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先秦礼学文献的文学研究视阈考察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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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版先秦礼学文献的文学研究视阈考察汇编 先秦礼学与中国早期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孕育着中国文学的早期形态与文化内涵；“三礼”文献作为先秦礼学的代表之作，更是从各个方面反映出这种复杂的内在渊源，具有一般儒学经典无可替代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厘清先秦礼学与古代文学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与视阈状貌，将有助于厘清诸多文学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来源，显现其中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和礼学史价值，进一步拓展学术研究的宏富视野，加强以“三礼”文献为代表*古代文学专题研究。 关键词先秦礼学；“三礼”学；古代文学；研究视阈 中图分类号204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4518（202x）01010006 邓声国（196

2、9），男，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和历代礼学文献。（江西吉安 343009） 本文系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礼学与古代文学视阈研究”（项目编号：1055）的阶段性成果。 考察近一*来的礼学研究历程，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角度开展与之相关的礼学研究，特别是研究先秦礼学与古代文学的相关具体问题，这在当前学界仍是一个研究的薄弱环节。据笔者所知，尽管目前有少数学者的研究涉及这一方面领域，但其研究还谈不上深入、系统、全面，大多处于局部个案问题的探讨和分析，成系统的综合研究工作尚付阙如。有鉴于此，笔者愿不揣谫陋，陈一己之见，就先秦礼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相关联之研究视阈情况，与学界同

3、仁共加商讨。 礼学之名包含着狭义的、广义的多重意蕴，一般说来，礼学不同于礼制或礼俗，它的特点在“学”，其表现形式是著述或言论。传统礼学研究的具体对象，主要便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各式各样的礼学文献，其中又以专门的著作和篇章为主，旁涉各种信札、诏令、奏仪等文献载体。先秦礼学文献最重要的代表之作，便是周礼、仪礼、礼记（即小戴礼记）这三部礼书，一般被合称为“三礼”。此外，大戴礼记、逸礼（已佚）也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作品。鉴于“三礼”在古代都曾成为钦定之“经”，所以今人站在礼学史的立场，可以将它们都唤作礼经。此前人们对于有关“三礼”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三者互相之间的关系及其地位等方面，属于礼经学的研究范畴。然

4、而，以“三礼”为代表的先秦礼学文献作为一种事实存在的文学本体，它们实际上仍是先秦文学创作主体的一部分，从文学本体论的角度对其进行文学视阈研究，有其客观存在的必然性与必要性，任何群体与个人都无法加以回避。以下，我们将根据相关的礼学文献史料情况，从文学本体论的角度，并结合各种礼学分支与先秦文学之亲疏关联情况，考察和探讨以“三礼”为代表的先秦礼学文献中存在的具体文学研究视阈情况。 一、以“三礼”为代表的先秦礼学文献之文学特质 先秦礼学文献之文学特质问题，最易于引起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因而首先有必要就此展开一系列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了大量的文学史著作，对诗经、楚辞、庄子、韩非子

5、等一些先秦时期的代表性文学作品讨论甚多，然而有关“三礼”的文学特质问题却很少涉猎，据笔者所知，目前只有褚斌杰、谭家健主编的先秦文学史1一书给予了一定的关注。该书在第四编“诸子散文”中，设立专门章节讨论了礼记的文学价值，特别是着重探讨了檀弓篇的故事性和语言艺术，并细致介绍了“在后世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文章”礼运、中庸、大学、学记、乐记等，同时对檀弓一篇的分析也比较细致。这种做法，无疑是对此前文学史著作写作范畴的一个重要突破。不过，现在看来，从先秦礼学文献文学价值研究角度来考察，作为一部断代文学史著作，其仍然还有一些问题值得学界同仁继续为之详加探讨。就笔者当前的认知而言，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重新认识和

6、探究的必要： 其一，“三礼”诸书文学特质及其文学内涵要素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就“三礼”文学价值讨论而言，褚、谭先秦文学史中仅涉及其中的礼记一书，而对周礼和仪礼未能列目并展开论述。之所以撇开周礼、仪礼二者不论，究其原因，有学者认为，“周礼一书本身并非文学作品，但对上古文学尤其是对诗经研究具有特别意义”，“仪礼的文学价值同样也体现在文学史研究的史料价值，自身文学性并不明显”2。笔者以为，这种看法有其偏颇之处，对于先秦时期的作品来说，它的文学性强弱并非体现在其自身行文文学品格的强弱方面，细细品读原典不难发现，周礼文章典雅而简洁、礼记具有极强的叙事性，足以证明它们自身的文学特质问题，这充分说明早在那

7、个时代“礼”就已经深入到了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各个方面。因此，如有可能，今后学界重新撰写中国文学史著作，特别是重新撰写先秦文学史著作，首先应该考虑对“三礼”文本的文学史料价值，做一番较为全面而详尽的阐述，借以弥补当前学界在这一方面研究之阙失。 其二，关于小戴礼记一书，据笔者目力检索所及，学界同仁对于它的文学特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它的语言描写、人物描写等有关文学表现手法探讨方面，探考褚、谭先秦文学史一书，其对小戴礼记的具体篇目的叙述，主要是对礼运等五篇能够体现礼记文章特色的文字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尽管该书中没有展开详细的分析，但它为后人展开全面而综合的具体篇目的文学特色探究，开启了研究先导。另外，在关

8、注小戴礼记一书文学价值的同时，对于大戴礼记一书，今后学界亦应给予一定关注，可以将其与小戴礼记结合起来，加强对比研究，探寻其各自篇目文学特色的具体丰富内涵。这样做，有助于今后从文学史意义上挖掘大、小戴礼记，探索它们对此后小说、戏曲等文学样式在文学表现手法的运用与人物形象的传承等方面之影响情况。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目前成果较少，主要有陈义烈礼记的文学价值、吕书宝论礼记中的形象思维等有限几篇论文，尽管有一定的创新性发现，但其研究还缺乏一定的系统性，由于都属于单篇论文的性质，论述过简，全面深入的挖掘还很不够，亟待学界中人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拓展开来。 其三，就文章文体学的角度加以考察，周礼、仪礼、

9、礼记及大戴礼记等先秦礼学文献，在文体学上各自均颇具特色，对中国后世文学文体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当代文学研究者较少关注于此，如褚、谭先秦文学史一书尽管为礼记专门列目，却并没有从文体特征上论说礼记，因此颇具进一步讨论之空间与研究之必要。事实上“三礼”中的篇章往往各自差异很大，如礼记各篇亦不成于一人之手，其各篇文体特征有些相差很大，颇有逐一研讨之必要。细言之，如礼记之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之类“义”文体，便与大、小戴礼记中的其他诸篇文体特征有所区别，且与仪礼之士冠礼、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聘礼诸篇相对应，实际上就是先哲对仪礼诸篇所作的解释性文章，文体特征颇为鲜明亦极具共性

10、。这种篇章文体特征的挖掘分析，为学者深入了解与研究解决某些礼学上的疑难性问题，具有很大裨益，例如，礼记中的坊记、表记、缁衣三篇，从文体上看特征极为相似，或为同时期的作品。陆德明经典释文在缁衣篇下记云：“刘?云：公孙尼子所作也。”而据隋书经籍志载沈约奏答云：“乐记取公孙尼子。”可见，坊记、表记、缁衣三篇，与取自公孙尼子中的乐记一篇属于同一时代的作品。现代学者中有人则认为，这三篇与以孔子语单独成章的中庸一部分一样，其文体与论语性质极为相似，甚至干脆认为皆是“子思所记孔子言论”3之文。由此看来，对于“三礼”各篇的文体特征考察颇有深入挖掘的必要性，这不仅有助于加深读者对文本本身的了解，而且有助于为其书

11、各篇作者、成书年代等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参考性依据，极富学术价值。需要提及的是，卢静试论礼记的文章风格4一文尽管名曰讨论礼记的文章风格，但其主要着眼于从句式的灵活多变、设为问答的表现体式及铺排敷陈的手法、修辞手法的综合运用和简朴古朴且蕴藉含蓄的语言等四个方面加以论述，颇多文学价值的探讨色彩，离文章文体学的系统全面研究还存在较长的一段距离，但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二、以“三礼”为代表的先秦礼学文献之文艺美学思想 “礼的象征体现了中国上古先民的政治智慧、人生感悟和文化理想，同时也蕴含着生动、丰富的早期文艺思想。”2就文艺美学角度来考察，“三礼”诸书的价值不一。众所周知，仪礼一书多记录礼

12、制的基本仪式和规范，基本没有与文学批评相关的内容，但在周礼和礼记中却保留了一些先秦至汉初的文学批评文献，主要包括对早期诗、乐、舞及绘画的一些看法，是汉以前有关上述文艺形式的基本理论和文献，理应加大整理与研究力度。尽管关于周礼和礼记二书的成书年代及行文情况，学界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争议，比如乐记一篇，有人认为该文明显与荀子乐论雷同，主张它是由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与门生新撰的篇目等。但两书更多篇幅记录的乃是周代的礼制内容，却是毫无疑义的，研究先秦文学显然无法回避。 首先，关于周礼的美学价值和美学史意义，学界到目前为止谈论得极少，有展开深入探讨的必要。如众所知，周礼一书中没有出现系统的专门篇章来讨论文艺美

13、学问题，也没有对艺术创作提出直接的要求，但它在零星之处表达出的对诗义的重视，却在先秦诗学史和后世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考周礼春官宗伯云：“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大武。”其话语中倡导的“乐德”、“乐语”、“乐舞”等“三乐”一体思想，着实彰显出西周以来诗乐文化传承与接受的一个重要特色，对西周乃至东周时期的文学欣赏、接受与传播，起到了何种美学思维的影响，目前仍是一个未知数，有待加强深度研究。再

14、如，春官宗伯又云：“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六诗”即诗之“六义”。毛诗序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诗“六义”作为后世重要的诗论范畴，其理论出处即源于此。然而，“大师”所教授“六诗”又是如何演变成为诗之“六义”，并且成为诗经鉴赏的重要美学思想的呢？这期间，周礼到底在传播着什么内容的美学取向，充当了什么样的审美价值角色，起到了什么样的美学史意义呢？诸如此类问题，似乎都有值得深入挖掘剖析的必要。 其次，关于大、小戴礼记中蕴含的美学思想及其在美学史上的影响，有待继续深入探究。小戴礼记中有关诗和乐的理论阐

15、释主要集中在乐记篇里。“中国旧时的所谓乐（岳），它的内容包含得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可不用说，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艺术也被包含着，甚至于连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5（493）“乐记中所论到的，除纯粹的音乐之外，也有歌有舞，有干戚羽旄，有缀兆俯仰，但大体上是以音乐为主，比前一两辈人的笼统，是比较更分化了。”5（496）因此，乐记一篇，不仅仅是关于音乐的理论，同时也是当时较为系统、成熟的文艺美学理论；它所提出的“情本说”和“物感论”两个极为重要的古代文论理论命题，既有对孔子等文艺美学思想的合理承继因素，又影响着后世文论思想的发展，即使在现时代仍有深入探析的空间。具体而言，对

16、于以乐记一篇为主体的小戴礼记美学思想研究，至少存在这样两个层次： 一方面，鉴于小戴礼记各篇并非成于一时，亦非成于一人之手，包括乐记在内的礼记各篇章的文艺思想尚未系统化、理论化，因而最基本的研究工作便在于，对礼记各篇章中的文艺思想进行细致的、全面的发掘与整理，厘清那个时期人们对艺术本质、艺术社会功能、艺术欣赏创作中对象与主体的关系等系列美学问题的认知情况及其文化背景。关于这一方面，学界同仁对于乐记一篇的整理和研究较为系统全面，而对于礼记其他篇章的文艺思想的整理还有待继续深入。至于整理这种文艺思想的方法，绝不应是简单的就事论事，而需将其从单纯的文学研究视角限制中解脱出来，“把整部礼记作为考察对象，

17、在大文学背景和文化背景下，结合左传、国语、论语、诗经等其他先秦文献和新近出土文献，相互印证，相互发明”2，这样一来，礼记中隐含的一些文学见解便会清晰地与后世重要的文学理论相呼应。换句话说，就是可能为后世一些重要的文学理论找到存在的理论源流。对于大戴礼记中的类似情况，亦应遵此一应做法进行整理和探析，并将其与小戴礼记的有关内容加以对比分析与研究。以乐记一文研究为例，近年来学界对其中的文艺美学思想发掘面颇广，研究者及其成果甚众，例如朱振亚乐记文艺思想初探（鞍山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1期）、姜开翔乐记美学思想初探（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5年4期）、石蔚乐记音乐美学思想探析（管子学刊2

18、02x年1期）、王琴乐记美学范畴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2x年硕士论文）、谭钟琪乐记与中国古代的乐教（社会科学家202x年2期）等，皆是这方面的研究之作。当然，有关小戴礼记美学思想研究，仍存在一些研究空间，有待学者进行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综合性比较研究。 另一方面，要将大、小戴礼记中的各种文艺思想置身于上古时期乃至中国美学史的发展背景中加以观照和研究。以乐记的文艺思想研究为例，如果仅仅是停留在对它的美学主张的简单剖析，就事论事，则不可能发掘出它的学术渊源与传承，更不可能全面而深刻地认知乐记在美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有的学者对乐记一文美学思想的渊源探讨较为关注，便是出于这一考虑，如赵东栓所撰易传的哲学体

19、系与乐记的文艺理论体系（孔子研究202x年2期）一文，从如下三个方面深入探讨易传的哲学体系与乐记的文艺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一是乐记对易传“天人合一”哲学体系的把握，二是乐记对易传对立统一辩证观及其思维方式的承袭，三是易传的哲学和谐观与乐记的艺术和谐观。在赵氏看来，易传正是通过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及思维方式等层面，观照和影响了乐记的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这对学界同仁可谓大有启发。再如，乐记同孔子、荀子等论文艺的思想既有内在相通之处，又有一定的差异，因而讨论乐记同孔子、同荀子学派的文艺思想渊源关系，就有了深入讨论的必要，此前学界同仁对此亦时有所关注。例如，李成论乐记中“和合”文艺思想（艺术百家202

20、x年3期），杨隽礼记乐记与孔子的“兴观群怨”（北方论丛202x年6期），洪永稳论乐记对乐论的继承与发展（黄山学院学报202x年6期），章启群论乐论与乐记的根本区别（哲学研究202x年2期）等文，皆是着眼于这方面的有益探索。事实上，汉代一些文艺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大、小戴礼记中的各种文艺思想有着很大关联，完全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剖析与探考，便于今人从总体上把握其文艺思想的渊薮及发展脉络。 总之，开展先秦礼学文献之文艺美学思想研究，在当前仍是一个极具学术价值的研究领域。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在“三礼”文艺思想研究方面，取得令人瞩目成绩的是傅道彬的研究，“其中他对于兴观群怨说的重新解读，成就尤为突出。建立在春秋文化的大背景上，揭示了其理论意义和文学影响，因而在三礼文学思想、孔子文艺观、先秦文论以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上，都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并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6。我们期待，在现阶段有更多的学界同仁能围绕这一方面内容开展深入而广泛的研究，推动“三礼”等礼学文献的文艺美学思想研究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