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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章来源 毕业论文网 “古史辨”派与20世纪的春秋研究春秋性质讨论之三文章来源 毕业论文网 摘 要：20世纪初期，“古史辨”派在学术界发起并主导了一场关于春秋问题的讨论。在当时反封建思潮的鼓动下，“古史辨”派继承并发挥了传统今文经学家的怀疑精神和古文经学家的“六经皆史”说，最终得出“不作春秋”、“春秋为史学著作”等错误结论。这些结论对整个20世纪的春秋研究产生了消极影响，从而制约了此间经学史、史学史领域的相关问题研究。关键词：“古史辨”派；春秋；微言大义 孔子的春秋是一部蕴涵作者“微言大义”的学著作，而将它视为学著作，则是20世纪学术史上一个贯穿始终的错误。除受传统今古文
2、经学门户之见的影响之外，以顾颉刚、钱玄同等人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这一误解的形成起了直接的引导作用。时过境迁，当年的疑古之风虽然早已烟消云散，但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对于春秋的认识仍然久而不得其实。结合“古史辨”派的春秋研究，重审20世纪学术史上的这一“公案”，对于我们摒弃有关春秋一书的谬见，无疑具有一定学术意义。一、“古史辨”派春秋研究批判周予同先生曾提出：“春秋的本身性质究竟是历史，还是政治？”1（第493页）对于这个问题，“古史辨”派学者钱玄同、顾颉刚等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开始关注了。按照“古史辨”派学者的一贯方法，解决这一问题的首要工作便是考证“孔子作春秋”说的真伪，换言之，假如春
3、秋果然是孔子所作如同今文家所说的那样则它无疑是一部政治学著作；相反，如果能够证明春秋与孔子毫无瓜葛，则春秋为史学著作无疑了。这样，在讨论伊始，春秋性质问题便转化为对“孔子作春秋”这件事真实性的讨论。1921年，顾颉刚率先对孔子作春秋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他说：“六经自是周代通行的几部书，论语上见不到一句删述的话，到孟子，才说他作春秋，其实，看刘知几的惑经，春秋倘使真是孔子作的，岂非太不能使乱臣贼子惧了吗？”2（第42页）按照这种解释，则春秋成书在孔子之前，将它与孔子联系起来乃是后儒的附会。1923年，钱玄同在顾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对“孔子作春秋”说的成因作了推测。他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断言，孔子无
4、作春秋事，至于春秋的性质，“王安石（有人说不是他）说它是断烂朝报，梁启超说它像流水帐薄，都是极确当的批语。孟轲因为要借重孔丘，于是造出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话，就这部断烂朝报，硬说它有义，硬说它是天子之事。”3（第7778页）钱氏的说法显然深深打上了古文经学家门户之见的烙印。1925年，钱氏在写给顾氏的论<春秋>性质书中说，关于春秋的性质，“弟以为只有两个绝对相反的说法可以成立”，即：一、认为“它绝对不是历史”；二、“认它是历史”。钱先生认为：“孔丘底著作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虽不能知道，但以他老人家那样的学问才具，似乎不至于做出这样一部不成东西的历史来。”又说：“我
5、近年来是主张后一说的。但又以为如其相信孔子作春秋之说，则唯有依前一说那样讲还有些意思。”4（第275276页）细绎全文可见，对于春秋，钱氏一方面“认它是历史”，同时又苦于缺乏否认“孔子作春秋”的力证，所以语义上显得犹豫不决。针对钱氏的意见，顾颉刚在答书中表示：“对于春秋一经的意见，我和先生相同。”并提供了否认孔子作春秋，以及春秋为史学著作说的六项论据，其中除承袭古文经学陋见成说，不值辩驳的数条外，堪称新说者有二，即：1、论语中无孔子作春秋事，亦无孔子对于“西狩获麟”的叹息的话。2、孟子以前无言孔子作春秋的。孟子的话是最不可信。5（第276277页）得到了顾氏的认可，钱玄同便在此后的一封回信中说
6、：“本年三月里您回我的信，谈对于春秋的意见，大体我都佩服；我现在对于今文家解经全不相信，我而且认为经这样东西压根儿就是没有的；经既没有，则所谓微言大义也者自然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春秋乃是一种极幼稚的历史,断烂朝报跟流水帐薄两个比喻实在确当之至。”6（第278280页）由此可见，“春秋为史学著作”说是顾、钱等人经过长期讨论得出的结论，尽管如此，这一结论却是不能成立的。首先，“默证”的研究方法极不可靠。当时学者曾批评说：“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Argument from
7、 silence）。.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吾观顾氏之论证法几尽用默证，而什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所谓“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论者引用法国史学家色诺波（Ch. seignobos）的话说：“现存之载籍无某事之称述，此犹未足为证也，更须从来未尝有之。倘若载籍有湮灭，则无结论可得矣。故于载籍湮灭愈多之时代，默证愈当少用。其在古史中之用处，较之在十九世纪之历史不逮远甚。”7（第271272页）论语无孔子作春秋事，亦无相关言论，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不能成为“孔子不作春秋”的佐证。诚如王国维先生所说：“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
8、也。”8（第23页）众所周知，孔子修春秋之事较早载于孟子，此后司马迁等人也对此事确信不疑，可谓古无异辞。顾、钱等人仅仅根据论语无孔子修春秋事，便否认此事的真实性，显然过于武断。期望论语将所有关于孔子的史料囊括殆尽，这种想法更是求全责备。试想一部论语，要将孔子和弟子们几十年的谈话都记录下来，哪里可能？更何况，现行本论语又经过历史上的数次改编，残缺尚且难免，遑论其他。另外，孔子作春秋，于时政多有讥刺，故而其早期的传承完全依赖学者口说流行，心存畏忌自不待言，论语无载也并非不可理解之事。仅仅根据论语不能断言孔子不作春秋，至为明显。其次，在缺乏任何有力证据的情况下，断然否认孟子记载的可靠性，这一做法同样
9、不足为训。周予同先生指出：“春秋为孔子据鲁史而作，古无异词。近人钱玄同更以孔子作春秋的话是孟子所伪造，不是史实，则春秋与孔子的关系也成为经学上的疑案了。”1（第256257页）孟子去孔子不远，且为子思之门人，其说必有所据，没有充分的理由当然不容轻易否定，“孟子距孔子不过一二百年，孟子说孔子作春秋，当不会是讹传和虚造，也没有虚造的理由。”9（第172页）顾、钱二人显然是先有成见在胸，而后才进行了“大胆假设”。正如学者所批评的那样：“钱氏从疑古派的怀疑精神出发，全盘否定了六经同孔子有关系的说法。但总的来说，他的怀疑的立足点，却是很成问题。就是说，钱氏对这个问题先存否定的意见，然后在古代文献中去寻找论证来替自己的观点张目，这就不免陷于主观主义。所以，钱氏的主张，表面上同所谓五经悉为孔子所作的主张完全相反，其实都各执一偏，不足为据。”1（第798799页）总之，“古史辨”学者否认孔子作春秋的推测不足为据，他们据此得出的“春秋为史学著作”的结论当然也是不能成立的。近年来，随着学术观念的革新和新的出现，许多学者已经逐步放弃了“古史辨”派“孔子不作春秋”的结论。李学勤先生说：“左
“古史辨”派与20世纪的《》研究——《》性质讨论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