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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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 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 围棋作为中国古老文化的形态显现，包孕了中国智慧的基因和复制着中国文化的密码。日本有位学者曾著文认为围棋和象棋都源于中亚地区的一种叫“盘戏”的古代游戏。“盘戏”东进则演变为围棋。不论围棋起源于中国，还是盘戏在中国演变成围棋。两种关系都肯定了围棋与中国的特殊关系。 首先围棋的产生与中国古代“天道观”有共同的基础，那就是“和谐”。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围棋大师吴清源评论说“和谐相依，方成棋局。”根据现有史料，我们知道历史上曾经有过十三道、十五道、十七道棋盘。我们先不论它们与十九道棋盘的关系，只提一个问题：为什么只有十九道棋盘成为通行的标准呢？（现在小棋盘仍存在，但只

2、是作为围棋启蒙或练习的工具。）会不会还有二十一道的棋盘呢？ 已经有前辈学者用数学的方法回答了这个问题，答案是只有十九道棋才是最科学的。因为双方轮流下子，以做成两眼为活棋，也就势必由此分出棋盘的高低线，即三线为边角线，四线为中腹线。假定一方围边角线，另一方围中腹线。通过计算，我们得出围边角的一方花56手得136目，平均每手约值2.4目，这就是边角线每个子的价值；围腹中线的一方花48手得121目，平均每手约值2.5目。二者相差约0.1目。如果以这方法分别计算19道以上和以下棋盘，我们知道棋盘越小，边角线上每子的价值就越大，反之则中腹线每子的价值越来越大。换而言之，只有在十九道棋盘上，中腹和边角的价

3、值几乎相等。也就是说，只有在十九道棋盘上，中腹和边角才能构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这里顺便再提一下为什么棋盘道数都是单数呢。围棋盘是一种中心对称的图形，只有单数的棋盘，才会有一个中心点天元。宋代张拟棋经十三篇有如下解释“一者，生数之主。据其极（天元）而运四方也。” 围棋的底蕴是一种和谐之美，然而围棋又是最富于变化的，从围棋的变化中又体现出一种“辩证”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棋之辩证与易经辩证法如出一辙。 纹枰十九路、各种规则和规定这样一个文化系统构成了现实的存在，围棋辩证法植根于这一本体性的实存之中。子分黑白，这个如阴阳对立的本身就表明了无穷无尽的矛盾变化。敌方与我方、全局与局部、外势与实空这一对对

4、矛盾范畴生动体现出棋道之内在辩证性。譬如实空和外势，当过分捞取实空时，就很可能在大势上落空而导致败局；反之，一味注重外势，而不注意外势与实空的转换，那么一道僵硬厚壁也可能最终落空。再如全局和局部，一盘棋开始后，自然会形成全局和局部。如果只注意局部，如边角和中腹的一次战斗的变化，而无视全局的要点，就有可能陷入“泥泞”，不能自拔。换而言之，在实战中，当你在某一局部，绞尽脑汁而想出一步妙手或突围或吃掉对方一块棋时，对方也许已经抢先占领了盘面上更有价值的一点，从而在未来的战斗中处于主动。同时，全局也是由一个个局部构成的，再好的大局观如没有局部的战斗力做保证，那再好的形势也可能在一次次局部战争的退缩中丧

5、失。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种转换从哲学上来讲就是特定条件下矛盾的“转化”。这就是围棋辩证法的客观表现 围棋辩证法的主观方面，即弈棋的主体人则必需在服从围棋变化的客观规律之前提下，创造性的发挥主体能动性，将棋局引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直至取得胜利。这包含两方面的内容，首先弈者不能机械地执行其客观规律，而成为被动接受者。当然，客观的规律弈者也是根本无法在对局中直现的。因为一手棋的决定在弈者的脑海必定有一个推理、判断的思维过程，这一过程是主观的，因此每步棋都必然体现弈家的一种主观创造性，不过是多少、好坏之分罢了。事实上，棋道客观的辩证规律是给弈者的主观创造留有极大余地和空间的 前面已经说过，弈家主观能动

6、地运用棋道的客观规律时，受自身某种条件的制约，比如本人的性格，修养等等，从而形成一种被称为“棋风”的东西，即个人风格在棋中的体现。围棋是中国或智慧的产物，那就不能不再提到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对围棋的影响，或者说对“棋风”的影响。 历史上曾经有人利用孔、孟之言反对围棋。然而后世的儒家似乎毫不在乎，以班固为代表的儒学思想家高举孔、孟的大旗为围棋呐喊。班固在弈旨中认为弈之“厥义深矣”，并且以周文王之德和秦穆公之智比喻围棋上的“中庸之方”和“智者之虑”。北宋大臣潘慎修与太宗论弈时说“棋之道在手恬默，而取舍为急。仁则能全，义则能守，礼则能变，智则能兼，信则能克，君子知斯王者，庶几可以言棋矣。”这是大儒重臣尊

7、崇并积极探求棋道的一个例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理学家陆九渊把围棋与被儒家作为其世界观基础并奉为六经之首的周易相提并论。据说陆象山原先不会围棋，后来在学棋的过程中豁然领悟“此河图数也。”陆象山与其弟子俱爱好围棋是有史可查的。 如果用儒家的道德观来附会围棋，其实于探求棋艺有消极影响的话。那么儒家思想中的“有为”和“中庸”的思想则不啻为很好的围棋方法论。“有为”是对局的态度。当今的围棋人为的规则使每盘棋必须分出胜负，哪怕是最小的差距（中国规则中最小的胜负数是1/4子，日本规则为1/2目，应氏规则为1/8点）。因此每个投身于这项运动的人，不论专业也好、业余也好都必须具备一定的胜负意识，由此对棋局的态度必

8、须是积极进取，想回避矛盾、冲突的人是不适宜在这个黑白世界中生存的。而“中庸之说”是一种围棋方法论，为什么呢？因为“中庸”是一种把握棋道客观规律的辩证精神的方法。围棋蕴含的多重矛盾及其相互转换性决定了任何“偏执一端”的走法都是注定要失败。当在实空和外势的双重选择面前迷惑时，如能找到二者兼顾的一点（不是唯一的），则令对局者和旁观者都感到赏心悦目。 当代围棋经过几百年的演变、进化已达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许多棋手（无论专业或业余）对棋道的钻研已经仅仅局限于最小的胜负数，边角实空成为他们的最大爱好，视古谚“金角、银边、草肚皮”为座右铭，而忘了另一句古谚“高手在腹”。二十世纪的围棋巨匠吴清源以八十高龄

9、提出了“全方位”的二十一世纪围棋观，吴老认为棋盘是一个整体，目前一味注重边角的下法将把围棋引入死胡同，因此吴老要求重新全面认识边角与中腹的关系，在对局过程中不拘一端，把取空于边角与行棋于中腹结合起来。从而为围棋的发展打开一片全新的天地。吴先生在其八十寿宴上对众多祝寿者说“我将重新崛起”。我认为吴先生的这种围棋观正是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对“中庸”方法论的一种全新的回归。这也是围棋发展的方向。 围棋既然是中国文化的形态显现。那么与儒家并列为中国文化支柱之一的道家文化与围棋的关系又怎样呢？道家作为儒家文化的互补形式在围棋也可以体现。但道家人物于围棋言论甚少，它主要体现在以老子那种幽远遥深的“道”之境界

10、诱发棋家探求弈者的心理和以其朴素辩证法的文化精神对围棋之道的化育上。“中庸”的棋道选择兼顾二者的下法，这并没有错，但道家的思想告诉我们兼顾二者往往会二者落空，因为棋局是流变的过程，只有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调整、适应新的变化，随机应变，才能使初衷得以实现。吴清源先生就这种心态有过这样的评说“让自己委身于围棋的优势，任其漂流，不管止于何处”。 体现在棋风上，围棋中有所谓“流水不争先”的平淡一派，执持淡泊无争、以静制动和不战屈人的信条。例如，清代棋手徐星友就强调“冲和恬淡”和“闲淡整空”，认为在棋局中“其弃也乃所以为取，其退也乃所以为进”。“制于有形，不若制于无形，有用之用，未若极于无用之用”。这种“

11、弃子争先，以退为进”不正是老子哲学在棋盘上的绝妙重现吗！清代国手梁魏今在弈理指归序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他曾与一位老丈游赏山水，见到山下流水徐缓绕行，老丈因之开导说：“子之弈工矣，盍会心于此乎？行乎当行，止乎当止，任其自然，而与物无竞，乃弈之道也”。梁魏今后来那种清高雅淡的棋风正得力于道家文化之熏陶。 儒家的“有为”、“用智”与道家的“不争”、“冲和”看似矛盾，其实正是体现围棋辩证法的两个方面。二者是对立的，同时也是相互支持，互为补充的。儒家的思想偏重于发挥弈者的主观能动性，而道家则偏重于对客观弈理的遵从。二者为围棋提供了多种棋风发展的可能性。而真正高明的棋家应该在二者间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支撑

12、点。一味凭主观设想的“进取”在旁观者看来就是不懂棋理的盲动和贪心；而一味退让也不能做到不战屈人，而成为败者。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于这个黑白世界中都可以得到体现。再如围棋攻杀争斗的外在形态，人们即可以强烈感受到其兵家文化之精神。而有一位西欧的国际象棋手在接触到围棋后，深深为之吸引，并且从思维方式的角度对围棋与象棋进行了比较，认为围棋是一种“建设性”的棋艺，因此要棋手不但要具备科学性的逻辑思维，更要具备艺术性的形象思维。我认为围棋的形象思维得益于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最大特点整体性、综合性。 有关围棋文化还有许多有待人们开掘的领域。总之，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透过它，也许就可以了解到许多关于我们自身的信息。 参考文献： 【1】刘善承.中国围棋M.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 【3】史良昭.中国博弈文化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