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博何家村讲解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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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唐宝藏何家村遗宝展 第一部分 序厅惊世发现唐朝是我国古代的黄金时代，也是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之一。从公元618年到公元917年，历时290年，21位皇帝，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唐朝长安，也就是今西安，因此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物遗存。1970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进行基建时偶然发现了一处唐代窖藏，出土了两个陶瓮和一个银罐，里面存放有各类珍贵文物共计1000多件，以其数量大、等级高、种类多、保存完好而震惊世界。陶瓮、提梁银罐1970年10月5日，首先发现了右边这件陶瓮，里面装有大量金银器；陶瓮旁边还发现了这个提梁银罐。10月11日，在离第一

2、个陶瓮出土地不远处，考古工作者又钻探出了第二个陶瓮，其肩部的缺损就是当时考古工作者使用探铲时留下的痕迹。此次大唐宝藏展览精选出重点文物近300件，主要从玉器、金银器和钱币三方面来展示唐朝手工业的发达程度，从不同方面、各个细节来诠释祖先们遗留下来的瑰宝。首先我们来了解玉器。第二部分 珍品展示区一、 玉润华光玉文化是我国特有的文化之一，“石之美者为玉”， 早在新石器中晚期，玉器就开始作为礼器和工具来使用，迄今为止已有8000年的历史。玉器发展到唐代，用料非常考究，做工十分精致。 何家村一共出土10副玉带，其中9副分别放在4件银盒里, 盒盖上都有墨书记录着玉带的玉色、名称、形制和组成数量。玉带是指镶

3、缀有玉片的腰带。由带扣、带跨、带鞓（tng）和铊（t）尾组成。带扣和铊尾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皮带扣和皮带尾部的装饰，位于皮带的两端，鞓是指皮质的腰带。带跨也称为带板，镶缀在鞓上，形状有方形、半圆形等，有的带跨上还有孔或者附环，用来悬挂物品。由于鞓是皮质，一般在出土时已经朽坏，所以我们现在仅能看到带跨。唐朝革带上的带銙质地有玉、犀、金、银等，不同的质地代表不同的等级。新唐书輿服志记载，三品以上的官员才可以使用玉带，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因此在同一处地方一次性出土这么多条玉带实属罕见。1、骨咄玉带“骨咄”是中亚一个国家的名字，位于今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之间。根据新唐书西域转中记载，在唐朝时和我国交往密切，

4、因此推测这件玉带很可能是骨咄国向唐王朝进贡的供玉。2、白玉有孔带饰 这件白玉带饰由四块方胯，九块半圆形跨、两块圆首矩形銙和一个玉带扣组成，共有16件，与墨书“一具一十五事并玦”相符合。带饰上的孔和蹀躞带上的铰链功能相同，是用来系挂物品的。从考古发现来看，这种带跨的流行时间从初唐到辽代前期。3、狮纹白玉带饰这组狮纹玉銙由狮纹方銙十三枚、狮纹圆首矩形銙（置于带扣之后）、矩形尾和玉带扣十六件组成。这套玉銙上的狮纹设计别具匠心，十五块带板之上分别雕琢了姿态各异、神态不一的狮子十五只，其中有十二枚方銙的狮纹造型相同，方向相反，应为六对。狮子有的俯卧、有的行走，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显示出唐代工匠的高超技艺

5、。狮纹的雕琢方法为：先用较宽的砣具砣出狮纹轮廓，再沿带銙边沿向内斜刻，将狮纹轮廓以外的空间剔地，使狮纹凸出，然后再用较窄的砣具刻画眼睛、鬃毛等细部。这种平面上斜刻剔地使所表现的形象隐起的技法为唐代玉雕所独有。狮子不是中国本土所产，而是来自于非洲和西亚，这件玉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唐文化的多元与包容。4、九环白玉蹀躞带整副带饰共计二十五件套，除带扣外，每个构件上还附有金钉和鞓（ting），可断定为实用品，是从革带上卸下后窖藏的。蹀躞带是一种缀以垂饰的革带，带上钉有若干枚带銙，銙上备有小环，环上套挂若干小带，以便悬挂各种日常用具。这种装备最初来自西域游牧民族，后传入中原。环数的多少表示主人的地位尊卑，

6、镶嵌物的质地和多少显示其身份。何家村出土的玉带从形制用途上大概可以分为3种：一是玉跨下有环的，叫附环带；二是玉跨上有孔的，称为有孔带；三是仅有带跨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条就是附环带，称为九环白玉蹀躞带。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套唐代九环白玉蹀躞带，为我们研究唐代舆服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5、更白玉带 白玉带跨盛放玉带的银盒盒盖内均有墨书题记，明确记载玉带的玉色名称、形制和组成数量。从这些墨书题记中可以看出唐人对玉器定名的方法，有用纹样命名的，有用产地定名的，比较普遍的还是用玉色来定名，如更白玉、白玉等。6、白玛瑙带跨出土时银盒子上写有墨书称其为“铰具”，同时银盒上还有墨书记录“一十五事”，

7、这组带具由圆首矩形銙和圆首矩形铊尾各一枚、半圆形銙九枚、方形跨四枚组成，共计一十五件，与墨书相符合。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带跨背面都没有钻孔，不能悬挂蹀躞带，因此推测可能是一件半成品。何家村出土文物中有部分是半成品，这条玉带就是其中的一件。 下面我们看到的是一组精美的酒杯。7、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此杯用和田美玉雕凿而成，玉质洁白温润。玉杯外壁装饰有忍冬图案，忍冬纹又称为卷草纹，是从南北朝就开始流行的一种装饰纹样。忍冬是一种缠绕植物，因为在冬天也不凋谢，故有忍冬之称。本草纲目中记载：忍冬“久服轻身，长年益寿”，因此用它来寓意长寿。杯壁口沿处打磨的很薄，只有0.5厘米，从杯口到杯底逐渐增厚，唐朝高超的碾磨

8、雕琢技术由此可见一斑。多曲长杯出现和流行在萨珊，后来影响到其他地区，但此杯身的纹样却是中国的传统纹饰，可见这件玉杯是中西文化的完美结合。8、水晶八曲长杯这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唯一的一件唐代水晶容器，极为珍贵。水晶是一种无色透明的石英结晶体，主要化学成分是二氧化硅。水晶在古代被称作“水精”，因为晶莹剔透，唐代诗歌中常常把它比拟为冰、水、露珠甚至月光。从文献记载来看，水晶多产自西域各国，在唐朝时成为贡品进贡到我国。这件八曲长杯和刚才看到的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一样，在造型上有着明显的伊朗萨珊风格，制作方法也基本相同，但萨珊却很少用水晶和玉石等材料来制作长杯。9、玛瑙长杯 这种玛瑙杯在何家村窖藏中出土了两

9、件，其材质和造型都带有强烈的异域色彩。出土时盛放在莲瓣纹提梁银罐中，有墨书明确记录为玛瑙杯。两件玛瑙杯的色泽和造型有所区别，但都纹理清晰、琢磨光滑、晶莹滋润，通体呈玻璃光泽，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10、凸纹玻璃杯凸纹玻璃杯也出自莲瓣纹提梁银罐中，墨书命名为“琉璃杯”。现代汉语中玻璃和琉璃并不是同一种物质，但在古代文献中对古玻璃就有近十种不同的称呼，其中包括琉璃和玻黎。当代考古学把半透明的称为“琉璃”，把透明度高的称为“玻璃”。此杯透明度比较高，经检测其化学成分近似于现在的玻璃，因此以“玻璃”命名。此玻璃杯造型独特，在唐代器皿中十分罕见，应是一件萨珊玻璃器。此杯腹部有八组圆环纹，采用的是粘贴玻璃条

10、技术，就是将熔融的玻璃条挑出，趁热贴压在杯身上，这属于热加工装饰工艺。同类工艺的玻璃器皿在陕西扶风法门寺、韩国庆州松林寺和日本都有发现，是唐朝东西文化交流的有力物证。11、方形青玉这块方形青玉的玉质与其他带饰的玉质差别很大，是我国传统的岫玉。它形状规整、玉面光洁，但用途并没有明确记载，很有可能是准备加工玉器的原料。12、宝石一组黄宝石 何家村窖藏中出土了很多宝石，它们都被存放在一个提梁银罐中，这也是何家村窖藏的一个特点，就是物中藏物。这几件黄色宝石为随形单晶矿物，黄色透明，色较均匀，有较强玻璃光泽，还有被切割过的痕迹，上面有小孔，推测应是装饰品。蓝宝石 这是唐代蓝宝石发现数量最多的一次。蓝宝石

11、非常珍贵，分为深蓝和浅蓝两种颜色，因其晶莹剔透的颜色而被视为吉祥之物。早在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就被用来装饰清真寺、教堂和寺院，并作为宗教仪式的贡品。这些蓝宝石上都有穿孔，也应是装饰品。绿玉髓 绿玉髓，又称绿玛瑙，是宝石的一种，色彩诱人，但储存量相当稀少，是最有价值的石英矿石之一。我国并不出产绿玉髓，绿玉髓一词来自希腊，意思是“黄金”和 “韭菜”，就是指“金绿色”。何家村共出土六块，色泽碧绿鲜亮，造型各异，虽没有穿孔，但已加工成几种底部平坦的戒面形式，估计是作为镶嵌装饰物。红宝石红宝石的主要成分是氧化铝，红色是由于含有铬的原因。天然红宝石非常少见，极其珍贵。这几块红宝石为随形玫瑰红色块体，颜

12、色并不均匀，由浅入深，但是透明度高，光泽亮丽。宝石上面有孔，也应是装饰品。13、镶金兽首玛瑙杯 国宝级文物。由缠丝玛瑙雕刻而成，造型写实、生动。整个杯体模仿兽角的形状，前部雕刻为牛形兽首，双眼圆睁，炯炯有神，惟妙惟肖。兽嘴处镶金，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使用时还可将其取下，酒就自然流出。头上的一对羚羊角呈螺旋状弯曲与杯身连接。工匠巧妙地利用材料的自然纹理与形状进行雕刻，“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仿佛是一件天生的艺术品。无论材质、设计还是制作工艺，这件兽首玛瑙杯都当之无愧是唐代艺术精品。 这件玛瑙杯的造型和西方一种叫“来通”的酒具相似。“来通”是希腊语的译音，有流出的意思，大多为兽角形。一般在杯的底部

13、有孔，液体可以从孔中流出，功能如同漏斗，用来注神酒。当时人们相信用它来注酒可以防止中毒，举起“来通”将酒一饮而尽是向神致敬的表示，因此也常用于礼仪和祭祀活动。这种造型的酒具在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今伊朗）十分常见。从其造型和材质分析，此杯可能是外国使者带到中国来的，也不排除是出自居住在唐的外国工匠之手，亦或是唐代工匠学习外来工艺后的杰作。总之，这是一件反映唐代对外交流的精美物品。何家村窖藏也是唐代金银器的一次空前大发现，经实测，何家村窖藏的金器总重量多达298两，银器多达3700多两，再加上玉带，其价值换算成粮食就是300万斛，也就是3000万斗，折合黄金约900-1000两，值3830

14、万钱，相当于150万男丁一年向唐朝政府缴纳的租粟。 二、金银璀璨 金和银是自然界中被发现的最古老的金属元素之一，属于稀有的贵重金属，有着美丽天然的金属光泽，由于它耐腐蚀，硬度适中，具有延展性，很早便被赋予了货币的功能，成为权利、等级、财富的象征。 何家村窖藏共出金银器皿270件，银铤8件，银饼22件，银板60件，金、银、铜钱币466枚，金饰品13件，另有金箔、玉材、宝石等。其中被定为国宝级文物的有四件（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有数百件。这批金银器以精湛的制造工艺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代表了中国古代金银器的最高水平，也使我们对唐代的金属冶炼、机械设计及加工、焊接、贵金属制作等都有了直观深入的认识。唐代

15、金银器皿从种类上来说，可分为饮食器、日用器、装饰器、宗教器具、金银货币几大类，每一器类的形制都多种多样。装饰纹样以动物纹和植物纹为主，动物纹饰姿态多样、劲健有力，植物纹则显得多彩多姿、富丽堂皇。制作工艺极其复杂、精致，已广泛使用锤击、浇铸、焊接、切削、抛光、铆结、錾刻、镂空、镶嵌等工艺。1300多年前，唐朝的京都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为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唐代社会内部繁荣稳定和水陆交通的便利，使外来文化迅速渗透到各地。有选择的吸收外来文化，使之在实用和观赏上更适合中国人的品位，是唐代接受外来文化时的态度。由于大量吸收了粟特等金银器发达地区的工艺

16、、造型和纹饰，唐代金银器呈现出了浓郁的异域色彩与前所未有的多样性。14、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杯身为八棱形，浇铸成型，地纹及人物细部采用平錾的手法加工。杯身每面分别装饰有手执排箫、小铙、洞箫、曲颈琵琶的乐师，抱壶、执杯的两人及拂袖的两名舞者。这只八棱银杯，无论从人物形象、服饰还是乐器、舞蹈，似乎都在给我们讲述着一个“胡乐飘飘”的故事，使我们重新回到了那个胡汉同乐的盛唐。整件器物造型充满着浓郁的西域色彩，杯身银地金花、装饰精细丰富，效果华贵之极。此杯的造型在粟特地区7世纪至8世纪初的银带把杯中比较多见，杯身纹样中人物的形象和服饰，也不是中国传统风格，但采用的铸造工艺制作却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据此推

17、测，这件银杯既不是从中亚地区传入中国的粟特银器，也不是中国工匠对外来器物的模仿，很可能是居住在唐朝的粟特工匠，以粟特文化加以中国传统铸造工艺制作的。随着东西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当锤揲工艺被采用后，铸造成型的金银器就极为罕见了。15、伎乐纹八棱金杯 杯身八面分别各装饰有一位手执乐器的乐师，他们都身着短衣宽裤，笑容可掬，神态各不相同，服饰和发式也不常见，具有粟特风格。乐师手中所执的乐器以竖箜篌、曲颈琵琶、排箫等乐器，在隋唐属于西凉、龟兹、高丽的乐器种类。 杯身上部有联珠组成的环形把，指垫上有相背的侧面胡人头象。杯柄、杯底和八棱都装饰有联珠纹，这也是波斯萨珊王朝金银器的典型做法，因此这件金杯无论从造型

18、还是装饰风格都有着浓郁的粟特特色。 所不同的是粟特银器采用锤揲技术，器体较轻薄，而这件金杯杯身厚重，采用的是铸造工艺，杯身的乐师也可能是一次铸造成型，然后錾刻出五官、乐器、服饰以及各种纹路，因此这件八棱金杯极有可能是粟特工匠在中国采用传统工艺制作的。16、掐丝团花纹金杯 金杯杯口外侈，杯身内弧，把手以十字形金片与杯身固定，被打磨光滑的杯腹表面装饰有金丝焊接的四大朵团花，金丝外围又以细密排列的小金珠焊接，上下腹部还采用同样工艺焊接云头纹，形成了立体感极强的装饰效果！出土时这些金丝内还镶嵌有各色的宝石！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物帐碑得知，原来器物表面焊接金丝编成的外框及细密的金珠，再镶嵌以宝石，这种工艺

19、叫“金筐宝钿”。由此，我们不难想象这件散发着皇家贵族气质的金杯曾经完美闪耀的模样！ 这件金杯在制作工艺上，除了采用范铸、铆接、焊接、抛光技术外，还有独到之处：掐丝与金珠焊缀技术。掐丝是一种精细费时的工艺，但艺术效果却玲珑剔透。具体做法是将捶打极薄的金银片，剪成细丝，或编或焊成图案再焊接在器物表面的过程。制作金珠有三种不同的方法：第一种称碾珠，就是将金丝切成小段，加热熔聚成颗粒，颗粒小时自然浑圆，颗粒大时夹在两块木板间碾研加工；第二种称炸珠，将黄金熔化倒入水中，温度差异会使金液形成大小不等的小金珠；第三种是将金丝一端加热，用吹管吹向端点，受热熔化会落下小圆珠，有时不用落下，使圆珠凝固端点备用。最

20、后，再将做好的金珠焊接在器物表面。正是因为如此精巧的设计和复杂的制作工艺，才让这件小小的金杯带给我们无比强大的震慑力量，才让我们能够透过它去想象那个繁盛的时代以及贵族们奢靡的生活。17、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 银杯呈八瓣花状，口沿外缘錾刻一周联珠纹，指垫上刻有一只鹿，喇叭形圈足，足沿也装饰联珠纹。杯腹的八个花瓣是八个纹饰区，每区錾刻着一组人物，分别为仕女戏婴、仕女梳妆、仕女乐舞和仕女游乐，以及四幅狩猎图，其中三幅是策马追鹿，一幅为弯弓射猛兽。在银杯的内底处，以水波纹为底衬，还錾刻出摩羯头和三条长尾，口边有两条长须的鱼，纹饰鎏金。当杯中盛放酒或水后，就仿佛真的有水草漂浮，鱼儿在微波中游动一样。杯

21、中出现的摩羯是印度神话中的一种长鼻利齿、鱼身鱼尾的水兽，被认为是河水之精，常见于古印度的雕塑、绘画中。随着佛教的传入，摩羯纹也开始在中国石窟和金银器中出现。这件银杯造型奇特瑰丽，采用唐代的八曲葵口和环底碗形设计，侍女图是典型的盛唐绘画题材，而狩猎图中的又刻画了突厥形象，指环与指垫上的鹿则吸收了粟特银器特点，摩羯纹受印度文化影响，综合体现了各民族文化和东西文化交流的特点，是一件相当精美的艺术品。另外狩猎纹在唐代高足杯上多有发现，而仕女图出现在酒杯上则是比较罕见的，这种均体态丰腴，高髻长裙的美女的形象，再加上灵动的狩猎纹，犬马酒色俱全，正是唐代贵族生活的真实写照！18、鸳鸯莲瓣纹金碗 碗高5.5厘

22、米，口径13.7厘米，重391克，何家村窖藏共出土两件，纹饰造型完全相同，均为国宝级文物。金碗锤击成型，通身以鱼子纹为地，外腹部有两层莲瓣，上层莲瓣内分别錾出狐、兔、獐、鹿、鹦鹉、鸳鸯等珍禽异兽及花草。走兽或走或奔，富有动态；禽鸟或飞或栖，动静结合。下层莲瓣内錾刻着忍冬花草，在唐代极为流行。碗内底中心，是一朵蔷薇式团花，外底中心则錾刻一只回首的鸳鸯。鸳鸯从古至今都作为爱情和幸福的象征被人们所喜爱，而鸳鸯与莲花同时出现，则更深刻的表示着一种夫妻好合、永结同心、多子多福的美好愿望。唐代金碗出土很少，文字记载也不多。唐代规定“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因此金碗多为皇帝或皇家贵戚所能使用。19

23、、狩猎纹高足银杯 银杯通体以鱼子纹为地，上下装饰有缠枝花纹。杯身的主题纹饰刻画出两幅狩猎场景：第一幅为两名武士骑着马前后夹击奋力奔逃的野猪；第二幅是一位武士左手持弓策马追赶一只惊恐的小鹿，离弦的那支箭已经射穿了小鹿的背部，而另一只鹿无暇顾及正在奋力逃命，跑在前方的武士策马回首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幕。在杯子的底座上还装饰了四朵桃花结，底部刻有“马舍”两个字。 以狩猎场面作为装饰题材在我国由来已久，唐代统治者对狩猎活动尤其热衷，因此狩猎纹也成为主要的表现题材。这件银杯上的狩猎图既形象的反映了唐代贵族的狩猎生活，也为我们了解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审美情趣以及服饰等方面情况提供了线索。从深受西方影响的器形

24、和传统的缠枝、狩猎等纹饰来看，推测是在拜占庭器物的外形影响下由中国工匠制作的。对于杯底“马舍”二字的含义目前学术界说法不一，但从某些类似文物得以佐证，这两个字可能是工匠的名字。20、素面罐形带把银杯素面罐形带把银杯经过锤揲成型，光滑没有纹饰。腹壁上环形手柄已经脱落，留有“T”字形的焊接痕迹。圈足内部写有银器重量的墨迹楷书，虽然已经减淡但仍然能看到“九”“分”字样。根据银杯的实际重量395克以及唐代的重量标准，可以推定墨书内容为“九两二分”。在杯的环形柄上焊有平鋬指垫，当用手执杯时，拇指按在指垫上既会感到舒适，又加力持重，保持稳定，是相当巧妙实用的设计，这是粟特银杯的一个特征。21、素面高足银杯

25、 高足杯并不是中国传统器形，它是来自西方的一种酒器。罗马帝国时代出现后被广泛使用，公元6世纪末7世纪前半叶流行于中亚地区。这件高足银杯是典型的西方银杯造型，当时，使用外来风格的生活用具是唐代贵族们的一种风尚。在唐代高等级墓葬反映墓主人生活场景的壁画中，时常可以见到高足杯的身影，同时它也常被作为随葬品来陪伴主人另一世界的生活。22、鎏金海兽水波纹银碗碗高3.6厘米，口径11.2厘米，重152克。腹部捶打出均等的14条水波纹，其间錾刻飞禽、走兽，陪衬以花草，山岳，碗内底中心还贴焊着一只鎏金海兽，动静有节，生动有趣。 这件银碗在纹饰上比较特别，有两种不同风格的水波纹饰，一种是碗腹的14条曲线水波瓣，

26、纹样整齐平静，在中国传统器物造型中从未出现过，而粟特银碗器体多分曲或呈花瓣形，并以锤揲技法使之凹凸起伏，因此，这件银碗波瓣的产生应该是受到粟特风格的影响。另一种是碗底内衬托海兽的水波纹，着力刻画汹涌的水势，不像碗腹那种整齐和平静，水波与海兽相衬，是一种具有中国民族化风格的纹饰。所谓海兽，它的形象似乎介于狮子、狐狸和犬类之间，有认为海兽是外来文化的体现，也有学者认为是属于中国民族化的东西，总之这件银碗始终闪耀着中西合璧的光辉。23、素面银碗一组有的素面银碗上保留着一些锤揲成型的制作痕迹，由于锤揲成型的器物壁厚薄不均匀，所以要使用工具进行璇活处理，碗内的同心圆就是璇活留下的痕迹，为了使器物表面光滑

27、，还要进行磨光处理，最后将圈足和碗身焊接而成，有圈足的碗更便于抓握。 何家村窖藏中共出土带有墨书文字的器物69件，墨书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记录存放物品的名称，二是器物的自身重量或是存放物品的重量。其中记录器物自身重量的器物共有63件，这些器物墨书大体应该是同时标重，重量单位为“两”、“分”，实物标重上有“软”、“软少”、“强”这样的描述，说明当时测量者尽力追求精确，但也有少数不相符合。以墨书标记自重的器物，由于器物的重量现在可以称出，再结合自身的墨书数字，我们可以了解到唐代衡制的一些情况。唐代金银器的计量词有五个，分别为“斤”、“两”、“分”、“钱”、“字”，唐代衡制一斤等于十六两，一两等

28、于四分，一两等于十钱。计算得知，唐代的一两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40克至43克左右。何家村金银器上保留至今的墨书有着极为特殊的价值，它的存在说明这些贵重的金银器在封存之后再也没有被动扰过，直至他们重见天日。金银器称重入藏是为了防止以小换大、以轻换重，反映了唐代严格的金银器管理制度。更重要的是带有墨书的这批器皿大都为一组，入库时逐一称重并墨书标出，这对我们探讨窖藏的性质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为文物定名。24、素面折腹银碗一组折腹银碗是西方陶器、金银器较流行的形制，对中国8世纪初的陶、瓷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5、素面椭圆形银碗 唐代银碗有折腹碗、弧腹碗、带盖碗、圜底碗、平底碗、多曲碗等类型

29、，几乎都是圆形。像这样椭圆形的银碗比较少见，迄今为止，只有何家村窖藏出土过形制、大小相同的两件。 在唐代金银器物中，椭圆形口的器物主要是长杯，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继承中国传统样式，模仿汉晋耳杯的形制。第二种是萨珊式多曲长杯，多数有圈足。7世纪后半叶为唐代工匠所模仿，并形成发展体系。第三种长杯既不带耳，也不分瓣，在西方较多发现，被认为是萨珊、粟特的遗物。相比之下，这件银碗的形制可能是在复古汉代耳杯的基础上减耳增足改造之作，但也不排除是在西方银器风格的影响下设计而成的。26、鎏金花鸟纹银碗银碗高3.1厘米，重136克。碗内外錾刻花纹，纹饰鎏金，通体以鱼子纹为底。碗心及足底各有一朵宝相花，内腹

30、壁装饰有折枝花及流云，外腹壁折枝花草间錾刻出一对鸳鸯，两只鹦鹉。鸳鸯和鹦鹉是深受唐人喜爱的禽鸟。由于鸳鸯雌雄相伴、形影不离，因此人们总以此比喻情投意合的夫妻，象征着纯洁坚贞的浪漫爱情。鹦鹉毛色艳丽，又善学人言，深受贵族阶层的宠爱，因而鹦鹉纹盛行一时，常常与鸳鸯、鸾鸟等出现在唐代金银器、铜镜等器物上，并且多成双成对出现，成为智慧吉祥，幸福美好的象征。这件银碗的纹饰布局和花鸟形象富有很强的艺术性，不仅表现出唐代工匠超凡的艺术夸张和想象力，同时也是唐代社会风尚和审美情趣的真实写照。27、鎏金双鱼纹银碗 何家村窖藏共出土了两件鎏金双鱼纹银碗，造型和大小基本相同。碗底内有两条鎏金的鱼，当碗内盛满水时，水

31、波流动，碗底的小鱼就如同在水里游动一样。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鱼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并被赋予了吉祥的含义，成为婚嫁、富贵、种族繁衍的象征。中国古代文化中，以鱼为主题的文化活动及鱼俗佳话非常多。碗内底的双鱼和装饰的水草均为锤揲而成，并錾刻修身鱼身，纹饰鎏金。圈足为焊接，出土时脱落。这种内底装饰风格是在伊朗萨珊银器上的“徽章式纹样”的影响下创制而成的。28、葡萄龙凤纹银碗 银碗碗高4.2厘米，重158克。外腹部以葡萄、忍冬、卷草缠绕布局分为六区，三鹦鹉、三奔狮间隔刻于每区花草的中心部位，衬碗内底刻有一只走凤，外底錾刻一条蟠龙。以葡萄作为装饰纹样在唐朝非常流行，寓意多子多福，鹦鹉也是深受唐人喜爱的

32、吉祥鸟，除此之外，银碗上还錾刻龙、凤，表达了人们祈求祥瑞的美好愿望。这件葡萄龙凤纹银碗不仅工艺精湛，同时它还可能蕴藏着其他的含义。从龙凤纹的錾刻位置来说，龙在足底居下，凤在碗内居上，似乎不太符合我们一贯的主次认识，这会不会与武则天时期的政治背景有关？研究表明，这件银碗的制作年代在7世纪后半叶，正好与武则天称帝同期，因此它的出现或许见证着曾经那段非同寻常的历史！29、鎏金双狮纹银碗 银碗口径12.6厘米，重201克。外腹壁锤出十个联体花瓣，碗内底焊接附加鎏金圆饰片，圆片内以鱼子纹为底，中心有两只相对口衔折枝的狮子，脚下也装饰一株折枝花，边缘绕有一圈绳索纹。像这样在碗底主纹饰外围环绕绳索纹的方法并

33、不是中国古代传统的装饰手法，是属于波斯萨珊银器中常见的“徽章式纹样”。所谓“徽章式纹样”是指以神异性动物或人物为中心，围绕以联珠、麦穗连成的圆框，形成一种固定的构图方式，这是波斯萨珊王朝银器上装饰图案的重要特点。通过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徽章式纹样”不仅影响到粟特地区，也影响到唐代金银器的装饰，何家村出土的鎏金海兽纹银碗、双狮纹金铛，虽然在造型或腹壁装饰上是唐风，但在底部的装饰上，却都是萨珊式的“徽章式纹样”。 狮子来自遥远的西方，被人们是具有宗教意义的祥瑞之气。此银碗中双狮的对称布局非常符合中国传统审美标准，而折枝花及碗体装饰的如意云头纹也是典型的中国式纹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唐代工匠们在吸收

34、了西方文化的同时又巧妙的与本国文化统一融合，从而创作出这件体现中西方艺术风格的精美之作，体现了开放包容的大唐文化。30、鎏金小簇花纹银盖碗 银盖碗高11.7厘米，口径21厘米，重1220克。在装饰上它采用散点式手法，盖顶中心錾刻出一朵六出大团花，周围及腹部散点式地配置了六朵向心式小簇花，纹饰全部鎏金，简洁大方又不失华贵。盖碗是盛放羹汤的器具，随着饮食文化的发展，上流贵族对饮食器也越来越讲究。此碗盖内面及碗内底分别墨书“卅两并底”，“卅两并盖”，盖捉手内沿刻“卅两一分”，底圈足内沿刻“卅两三分”。与何家村出土的其他有盖器物相比，此碗碗盖与碗体扣合不紧密，而且錾文重量不一，很可能有张冠李戴之嫌。3

35、1、鎏金折枝花纹银盖碗 带盖银碗在何家村窖藏共出土三件，这三件盖碗属窖藏中时代较晚的器物，大体属于德宗时期。此银盖碗重1380克，盖足内有莲叶组成的六出团花一朵，盖周围散点排列出六朵忍冬结，腹部錾刻六株形像葡萄石榴的折枝花，盖面和底部的外沿均有六朵小花，花纹平錾，纹饰鎏金，圈足内沿还錾刻有“进”字。这个“进”字代表了非常重要的意义。早在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就出现了地方官吏向皇帝进奉金银器之事，到唐玄宗时期进奉之风更为兴盛。每逢元旦、冬至、端午和皇帝的生日，地方官都要进贡财务。这件盖碗上的“进”字说明它不是中央官府所作，而是地方供奉之用，同时从花纹风格判断极有可能是南方的产品。新、旧唐书中有官员多次

36、进奉的记录，甚至获罪之人有时竟可以因为献上精美的金银器而免罪的记载。像这样的进奉之风成为官员们买官邀宠的最好手段，却在无形中加重了人民的负担。32、素面提梁银罐提梁银罐的罐盖与器身扣合得十分紧密，通体采捶揲工艺制作完成。捶揲是先将金银捶打成板片，使之逐渐延伸展开成片状，其次将金片或银片放置在模具之中，打制成各种所需的器形。捶揲工艺是大多数器物成型前必须经过的工艺流程。从器物内壁还可以看见在捶揲过程中璇活留下的同心圆痕迹。根据罐内留有锈迹及残物判断，这件器物应是盛放货币的储物盒。33、莲瓣纹提梁银罐 何家村出土的金银器中，有很多莲瓣纹饰内都雕刻有唐代流行的各种花鸟纹、珍禽异兽纹等、使器物显得更加

37、雍容华丽，这件银罐则是何家村出土的唯一一件单纯以莲瓣纹作为装饰的提梁罐。 这件银罐的莲瓣内没有装饰任何图案，莲瓣彼此相连突起，增加了纹饰立体感，显得素雅大方。莲花又名荷花，古时也称芙蓉花，因其出淤泥而不然的圣洁品质，被众多文人墨客所欣赏并推崇。此罐内有墨书：“珊瑚三段，琉璃杯碗各一，玛瑙杯二，玉杯一，玉臂环四，玻璃等十六段。”出土时罐内有珊瑚两端，凸纹玻璃杯、水晶八曲长杯各一件，玉臂环四件，珠宝十六块，与盖内的墨书完全一致。34、鎏金飞狮宝相花纹银盒银盒高5.6厘米，重425克。银盒上下以子母口相扣合，捶打成型后，又经切削，打磨处理，修整得光滑圆润。盒内面有清晰的旋切留下的刀纹，纹饰以鱼子纹为

38、底，盖面在麦穗纹圆形框架中，錾刻出一只飞扬双翼的狮子，周围绕以折枝花，盖底中心平錾出一朵团花及石榴花结等。纹饰全部鎏金，黄白辉映，煜煜夺目。 银盒是唐代金银器中比较常见的种类，造型有圆形、方形、菱形、蚌壳形、多曲花瓣形等，最为多见的还是圆形。在唐代纹饰涂金的银盒有个专门的名称，叫“金花银盒”。盒不仅用来盛放贵重药材，也可以呈放贵重的化妆品等，如护理面部和唇部的面脂、口脂、各种香料，洗澡用的澡豆都是唐代贵族喜用的美容化妆品。银盒密封性极好，用它盛放药品、化妆品可以长期保存。这件银盒构图深受萨珊风格的影响，制作工艺也采取了西方盛行的捶揲技术，而唐代金银器在接受这种艺术形式的同时，慢慢的改变了它的内

39、容，并巧妙地与宝相花、云纹等中国传统纹样相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风格。石榴是从波斯传入我国的物种，有多子多福之意，因此在唐代金银器中常见石榴纹饰。宝相花纹取材于莲花，为唐代典型的装饰纹饰。在这个小小的银盒之上完美的将几组风格不同的纹饰巧妙结合，是中国唐文化和中、西亚文化交融的实物见证。35、鎏金翼鹿宝相花纹银盒在唐代金银器的装饰纹样中，飞狮、翼马、翼鹿等瑞兽形象都是一种幻想纹样，它们被赋予了祥瑞的含义。鹿在古代就被认为是纯善的动物，古人常用鹿比喻福禄，象征“利禄长存”。另外，鹿是仙人的乘骑，鹿纹的出现可能也受到道教的影响。宝相花是唐代独具特色的纹样，它原是佛教美术的一种程式化的装饰纹样，由莲花变

40、化而来，但更为华丽和丰富，它是将多种花朵、叶片等素材以对称放射的形式重新组合成多层次的图案化的花纹。36、鎏金翼鹿凤鸟纹银盒银盒高2.4厘米，重62克。盒盖面中心錾刻了一只口衔绶带长有双翼的鹿，盒底中心是一只衔绶的凤鸟，忍冬花草及流云飞鸟等图案装饰在周围。唐代鎏金有多种方式，这件银盒的特点是，在纹饰鎏金全部完成之后在盖面上又加鎏了一层，所以盒盖相对盒底更厚一些。37、鎏金双雁纹银盒银盒高1.8厘米，重39.5克。盒面中央有相向站立的双雁，脚踏一只莲蓬，盒底装饰有忍冬、折枝花草等图案。在古代，婚礼从议婚到完婚有六道程序，称为六礼。虽然各时期六礼有所不同，但雁始终是六礼中不可缺失的重要角色。雁作为

41、男女婚嫁的见面礼，象征着婚配双方像雁一样夫唱妇随，不离不弃、和睦相处。这件银盒上除了双雁，还有莲叶、莲蓬等图案，它们也继承了前者的含义，将婚礼与家庭生活联系在一起，祈愿婚姻的百年好合，多子多福。38、鎏金线刻飞廉纹银盒银盒高2.9厘米，重182克。整体浇铸成型，通体镏金。盒盖和底部微微隆起，内壁清晰的螺纹是经过后期抛光留下的痕迹。盒的正面錾刻着一只展翅扬尾、马头独角的异兽，盒底有两只鸿雁，其余空白处以折枝花及流云作为装饰。 据考证，银盒上的这只异兽应是飞廉。飞廉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风神，它的具体形象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兽身鸟头，一种是鸟身兽头。类似的形象在其他考古发现中也有出现，但似乎没有绝对统一

42、的定式，只是兽头有角、鸟身、大尾的形象被传承了下来。工匠们根据自己的学识和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自己心目中不同的飞廉。与其他金银器相比，这件银盒上的文样似乎刻画的较为草率，应该是还未完工的金银器，由此可以推测唐代金银器的制作工序是先刻出文饰草样，然后鎏金，再正式錾刻花纹，如此反复很多次才能完成的。39、孔雀纹银方盒银方盒通高10厘米，边长12厘米，重1500克。纹饰采用满地装的手法装饰，显得繁复细密，富丽堂皇。除底面光素没有纹饰之外，正面、左面和右面的主题纹饰以中轴左右对称为基本构图模式，上面及背面纹饰从中心点向外布局，规整而稳重，辅助纹饰则根据空白填补，灵活而多变。 银方盒的正面醒目处以一对立

43、于莲蓬之上的孔雀为主，其余还装饰有山鸟流云、童子戏犬等内容。孔雀在唐代被视为珍禽，也是流行的绘画题材，这件银方盒上的孔雀跃跃欲飞，周边环绕折枝花卉，构图主次分明，动静有序，应该是当时孔雀花鸟画流行的反映。只可惜两只孔雀一只錾刻出细腻的羽毛和莲蓬的叶脉、孔眼，一只却仅錾出轮廓，由此分析它应该是一幅未完成的作品。银盒把人物、风景、花鸟巧妙的结合起来，具有浓郁的大自然气息，反映出唐人亲近自然的思想意识。银方盒上的孔雀图，既再现了社会流行风尚，又透露出了些许金银器制作方面鲜为人知的信息。这种造型的方盒有学者称之为宝函，法门寺出土的盛放释迦摩尼佛指舍利的多重宝函也都是这样的造型。从唐墓壁画及实物资料推断

44、，此类方盒不仅仅用于佛教，也是宫廷日常生活的用具。40、鎏金团花纹银盒银盒高4.7厘米，重290克。唐代像这样六曲花瓣形的银盒比较少见，由于打破了常规的圆形，扣合后无法转动，封闭也就更为紧密。银盒采用锤揲技法加工而成，团花及折枝花等主题花纹鎏金。初唐时期银盒的装饰手法上有浓厚的外来影响，之后便慢慢转变为唐代流行的团花、折枝花等，这些纹样的变化，反映了唐代金银器从完全接受外来到模仿改造，再到自主创新的发展轨迹。中国古代器皿的形制也大都为圆形，唐代武则天以后，像这样的多瓣花形器物逐渐盛行，在金银器、铜器、铜镜和瓷器中都比较常见。葵花瓣形是许多唐代器物的重要特征，这种造型特征在唐代广泛出现，8世纪中

45、叶以后，慢慢渗透到粟特以及北方草原地带的银器中，使粟特银器的唐式风格越来越浓。41、鎏金鸿雁衔绶纹银匜银匜通高9.2厘米，重806克，体量较大。造型饱满庄重，器壁光滑平整，抛光极佳，有润泽如玉的感觉。纹饰简约唯美，在装饰风格上摆脱了早期繁琐细密的风格，花纹比较写实，并且加入了浮雕的技法，花纹隐起错落，疏密有致，立体感极强，体现出成熟期的工艺水平。银匜外壁分别有三组对鸟图案：鸳鸯、鸿雁和另一种雀鸟。鸳鸯的图案在唐代生活中非常普遍。鸿雁因飞行时排列有序，代表了一种规整的秩序，所以唐代观察使及四、五品官员官服上就有用鸿雁衔瑞草作为纹饰，另外两只雀鸟一只嘴中所衔的花枝可能就是这种瑞草。这些纹饰使整个器

46、物的装饰画面生机勃勃，情趣深长！匜是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中常见的器皿，是贵族洗手的用具，前端的导流槽用于注水，下面用盘子盛接，在汉代以后就很少见了。从新、旧唐书的记载看，匜是唐代贵族礼仪活动中重要的水器。匜出土数量不多，见于报道的共有三件，仅何家村窖藏就出土两件。这件银匜的导流槽和底部圈足都是焊接上去的，使用了一种从西亚传过来的焊接技术，其中主要原料是梧桐树的树脂，焊接处非常牢固，历经一千多年的岁月洗礼也没有脱落，足以证明唐代金银器焊接工艺的高超！ 42、素面银盆这件银盆高5.8厘米，重785克。没有任何纹饰，只经过抛光处理，基本形态与碗相似，但器体较大。盆是盥洗用具，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

47、现陶制的盆，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实用器皿。用金银贵金属制作盆，出现于文明发达时期，贵族们才可享用。这件银盆是用银片捶打制成，表面经过璇切处理，器物内壁留有同心圆，并经过抛光打磨。这件银盆胎体厚重，造型规整，充分体现了盛唐时期银器的特点。43、素面金盆国家一级文物。盆高6.5厘米，重2075克，使用厚0.19厘米的金片锤打而成。从器壁上的螺旋纹及旋刮痕迹判断，金盆是在锤打成型后，在内外壁进行旋转打磨处理，从而达到金盆的光滑平整。金盆是皇宫内皇族日常的洗漱用具，同时也是某些重要仪式中常用的器皿。比如在皇子（女）出生后三天，皇宫中要举行隆重的洗儿会，为皇子洗身时就使用这样的金盆。因此，也有人将金盆称

48、作洗儿盆。这件金盆是由金片锤打制成，盆内壁和外壁的底部经过打磨加工，口沿一周由于没有旋转打磨，所以略显粗糙，金盆外壁有许多磨痕，从这些迹象分析应是使用器。金盆虽然通体光素无纹，但却厚重大方，显得高贵、典雅、殷实、富足，透射出不同寻常的豪华大气。中国古代金盆，保存至今的很少，何家村一共出土了两件金盆，是唯一的两件唐代金盆，也是现存时代最早、分量最重的古代金盆。44、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 陕西历史博物馆有十八件组国宝级文物，其中有两件是不能出境展出的，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就是其中一件。为什么这么珍贵？首先从外形上看，壶身呈扁圆形，模仿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契丹族使用的皮囊壶制作而成。唐朝初期政权统一，很多少

49、数民族移居中原，其中包括很多契丹族人。这件文物恰是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产物。其次，此壶的制作工艺非常独特。壶盖帽为捶揲成型的覆式莲瓣，顶中心铆有一个银环，环内套接了一条长14厘米的银链与提梁相连，壶肩部焊接着一端有三朵花瓣的像弓剑形状的提梁。壶身是先将一整块银板捶打出壶的大致形状，再以模压的方法在壶腹两面模出两匹相互对应奋首鼓尾、衔杯匐拜的舞马形象，然后再将两端黏压焊接，反复打磨致平，几乎看不出焊接的痕迹。当然，最珍贵的还要数壶身上的两匹祝寿舞马。唐玄宗天宝年间，每逢“千秋节” 玄宗生日都会在兴庆宫前举行盛大宴会，接受文武百官、外国使臣和少数民族首领的朝贺，并以舞马助兴。随着倾杯

50、乐的响起，上百匹舞马披金戴银，跃然起舞，奋首鼓尾，舞姿翩翩。到高潮时，舞马会跃上三层高的床板旋转如飞，此时领头的舞马便会衔起地上盛满酒的酒杯到玄宗面前祝寿。“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是舞马的真实写照。天宝十四载，这盛大的宫廷祝寿活动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弃城而逃，这批舞马散落到安禄山的一名大将田成嗣手中。有一天，军中宴乐，舞马听见乐曲声应节拍跃然起舞，士兵见状误以为是妖孽，将舞马鞭打而死。盛行一时的舞马衔杯祝寿舞在历史的变革中永远销声匿迹了，舞马祝寿的瞬间场景被永远定格在这件银壶之上，成为大唐王朝兴衰的最好见证。45、桃形忍冬纹镂空五足银

51、熏炉银熏炉由三部分组成：上层为半圆形盖，盖面镂刻三层如意云纹，中间铆有一仰莲瓣宝珠钮；中层为一周忍冬桃状纹饰；下层为圆盘状炉身，炉盘内墨书“三层五金半”5字，有五个兽蹄形足，其间设置五根链条，使熏炉既可以平放，也可以悬挂。中层与下层结合处焊有两朵如意卧云，起固定作用。熏炉整体造型舒展大方，风格凝重典雅，是一件观赏性很强的室内摆设用具。镂空是金银器加工的重要技艺之一，这件熏炉的镂空纹样是先錾出点状线作为纹样轮廓，然后用工具錾掉纹饰设计中需要透空的部分制作而成的。熏炉也叫香炉，是焚烧香料的用具。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就有了焚香之俗。一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迷信鬼神，认为袅袅的香烟可以将祈祷者的请求带往飘渺的

52、天国之中；二是因为焚香能够抑菌除秽、醒脑怡神、净化环境。唐代焚香之俗极其盛行，一般人用铜、陶瓷熏炉，达官贵人则多用金银熏炉。46、葡萄花鸟纹银香囊这件香囊外壁为银制，整体呈圆球形，通体镂空，以中部水平线为界平均分割成两个半球形，上下球体之间一侧以球链相勾合，一侧以活轴相套合，下部球体内又设有两层银质的双轴相连的同心圆机环，外层机环与球壁相连，内层机环分别与外层机环和金盂相连，内层机环内安放半圆形金香盂。外壁、机环、金盂之间，用银制铆钉铆接，可以自由转动，由于机环和金盂重力的作用，香盂始终能保持重心向下，平衡不倒，香料也不会洒落。直到16世纪，欧洲航海罗盘才出现一种常平架，和此香囊原理一致，无论

53、怎样摆动，罗盘总能保持水平状态，这也是现代陀螺仪的基础。这种造型的器物，目前在国内发现了八件。最初人们将这种形状的器物命名为“熏球”或“香球”。法门寺的衣物账中记载有唐僖宗供奉的“香囊”，经过与出土实物核对，才知道这种器物在唐代应该称为“香囊”。旧唐书 杨贵妃传有这样的记载：安史之乱，玄宗皇帝逃离长安，途经马嵬坡，赐死杨贵妃，并葬于此地，叛乱平定后返回长安，念及旧情，秘令改葬。当挖开坟冢时发现，“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可见当时贵妃出行携带的就是这种银质香囊。香囊的用途多种多样，它既是熏香用具，还可用于佛事。人们认为将佛经盛放在香囊之中，随身携带，能起到消灾避邪的作用。47、素面银盘一组何家村

54、共出土了21件素面银盘，形制相近，大小相同，银盘由银片捶揲成形，盘内壁有璇活留下的同心圆痕迹，根据这些银盘内壁均出现了同心圆痕迹，说明唐代可能采用了机械车床璇活工艺。银盘通体光素无纹，可贵的是盘上面留有不太清晰的墨书痕迹，又并非书写，据估计应是包装纸印上去的，大多字不能辨别，唯独“容县”等字可识。银盘上遗留下的痕迹表明这些器物在当时被仔细的包装过，由于时间久远，包装腐朽，因此只留下了印痕。过去学者多认为这批窖藏文物是在战乱前被匆忙埋葬的，现在经过重新研究鉴定这批文物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批窖藏文物应是做了充分准备后被埋葬的。48、鎏金鸾鸟纹六曲银盘这件银盘采用锤揲工艺制成，为六曲葵花形。盘底

55、中心部装饰有一侧身提足振翅欲飞回首的鸾鸟。鸾鸟纹饰通体鎏金，色泽光亮如新，金光灿灿。錾刻工艺在此时得到充分运用，耳朵、眼睛、勾啄及羽毛皆使用这种方法来表现。这种翘尾侧身回首展翅欲飞的姿态，使得鸾鸟的身体形成一种向中的凝聚力，被赋予动感，充分体现出隋唐盛世的风格。在古人的心中，鸾鸟是吉祥鸟，所以整个画面洋溢着幸福、和平、宁静的氛围。49、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这件六曲葵花形银盘底部中心装饰着一头神奇的牛，奇牛肩部伸展出双翼，正欲展翅飞翔。仔细观察，牛的外形更为奇特，是牛兽独角、鸟身凤尾的动物形象，所以有些学者根据其形状将其命名为翼牛或飞廉，飞廉是中古代神话中的兴风之神。这件银盘中出现的飞廉纹饰，是唐

56、代工匠汲取了外来器物单独装饰动物的做法，同时又加入了本土飞廉元素制作出来。类似这样飞廉形象的神物，我们在中世纪时萨珊的银器装饰中也能见到，是一种前半身像犬、后半身像鸟的神兽，萨珊人称之为塞穆鲁。它的地位如同中国的龙一样，是帝王权威与国力兴盛的象征。可见唐人不仅对外来文化借鉴取舍，又拥有对自身文化重新创造的精神追求。这种具有浮雕效果的飞廉纹饰是用模冲的方法制作而成，银盘经抛光处理，光亮如新。中心部位的飞廉纹饰经过鎏金处理后，金光灿灿，其剔刻工艺技术则更为高超，起刀落刀一气呵成，线条清晰准确，刀法纯熟。这件银盘不仅反映了唐代中外文化的交流，更体现了工匠的睿智巧思和高超的制作工艺。50、鎏金熊纹六曲

57、银盘这件银盘也为六曲形，制作相当考究。银盘锤揲制成，盘底中心装饰有熊纹饰，熊纹通体鎏金，光亮如新。熊仰首作咆哮状，形态生动、自然逼真。诗经有记载：“吉梦维何，维熊维罴。”古人认为梦见熊罴是生男的预兆，因此熊在古代也是吉祥瑞兽之一。51、鎏金双狐纹双桃形银盘银盘为双桃形相连，在两桃中心处捶揲出一对相向而行的狐狸，其中一只狐狸回首俯视，另一只狐狸回首仰视。两只狐狸均呈现出机警的神态，生动活泼。双狐通体鎏金，在光洁裎亮的银盘衬托下，褶褶生辉。此银盘在做工上有其独到之处，从背面看，锤揲出的双狐轮廓清晰可见，立体感强，以至于双狐肌肉的凹凸质感都明显地表现出来。制作过程是在底模上锤打出纹样，再用刀具在正面

58、剔刻修正，使纹样的线条圆润流畅。接着进行抛光打磨、錾刻、鎏金等环节，几项工序可能会交替反复数次，直到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银盘器口呈桃形，突破了粟特圆形银盘的单一格式，也是出于中国人对桃子的熟悉和特殊的喜好。在唐代，狐狸同龙、凤、狮、鹿、熊、兔等一样，均属祥瑞之兽。以桃、狐狸作为装饰题材是迎合了中国传统的“辟邪”和“祈福”的心理和审美情趣。反映出唐代工匠在对西方金银器艺术吸收借鉴的前提下更注重推陈出新，使之更符合中国人的使用和欣赏习惯。52、鎏金龟纹桃形银盘 这件银盘以桃为基本造型，锤揲而成。桃在我国已有三千多年的栽种历史，最有名的要数洛阳的西王母桃，当时有俗语：“王母甘桃，食之解劳”，意思是吃

59、了洛阳产的柑橘仙桃可以解除身体的疲劳。道士们更是将桃作为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贡品。盘内底部中心还装饰一只通体鎏金的乌龟。龟在古人心中的地位很高，不仅因为龟能长生不老，还因为龟具有预知未来的灵性。帝王的皇宫、宅院和陵墓里都有石雕或铜铸的神龟，用来象征国运的久远。这件银盘在构图方式上继承了粟特的艺术手法，但在题材上却是中国化的。将桃的造型与龟纹饰巧妙地融为一体，似有神龟献寿的含义，是件不可多得的唐代艺术品。53、银饼何家村窖藏中出土的银饼共计22件，其中4块为錾文银饼，浇铸成型，表面有锤揲痕迹。“怀集”即今广东省怀集县，“洊安”在今怀集县西，是当时重要的产银、用银地区。银饼上錾刻的铭文内容分别为：

60、县名、纪年、来源、重量、负责官员及工匠的职务、姓名。錾文的格式、内容与唐代文献记载一致。这些錾文银饼反映了唐开元年间岭南地区可能用银交纳赋税。还有9件有墨书题记的银饼，表面粗糙未经锤揲，墨书“东市库郝景五十二两四钱”，“东市库赵忠五十两半”等。“东市”是唐长安有名的两市之一。唐朝政府在长安东、西市设有京都市令、平准署令等官职。东西库银饼可能是东市平准之物，或是官营邸店的税银，最后易为银，铸成银饼。铭文中的“宋之”、“吴锐”等应是冶铸这些银饼工匠的姓名。54、银铤何家村出土银铤共68件。带穿孔的薄板型银铤数量众多，表面均有锤揲痕迹，形制规整，正面錾文“五两”“拾两”等为记重，錾有“朝”字的银铤可

61、能是朝堂库之物。浇铸为条状长方体的银铤，表面边缘都粗糙不平，显然铸造以后没有经过进一步的加工。唐代金、银铤、饼并不具备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也没有实际使用价值，只是作为财富用于储藏和大额支付或作为打造金银器物的原材料。55、赤金走龙何家村窖藏共出土12条赤金走龙，均为纯金制成。金龙体型虽小却活灵活现，或凝视、或奔走，神态自然生动。头上两角自然弯曲，并以纤细的阴线錾刻出眉、目及颈部的毛发，通体錾以细密的鳞纹，生动精致。唐代，金龙被看做是祥瑞之物，既可以消灾避邪，也是皇权的象征。还有推测金龙可能是道教投龙祭祀仪式中所用法器。投龙祭祀的活动，来源于道教的天、地、水三官信仰。古代帝王祭祀山川惯用“沉埋”

62、形式，祭山用“埋”，祭水用“沉”。早期用于“沉埋”的祭物多为金银器、铜器等。唐代逐步形成了沉埋金龙玉简的固定礼仪。它的一般方式是将写有愿望的文字玉简和玉璧、金龙、金钮等器物一起用青丝捆扎，待举行醮（jiao）仪（道教为消除灾祸而举行的祭礼）后，再投入名山大川之中，作为升度之信以奏告三元。56、鎏金石榴花纹银盒银盒的顶和底均微微隆起，以子母口相连接。盒身与子母口一次捶揲而成，平錾出石榴花纹，纹饰鎏金。盖、底均为三重纹饰，中心为八出团花一朵，第二重为八忍冬石榴花结，第三重为六株柿花构成的团花八朵。石榴是自波斯传进的物种，为多子多福的吉祥之物。盒内墨书“十两，溪州井沙，州七两，兼盛黄粉”。这件银盒纹

63、饰錾刻流畅，表现了唐代高超的工艺，并将石榴花与本土花色有机组合，是中国同中西亚文化交流的产物。57、盛放丹砂的银盒 “丹砂”通常被人们称为“朱砂”、“真朱”、“贡砂”，为天然的辰砂矿石，是唐代炼丹的常用药物。丹家认为将炼丹原料盛放于金银器皿中，会沾染金银之气，能巩固和提高药效，因此何家村出土的丹砂均盛放于有墨书标记的银盒内。唐本草记载“光明砂”是最上乘的丹砂。银盒内墨书表明有“大粒大光明砂”、“次光明砂”、“光明碎红砂”、“光明紫砂”、“红光丹砂”、“井砂”六种，唐代质量上乘的丹砂是很难得到的，而何家村出土丹砂不仅质量好，而且数量多，总重达两百余两。58、琥珀琥珀又名“虎魄”，是数千万年前的树

64、脂被埋藏于地下，经过一定的化学变化后形成的一种树脂化石，是一种有机的似矿物。琥珀的形状多种多样，表面常保留着当初树脂流动时产生的纹路，内部经常可见气泡及古老昆虫或植物碎屑。颜色多呈黄色、橙黄色、棕色、褐黄色或暗红色，油脂光泽，透明至半透明。唐代质量上好的琥珀可能是商人经由中国南海运来的，被加工成妇女的装饰品。何家村出土的琥珀与丹砂一起盛放在银盒内，显然是作为药物被存放的。中医认为琥珀有安神定气的功用，可杀菌消毒及避免传染病，也有人磨成粉末拿来止鼻血，治疗火伤或挫伤。59、金箔自古皇室就有追求长生不老之风，宫廷内供养方士仙人，为皇室炼制仙丹。唐代不仅盛行服用丹药，还服食黄金，当时认为黄金具有“镇心安神、定惊除痫，辟恶去邪”神奇疗效。60、素面金盒这件金盒为圆形，素面，通体光洁，以子母口扣合。盒盖与盒底均隆起成慢拱形，盒的上下子母口扣合紧密。无论怎样转动均严密无缝。盒底与盒盖口部圆形十分规范，精密度之高，令人叹服。出土时金盒里面装有麸金，麸金是砂金的一种，唐代不仅盛行服用丹药，还服食少量的黄金认为黄金与丹砂具有强身延年的同等效果。何家村窖藏中出土的各种金银盒子共有28个，有些大的银盒里面装有各种物品、药品，并在盒的盖面或盖内以墨书写明盒内所装物品的名称、数量及重量。这件素面金盒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