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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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民市民化:现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内容提纲农民市民化这一概念具有其独特的社会学内涵,目前,无论是从时代背景、政策诉求还是从解决现实问题的角度来看，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已极为必要。这种研究的基本进路多种多样,而其中又有某些基本问题和难点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关键 词市民化/新型现代性/研究主题市民化模式 农民也许是对人类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一种阶级，农民一词也也许是学术史上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话语。在目前社会转型加速的历史场景下,八九亿中国小农正走向其历史的终结点，强调这一研究主题，记录这一历程并升华至理论层面，从而发现中国农民实现市民化的历史性规则,也许会成为社会学中国学派在世界社会学舞台

2、上独树一帜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农民市民化研究过程中的某些理论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一)农民与市民互相依存的两个概念 有关何谓农民的讨论,其历史也许与农民自身的历史同样长期。西方对农民概念的界定就曾浮现过长期的历史性分歧。如初期的古典主义者把农民看作历史上一切时代的个体农业生产者，涉及古典时代的农民直到现代农场主，但不涉及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居民。她们视农民为“理性的小农”、“便士资本家”。而另一派则坚持新民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把“农民”看作宗法社会或农业社会里的所有居民，但又不涉及诸如发达国家的农场主这样的非农业社会的农民,其代表就是美国农民学家丹?索尼提出的“农民社会

3、”的五个原则。而马克思主义则主张将农民定义为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一种阶级,即中世纪的农民阶级。这一定义既不涉及“农业社会”的非农业生产者，也不涉及非农业社会的农民。英国的R？希尔顿是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农民学代表人物之一，她就曾以此为据提出了农民概念界定的七个原则(注：方江山。 非制度政治参与M. 人民出版社，10. ）。黄宗智把这三种观点归于三种不同的研究老式即形式主义老式、实体主义老式、马克思主义老式。而黄氏自己则觉得解放前的中国小农是三种身份的统一体，即小农既是一种追求利润者,也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注:美黄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中华书局，,P30. ）。这些观

4、点对中国的老式农民特别是小农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由于“新政治彻底改造了旧政治的基本，完全按现代的政治与行政原则来组织乡村社会”（注:王沪宁。 现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P15. ),因此，对目前中国小农的概念内涵要结合目前的基本国情加以分析。辞海把农民界定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它仅是从职业来界定农民的内涵,这又大大缩小了目前中国农民的内涵与外延。因此，我们觉得,目前的农民可以觉得是追求利益者（在非农产业与就业上）与维持生计者(在农业生产上）的统一体。在内涵上，它是一种与都市居民相对称的、历史性的社会身份。 与农民相对而存在的是市民。市民一词的渊源可追溯至古希腊和古罗马

5、。但在中世纪之前,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市民概念具有相对的特权意识色彩。拥有市民身份即表达着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权。在希腊城邦如雅典都强调市民享有市民权,但这些人仅是城邦人口的一部分,并且妇女被完全排除在外。在古罗马,具有市民资格的人才合用市民法。到了中世纪的初期，随着居住于都市里的手工业小业主和商人逐渐挣脱乡村封建领主的控制，其居住地从都市公社(commun）发展成为自治都市，市镇开始成为自由、自主的象征。而拥有市民权则意味着拥有人身自由权、决策的自决权。居住在商业城乡中的人后来被称之为burgisi（法文，中译为“资产阶级”）和Bgrs, buretm,bugerstand（德文，中译为“市民

6、”“市民阶层”“市民阶级”)等。她们在法律上享有市民权( citizenship),如居留权、参政权、受教育权、享有福利权等（注:陈映芳。 征地农民的市民化上海市的调查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3）。 )。市民在平等契约的基本上,真正自主地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至此现代意义的市民才开始完全显现出来。 我们觉得，在市民一词的现代意义浮现之后，农民一词的独立内涵才开始明白无误地显露出来。农民与市民这两个概念互相界定对方，从而互相体现对方的特性与自身存在的价值。从抱负型的农民到抱负型的市民是一种持续统一的两个端点，而从农民走向市民则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历史进程，更是一种具体意义

7、上的社会进步。（二）市民化从农民走向市民改革开放二十近年以来,国内浮现了大量农民市民化的具体表象:都市人口的机械增长率始终居高不下,都市化率由1979年的17.迅速上升到目前的40多;农民工长期生存于城乡之间，形成了以边沿人为构成要素的第三元构造;失地农民成为被丢到社会构造之外的新的失语人群，等等。涉及社会学在内的学术界都运用自己的话语体系与学术优长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时段的关注与解析。非农化、都市化、人口都市化、准市民、市民化等术语成为各有关学科混淆使用的共通话语。但这几种术语在其内涵上是有本质性的区别的：非农化重要是一种经济学术语,它是指农民在职业上的地位转型,她们依赖的重要生存资源发生变化

8、，农业收入已经不是她们的重要经济来源，农民开始走向现代职业体系;都市化重要是一种地理学术语,它强调农村社区、地区景观等向都市的靠拢，即农村地区变得越来越像都市，或者已经转变成合法的都市;而人口都市化则重要是一种人口学术语,它强调农民搬家都市后，在身份上发生了主线变化，户口类型已经变化。目前所说的都市化率超过40重要是指都市人口的比重,其内涵要不不小于完全意义上的都市化。但是,市民化与前述几种术语不同。市民化重要是一种社会学术语，市民化的理论意涵强调:一方面农民在实现身份与职业转变之前接受现代都市文明的多种因子；另一方面在实现转变之后，发展出相应的能力(caabiy） 来运用自身的市民权利,完全

9、融入都市。因此，可以觉得，市民化是指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 Farmer或Cltivator） 和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 Pesant） 在向市民( itz） 转变的进程中，发展出相应的能力，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适应都市并具有一种都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农民的市民“化”有两项基本的内容:第一，农民群体实现从农民角色集向市民角色集的全面转型(注: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3)。 );第二,在实现角色转型的同步,通过外部“赋能”（ powrt) 与自身增能,适应都市，成为合格的新市民。而从具体的个人层面来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将实现自身

10、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现代性转变。这里可以发现，在目前的中国,非农化是市民化的基本前提：在非农化的过程中，农民与现代都市因子相遇,已经开始在为全面的市民化做准备。而都市化则提供了市民化的外部环境:它是对农村社区向都市方向转变现象的一种描述，但它没有波及都市化的主体即市民与农民之间本质内涵的转变。在非农化和都市化的过程中，农民都在本质上进行着一种市民化。因此,市民化贯穿于农业现代化、农民非农化、农村城乡化和人口都市化的整体进程之中，后三者是形,而市民化是质。 二在目前的中国，由于新型现代性的迫切理论诉求，由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理念日益进一步人心,随着现实的农民市民化危机

11、的突现,社会学提出农民市民化这一研究主题,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在理论上与现实上都已具有了相应的内在冲动。 (一）新型现代性及其理论诉求 1996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世界人居二次大会”指出,“2世纪是都市的世纪”。同步从我们的研究角度来看，21世纪也是一滚中国全面实现农民市民化的世纪。而1世纪的前30年同步又是国内社会转型加速的核心时期,随着社会转型的日益进一步，中国农民市民化的基本宏大场景及相应的制度氛围都在发生巨大变化,其中一种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在目前，中国正处在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转向的境地。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

12、自然和社会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绿色惩罚”、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等景象的浮现表白,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了明显的危机时期,必须实现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的超越。而所谓新型现代性,就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作为一种具有历史规律性的人类追求方向，倡导并增进新型现代性的全面实现应当是具体研究领域内的一种学术自觉。因此,这种对新型现代性的追求需要我们在相应的具体层面进行理论研究。而关注农民市民化这一宏大事件,弄清其发展规律，从理论上总结相应的经验,构建理论框架，可以消减农民市民化进程中

13、不协调的音调，从而将农民市民化的代价减缩至最小限度,引导农民顺利走向市民，这就是追求新型现代性的一种具体外在显现形式。 (二）和谐社会及其政策诉求 新型现代性的理论诉求贯彻在具体政策领域就是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把建立各个领域都和谐共处、互动互生的社会作为政策指向的目的。我们研究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也是适应这种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取向的一种自觉努力。我们觉得，形成社会和谐重要就是要实现人际关系、资源配备、社会认同和社会构造方面的和谐。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这四点都是必然会波及的重要研究主题。所谓人际关系，就是要形成融洽、和谐相处的社会氛围,而农民的市民化波及农民居住地点、居住方式的变化、初级关系与次级

14、关系重要性强弱的变迁等,因此它必然会牵涉人际关系的重组与转型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加速和谐社会的主体,即现代意义的农民与市民的哺育。所谓资源，就是要在社会阶层体系中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流动与社会鼓励机制，实现各阶层的多赢互利,而市民化进程就是一种资源在各阶层重新配备的过程:在市民化进程中,如何保护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及其社会保障与就业的权益，如何保障农民工的经济利益与有关的物质利益及人身权益,如何实现城乡各阶层、各产业的共赢式发展目的,等等,成为农民市民化研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一种理论奉献。社会认同是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的思想与心理基本，在全球化、信息化对认同影响越来越大的状况下,如何让农民、农民工、新市

15、民以及原有的都市居民之间在都市内部形成合理有效统一的社会认同感,更是农民市民化研究中的一种严峻课题。所谓社会构造，是指合理的社会构造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就是需要理顺社会流动渠道及其有关机制，逐渐壮大中间阶层，而让农民成为都市新市民也许就是一种重要的中产阶层生成机制。固然,这都需要有关的配套社会政策的引导。(三)现实危机及其直接诉求 追求并体现新型现代性是研究农民市民化的宏大理论背景，建设和谐社会是现实政策取向在理论上的需求,这些都是农民市民化研究得以开展的外部约束力量。而农民在实现市民化进程中所遭遇的多种现实社会难题就是社会学研究农民市民化的直接的、微观的具体缘由。中国社会学以“增促社会进步，减

16、缩社会代价”为自己的深层理念，它必将关注社会现实冲突的最强音，力图进行全面结识与理论抽象，并以最后协调目前社会的冲突为己任。我们觉得，“三农”问题的本源在于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而农民的出路是无法从农村自身中谋求的，减少农民的数量，实现农民的市民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出路。在目前及将来的几十年里,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将会转变为都市人。这一进程中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惊人的。目前已突兀出来的问题既有农民工的都市适应性差和社会权利难以保障的问题,也有失地农民人群的目前权利与将来前程无法保证、社会风险过大的问题，尚有市民化进程中国家权威与控制力削弱、干群关系紧张的问题，等等。诸如此类的现实危机无不规定社会

17、学面对农民市民化的现实，理性地谋求问题的应对方略。 三 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始终在努力“立足现实、开发老式、借鉴国外、开拓创新”,因此在梳理评论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本上,拟定农民市民化研究的基本理路,将会为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的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支持。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如下研究进路出发来深掘、呈现农民市民化这一历史性的研究主题。(一）检视典型作家研究的进路马克思主义典型作家从宏观角度曾多次论证农民走向市民化的必然性和具体的途径,理清并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的有关基本论断是我们目前研究农民市民化的基本进路之一。同步它也是其她研究进程的根基性的理论资源，由于对典型作家有关市民化的研究与论述进行完整的

18、梳理,并进行现代中国意义上的阐释，可觉得农民市民化的社会学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养分,指引具体研究的开展。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的创立者看来，实现农民市民化是解决农民问题,实现城乡融合的主线途径。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觉得，“现代的历史是乡村都市化”,社会主义应当致力于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都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都市,使都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长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注：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20卷，1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4卷,995,P40. ）。恩格斯也觉得,“都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也许的，它已经成为工

19、业生产自身的直接需要。”（注：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20卷,19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4卷,15，P470. ）而后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对农民市民化的基本研究内容进行了宏观论述，如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在她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就觉得,乡镇公司、小城乡解决了农民的出路问题和农村都市化问题,使中国农村现代化走上了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江泽民同志也在出名的“七一”发言中,号召要进一步开展创立文明小城乡活动，通过让农民进入城乡，学习城乡文明,使农民在思想与行为等各个方面逐渐实现市民化。(二）老式现代持续统一的进路 西方社会学家对发达国家的农民消灭过程的研究始终遵循着老式现代的研究思维。这

20、种两分法的思维取向对处在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已经显得太过于极端,但她们的理论思维架构、分析取向与某些具体的研究结论仍将对我们的市民化研究具有较大的参照、借鉴意义。(1）这一进路有助于我们认清农民与市民在社会属性上的差别。她们从构造分化与对立转变的宏观角度展开分析,通过探讨都市与乡村的对立状态来间接论述农民实现市民化的必要性和市民化的具体内容。具有代表性的有涂尔干有关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研究、梅因有关“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对立的研究、齐美尔对都市市民心理的研究、藤尼斯有关“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关系的分析、韦伯有关“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对立的论述、帕森斯有关五种模式变量的分析、雷德菲尔

21、德有关“俗民社会”与“都市社会”的分析,等等。对她们来说,从前者到后者的发展是一种“构造的转型”,相应地秉承前者多种社会特性的农民向市民的迈进,同步就是老式社会的多种社会特性向现代社会特性的转变。（2）这一进路有助于我们从全球性与现代性的角度，对农民市民化的背景与具体内容进行重新阐析。吉登斯曾对老式的转变进行了具体论述,觉得对所有从老式活动场合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群体而言,存在着多元的生活风格的选择(注：英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 三联书店,198，93）。英克尔斯、沃尔冈夫等则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特性转变进行了具体论述。此外，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等也都对农民的市民化转向的现代意义和风险形成、应

22、对进行了论述(贝克，）。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批判对象,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对农民市民化的外部力量、内涵外延及发展方向有了进一步的清晰结识。它规范着目前社会学界的有关研究内容。而通过理清这一进路的研究成果并加以发展，还可觉得我们选择农民与市民这两个概念的具体测量指标提出参照变量。（三)整体性的实性研究进路 第三种可供选择的研究进程是从整体角度对农民市民化的基本、全景式内容等进行研究,如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对小农的终结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进程意欲从关注一种区域、一种农民群体的整体变迁状况出发,来呈现并解释和理解农民市民化这一庞大事件，勾勒出农民市民化与农村社区的工业化、都市化与非农化等

23、其她宏大事件的互动景象。目前已有的具体研究体现之一是有关城中村的都市融合的整体性研究，如李培林对“羊城村”的研究,周大鸣对广州海珠区“南景村”进行的调查研究。体现形式之二是从工业化角度透视某一具体地区内农民各个方面的市民化,如折晓叶对高度工业化的“万丰村”就地市民化的调查研究，陆学艺等人对华北地区初步工业化村落“行仁庄”的全面调查研究。体现形式之三是从对县城进行全面透视的角度,以系统观为基本,考察乡村变迁过程中，农民市民化与农民的经济行为、都市适应性等的互动关系。郑杭生以定州再调查为契机，以华北乡村变迁为目的,以一种县域为基准，全面透视了定县乡村8年的社会变迁。对乡村研究的三大假设即农耕假设、

24、乡土假设、职业假设进行了质疑与理论探讨，从而为农民市民化研究提供了初步的理论基本。 (四)重点突进的研究进路 受现实问题情结及其她外部条件的影响,一般的市民化研究者最有也许采用的基本研究进程就是，将农民市民化问题进行具体分解细化，从某一种具体的研究问题出发,通过考察这一领域内的农民市民化来以小见大。而目前最常采用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的具体取向是，从都市适应的角度,对市民化的“化”这一过程进行具体而微观层面的分析,它也是将来的市民化研究的一种基本取向。学者们可以选择的基本研究出发点有四个。第一是从农民流入地都市的角度,观测与分析农民工、城郊农民、搬家都市的农民等如何在市民化过程中进行维护、抗拒

25、、接受与融合的过程及其政策内涵。如帕克对外国移民进入都市后的文化维护与同化问题的论述;沃思对都市性的分析；托马斯与兹纳尼斯基对波兰移民在美国都市中求得生存资源的研究;王春光、王汉生、项飙等对北京“浙江村”的调查研究。第二是从农民的流出地农村的角度进行论述，自民工潮发端以来,中国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多,不再列举。第三是关注大都市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如陈映芳、文军等人对上海市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的初步研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正方兴未艾。第四是国内外的都市人类学对进城农民特别是少数民族农民适应都市生活的过程的关注。如曼吉等人对违章建筑区及非洲的所谓“他乡人区”、贫民区的研究；安德森夫妇、英国人类

26、学家李特尔等人对进城农民运用志愿性社团来谋生并适应都市生活的研究。张继焦对都市中少数民族迁移者就业与创业的都市适应性的研究。 这四种研究进路在社会学的有关研究中都已有所波及，但在拟定将来的具体研究途径时,其中有几种问题还是值得注意的。第一，西方社会中的农民市民化无论是宏观场景、推动力量、历史历程,还是政策安排与现实后果都与现代中国农民的市民化有相称大的差别，因而它们的研究成果仅具有相对的参照价值。第二，总体上看,有关农民市民化的总体研究尚处在初步状态。虽然有关的农民工、人口流动、乡村工业化等的研究成果已十分突出，但农民市民化的总体研究思路尚未理清，如尚未对农民市民化研究与农民工研究、都市化研究

27、、非农化研究的范畴界线进行清晰的界定;农民市民化研究的指引理论倾向尚处在空白状态。对农民市民化的研究理路、具体内容的理析、指引理念等均缺少应有的基本分析，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四 在农民市民化研究方面，对具体研究内容可以从多种方面进行选择,如研究农民生活方式(居住、交往、习俗)的市民化、行为方式的市民化、工作方式(职业)与思维方式的市民化。更具体某些，我们可以研究农民的惰性心理、封闭内向的心理、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以及宗教宗族观念等向现代市民方面的转型；研究农民的生活从散漫化、无序化走向条理性、规范化,人际交往的血缘与地缘倾向转向业缘倾向,交往方式从直面交往、长期交往为主转向间接交往与霎时

28、交往为主，等等。此外,还可以研究农民的市民权利与新市民的政治参与：新市民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利,进行充足的利益体现,同步积极参与公共空间的事务,承当市民的政治参与角色。但是,无论我们对具体研究内容进行何种选择，在市民化的研究进程中，有几种基本判断和有关的具体研究问题还是值得一提的。 (一)农民假设已通过时，有关理论急需重构通过重新梳理有关农民研究的理论典型并检查经验研究的结论,我们就会发现,目前几乎所有的“农民”理论和政策所建立的基本假设，如农耕假设、乡土假设与职业假设都已经日益不可靠。研究表白，在许多地方,就农民之根土地而言,其社会保障的意义已经远远不小于其获得利益的意义,农业体系的保障意义甚至

29、已经不小于其产业意义，“农民”的主业已经不是农业，农耕假设已通过时；乡村居民已经不是老式意义上的“乡下人”，乡土假设的解释力已局限性;农民已经不仅仅是农业职业的拥有者,它已经具有多样性，农民内部的社会分化现象已经十分普遍(注：陆学艺。 现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只有充足地非农化后才会有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职业农民”。目前,我们急需用国家手段来解决农民问题(郑杭生,)。而学术界也应为此做出应有的奉献。在农民市民化研究进程中，这些都应当成为基本的共识性理论知识。否则，不同的理论预设将会导致研究结论的不可比性与理论取向上的混乱。 （二)农民的市民化是一种农民的老式超越问题

30、从老式农民的角度来看,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其实是一种农民超越老式、获得现代潜质的过程。在研究市民“化”的过程中，有几种方面的难题是农民在市民化进程中必须超越的。第一是农民人际关系网络的同质化倾向。由于农民的交往对象的同质性较强,多是某些拥有相似信息与资源的亲戚、邻里,这些同质化的强关系网络不具有运用的价值，因此信息滞后将会成为农民市民化的重要阻力。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社会关系网络与关系资源如何重组问题,如何运用关系网络进行市民化问题尤为值得研究。第二是农民的内部信任问题。中国“家本位”的思想老式使农民在交往中奉行特殊主义的人际信任原则。长期处在“差序格局”中的农民坚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互动

31、中的陌生人持着低信任的怀疑态度，对跨出狭小的生活圈与陌生人接触有着一种莫名的恐惊感和本能的排斥。这也许使外界对农民的支持行为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相应地外出的农民工交往范畴也局限于同乡与亲戚内部，其关系网络并没有整体性的格局改观,外部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关系链条没有太多的增长,这影响了其职业流动与经济活动范畴的拓展。因此，在市民化过程中,必须积极采用措施引导农民,使之实现信任类型的转型。第三是农民合伙意识缺少，自治能力弱化。长期处在威权制度体系下的中国农民,形成了对国家全面服从的心态以及万事不求人的生存哲学,这使中国农民历来没有形成跨血缘、跨地区的自发性互助社团,对组织自治团队的必要性也完全没有察觉

32、,对通过自发团队诉求其合法权益、谋求发展的外部支持的建议也完全不感爱好。在市民化过程中，让农民学习合伙意识、形成具有内聚力的自发性自助社团、积极谋求外部世界的协助等,将成为决定农民市民化前程的核心因素。(三）农民市民化的核心在于解决好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具体体现形式。通过考察市民化过程中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的变迁,可以证明或证伪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一系列现存假设。同步,农民的市民化也是一种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实现革命性变迁的历程。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多种视角来进行透视，譬如从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国家权力的实现能力及其实现渠道的角度，来看政府与农民、新市民关系的变迁；考察

33、市民化进程中“政府汲取能力”的变化及基层政权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市民化中诸如征地补偿费之类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合理配备问题；考察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如何将自身的社会本土性资源与国家社会、市民社会所提供的外部支持网络结合起来;探讨市民化过程中政府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状况;等等。这些研究都可从构造、制度、网络、个人以及事件过程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视角来全面进行解读。这样分门别类地进行进一步研究,似乎可以在有关的研究领域内得出某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为对的解决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提出某些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四）新市民的都市适应性将成为关注的焦点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将会经历文化震惊、文化濡化、文

34、化重建、文化再适应直至文化创新的过程，最后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都市新市民,因此有关新市民的研究中有许多主题值得关注，它将会成为研究的侧重点。随着户籍制度、农民工管理保护制度的日益理性化、公正化，此类问题将会以更加耀眼的形式突现出来。其中问题之一是新市民中农民精英的流动问题。在农民市民化后，农村中剩留人员中精英阶层的构成状况、农民在转变成市民后与否会浮现新的统治精英、经济精英;精英阶层是在进行世代的延续，还是被新的社会向上流动而更新;多种精英的身份重叠度如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将会为社会阶层研究提供新的探讨兴奋点。二是自主空间的维护与利益体现。作为新市民,农民在市民化后必然会在生活方式、工作选

35、择、权利待遇、休闲娱乐等领域处在显性的或潜在的不利境地。新市民必将采用一定的生存方式来加以应对，并对不公平的社会待遇进行抗争。争取属于自己的私人领域或公共领域，并使群体利益体现的渠道保持畅通，这其中波及到诸如市民社会、公民政治权益等,其中的具体研究内容更是纷繁复杂，需要我们长期关注。(五）农民市民化模式的比较研究可以提供某些理论启示 国内幅员广阔，地区差别巨大，农民的市民化必须根据既有条件来展开,因而必然会形成不同的市民化模式。不同模式所根据的基本条件、动员机制、现实途径与方略倾向的抉择等都会各不相似，甚至大相径庭。因此,比较农民市民化的模式将会对出台区域性的农民市民化因应方略，具有参照意义。

36、譬如，农民的市民化也许会存在江南的苏锡常模式与华北模式的不同。在江南模式中，经济发达、中大都市居多、人口密度高、都市现代化发育限度强，而村落中人口汇集限度低、规模小,农村的老式家族制度强大、乡村集市不发达,农民接触都市的现代因子较多，现代工商业占主导地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苏南地区农民市民化的客观外界约束力量与现实基本。而市民化的华北模式却有其特蒜性,但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重：该地区交通较便利，中小都市居多,城乡密度低，都市现代化发育限度低，村落人口的汇集限度高、人口多、规模大，显性的宗族制度不发达，而农村集市发达，老式的小手工业多,农民的老式习俗文化仍较强。因此，比较两者异同,并以各自的典型地

37、区如苏南的无锡、苏州与华北的定州(定县)为研究基地,建立或运用多种理论模型进行进一步的全面探讨,从社会现实中抽象出本土性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措施，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将会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形成社会学的中国经验，并最后成为中国特色社会学成熟起来的重要象征。参照文献 1郑杭生，吴力子。“农民”理论与政策体系急需重构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5)。 2郑杭生。 社会学视野中的和谐社会J.人民日报-11.3郑杭生，杨敏。 构建和谐社会的深层时代内容J 光明日报-2.4俞弘强。 中国政府与农民关系研究述评.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5)。 5张继焦。 都市的适应M. 商务印书馆。 ，100.6法孟德拉斯。 农民的终结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前言。7美帕克等。都市社会学M.华夏出版社，98. 8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译林出版社，. 9德贝克。 风险社会M译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