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创办人严宝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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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汇报创办人严宝礼钟凤 存真严宝礼，字问聃，号保厘，江苏省吴江县人。一八年一月二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二）生于吴江县同里镇三元桥。因四叔严公辅（字佐治，在江海关任文书）无子，乃出嗣，到上海读书。十六岁时进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肄业。一九二年辍学，经嗣姊蔼徵介绍，进沪宁、沪杭甬铁路局（一称“两路局”）总稽核室工作，局长为同乡姻亲任传榜（字筱珊），严宝礼在业务实践中，以运算敏捷精确著称，而且经常出外查帐，接触较广。两路局有同仁会（职工俱乐部性质）组织，严被推为负责人之一，就职工福利、体育锻炼、储蓄、保险方面诸多规划。三十年代初期，严公曾创设集美广告社（后扩充为交通广告公司），承办路牌广告，在

2、上海市区及铁路沿线遍树广告，业务日益发达，同时严的交游更扩大到工商界和新闻界人士。（“八一三”战争爆发不久，铁路交通瘫痪，两路局人员大部被遣散，严亦在被遣散之列。同时，战火波及，其路牌的基建投资亦成泡影，而交通阻塞，市面不景气，市区路牌广告业务亦遭停顿。严经济大受影响。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国军西撤，上海沦为“孤岛”，何去何从，煞费周章。其时，日军虽未进驻租界，但向租界当局施加政治压力，宣布对租界内出版的中文报纸实施新闻检查。有影响的申报和大公报（上海版）都自动停刊，坚决拒绝侵略者对新闻界的箝制。新闻报、时报、大晚报继续出版，愿意委曲求全接受日方检查；可是报社中有正义感的郭步陶、余空成、邵

3、宗汉、周木斋等人毅然退出，维护了新闻工作者的节操。至于受读者欢迎的救亡日报和立报，则先期停刊了。中华民族正在浴血抗战，“孤岛”人民却难以听到抗战的真实消息，出路何在？洋商的华文报纸可以拥有不接受日方检查的权利。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美商大美晚报社长兼发行人史蒂一则责任声明启事中透露了这一信息。作为一个热爱祖国的中国人，严宝礼懂得“孤岛”人民不愿耳目闭塞，亟需时刻听到抗日救亡的声音，就邀请好友沈彬翰（佛学书店经理）、胡雄飞（社会日报经理）、徐耻痕（新闻报编辑）等筹划创刊一份洋商报，定名为文汇报（THE STANDARD），挂的是英商招牌，英国人克明（HMCumine）挂名担任发行人总主笔。文汇

4、报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创刊。实际主持人是总经理严宝礼。创业维艰。文汇报创刊伊始，仅集资一万元，资金不足，且一无房屋，二无机器设备，通过介绍取得了大公报原上海经理李子宽的赞助，租用了福州路和爱多亚路两幢房屋作为经理部和编辑部、工厂部之用，一应设备俱全，原来大公报停刊后需要维持费，现在却由文汇报承担了。而文汇报借得了东风，省却一笔开办费的巨额投资。可谓各得其所。应时而生的文汇报，以其鲜明的爱国抗日的立场，报道抗日战场上的战斗真相，宣传正义的抗日战争必胜的前途，揭露敌伪罪行和投降派的阴谋诡计，而博得读者的信任和爱戴。在“孤岛”办抗日报纸，要甘冒巨大的风险的。文汇报创刊不久，一方面深受读者的欢迎，

5、另一方面则被敌伪所仇视。二月十日，敌伪派特务向福州路文汇报社投掷手榴弹，营业员陈桐轩当时被炸身亡，广告员箫岫卿、毕志奋亦受伤。手榴弹改变不了办报的宗旨，严宝礼和职工们众志成城，在福州路和爱多亚路报社装上了铁丝网、铁门等设备，雇佣租界巡捕站岗守卫，全报社人员提高警惕，许多职工经常留宿在馆内，减少外出，日以继夜地奋斗。嗣后，敌伪又不断投送恐吓信，送来死人手臂、毒汁水果，还发生炸机器房事件，尽管威胁恫吓连续出现，可是文汇报人不为所动，始终保持其爱国抗日救亡的战斗本色。知人善任，是严宝礼办好文汇报的一个重要因素。严初延、胡惠生为编辑主任，储玉坤为编辑兼主笔，邀原救亡日报编辑委员柯灵（高季琳）主持副刊。

6、二月间，请徐铸成为主笔，主持编辑部事宜，王文彬、许君远、费彝民、程玉西、邵伯南（红叶，唯一的地下党员）李秋生、吴农花、胡道璋、张寄汇、胡传枢、任嘉尧、沈凤芝等相率参加编辑部工作，虽然人马不如大报那样雄厚，但却是一支精悍的，同心同德的轻骑兵。爱国抗日的宣传，进步的内容，新颖活泼的编排，深深吸引了读者阅读文汇报的兴趣。是以创刊以来销路蒸蒸日上，半年间发行数额跃至六万份，成为“孤岛”最畅销的报纸，超过了老牌的新闻报。这也可以反映当时“孤岛”读者多么迫切需要了解抗日形势的强烈愿望。文汇报使窒息的“孤岛”市民们呼吸到新鲜空气，使读者树立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为了扩大影响，文汇报还发行了晚刊，出版了文汇年刊（

7、实际负责人为柯灵），反映了当时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真情实况。“孤岛”上海，不但有来自闸北、南市的难民，而且东南地区，甚至山东、平、津等地不堪受奴化教育的青年学生也流亡到上海的“孤岛”。严宝礼鉴于他们备受生活折磨，乃在报上发起捐募寒衣代金，分发给各地难民，并由报社和社会协同设置清寒奖学金，通过考试评定，补助高中学生每学期五十元，初中学生三十元，使广大流亡、困难的有志青年不致失学。正因为文汇报在读者中声誉卓著，国民党当局也想方设法控制文汇报，先后有国民党中宣部、孔祥熙、宋子文、CC分别派其代理人，向严接洽，许以巨款投资，企图收买作为己用。严宝礼一本初衷，一一予以拒谢，保持其爱国民间报纸的本色。当时租

8、界出版的洋商报，为坚持抗战的统一战线，一致维护蒋介石抗战领袖的形象。就在一九三九年五月，文汇报、导报、每日译报、大英夜报四家英商报纸，发表了蒋氏告全国同胞书，触怒了日本侵略者，对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施加压力，被罚停刊两星期。与此同时，敌伪又用重金收买文汇报挂名发行人英人克明，对导报及每日译报亦采取类似办法，迫使这三家英商报一起停刊；大英夜报虽然不久后继续出版，但报纸面目也有所变化了。日本侵略者对文汇报的迫害并非到此为止。一九四五年春，日本宪兵队对上海文化界的一次大逮捕中，没有忘记向文汇报算老帐，文汇报创办人严宝礼，以及柯灵、费彝民、储玉坤、袁鸿庆等均遭逮捕，囚禁在日本宪兵队，备受严刑拷打，始终不

9、屈，旋经营救出狱。从文汇报被迫停刊到抗战胜利前夕的六年多时间中，严以经商为掩护，并挂名为国民党中宣部东南办事处专员，经常往返上海和屯溪之间，与内地互通生气，同时时刻以抗战胜利后复刊文汇报作些准备。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八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赢得最后胜利。蒋介石曾颁发“胜利勋章”给抗战有功人员，其中有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将领，文汇报的严宝礼和柯灵两人也获得这一勋章。可是文汇报的复刊并没有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特殊照顾，房屋、机器设备全告阙如，资金亦短绌，且与中央日报、前线日报侷居一所房屋内，寄人篱下，困难重重，加以编辑部主持者不得力，内容平平，顿时失去“孤岛”时期的光芒。直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得中央日报上海分

10、社社长冯有真的协助，始迁入圆明园路149号（现址）三楼的三间房间及楼下一间，社址才有了着落（其后，随着报社业务扩充，陆续租得仓库房屋作为机器房和排字房之用，并租得三楼其他房间，那是后来的事）。一九四五年底，严宝礼和柯灵两人亲自和宦乡相晤，邀请这位原前线日报总编辑出任文汇报总主笔，以取代时任总主笔的储玉坤。宦乡抗战时期主持三战区的前线日报，分析问题精辟，无论对战局发展和国际问题的变化每多独到处，立论谨严，深受读者欢迎，抗战胜利后也曾获得胜利勋章；他有强烈的正义感，受国民党当局排挤，不得不脱离了前线日报。既然严、柯前来相邀，宦乡慨然应允参加文汇报。一九四六年一月，宦乡任文汇报总主笔，陈虞荪、柯灵任

11、副总主笔，又有中共上海文委派孟可权（秋江）担任采访部主任、马季良（唐纳）为总编辑，而进步工作者秦柳方、寿进文、钦本立、刘火子、王思曙、石啸冲、夏其言、麦少楣等相率来参加编辑部工作，阵容为之一新，报纸内容有声有色。这是文汇报的一个关键时刻，使文汇报开始走上民主进步道路的转折点。严宝礼之决策取得了中共上海文委的全力支持，乃是文汇报开创新生命的源泉。同年三月，徐铸成脱离了上海大公报，回到文汇报，经磋商后，由徐担任总主笔，宦乡改为第一副总主笔，徐负编辑部全责，宦乡主持言论，陈虞荪协助，柯灵主持副刊及周刊。其时，又得唐海、王坪、李肇基、唐弢、叶以群、陈霞飞等参加工作，声势益振。三月廿九日，改版革新，针对

12、当时形势，鲜明地举起了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的旗帜，由宦乡和柯灵奔走，商请郭沫若、杜守素（国）、侯外庐、李平心、吴晗、丁瓒、傅彬然等著名学者专家参加主编各种周刊；并举办“星期座谈”，就有关重大问题邀集专家交换意见，将纪录刊诸报端。柯灵主编的读者的话，为受压迫、受迫害的人仗义执言，也引起读者的重视。文汇报在新闻报道和言论方面，向读者提供真实情况，反映了当时第三次国内战争的情况，揭露了国民党当局一手策划和挑动反人民内战的企图，报道了广大人民胜利以来所遭受的痛苦，当时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最重要的人民喉舌。人民欢迎这张报纸，统治者则仇视之。但尚有假民主的幌子，一时撕不下来，于是施加经济压力，只向文汇报提供

13、极少的官价外汇配额。而严宝礼宁以黑市外汇的高价订购进口纸张和油墨艰苦支撑，而不愿屈从于这种压力。威胁之外，更有利诱，在和谈破裂、国民党单独召开“国大”和公开发动内战之际，国民党有关方面曾三度派人向严宝礼接洽，企图以巨款收买文汇报，均遭严宝礼一一拒绝。严宝礼、徐铸成和宦乡等负责人都采取同一立场的。到了一九四七年五月，文汇报连续以大量篇幅如实地报道了上海和各地爱国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轰轰烈烈运动的真相，触怒了国民党最高当局。图穷而匕首见，五月二十五日，由淞沪警备司令部悍然下令将文汇报、联合晚报、上海新民报三家报纸同时停刊。文汇报还遭查封搜查，女记者麦少楣则被特务非法逮捕；联合晚报记者姚芳藻

14、、杨学纯、黄冰，新民报记者张忱也遭到同样的迫害。有人说道，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一月到一九四七年五月那段时期的文汇报是同仁报。严宝礼生前同意这一说法，又补充了他本人的认识：“文汇报当时之所以受读者的欢迎，决不是一二个人的力量，而是由一批为寻找中华民族的解放，为振兴中华的崇高目标的志同道合的新闻工作者群策群力努力奋斗而办好这份报纸的，他们有共同的信念，并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始终不渝地朝这一目标前进。我个人不过起小小的螺丝钉的作用罢了。”由于严宝礼拒绝接受国民党提出的复刊条件，文汇报一时无法在上海出版。严曾一度与叶元合作，用国民午报名义发刊，亦受到摧残而胎死腹中。一九四八年春，徐铸成先去香港筹划。严

15、宝礼在上海向素来在经济上支持文汇报的任传榜、虞顺懋（南洋公学同学，虞洽卿之子）请惠予投资，又亲自到香港办理出版登记等事宜，复将编辑、工厂部职工及排字设备陆续送往香港。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香港文汇报终于创刊，与当时在香港出版的华商报并肩作战。严宝礼和徐铸成复取得中共方面的潘汉年、茅盾、夏衍和民主人士李济深、郭沫若、柳亚子、龙云等的赞助和精神上、物质上的支持，使香港同胞和海外侨胞能了解祖国正在发生的大动荡、大变化。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留港的文汇报人员，也于六月二日回到上海。不久，文汇报再度复刊，成为一张人民的报纸。严宝礼任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总经理，愿意在党的教育下接受改造。五十年代初，文汇报明

16、确读者对象，深受知识分子和教育界人士的欢迎。一九五六年，文汇报一度停刊。大部职工赴北京创办教师报。同年十月，在“双百”方针指引下，文汇报第三次在上海复刊，严宝礼担任副社长兼总经理。解放以来，严宝礼勤于学习，勇于改造，接受人民政府的安排，曾任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候补委员及上海市委委员，又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以期更好地努力为人民服务，惜因积劳成疾，于一九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在上海病逝，终年六十一岁。严宝礼生前，与同乡柳亚子、陈去病、金松岑、王绍鏊（却尘）、范烟桥、凌景琏、钱祖翼、金式如、毛啸岑等友善，均称莫逆。范烟桥曾一度出任文汇报秘书之职，襄赞左右。严宗礼先生逝死已二十六年了。今天，文汇报在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道路上益发为国内外读者所欢迎，发行数达一百六十万以上。饮水思源，我们不得不缅怀劳苦功高的严宝礼先生文汇报的创办人。（一九八六年脱稿）调寄浣溪纱湖滨大雾即景一片迷离景色新，几番摸索认湖滨，滩前咫尺水粼粼。举目难望堤外物，摩肩才见路中人，恍如画里十分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