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三次改革失败原因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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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晚清三次改革失败因素再探作者:迟云飞自18年代起，晚清经历了三次大的改革,即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清末新政。三次改革都获得了一定成绩，但若以富国强兵的目的衡量,可以说都以失败告终，也没能挽救清王朝的灭亡。三次改革失败的因素,已有多人论述,但笔者近几年思考晚清改革,重要是从改革者主观得失的角度,还是有某些心得,愿得指教。 洋务运动：片面改革 需要指出的是,清廷本应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就开始仿效西方的改革。而洋务运动是10年代也即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才开始,改革已丧失了最佳时机。上世纪80年代,洋务运动曾是史学界讨论的热门,当时无论批评者还是赞许者,多觉得洋务运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进行政治改革。时至今日，

2、我们完全可以理性、冷静地思考：在当时条件下，规定李鸿章等改革皇权专制的政治体制,无异规定工业时代此前的人造出航天飞机,是主线不也许的。不仅如此，即便政府机构和人事的改革，也困难重重。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做超过她们时代的事情。另一方面，在洋务运动才刚刚开始就进行政治改革，会引起混乱,无异拔苗助长,而那个时代,中国也不具有实行所谓君主立宪制的条件。问题不在于没有进行政治改革，那么洋务运动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固然不是,洋务运动还是片面改革。下面从几种方面探讨。第一,军事改革偏重武器。军事改革是李鸿章等人一方面做也是始终努力做的,她们觉得西洋人之因此打败我们,就在于她们的洋枪洋炮，觉得我们有了同样的武器

3、就可以战胜或至少有能力抵御侵略者。但是，其基本缺陷是重武器装备,轻人、轻制度体制。运用新式武器的同步，应当有新的战略战术,有新的军队体制，有熟悉新的战略战术的军官和士兵。新式枪炮的作战措施，与冷兵器时代有很大区别，相应的体制也要有变化,军官士兵素质的变化,特别懂得近代战争的军官更为核心。但李鸿章等注重的是装备洋枪洋炮,淮军、湘军武器大大改善了,但体制仍基本沿袭湘、淮军的营制,军官也基本是行伍出身。军事学堂培养了某些新人才,但只能做教官，不能直接带兵。军队没有近代完善的指挥系统，没有完备的后勤保障系统;没有参谋部门，没有周密的作战筹划，作战时大多凭指挥员拍脑袋;没有预备役制度，战争时兵员局限性,

4、便临时招募，临时招募未经训练的士兵主线不符合伙战需要。而同步期日本军队实行师团制，军官大多从新式军官学校产生，或者到欧洲考察过军事，作战思想完全更新,也就是全面近代化。中国军队相比之下，不能不显得逊色。甲午战争之时,清军的武器与日军差距并不大，官兵作战也不是完全不勇敢，之因此一败涂地,重要问题是军队的体制、战略战术远不如人。第二，经济改革偏重官办。洋务派看到西洋人船坚炮利，一方面想到的是自己模仿制造，却没有进一步探寻其本源,事实上,先进的军事技术背后是先进的工业体系,更不用说工业体系背后尚有科学技术和政治体制的支撑。因此，洋务运动先是“求强”,与军队应用新式武器的同步，就是官办军工公司,干了十

5、年之后,又提出“求富”,即办民用公司。但是如何能强，如何能富,却大有文章。洋务运动办了不少民用公司，但总企图将其控制在政府手里。公司民营是正宗,公司官营走不通。特别在那个腐败的官僚体制下，公司官营是死路。那个年代的官营公司并非一无是处,它可以给社会提供许多新的东西,可以培养技术人才,但是，大多官僚化管理的民用公司效益不佳,缺少自我发展的能力，不能形成滚雪球式的效应。要李鸿章办江南制造局的时候就放手让私人办公司,显然不现实。但是办了十几年后来，应当醒悟。然而清政府明白这点是在甲午战败后来,办公司已经0年了,真正大力鼓励私营公司则是在19新政开始后来，可惜衰弱的清政府那时已力不从心了。第三,教育改

6、革未建体系。李鸿章等人办了不少新式学校，并派了至少两批学生到海外留学（留美幼童和留英法海军学生),但基本是专科技术教育、外语教育、军事教育，而就长远来讲,更应当注重的是两点:一是普及教育,二是建立新教育体系。太平天国灭亡到甲午战争这段时间,财政上还容许清政府做些事情，清政府却没有这样做，使得新教育零星、随意、不系统,新人才局限性用,不能支撑现代化建设。洋务运动之因此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或是学西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与老式的经世观念有一定关系。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经世致用理念使部分官员较快突破不能用夷变夏的思想樊篱,是近代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和启动学西方大门的内在动力，但是经世致用理念却也容易使洋务

7、派官员和她们的理论家们过于急功近利,洋枪洋炮厉害便学洋枪洋炮，却不肯深究优良武器和强大军事力量背后的东西;并且其学西洋的动力一般只限于强国御侮,如果没有强国御侮的需求,那么学洋枪洋炮、机器制造等在她们看来也许就是不必要的了。维新变法：急于求成 甲午战争,中国败于从前自己视为“蕞尔岛国”的日本,又割台湾,赔款二万万两白银，可谓奇耻大辱。甲午战后，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畴,瓜分豆剖,形势危急。民族危机促使康有为等知识人，联合光绪帝和部分官员,发起了维新变法。如果说洋务运动的不成功是失之于缓、失之于片面的话,那么维新运动的失败则是急于求成和方略的失误。由于急于求成,维新人士没有努力去争取慈禧太后的

8、支持。世纪末的时候，慈禧太后已经掌控朝政30近年，大权独揽，根深蒂固，无人能与之抗衡。维新派应努力求取慈禧太后对改革的支持至少是默认,在相称长的时间里,不能侵害她的利益和权力。但是维新派只争取了光绪帝的支持，而光绪帝没有实权，也没有雄才大略,因此改革很难顺利履行。不仅慈禧太后,对其她官员和社会势力，也应当尽量减少阻力和打击面,争取更多的人对改革的支持至少是默认。但是维新派和光绪帝都缺少政治经验,打击面大,引起的震动大,致使保守派集结到一起。而对潜在的政治盟友,例如洋务运动期间改革的推动者李鸿章,维新派不仅没有竭力求取,反而予以排斥，她们觉得抓住了皇帝，就可以履行自己的抱负。因此当保守派反击的时

9、候，维新派得不到任何有力的支持，毫无还手之力。由于急于求成,光绪帝和维新派在百日维新期间，发布了一道又一道改革诏令，却不管能否真正实行。例如改革科举，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在没有做好宣传，也没有对只懂老式学问只会八股的读书人出路做合适安排的状况下,就贸然履行,成果引起绝大多数士人的反对,大大增长了改革的阻力。改革必须有先有后，必须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以及也许引起的权力阶层的反弹。改革措施不能太急,不能在短时间什么都做。维新派急于求成，她们设想改革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十年之后便可以与列强并驾齐驱，这都是书生的主观想象。维新党人对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估计远远局限性，措施太急，损害了许多人的

10、利益，引起太大的反作用力。 清末新政:双重失误通过庚子事变的打击,19后来清政府决心履行新政。这一次改革的力度、范畴、深度,远超洋务运动，也超过了戊戌变法。新政获得了相称成效，但改革的好时机已经错过。由于多次战败，赔款压得财政处在崩溃境地;对外战争一败再败,政府已经威信扫地,社会不满在蔓延。因此,新政是失却机会后的最后努力。正是由于好的时机已经错过,可以延续统治的也许性大大减少了。而此时进行改革，难度比前两次更要大得多。改革的再次失误加速了大清朝的灭亡。第一，改革措施无主次。新政开始后来，清廷把设学堂、派游学、废科举、练新军、设商部、振兴实业、警察制度、新刑律等一股脑推出。19宣示预备立宪后来

11、，又有地方自治、设审判厅、调查户口、设简易识字学塾等。这自然是在强大的生存压力下不得已而作出的反映,但今天回过头来思考，改革必须有先后、有主次。改革是为了救亡图存，提高国力是核心,而提高国力的核心则是经济发展和军事现代化,而军事现代化还是要有强大的经济作支撑。因此,发展经济应当是改革的核心和首要目的,并且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但是清政府在经济还没有明显发展、国家财力尚十分单薄的时候,不分主次推出了那么多的措施，其成果是欲速而不达，甚至起到了相反效果。不仅如此,在腐败官僚的操控下,有的措施实际是翻把戏，做姿态，或新瓶装旧酒，效果就更是难言了。第二，承当加重导致民众不满。多种新政措施不分轻重缓急一概

12、推出的一种成果,就是加重了人民承当。甲午战败、庚子战败,合计赔款白银近七亿两,清政府的财政实已濒临崩溃。而大力履行新政,又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困难。办新军等各项新政措施无一不需要增长开支，再加上赔款承当,可以说财政问题是清政府无法解开的死结。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想了诸多措施，增盐税、增杂税、增摊派。但杂税的增长和多种摊派,却招致从一般民众到新兴商人的广泛不满。太平天国和捻军被弹压后来，各地的骚乱、造反和公开对抗官府的行动本已大为减少,但是晚清最后十年又呈大大增长之势，大小规模的抗粮、抗捐风潮遍地都是,湖南抢米风潮、山东莱阳抗捐风潮,更是震动全国。这些风潮预示着更大规模对抗的来临

13、，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清末社会正是如此。一种专制政权的存在，虽然很难获得人民的支持,但起码需要人民的默认和容忍，当多数人民不能容忍它的统治时,这个专制政府的末路也就来临了。第三,改革缺少坚强领导，可以说是由最不适合主持改革的人主持改革。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有高超的权力控驭能力,却对世界的状况缺少起码的理解,也缺少她的满族祖先那样的进取心和开拓精神。她的改革,只是在形势压力下不得已的行为，并且绝对不能损害她的权力。19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去世后,摄政王载沣不能较好控御局势,清廷内部矛盾重重,缺少稳固的权力核心。这都使改革很难顺利有效履行，也使清廷很难妥善解决突发事件和应付日益变化的客观形势。另一方

14、面,清廷履行新政的时候，腐败也犹如瘟疫同样蔓延开来，偌大官场,可以廉洁自律的寥寥可数。腐败加剧了社会的不满，减少了清政府的统治效能，也使新政改革的成就被大大抵消。第四,不懂妥协，不懂得调节关系。政治是争斗的学问，这容易理解，但政治也是妥协的学问,这一点人们很难理解也很难接受。晚清最后阶段的清政府便是如此。新政是在清政权已大大衰落的状况下进行的,这一条件限定政府必须随时调节自己的政策，对新兴势力须做必要的妥协，扩大自己的统治基本。新政的过程中哺育了新绅士即立宪派，也哺育了革命党。革命党坚决反清不必说，而立宪派人虽有不满情绪,但不到不得已,不会揭竿造反。在这个时候，需要改革的领导者具有高度的政治智

15、慧，明察社会，该妥协的时候要妥协,该让出权力就要让出某些权力。然而到19,清政府不仅回绝了立宪派立即召开国会参与政权的规定，并且出台了皇族内阁,令所有人失望甚至绝望，成了压倒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假使清政府能取消对维新变法获罪的康有为、梁启超的通缉,让梁启超、状元实业家张謇等三四位立宪派人士入阁,哪怕是临时不给她们军队、财政等要害部门，哪怕只是装点一下门面，社会上的不满也会小诸多,清廷的危险也就小某些，历史有也许会重写。遗憾的是，最后几年掌权的少壮亲贵缺少社会阅历,更缺少政治智慧,她们主线不懂得与社会各方调节关系,以缓和社会矛盾，觉得只要抓住军队，就可以稳坐江山,成果是社会的不满汇成洪水,一朝决堤。一方面改革急切，不分主次,一方面不会调节各方关系,因此,获得很大成就的清末新政反倒加快了清王朝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