传说、莺莺出身寒门说等观点对于莺莺传的深入解读至今仍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对陈寅恪文史互证方法在文本解读中的价值作分析评价。 一 景蜀慧教授对陈寅恪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作了深入阐释:“所谓文史互证，从本质上乃是源于传统的训诂考据学方法而参以宋代以来的史学方法以及近代西方史学、语言学、诠释学理论精华的一种既打通汉宋，又融合中西的史学研究方法。”她从内涵上对文史互证方法进行分析说:“其一是从史学角度考证诗文，即用史家广博丰厚的历史文化知识，对古诗文中不易索解或易被浅解、误解的字、词、出典等，从历史的层面予以透辟的考订辨误解说，尤其要找出或注意诗中所含与当时历史事实有关的今典成分。”“其二即是
4、以诗文为史料，用所谓历史之眼光通过发现其中时间、地域、人物等史料成分，分析诗中的古典与今典，并与史籍所载相参证，从而更全面地把握历史真相，对古人的思想、情感及其所处之时代社会达到真正同情与了解。”由此可知陈寅恪文史互证研究方法既需要渊博的知识又需要广阔的视野，这在莺莺传的解读过程中表现充分。 读莺莺传一文是从莺莺传(又称会真记)入手展开的:陈氏认为“会真”二字乃唐朝习用之语，与道教大有渊源，即“遇仙”或“游仙”的意思，由六朝流传至唐。“仙”这个字多用来指妖艳妇人，或是风流放诞的女道士之流，甚至用来指称娼妓。“于是莺莺传中之莺莺，究为当时社会中何等人物，及微之之所以敢作此文自叙之主旨，与夫后人所
5、持解释之妄谬，皆可因以一一考实辨明矣”。这是陈先生由容易被浅解或忽略的词语入手，结合创作者当世的用语特点进行的深入解读，把人物的贵族身份做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莺莺乃寒门女也。 接着陈先生又考证出元稹自传说的源头是北宋赵德麟侯鲭录卷五载王性之辨传奇莺莺事略，由此进一步考证分析出王性之为了证明莺莺的身份，不惜假造证据，杜撰元稹姨母郑氏墓志铭，且他的前提是建立在所谓“张姓出黄帝之后”这样可笑的前提之上。陈氏认为莺莺传中的人物姓名是元稹文史研究wenshi yanjiu袭取他之前最流行的张文成游仙窟中的男女主人公之旧称，这本来就是古今文学之中的常例，切不可拘泥于崔姓乃豪门巨族。此论证在否定王性之“
6、莺莺乃崔鹏之女”观点的同时，进一步证明了莺莺出身寒门的观点。 陈先生以元稹诗集中代九九诗为突破口，因莺莺名乃复字，莺叫声类“九九”，故而进一步推测莺莺原型是“九九”这样的社会底层女子。此外，陈寅恪先生还旁征博引，借助唐代“娼妓谬托高门”的风气、元稹白居易等人关于此事的交流、唐传奇“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的文体特点等多方面的论据论证了自己关于莺莺身份的观点。其中最为关键的辨证是陈寅恪从唐代“重婚宦”的社会风气入手反面印证了自己的这一推测:崔莺莺若是高门女子，作为一介贫寒书生的张生是断然不会放弃与她联姻的机会来增加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声望的。 总之，陈氏通过广征博引的文史互证方法解读莺莺传，认为莺莺
7、是高门女子的解释之所以靠不住，是小说文本之外的诸多因素造成的。 在莺莺传的不断阅读接受过程中，基于陈氏的这一推断和研究思路，台湾学者古添洪运用契约定位的结构定义分析法得出了莺莺是娼妓的结论。 日本妹尾达彦教授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重申此说，国内苏建新、刘开荣先生等亦与陈寅恪看法基本一致。葛承雍教授崔莺莺与唐蒲州粟特移民踪迹一文从五个方面补充论证陈氏观点，确认了崔莺莺是出身于中亚粟特种族(居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入华后的“酒家胡”这个观点。 由最初陈寅恪推断莺莺为寒门女到承继这一研究思路的葛承雍得出莺莺是外籍酒店女招待的结论，这一文史互证的道路走入了歧途。无论如何，一部荡气回肠的爱情传奇被拘泥为
8、远离文本的种族身份研究，结论不免令人哑然失笑。当然这个结果并非陈寅恪的初衷，我们也不能把外籍女招待的结论扣到陈氏的头上，因为他在以文证史的研究中偏重于史，而无意于对文本的细读和赏析。当我们远离以文证史的轨道，深入到文本内部进行解读时，如若还借鉴这一方法坚持这一思维定势的话，可能就会出现上面提及的研究结论。 如此，我们该如何评价陈寅恪文史互证在文本解读中的价值和意义呢?二陈寅恪用史家广博丰厚的历史文化知识展开对文学作品的审慎研究，为文本的解读提供了开阔的视野;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将归纳法和演绎法相结合，在史料钩沉中容易得出富有新见的结论。这些都是陈氏解读莺莺传的价值所在，因此陈氏关于莺莺传的观点才
9、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认同和赞许。 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陈寅恪首先是一个史学家，文本的细读和欣赏不是他的落脚点，于是在读莺莺传一文中我们感受和领会到的是一个史学家的广博和智慧，他所有的钩沉和研究对于文本解读的意义就是确定了崔莺莺的寒门身份，并由此解决了一个传奇文本叙述视角的矛盾问题:在前四分之三的篇幅中，作者以一种欣赏和惊艳的叙事口吻刻画莺莺的年轻美貌、端庄娴静、贞洁自保； 文本最后四分之一的篇幅叙事口吻却陡然一变，由欣赏变为贬抑，由平视变为俯视。美貌、年轻、贞洁自保、温柔娇羞的莺莺突然变成了一个“尤物”，她自我承认“自献之羞”、“先配为丑行”，张生“大凡天下之所命尤物者，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
10、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的大段议论也将“始乱终弃”的责任转移于莺莺。这种明显的叙述立场矛盾因为“寒门说”的新见就迎刃而解了:重婚宦的唐代风气只会视张生的“终弃”为“善补过”的英明之举，而不会有所苛责。 也正是因为陈氏偏重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外围研究，文史互证研究对于莺莺传的解读才会有缺憾:忽略了对文本本身的阅读。而文本阅读恰好弥补了文史互证研究方法的缺憾忽视文学性的研究和审美性的批评。当然元白诗笺证稿更大意义上是史学著作，读莺莺传也是如此，但是学界在进行文学研究把它拿来当证据时往往忽视这一点，把大量研究精力放在莺莺、张生原型研究上，而忽视了对故事本身作进一步的更深刻的解读。这是莺莺传研究的一个怪
11、现象，但绝不是一个个案，唐诗研究等其他领域也存在着这样一种史学研究与美学研究失衡的现象。 陈寅恪以莺莺出身寒门的结论来解决张生“忍情”的矛盾，确实非常高明。如此，寒门说就直接过滤掉了崔莺莺的性格特点和心理变化历程，从而把一个血肉丰满的女性形象变成了身份标签，于是文学阅读的趣味性和审美愉悦大打折扣。其实，从文本入手解读分析人物形象也一样可以解决“忍情”的矛盾:莺莺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女性，必然深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观念和男女授受不亲的闺阁教育影响，所以莺莺传中崔母设宴答谢张生命莺莺出拜张生时，她会“久之乃至”，出场时“垂鬟接黛，双脸销红”、“颜色艳异，光辉动人”的美貌和“凝睇怨绝，若不胜
12、其体”的美态吸引着张生的注意和爱慕。此后张生乱之以诗，月下赴西厢之约时莺莺的言辞相斥再一次证明她端庄娴静、贞洁自保的品格。但人是一种情感动物，花季的莺莺在见到风流俊 朗的张生而且被张生春词二首挑逗之后，内心不会波澜不惊的，被唤醒的青春意识冲击着也推动着莺莺去冲破她所接受的闺阁教育和婚姻观念，崔莺莺的内心备受煎熬。但是这种波澜壮阔的内心变化被作者和张生一起忽略了:元稹不去涉笔描写，张生不曾换位思考，这种忽略是男权社会对女性性别存在的漠视，这种漠视往往表现为作者或者男主人公只是对女性外在体貌和特殊才情的关注和惊叹，而不会同情地深入其内心体察其心理的波动，所以莺莺由拒绝到自献的纠结变化以及“朝隐而出
13、，暮隐而入”的惶恐不安都一并被作者甚至研究者过滤掉。陈寅恪也跨越了这重关注，一个“出身寒门”的定论一笔带过了莺莺的煎熬和不安。即使隔着千年的光阴我们却依然能够感受到这煎熬不安正是因为崔莺莺情感的备受煎熬和“自献”的惶恐不安，我们才能够理解激情过后的崔莺莺为什么选择了“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帻”的理性回归，巨大的心理压力是她承受不起的，当然这个回到起点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道德判断和“门当户对”的价值判断，有了个性解放的些许意味。崔莺莺为自食禁果而自责的原罪意识明显受制于个人和时代的婚姻观念和伦理道德，白居易井底引银瓶诗中“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的劝告正代表了这
14、种时代的道德判断:男子的诱惑可以体谅，女子的失身却不能原谅。 这种判断与张生和元稹“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的尤物说如出一辙。由此看来，崔莺莺的悲剧、“忍情”的前后矛盾怎么能仅仅一个寒门出身就解释得通呢?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当放弃对崔莺莺出身的研究和关注，以文本为中心来分析这一人物时，虽然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饱满的女性形象，却失去了唐代贞元时期作品赖以产生的肥沃土壤:作者其人、社会风尚已被过滤，崔莺莺成了一个放之唐宋元明而皆准的女性形象，其来自于那个时代的鲜明的时代特色暗淡了许多。 三 陈寅恪先生以“历史之眼光”解读文学作品，发现其中的史料成分，并与史籍所载相参证，从而更全面地把握历史真
15、相，对古人的思想、情感及其所处之时代社会达到真正同情与了解。这种合文史为一体的研究体制，曾被誉为“学术上的一个里程碑”。他从唐代重婚宦的社会风尚中、从文士风流的艳情诗中、从传奇创作的风习中、甚至从古文运动与传奇创作的联系中解读崔张故事，把莺莺传放在广阔的研究视野中观照，也可以称为“莺莺传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但是当人们按照陈寅恪先生文史互证的研究思路去不断解读莺莺传时，却会走入莺莺是外籍女招待的歧途。反过来，我们舍弃对莺莺出身的研究和关注，以文本为中心来分析她，在获得一个有着鲜明个性特征和丰富审美内涵的女性形象的同时，却迷失了作品赖以产生的肥沃土壤，削弱甚至泯灭了来自于那个时代的鲜明特色。 这种矛盾和困境告诉我们，崔莺莺是属于唐代的，放弃对唐代社会文化乃至于制度风俗的外部研究，我们难以对这一人物形象做出历史的宏观的认识评价;而莺莺传的主角是崔莺莺，她的出身、性格、命运、婚恋观念及心理变化都需要读者通过对文本内部的仔细解读来获取答案。于是我们得出结论:只有以文本细读来做文史互证的补充，才能避免视野过宽而远离文本的缺陷，当然也同时回避了视野过狭而不能有所超越的遗憾。以文本为中心又重视作品外部的社会文化研究，其意义不仅仅是会给崔莺莺一个中肯而完整的评价，对于整个古代文学作品的研究而言意义都将是重大的
古代文学论文论陈寅恪文史互证对《莺莺传》文本解读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