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与对策-张存刚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与对策-张存刚》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与对策-张存刚（17页珍藏版）》请在装配图网上搜索。

1、 国内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成因与对策【摘要】目前国内收入分派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可以概括为“劳动报酬在初次分派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派中所占比重都偏低；分派关系不合理，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群体之间收入差距大；分派行为不规范，分派秩序比较混乱。” 体制性弊端是形成既有收入分派格局的主线因素，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劳资集体谈判制度缺失，劳动力价值被严重低估；经济社会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也导致分派不公。劳动报酬占比下降是公有制的比重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下降、政府和工会未能在市场经济中充足发挥作用的客观成果。要明确收入分派制度改革的目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节经济构造，深化收入分派制度改革

2、，推动综合配套改革。【核心词】居民收入、差距、体现、因素、对策改革开放三十近年来，国内收入分派制度不断完善，形成了以按劳分派为主体、多种分派方式并存的分派制度，有力地增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同步也浮现了收入分派不公和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完善收入分派制度，调节国民收入分派关系不仅关系调节优化需求构造、增强消费拉动力、哺育新的消费热点从而增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且关系体现社会公平正义、效率提高和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增进社会和谐稳定。党的十七大提出，初次分派和再分派都要解决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派要更加注重公平，对完善收入分派制度具有重要指引意义。中共中央有关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

3、规划的建议指出：“要完善收入分派制度，合理调节国民收入分派格局，着力提高城乡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研究制定收入分派改革方案，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进一步明确理解决国内收入分派问题的方向和政策措施。一、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体现目前国内收入分派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可以概括为“劳动报酬在初次分派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派中所占比重都偏低；分派关系不合理，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群体之间收入差距大；分派行为不规范，分派秩序比较混乱。” 劳动报酬在初次分派中占比偏低重要体现为：第一，国内劳动者报酬占比持续下降，全国总工会及诸多学者均对此进

4、行了记录和测算，虽然各测算成果之间存在差别，但劳动报酬占比下降已是一种不争的事实；第二，与世界重要经济体相比，初次分派中国内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占比明显偏低，而公司盈余占比则明显高于这些国家；第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劳动报酬份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普遍经历了一种上升过程，并且一百近年来，她们的劳动报酬份额始终在不断提高，而国内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据人民日报报道，从1993，居民部门的劳动者报酬由49.49%降至39.74%，降幅9.75个百分点。又据国家记录局数据，从1997年到的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降幅13.66个百分点。再据新京报报道，劳动

5、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1983年的最高峰值56.5%降至的36.7%，22年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近20个百分点。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1978，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则上升了20个百分点。劳动报酬占比是一种相对量，而劳动报酬是一种绝对量。劳动报酬高不等于劳动报酬占比高。与劳动报酬相比，劳动报酬占比更能反映劳动者在收入分派中的经济社会地位，劳动报酬占比越低，劳动者的经济社会地位越低。收入分派构造不合理，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中档收入者比重偏小。一方面，国内的奢侈品消费近两年年均增长率达到22%，升至世界第二，但另一方面，用每天2美元的国际原则来衡量，中国目前尚有近1亿的贫困人口。城乡

6、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倍数由1998年的2.509升至的3.333。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东部各行业年平均工资最高的地区是上海，居民年平均工资高达56565元，而中西部地区各行业年平均工资最低的省份是江西，居民年平均工资仅为21000元。东西部地区城乡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大，浙江、贵州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4611元、12862.5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0007元、3000余元。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平均工资水平最高的是金融业，平均工资水平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收入差距达到2.2倍，而到，两者的差距已拉大到3.8倍。除了金融、IT和资源性行业

7、，其她工资较高的多为垄断行业（如电力、水、气及交通、邮政等），制造、建筑、农林牧渔等行业平均工资水平最低。不仅如此，这些高收入行业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也高于低收入行业。国有公司（特别是垄断性国有公司）和私营公司职工收入分派差距不断拉大，全国城乡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8199元，而国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5053元，私企平均工资比国企低48%。此外，某些不合理收入没有得到有效规范，如某些单位私设“小金库”，巧立名录滥发津贴补贴、非货币性福利等；某些行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涨价；某些行业人员收受红包、回扣、出场费等。这些被称之为“灰色收入”、“隐性收入”的部分，往往难以记录，也难以纳

8、入收入调节范畴。国际上一般把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一般觉得，当基尼系数处在0.40.5之间，表达收入差距过大，超过0.5则意味着浮现两极分化。据有关方面测算，目前国内基尼系数约为0.47，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目前国内的基尼系数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国内已浮现了两极分化的苗头。一方面，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而另一方面，国内绝对贫困人口超过4000万人，低收入群体尚有2.7亿人。这就表白，收入差距过大已是一种不争的事实。因此亟待通过深化收入分派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差距。二、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对于国内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政府有关部门和学术界进行了较为进一步的研究，

9、提出了某些带有普遍性的见解和观点，可概括归纳如下：有的学者将居民收入差距产生的因素归纳为发展性因素、增长性因素和体制变迁性因素。发展性因素指国内在改革过程中所选择的渐进式和倾斜式经济发展战略。例如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先富政策”，在使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步，也引起了地区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增长性因素重要体现为由不同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作用和奉献限度的差别所导致的不同要素所有者收入分派的差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生产要素都要参与分派，而要素所有者占有要素种类和数量的不同以及不同要素对经济增长奉献限度的不同，自然会导致要素收入差距的浮现并呈扩大趋势。国内在改革开放和大力增进经济增长

10、的过程中，资本特别是人力资本属于短缺资源，其对经济增长的增进作用日益凸显，相比而言，劳动（重要是一般劳动力资源）属于过剩资源，其对经济增长的奉献相对下降，这必然导致资本所有者（涉及人力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与此同步，改革开放过程中“重资轻劳”的制度创新和政策变化无疑加剧了这一发展趋势。体制变迁性因素重要体现为市场化转型的先后和速度快慢所导致的不同要素所有者收入分派的差距。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在不同方面和领域，市场化的进展和完善限度不同，因而市场竞争的充足性、公平性不同，相应地特权对法权的排斥、垄断对竞争的否认、权钱交易以及多种腐败的产生，都必然扩大转轨过程中的收入分派差距

11、。体制性弊端是形成既有收入分派格局的主线因素，初次分派过于“亲资本”、“弱劳动”，没有明确国家、公司、居民三者合理的分派比例关系，没有建立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国民经济增长和公司利润增长；二次分派力度不够，在二次分派中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难以保证二次分派的公平性、合理性，存在负福利效应和政府职能的错位；三次分派规模小，慈善捐赠的鼓励机制、管理机制、监督机制还不健全，对分派的调节有限。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劳资集体谈判制度缺失，劳动力价值被严重低估；经济社会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也导致分派不公，如有关制度安排的不完善导致行业、城乡差距，非法

12、、非正常收入，行业垄断及权力寻租行为的存在也加剧了收入差距。劳动报酬占比下降是公有制的比重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下降、政府和工会未能在市场经济中充足发挥作用的客观成果。在其她条件不变的状况下，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越大，劳动报酬占比往往越低。收入分派不公源于初次分派，而初次分派的核心问题在于V和M的关系，即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关系。财产占有上的差别往往是收入差别最重大的影响因素。所有制会直接影响到百姓收入。所有制构造变动是劳动收入下降的主因，并且贫富悬殊是过度剥削的成果，其制度本源是引导和监管不力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三、收入分派关系不合理的影响分派不公、收入差距过度扩大是影响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

13、的国内重要因素之一。综合多种调查研究，目前公众对收入分派状况的不满限度相称高，其中作为基本政治力量所依托的工人、农民的不满限度更高，且某些不满情绪已经开始转化为对政府以及改革的不认同。更值得注意的是，多种基于不满情绪的社会矛盾、冲突已经开始显现，目前多种群体性事件、多种经济犯罪、刑事犯罪问题都很突出，收入差距及有关分派矛盾无疑是最重要诱因之一。此外，过大的收入差距也对经济增长形成了诸多负面影响，例如减少居民预期，影响消费增长等。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对中国将来发展构成了潜在威胁。初次分派领域如果不注重公正问题会增大再分派的难度，从而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某些拉美国家浮现的发展停滞现象即“拉美陷阱”，

14、与收入分派不当有很大关系。这些国家在初次分派丧失效率和公平而浮现大量贫困和失业人口时，政府为了获取选民支持，出台许多超过经济发展水平的高福利政策进行二次分派，成果导致很高的财政赤字，浮现频仍的财政和金融危机。分派不公制约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种东西。”古巴革命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觉得：“社会主义经济为人民进行生产，为消费进行生产，为满足需要进行生产。”。作为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分子，每一位劳动者均有权利平等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有权利获得公平的收入分派。分派不公导致收入差距过大，是与实现共同富裕目的

15、相违背的。更加注重分派公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规定，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托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主线体现。分派不公阻碍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近年来，内需局限性越来越成为国内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工资性收入增长缓慢，制约民众的消费能力是内需乏力的一种重要因素。据劳动记录年鉴提供的数据，中国雇员的人工成本相称于发达国家如德国的2.52%，日本的2.89%，法国的3.02%，美国的4.08%；相称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的6.54%，新加坡的4.98%；相称于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的169.89%，巴西的30.5%，马来西亚的34.46%，泰国的59.96%。由于高收入者消费需求增长空间不大，而低

16、收入者虽有消费需求，但无力增长消费支出，成果就会浮现“有钱的人不想消费，想消费的人没钱”的局面，使消费需求这个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发挥不出应有作用。分派不公克制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分派不公会使部分低收入者生活困难、社会地位下降，减少她们对改革的认同感和参与改革、投身建设的积极性。而部分既得利益者胆怯改革触及自身利益，则会成为改革的阻力。同步，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会导致鼓励机制扭曲，使部分低收入者对通过勤奋劳动改善处境失去信心，从而丧失工作和发明的热情，使社会发展丧失动力。分派不公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分派不公会使部分经济困难群众产生心理失衡和被剥夺感，引起她们对社会的不满，从而成为社会矛盾的重要“孵

17、化器”。分派不公还容易影响社会风气，导致人们价值观的扭曲，使“金钱万能”的拜金主义思想容易泛滥。劳动力低成本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已经从利不小于弊转向弊不小于利。应当肯定，在过去一种时期内，国内劳动力低成本具有必然性，对经济发展利不小于弊。但是当国内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推动现代化的新阶段之后，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劳动力成本也不断上升。目前某些地方和公司通过压低甚至克扣工资，试图维持劳动力低成本，使得部分劳动者的收入不能满足劳动力再生产需要。有的公司因工人工资长期过低而激化劳资矛盾，发生罢工事件，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通过限制工资增长而人为地维持劳动力低成本，还严重束缚了消费需求的增

18、长，使得某些消费品由于有效需求局限性而滞销，从而制约了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国内社会的重要矛盾本来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是近年来却浮现了有效需求局限性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究其本源，除了由于反复建设导致产能脱离实际需要而形成过剩之外，重要就是分派不合理，大量的公司一线工人工资过低。四、 调节收入分派关系的重要意义调节收入分派关系，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构建和谐分派格局已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增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任务，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规定。贯彻党中央有关收入分派改革精神，推动收入分派改革的迫切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就收入分派改

19、革做出过重要批示，特别是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先后就深化收入分派改革制定了一系列大政方针。其中，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规定“理顺分派关系”，“以共同富裕为目的，扩大中档收入者比重”，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更明确规定“加强收入分派宏观调节，在经济发展的基本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党的十七大提出：“合理的收入分派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派为主体、多种分派方式并存的分派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奉献参与分派的制度，初次分派和再分派都要解决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派要更加注重公平。逐渐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派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派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下收入者收入，逐渐

20、提高扶贫原则和最低工资原则，建立公司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发明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要研究制定收入分派改革方案，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由此可见，实现共同富裕，追求收入分派的公平正义，是党和政府一贯追求的目的和拟定的大政方针。因此，抓紧贯彻贯彻这一大政方针，已经成为目前我们必须为之奋斗和完毕的重大政治任务。刺激国内消费和拉动经济增长的需要。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定”理论觉得，消费者的消费是由她们的现期收入决定的，收入增长，消费也会随之增长。马克思觉得收入特别是现期收入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从1997年到，国内持续9年浮现居民人均收入

21、增速明显低于GDP增速的现象。这9年，国内GDP年均实际增长9.2%，名义GDP年均增长11%，而同期都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分别只增长9%和6%。比较可知，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不仅大大慢于GDP的名义增长速度，也慢于GDP的实际增长速度，其中农民收入的增速远远低于GDP增速。这种状况不仅克制了即期消费的增长，并且会使人民群众对将来收入增长形成不良的预期。根据弗里德曼提出的“持久收入假说”理论，居民目前的消费取决于持久收入，也就是说人们对将来收入的预期直接影响目前的消费支出。人们对将来预期收入上升会增长现期消费；反之，人们对将来预期收入下降会减少现期消费。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

22、的发展，加之受次贷危机的影响，职业稳定性下降，下岗人员增多，失业率不断攀升。由于国内劳动力资源供不小于求是近年来人口超经济增长积累起来的，新的就业需求压力原本就比较大，又由于产业构造调节以及先进技术的应用使得劳动力需求量相对减少，因而再就业的难度更大。失业率提高，助长了人们对将来收入的不乐观预期。再加上国内住房、教育、医疗等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居民避免性储蓄增长，从而即期消费减少。增进产业构造和外贸构造升级的需要。中共中央有关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符合国内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新特性。其基本规定之一是坚持把经济构造

23、战略性调节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增进经济增长向依托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加强农业基本地位，提高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增进经济增长向依托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为此，就必须调节收入分派关系，缩小收入差距，整体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只有这样，才干有效扩大内需，通过需求构造的升级带动国内产业构造升级和外贸构造升级，切实有效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必然选择。目前，由多种数据和案例支持的、并通过社会公众突出感受体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矛盾和问题之一是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社会公众的“不公正感”强烈。经验证明，这种情绪

24、蔓延和发展的成果必然会导致剧烈的社会动乱，并最后使经济建设的努力化为乌有。有鉴于此，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包容性增长”这一新的发展理念，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新时期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共识”。 一般来说，包容性增长是指社会公众都能公平、公正地共享改革与发展成果。它涉及三个基本内容，即：共享性、公平性、公正性增长。“共享性”是指社会公众都能平等地享有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共同成果，建立一种共享性社会。共享性社会的特点是第一次分派和第二次分派相对合理，使人民群众共享改革与发展成果。“公平性”一方面是指社会公众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方面机会均等。“公正性”是指社会公正，体现为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和公共权

25、力运营的合法性，目的是实现社会正义。国内第一次分派的不合理性加剧，社会贫富分化严重，体现为一般劳动者报酬长期偏低，大概只占到GDP的40%左右，而世界其他国家则平均超过GDP的50%。居民收入大概只占GDP的42%左右，而发达国家这一数字甚至达到GDP的70%左右。第二次分派本来是第一次分派的补充，但根据各方面的数字和资料分析，其不合理性甚至比第一次还要大，特权职务消费和行政事业费占预算内和预算外资金的比例过大这一弊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在某些地方、某些部门有扩大的趋势。而实现社会共享的有效工具如社会保障，占GDP和财政收入比重较低的状况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尽管我们“注重与改善民生”搞了好几

26、年了，但社会保障仅占GDP的2.4%，占财政支出的大概11%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社会保障占到GDP的10%，占到财政支出的50%左右。此外，收入分派的“公正性”与“公平性”方面均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在将来实现社会的“包容性增长”，提高劳动者报酬、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使二次分派更合理、共享发展成果等，具有头等的重要性。管理通胀预期，稳定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需要。7月以来，受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以农产品为主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较快，价格总水平逐月攀升，710月CPI逐月上升，分别为3.3%、3.5%、3.6%和4.4%。物价上涨的势头让老百姓绷紧了神经，也让政府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其中的

27、核心不是物价太高，而是与物价升幅相比，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太慢。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除了工资不涨，其她什么都涨”。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从到，国内的GDP从99214.6亿元增长到335353亿元，是此前的3.38倍；政府财政收入从13395亿元增长到68477亿元，是此前的5.11倍；而同期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只从6280元增长到17175元，是此前的2.73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2253元增长到5153元，是此前的2.28倍。可见，不管是城乡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她们的收入增长速度都要远远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和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正是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对滞后，导致了对物价上涨的极度敏感。因此

28、，从短期看为了克制物价上涨较快的势头，政府出台多种措施，甚至动用“限价令”都是必要的。但从长期看，国内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还需进一步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理顺多种价格关系。同步，通过长期人为压低农副产品价格换取物价稳定的做法，恐怕也难以继续。从长远看，解决问题的核心不是控制价格，而是要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同步。通过提高收入，既增强了居民的通胀承受能力，使广大老百姓切实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步也为宏观调控政策提供更大的回旋空间，为国内的改革发展发明良好的环境。五、 完善分派关系 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一）明确收入分派制度改革的目的中共中央有关制定国

29、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十二五”时期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的。就居民收入来讲，提出了“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长”的目的，其具体规定是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长，中档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明显减少，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从实践看，收入分派制度改革波及面很广，操作相称复杂。“十二五”时期，着力于建立公平的国民收入分派格局，以收入分派制度改革助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明确如下四大基本目的。 1、尽快提高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 保证城乡居民收入的实际增长不低于GDP增长速度，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

30、就是说，这个“同步”是有约束性指标的：一是“十二五”期间居民收入增长不低于8%；二是这个8%是实际增长，而不是名义增长；三是这个实际增长，是城乡居民的共同增长。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可以实现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到翻一番。 保证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初次分派后，国内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仅为35%左右。近来国内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9%左右，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劳动者报酬年均增长不应低于10%。按照这一速度，到“十二五”末，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将达到50%左右，接近中档收入国家的合理区间。 2、有效缓和和缩小收入分派差距控制城乡收入差距。国内目前城乡居民名义收入差距是3.31左右，作为一种

31、经济迅速增长的二元经济体，短期内达到多数国家1.51的差距水平并不现实。但考虑到农村劳动力无限供应局面正在变化，到“十二五”末城乡居民名义收入差距可考虑控制在31左右。这样才有条件到控制在2.51左右，达到全面小康指标的规定。 控制行业收入差距。根据国家记录局发布的数据，国内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达11倍。这是一种相对保守的数字，但虽然是这个数字也大大高于国际的平均水平。例如，最高和最低行业工资差距，日本、英国、法国约为1.62倍，德国、加拿大、美国、韩国在2.33倍之间。考虑到国内行业间工资差距的垄断因素，“十二五”期间应重点控制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在这个前提下有也许将行业差距缩小到7倍左

32、右。 扩大中档收入群体比例。从国际经验看，工业化中后期的中档收入群体在40%45%左右。目前，国内中档收入群体的比例大概为23%，大大滞后于工业化的实际进程。建议“十二五”期间以年均提高2个百分点为约束指标，5年后使中档收入群体达到33%。这样，就有也许达到40%，逐渐接近中档收入国家水平。 3、确立财产权保护的基本制度 进一步提高私人财产权保护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根据国际惯例，明确将私有财产权纳入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系，加大对私人财产权的保障力度。 加强和完善私人财产权有关的行政立法。应当严格按照物权法清理、修改和规范不利于私人财产权保护的有关规定，使各类行政条例都可以体现强化私人财产权保护

33、的规定。 完善有关征收、征用私人财产的有关法律制度。设立严格的征收、征用原则和程序。通过有关立法，明确界定因公共利益征收征用私人财产的范畴，在征收、征用私人财产中实行公民参与制度和听证制度等，避免因不规范操作侵害私人财产权。 4、规范收入分派秩序，增长收入分派的透明度在灰色收入产生的重点领域实行阳光工资。“十二五”时期，在完善工资原则的基本上，清理、规范各类津贴、补贴，提高收入透明度。全面实行阳光工资制，取消实物分派，消除灰色收入，规范国有公司收入分派机制，特别是取消各级政府和国有公司提供的福利住房分派制度。 建立法制化的财产申报制度。健全以权力监督、行政监督为主，司法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为辅的

34、多层次监督体系，加大对公务员财产的监督力度。积极发明条件，争取尽快在全社会实行财产公开和申报制度。 实现财政预算和国有资产管理透明化。实现财政预算的公开化、透明化，加强人大对财政预算的审计和监督。实现国有资产管理的公开化、透明化，涉及国有金融、国有工商公司财产财务状况、预算都应当向人大报告，并接受人大的审计和监督。（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节经济构造国内老式经济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已经受到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因此，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节收入分派关系，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条件，又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制约。由于，如果经济发展方式未能转变，产业构造难以优化升

35、级，出口构造难以变化，国内就难以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群众收入就缺少经济基本。只有切实有效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节优化产业构造，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才干发明更多的就业岗位，才干为改善收入分派关系提供良好的条件。推动产业构造优化升级，实现更多的劳动者就业。目前，大学生就业难，与我们产业构造不合理有很大关系。因此，应加快老式产业技术改造，将高新技术应用到对老式产业的技术改造之中，从而实现老式产业的优化升级。哺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努力建设一种以基本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并注重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有机结合。这样，就能为不同层次的劳动者

36、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在现代服务业发展过程中不断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大量发明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职业岗位，提高岗位的“含金量”。例如积极发呈现代社会服务业，逐渐实现社会分工的细化，规范发展会计服务、法律服务、家政高档服务、管理征询和工程征询等中介行业，开发新型流通产业，推动物流配送，加快发展以连锁经营、物流配送和电子商务为主的现代流通组织形式，改造提高老式流通业、运送业，哺育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流通公司。（三）深化收入分派制度改革1、提高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目前,一般劳动者收入偏低已成为收入分派领域的突出问题。在绝大部分百姓的收入来源都是劳动收入的状况下，解决收入分派不公问题，一方面要提高一

37、般劳动者的劳动收入，扭转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的趋势，使劳动者工资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和公司利润增长相匹配。要全面贯彻党中央有关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两个毫不动摇”。在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积极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过程中扩大国有和集体公司的用工量。构建国家主导型维护劳动者的合理、合法权益的政府干预机制。严格检查贯彻法定劳动时间和劳动合同法等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措施，甚至立法规定所有公司的职工收入增长应与公司的高管层收入、劳动生产率和利润三者的增长密切挂钩。政府还可以进一步提高最低工资原则。国家立法规定职工收入的劳资共决制度和增长制度，全面履行工资集体

38、协商制度。要完善和贯彻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随着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等因素的变化，适时调节最低工资原则和平均工资水平。健全最低工资制度，督促公司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保证工资准时、足额发放。2、提高农民收入进一步完善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建设，构建农村就业信息网络，形成一种以县级政府为主导，以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为主体的农村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系统；进一步增长农村的教育投入，发展职业教育，从而提高劳动力素质，为其进入非农领域就业发明条件；继续推动农村城乡化，充足发挥城乡的汇集效应，从而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的信息和机会；大力发展农村公司和民营经济，进一步拓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渠道。目前农村劳动力的边际

39、产品仍然较低，只有将劳动力转移出去，农民才有足够的钞票进行消费，才干形成工农业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态势。完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大幅度增长“三农”投入。财政支出、国债资金、土地出让收入都要向农村农业倾斜。提高粮食及其她重要农产品价格，扩大涉农补贴范畴、提高补贴原则；加强对农民创业的金融和财税支持，哺育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3、调节过高收入，取消不合理收入，打击非法收入政府必须积极推动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加强税收征管工作，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过高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出台实业投资抵扣个人所得税的措施，鼓励高收入者将收入更多地进行实业投资。尝试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促使高收入人群将其财富转化为

40、现实的消费能力。调节消费税征收范畴，取消部分商品消费税，减少商品价格，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征管力度，加大对偷漏税行为的惩处力度。严格限制国有垄断行业的经营范畴，推动电信、铁路等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准入原则，引进竞争机制，提高效率，让市场解决行业之间的收入分派差距问题。同步可加强规范力度，通过控制价格和税收调节垄断公司利润率，设定最高工资原则等约束性指标，规定其职工收入水平与其她行业职工平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保持在合理水平，进而取消不合理的行业收入差距。建立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使国家作为国有资本所有者在垄断行业的权益得到保障。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

41、策，严格规范国有公司、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完善监管措施。加大反腐力度，打击官商勾结、行贿受贿等丑恶现象。强化个人收入分派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消除内部人控制所导致的分派差距。大力打击假冒伪劣、偷税漏税、走私贩毒等犯罪行为，进而杜绝多种非法收入。4、扩大中档收入者比重合理的收入分派格局，应当是一种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数，中档收入者占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格局。目前，国内中档收入者数量偏少，在全社会比重小。应通过多种措施，不断扩大中档收入者规模、逐渐形成合理的收入分派格局。要加快推动城乡化，推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提高收入水平。要鼓励和支持自主创业，大力增进

42、中小公司发展，进一步完善有助于劳动者创业的税收优惠、小额担保贷款、资金补贴、场地安排、工商管理等政策，减少创业门槛，减少创业成本和风险，为更多社会成员提供创业的机会和平台。认真贯彻增进中小公司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为中小公司发展发明更加有利的环境。发明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要规范和发展房地产、股票、债券、期货、黄金、外汇、保险市场，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投资理财渠道。完善法律制度，加强对公民财产权的法律保护力度，为增长居民财产性收入提供公平、公开、公正的法制环境。5、要积极推动第三次分派，建立和完善社会捐赠机制社会分派机制重要有三个层次：初次分派、再分派、第三次分派。初次分派是指按照各生产要

43、素对国民收入奉献的大小进行的分派，重要由市场机制形成。再分派是指在初次分派的基本上，把国民收入的一部分拿出来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险系统进行重新分派，重要由政府调控机制起作用。第三次分派是指动员社会力量，建立社会救济、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等多种制度和机制，是社会互助对于政府调控的补充。第三次分派是克服第一次分派的弊端，以及弥补第二次分派局限性的重要社会分派方式，是托起社会的第三只手。慈善组织作为第三部门，可以做“市场不为，政府不能”的事情。普及慈善行为，发展慈善事业，对弱者给与有效的社会支持，减少贫困与缩小贫富差距，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1998年，美国慈善公益机构掌控的资源达

44、到6700多亿美元，相称于美国GDP的9%，其中有近亿美元是个人捐款，相称于美国GDP的2%以上。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社会事业获得了巨大成就，为第三次分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本，党和国家对发展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高度注重。在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有关“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了“加强社会福利事业建设、完善优抚保障机制和社会救济体系，支持社会慈善、社会捐赠、群众互助等社会扶助活动”的任务。但由于受体制、制度和法律、政策等因素的制约，目前国内第三次分派的实行和发展并不抱负，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因此，要进一步完善体制、法律和政策。要大力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和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老式美德，增强全社会

45、慈善意识，鼓励先富起来的人承当更多的社会责任。建立健全鼓励和引导社会捐赠的有关制度和政策，积极研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的具体措施，对公益事业的捐赠款项实行全额税前列支或抵扣。充足发挥社会组织在财富分派中的作用，增进民间自愿捐赠活动，吸纳社会资金帮组困难群体，推动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四）推动综合配套改革1、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政府支出构造政府要把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派中的比重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和中长期经济发展的重要目的。政府一方面在初次分派领域对的解决国家、公司和劳动者个人之间的收入分派关系，合理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另一方面，要在再分派领域通过财政税罢手段合理有效调节收入分派关系，同步

46、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人民群众的福利和保障水平。为此，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应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切实将重要精力转移到向全体公民提供公共服务上来。改善政府支出构造，大幅度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政府储蓄应重要用于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缩小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应缺口，加快建立涉及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公司职工和涉及农民在内的城乡居民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政府投资应重要转向公共事业领域，特别是地方政府应减少生产建设投资。国有公司资产为全民所有，应继续通过国有股减持等途径，划拨一定比例的国有资产用以扩大社会保险基金，其增量直接用于做实个人账户或提高保障

47、水平。国有公司储蓄应更多地用于增长全民福利，为此可以合适提高国有公司利润上缴的比例。2、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作为一项基本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网”和“稳定器”。让人民生活有基本保障、无后顾之忧，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职责。国内社会保障体系已初步建立，但总体上还不完善，重要是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还比较窄，基本统筹层次低，保障水平不高，与全体人民的期待相比尚有不小差距。“十二五”时期，要按照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基本方针，加快推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扩大覆盖范畴、提高保障水平、提高统筹层次和实现制度统一等方面迈出更大的实质性步伐。进一步扩大农村社会保障

48、覆盖面，通过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农村新型合伙医疗制度、社会救济制度、优抚安顿制度、五保户制度等全方位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村贫困人口得到基本保障，控制并继续缩小贫困人口比重。完善都市社会保障体系，使之成为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弥补市场经济缺陷的重要手段。应重点解决都市务工农民、都市用人单位编制外人员、都市下岗工人、失业人员等社会低收入群体的养老保险问题。在医疗保险方面，着力解决下岗职工和退休人员的医保问题。拓宽社保资金的来源渠道，为更多的人得到社会保障提供资金支持。3、加快城乡化建设进程城乡是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文明的载体，国内的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

49、和现代化都离不开城乡化。积极推动城乡化是扩大内需和调节构造的重要结合点，对于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具有重大作用。一是城乡人口增长将带动消费需求成倍增长，涉及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将为农业发展、农民增收提供更大空间。二是农村居民自给性消费和服务占很大比重，转为城乡居民后将被商品性消费和社会化服务所替代，在互相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同步也彼此提供收入。这将增进老式服务业发展，从而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三是城乡人口增长将增进城乡建设和城乡公共设施与服务发展，从而带动投资需求持续扩大。四是农村居民转为城乡居民，将使其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成为具有更高素质的劳动者和创业者，并有机会进入中档收入群体行列，有助于

50、缩小收入分派差距。五是有助于生产要素的集聚和节省资源。积极推动城乡化，应坚持走大中小都市和小城乡协调发展的道路。既要以特大都市、大都市为依托，形成若干大的都市圈、都市群，充足发挥其要素汇集功能和辐射带动作用，使其成为国内经济新的增长极、增长带，并吸纳更多的农村转移人口；又要进一步发展中小都市和小城乡，使其成为各类特色经济、县域经济、生活服务业的载体，成为转移农村人口的重要途径。要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渐转为城乡居民作为推动城乡化的重要任务。大都市要加强和改善人口管理，中小都市和小城乡要根据实际放宽外来人口落户条件。特别要尽快解决农民工子女在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农民工进入城乡职工基本养老

51、、医疗、社会保障体系等问题。完善符合国情的住房体制机制政策体系，合理引导住房需求。强化各级政府职责，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增长中低收入居民住房供应。参照文献：张宇等.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报告（）J.政治经济学评论.，（1）：28.有关目前劳动收入分派问题释疑访出名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程恩富和余斌专家J.管理学刊，（5）：1.孙春雷.国内的收入分派机制与税收调节J.管理学刊，（6）：22.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七个怎么看（理论热点面对面）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88.苏海南,常风林.构建“橄榄型”分派格局J.时事报告（大学生版）第1期.13.韩金

52、华,白子芳,李忠华.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居民收入分派差距及对策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中国资本论年刊（第七卷）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33.古巴萨洛蒙.苏希.萨尔法蒂.卡斯特罗语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66.李朝林.收入分派制度与居民消费J.中国资本论年刊（第七卷）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42.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七个怎么看（理论热点面对面）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9495.张存刚，张小瑛，赵夫鑫.扩大消费需求的理论与政策建议J.兰州商学院学报.，（1）：56.对的理解包容性增长J.学习时报，12月20日.梁朋.从通胀看提高居民收入的迫切性J.学习时报，12月6日.方栓喜，张飞.收入分派制度改革应确立四大基本目的J.学习时报，1月3日.有关目前劳动收入分派问题释疑访出名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程恩富和余斌专家J.管理学刊，（5）：1.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七个怎么看（理论热点面对面）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01-103.盛琼.一种人的共产主义J.天涯.，（4）.林兆木.有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新华文摘.，（9）：53.国内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成因与对策张存刚 （兰州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作者简介：张存刚（1966），男，山西应县人，经济学博士，专家，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金融理论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