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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版国际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最新理论及发展方向汇编 摘要：近年来，FDI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逐步从宏观经济研究领域向战略管理学拓展。即跨国公司如何针对自身的资源特征、学习能力、国际经验、国际化发展模式以及东道国制度环境和市场结构等因素，动态选择最优的FDI模式。针对中国企业FDI的现状，文章归纳出未来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模式；跨国并购；绿地新建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收稿日期：202x-06-20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科技进步加快和各国经济自由化加强，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FDI存量和流量规模日趋庞大，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FDI
2、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逐步从宏观国际经济研究领域向战略管理学拓展，更主要探讨跨国公司在以国际直接投资方式进入别国市场时，如何针对自身的竞争优势、国际经验、学习能力、资源特征以及东道国制度环境和市场结构等因素，动态选择最优的模式，实现国际化发展的最优边界以及国际核心竞争的长期保持。这已成为当代国际商务管理领域的重要研究命题。本文将对当前国际直接投资模式选择问题的最新理论及发展趋势进行综合评述。 一、国际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理论的最新发展 资源特征论 这派研究认为最佳的跨国投资应能使外国企业在东道国利用现有优势资源和获取互补资源，提高企业价值。能否实现这一效果决定于海外投资目标资源的互补性、可模仿性、稀有性
3、和吸收性等产业技术特征。该领域研究主要融合交易费用和投资战略等理论，探讨企业资源特征与FDI模式的相关性。具体而言，跨国投资的目的是使这些优势能在国际市场上充分发挥出来。这些资源通常具较强的隐含性和专有性，因此不易在不同的组织间转移扩散。同时，由于市场不完备性，这些资源在外部市场交易中又面临低估贬值的难题。最优的FDI方式应使这些资源在外部交易和企业内整合中的成本最小。 Hennart证明，跨国公司特有技术决窍的比较优势愈明显，愈倾向于以等高控制程度的模式进入东道国，从而把优势资源保持在国际经营体系内部。如果双方企业的资源因其主观性、不可剥离性等特征难于通过市场交易定价，同时通过并购实施内部化
4、的整合成本和难度又较大，则通常采取合资形式。如果外国企业具有某些特殊优势资源，为防止合资存在的技术揭露和潜在的道德风险则会选择独资新建。 组织能力论 这派研究认为企业在国外市场经营和整合资源的能力受其组织结构、历史经验及目标资源的技术特征等因素制约，最佳的市场进入模式应能使企业最有效地运用现有优势资源和获取东道国的目标资源。 实证研究发现，东道国目标资源隐含性较高，或跨国公司本身业务技术特性决定了在国外经营时适应东道国市场环境的能力已超出现有经验时，以合资方式进入该市场比建立并购或新建子公司更合理。这不仅可以减少因组织能力缺陷造成的内部化成本和潜在整合难度，还可以避免独资新建因运作上的路径依赖
5、而难于灵活适应新环境。另外发达国家在初次开辟文化差异大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和新兴市场时。也会首先选择实施合资新建；而文化相似的国家之间企业的跨国收购会更频繁。随着外国投资者对东道国外部环境的了解加深，将通过收购合资企业股份及独资新建等逐渐提高进人方式的控制度。 另一些学者把动态学习能力加入FDI模式选择研究，认为，并购与新建投资的基本差异是，企业通过购买其他企业的股权将其纳入自己的经营体系，比新建企业增加了双方企业文化的融合，因而可以促进跨国企业向东道国合作者吸取和补充经营经验。而绿地投资只是在利用企业既有的知识和经营模式，容易形成认知学习惰性和日常运作的路径依赖。研究表明。并购双方所在地的文化和
6、社会制度差异与并购后的绩效呈显正相关关系。两地的文化意识差异大、并购后企业需要双重文化适应的情形下，通过跨国并购比新建投资成立的企业存活率更高。 公司战略论 这派理论把跨国公司国际化战略分成两种一国际本土化或全球一体化的选择问题。采取何种战略即决定于投资母国企业在东道国的所有权优势类型，也会受东道国制度监管环境的约束。从系统论角度看，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国外子公司可视为相互关联的组织集合，跨国公司子公司面临着内部与外部同化的双重压力，前者指遵循母公司总部的组织惯例，后者指与东道国相关利益群体相融。同时，适应于这双重压力的国际化战略决定了海外分支的类型和国际市场的进入模式。如果跨国公司实施全球一体化
7、经营战略，海外分支面临的主要是与总公司同化的内部压力，将会采取独资新建的方式发展进入国外市场：反之。根据国际本土化战略，需要海外分支更充分地适应东道国环境以获得当地合法性时，则会选择合资或收购的方式拓展市场。以便给予海外分支更高的*灵活性。 Harzing发现，如果跨国公司各地区差异较大，则会偏重采取国际本土化战略，通常将以并购方式发展海外分支，以灵活地适应当地的市场环境；反之。如果强调企业全球经营的整体协调性，则会采取全球化战略，保持总部的权力集中度，此时采取新建的可能性更大。采取国际本土化战略开辟海外新市场时，如当地文化差异大，则外国企业更青睐于收购，以便比新建投资更容易取得东道国合法地位
8、。 制度因素论 所谓“制度”，指一个国家的各种法律规章以及社会规范，主要包括管控制度、规范制度和认知制度三种类型。管控制度包括法律、规则、制裁等强制约束人们行为的制度；规范制度是指社会整体的文化观念与价值标准；认知制度是组织内部的共同*、共享行为逻辑等。Yiu和Makino对这三个层面的制度对FDI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 首先，与本土企业相比，外国公司往往受到东道国政府更严苛的限制，即所谓外国负债。例如，东道国政府对外资企业所有权份额、投资领域、控股方式等方面给予限制。这些制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进入模式的交易成本及在东道国发挥所有权优势的能力。外资企业为同时获得当地合法性又保持经营效
9、率，必然慎重选择进入模式。实证表明，东道国的政治约束越严厉，外国投资者因更易于获得合法性而采取与当地政府或企业合资经营的方式而非独资或收购；且合资办厂还有助于跨国公司从当地合作者获取本土经营的经验及与政府沟通的技巧等无形资本，进一步提高其在当地的合法性。 其次，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还受东道国人文环境的制约，如当地的*、价值观念、社会习俗等影响，这些因素决定了外国分支需要承担的公共责任、能够发挥的企业优势及可以实现的社会合法 性。文献中通常用母国与东道国的文化距离或心理距离表示规范约束及国家风险。实证发现两国文化差异越大，外国企业对当地人文环境的理解程度越低，越不利于整合人力资本和提高管理效率。因
10、此跨国公司通常采取合资或合并的方式进入文化背景较生疏或规范约束强的地区，以便于与当地居民沟通；只有在两地文化趋同的条件下才会倾向于独资新建。 最后，进入模式同样受到企业决策者认知能力的影响，即某一阶层或行业普遍认同的观念。研究发现，认知约束以两种表现形式动态影响跨国投资的方式：外部模仿和内部传承。前者指跨国企业会因循同类企业普遍采取的方式开辟海外新市场：后者指跨国公司会根据自身逐渐固化下来的组织惯例和经验建立海外分支。特别是在某个东道国成功的经验很可能被母公司重复应用到其他地区，在同一市场的投资模式因而往往具有连惯性。 市场结构论 这方面文献以产业组织理论为依据，关注外国企业如何根据所进入行业
11、的市场竞争结构和成长阶段选择进入模式，以确保在东道国的竞争地位，主要围绕跨国并购与绿地新建的重要差异展开论述。 其一，跨国并购缩短了绿地新建所需的初始建设周期，是投资速度更快、风险更低的进入方式。因此，东道国目标行业或宏观经济增长越快，外国投资者潜在的先进优势越大。为争取市场份额会选择收购当地高成长潜力企业的方式抢先于其他竞争者进入该国。 其二，与绿地新建相比，跨国收购并不增加东道国目标行业的存量产销规模。对于新进入的企业而言，处于上升期的行业，比处于饱和状态、增长减弱的行业有更大的市场空间。Hennart和Park等发现，在经济增长缓慢的市场，市场几近饱和，外国投资者通常不会选择绿地新建，而
12、是直接收购当地限于经营困境的同类竞争者，在获取市场份额的同时，也提高了在东道国的竞争地位。因此对于东道国发展极为迅速和极为缓慢的行业，并购都是优于绿地新建的进入方式。 二、潜在研究方向 综合现有国际投资理论研究，针对中国特有国情，中国企业FDI模式选择问题有如下潜在研究方向。 首先，现有FDI模式选择的研究多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样本。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无论在成熟市场之间还是对相对落后地区的跨国投资，动机通常符合传统OIL理论的内部化假说，即通过恰当的投资方式实现最有效的内部化，将所有权和区位优势保持在跨国公司体系内部。然而，转型、新兴市场等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正在兴起的海外投资大多是出于国内经济赶
13、超发展的需要，实施的是以获取战略、提高竞争能力为目的的海外投资。这与传统OIL范式下FDI动因理论的内部化假说恰好相悖，跨国投资行为通常受东道国的优势资源所驱使，实质是一种“反向内部化”。因此有必要探讨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赶超型或外部化海外投资的可行方式。 其次，西方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企业与西方跨国公司不同，尚不具备大规模海外投资必需的所有权优势，而且作为中国对外投资主体的国有企业在东道国通常面临更多的非经济阻力，海外投资的风险和难度更大。但也有学者认为，经过十几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已形成一批具有较高经营效率的企业集团。可以借助中国独有的大国综合优势，扩大海外投资规模和范围。那么中国应如何选择恰
14、当的投资模式，从而能依托国家宏观优势，培育企业微观竞争优势?这是在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时代，学术界面临的新兴和紧迫性命题。 第三，现有国内外关于跨国投资模式的研究通常对合资与独资、新建与并购或合资与并购进行比较，甚少在这三种投资方式中进行更细致的界定和选择。实际上，这几种方式从不同维度看相互之间有不同的特性与共性，这暗示了在某些情景下可能有多种可行模式。因此亟待缜密地判断各种投资模式的适用条件。 第四，现有国外研究无论在理论假设和实证结论上还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差异。如经营经验与进入方式控制程度的相关性、投资规模对独资或合营的影响、文化差异和心理距离与整合风险的联系等都存在不一致的实证结果。这一方面受实证检验样本对象、考察时期等方面局限性制约。也和分析因素不全面有关。那么这些尚不确定的因素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决策会有怎样的影响还有待探索。 最后，现有研究在思路和方法上也存在一定欠缺。大多数实证研究采取静态因素分析法或回归模型法判断选择的决策因素，却忽视了结合事后绩效来全面分析跨国并购决策的实际有效性，等于将绩效与战略决策隔绝了。实际上国际投资方式的选择是跨国企业发展中的动态连续性战略，是否选择跨国并购与其决策的有效性往往具有内生互动关系。而且对于企业成长各个时期内营运能力、独特优势、国际经验等无形资源的度量，尚无统一准确度量的理想方法。这些也有待在中国实证研究中不断完善。
新版国际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最新理论及发展方向汇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