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成书与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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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诗的采集与诗经的成书与流传有关诗经的编集与成书诸问题,古今学者谈过诸多见解。但由于这方面缺少较直接的证据,间接的证据也不多，诸多论著只是在根据材料的取舍上有所不同，或作了不同的解释而已，因此人们仍然在反复着某些老问题、老话题，或者在某些无谓的问题上争来争去，因而有关诗经的成书过程的研究,似乎并无多大进展。近年前我曾有周宣王中兴功臣诗考论与论诗经的编集与雅诗的分为“小”、“大”两部分两文论此 周宣王中兴功臣诗考论，中华文史论从总第5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版；论诗经的编集与雅的分“小”、“大”两部分，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今再根据其她材料,从此外的角度重新加以观测,但愿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有

2、所裨益。一、 “采诗”说与人们的普遍误解汉书的艺文志和食货志中都说到上古的采诗制度。艺文志中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因此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食货志中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规牖户而知天下。”曹魏时何休在春秋公羊传注疏宣王十五年更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采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此外，有“轩车使者”、“遒人使者”、“遒轩之使”之说,出于刘歆与扬雄书及扬雄答书。与扬雄书云：诏问:三代、周

3、、秦轩车使者、逌(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 代语、僮谣、歌戏。许慎说文解字中说:,古之遒人，以木铎记诗言。有关这些说法的可信限度,前人见解不一。重要疑问是:(一）、在两三千年前的奴隶社会中，会不会有这种制度？(二）、诗经中何以有的诸侯国和地区有诗，有的没有？有的多，有的少？有关第二点,孔颖达毛诗正义作过解释,但其见解对当时的政治有些抱负化 毛诗正义诗普序周南召南谱孔颖达云：“巡守陈诗者，观其国之风俗，故采诗时，觉得黜陟之渐。亦既僭号称王，不承天子威令，则不可黜陟，故不录其诗。又且小国政教狭隘，故夷其诗，轻蔑之而不得列于国风也。滕、邾、纪、莒，春秋时之小国，亦不录之，非独南方之小国也。其魏与曹

4、桧，当时犹不小于邾、莒，故得录之。春秋时燕蔡之属国大而无诗者，薛综答韦昭云：或时不作诗，或有而局限性录。”。我觉得诗经中有的诸侯国没有诗,有的多，有的少,这会有多种因素如距王畿之远近(决定采诗之以便与否），同王室之关系(决定与否献诗或献诗之多少）；也会有多种的偶尔性（如存佚、编者的政治态度与好恶等），因此这不能成为否认春秋此前采诗、献诗制度的理由。核心在于第一点:两三千年此前会有那样组织严密、覆盖普遍的采诗制度吗?人们看问题时总是脱离不了今人的意识,总是以对今天社会的结识，去看古代社会。这就象带着有色眼镜看东西,难免带上了一种预设的色彩。古代的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组织以至于交通状况肯定没有今日的

5、完备,可以说差得很远，但当时人们的意识也没有今天的复杂。当时国家政治上的举措,在是权力核心区结识的转变;其意识方面的影响，重要在城邦之内,至于鄙野农民，重要承当公田劳动及徭役赋贡之外，罕问其她。当时王朝并没有多少向下室达的政令,也并不是常常制定法律、修改法规，其诸多举措是借助于长期形成的习俗、礼仪来完毕的，王者多在于顺应习俗和加以引导而已。但那时候也没有假新闻，民间也不会有不合实际的虚张声势的“遵命文学”。王公大人要娱乐,要听多种新歌甚至新的曲调。从艺术创作的一般规律讲,宫廷、贵族之家的乐师虽然水平再高,也不是完全由自己编造可以应付得了的；事实上，所有有成就的艺术家,她们的水平也正是在大量接触

6、民间艺术的基本上得到提高，获得成就的,而不是闭门造车状况下成长起来的。由于这个因素，乐师们必然规定下面有新的歌词，新的唱法提供应她们。由于这是关系到国君、卿、大夫的生活喜好的,从下属某些人看来,甚至比关乎国计民生的事还重要。因此,这条“献诗”的渠道,自然会形成的。文献中所说先秦时“制度”,也并不一定即如后裔明文规定、立为章程的东西,有些但是是惯例,或礼俗，即如礼记一书中所记先秦时代诸多“礼”，其实有不少并非是很死的规定，但是是礼俗、习惯作法而已，有的只是在个别场合实行的,或者是讲述者觉得的抱负的作法,未必周天子统治下各诸侯国皆如法实行。有关“献诗”，有的是为了天子或诸侯国乐师不断丰富演唱内容的

7、需要，个别是天子或诸侯国的君王在治下某卿大夫处听到好的歌词、曲调,由于爱慕而命自己的乐师研习之,甚至并其乐人一并要来,这都是也许之事。至于卿大夫由于讽谏的需要引述某些民间歌谣，这在当时也是正常的事，由于那个时候论述问题不一定有今日之细致的调查、作较全面的量化的阐明或论证。当时“政”、“礼”、“俗”三者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尚无明确的界线。目前,最核心的便是第一种问题的第一道环节采诗制度与否也许存在的问题。有关这个问题,汉书、说文和何休春秋公羊传注中说法是不同样的。可以肯定的是:诗经国风中作品从地区来讲东至于齐，西至于秦，北至于今河北,南至于今湖北,这样广阔地区上的作品要收集起来，编为一书,总要有一

8、种集中的过程，有一种集中起来的方式。何休的说法似乎太抱负化。古代的乡邑未必如后裔有专门管文化的官员，负责收集民歌之类，并层层上移,如今日的行文渠道同样。但何休所说：“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大体是不错的。固然,人民也有欢乐的时候，也有谈情说爱的时候。我们以何休的这两句话来阐明当时诗歌完全是出于歌者内心，并无虚增、掩饰的成分,是对的,但也不能觉得只有“男女有所怨恨”时才唱。由于这一点也关系对到古代采诗目的的结识。不能觉得古代的采诗完全是出于“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班固、许慎之说虽然从对采诗制度的美化方面说，与后来的何休同样将采诗活动完全政治化了,但从对采诗制度存在形式的见解上,同刘歆、扬雄一

9、致。从刘歆的行文看，此前古代文献中应有有关采诗的记载。有关西周春秋时代民间歌谣的作者,除服徭役者外，当时的劳动者重要是农民。无论自由农民还是农奴，还是农业奴隶，她们的生活一年中有很强的节奏性。这从诗经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豳风七月就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农民无论男女,一年忙忙碌碌,基本上在田野劳作。没有一点空闲,直至年终,“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才“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算落了家。严冬之时冰天雪地,大多是守在家中而已。至开春之后,天气渐暧，大自然也透出一点春意,人们在河中洗浴也有也许,地里的活又尚未开始，于是,人们象过节同样欢会唱歌，借以抒发情绪，调节心理。男女青年

10、更是借此短暂的时机，互相理解、交流思想,建立感情。 “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贵族们的庆典活动,也是顺应了这种生产与生活的节奏。孙作云先生的诗经恋歌发微对此也有具体的论述 孙作云诗经恋歌发微、文学遗产增刊第五期，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1版。不收入孙氏的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4月第1版。以此言之,汉书食货志中说的“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云云,并非完全向壁虚造。也就是说,在此时有人到各地去采集歌谣,应为也许之事。既然要采集歌谣,那么这些人就懂得哪些是旧有的，哪些是新的,也应当精于音乐，熟悉诗歌,属于艺人一类。只是我们从汉书食货志所说“孟春之月，群居

11、将散”等语分析,这些人活动在民间,初春各地有歌会之时采集民歌,而农忙时间，也同样地参与劳动。诗经小雅大田中说：“彼有不获穉,此有不敛穧；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则即如何休所说:“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也并不也许全都靠采诗觉得生计,三千年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也许完善到比目前还好。因此，这些人也应当是双重身份;农民艺人。如果我们把这些人看作像目前的新闻记者同样那就错了，如果看作象新闻系统的通讯员同样，还差不多。前人结识的错误,也在这一点上。二、从“春官”风俗看古代的采诗诗制度目前就要谈一谈散布在民间收集民歌的这些半民间、半官方的下层“乐师”或曰民间艺人，与否存在的问题。只要我们不

12、是僵死地理解文献中的记载，不去死抠字眼，而联系当时社会状况,联系民俗方面的某些文化遗存来看，春秋此前有采诗的人,是也许的，不能完全否认刘歆、扬雄、班固等人的说法。同刘歆、扬雄、班固、许慎说的采诗者有些相近的,是直至近代、直至今天尚存在于甘肃陇南、陇东的“春官”。在甘肃陇南的西和县坦途关,礼县雷坝、王坝,成县鸡山下,历史上是出春官之地。庆阳也有些地方有，而以西和县坦途关的最为出名。西和县全县只有坦途关一种村出春官。她们每年腊月、正月要到全县城乡各处“说春”。村里旧俗说:谁家有男子而不出去说春,对家中不利。春官为成人男子，她们记的歌词多，口才好,唱腔好，能随机应变,出口成章。每年冬至前后外出 “说

13、春”，送“春官贴”(即二十四节气表，上面还绘着一种人,骑着一头牛）,到立春前后结束。这个时间正是农闲,人们准备过年,以及欢庆春节、走亲访友的时期，也是各行各业的人最快乐的时期。说春的一般是两人一路,也有一人单独走的。一般抱着一种木雕的小青牛,上面缠着五彩丝线，叫“春牛”；肩上搭一种搭裢,里面装有“春官贴”及外出日用之物。手里拿着唱春时的敲击乐器木梆简板或竹板。有的还拿一种鞭杆(用以护身和上山接力的棍）。到人家后，将所带春牛置于桌上，给主人家放一张“春官贴”，然后唱。唱的内容根据主人家的具体状况而定，多为祝贺庄稼丰收,六畜兴旺、生意兴隆、发家致富及老少平安的词，如二十四节气歌、新春喜等;尚有专门

14、在城乡各业门前唱的铺子春、木匠春、铁匠春、生意春、店子春、裁缝春、药王春、染房春、漆工春等。此外也有些属于劝世及教育的歌如二十四孝、劝世春、女儿春、懒人歌等有一首劝世的歌中说：“有了钱，有了田，为富不仁讨人嫌。众人口里有毒哩，口碑好路宽宽；为人良心要揣端，吃哩睡哩才安然；为人良心揣不端，句到阴曹苦无边。”如有一首女儿春中说：“一学剪，二学载，三学绣花四做鞋。五学厨中巧做饭，六学礼仪把客待。七学行孝敬长辈，入学诗书有文才。九学性柔不轻狂，十学不生是非嘴儿乖。又一首中说：“在家全靠你爹娘，婆家全靠心眼亮；迟点睡，早点起，梳洗好了快出房。扫地你把水洒上，离地之尺有佛像。恐怕大人不怪罪，罪孽都在娃身上

15、。担水不要水担响，惊动四海水龙王。水担绳绳不降罪，罪孽都在娃身上。架火不要对面坐，恐怕冲了灶君王。阿家阿公不怪罪，罪孽都在娃身上。擀面不要多说话，涎水溅在面叶上。涎水溅在面叶上，先后（妯娌）小姑嫌你脏。炒菜你把调料放，记住不要用口尝。一口两口吃不饱，偷吃的名声也难当。洗锅莫要碗碟响，阿家骂你少教养。锅水不要随外泼，喂猪喂狗省理应当。出灰莫要满天扬，缓缓倒在粪堆上。七十二行农为先，上到地里多打粮。”参华杰采花谣陇上采风录，甘肃省群众艺术馆主编，5月印行。有一首春官歌中说:春官肚子是个宝葫芦，要哈有哈样样有。唱它十天半个月,才唱了葫芦一种小口口。走到任何一家,都是见景生情,出口成章，唱得又贴切又生

16、动，并且总是含着鼓励的意思，春意盎然。这内容风格同春秋之时“诗教”所主张的差不多。她们所唱大多为老式的词,往往根据眼前景况临时加以修改、组合,也临时编词。这同“帕利劳德理论”所揭示民歌形成、演变的规律一致 美国学者王靖献的鼓钟口头词组诗诗经研究（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即是用“帕利劳德理论”研究诗经之作，（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我这里重要要说的是春官的习俗与有关“制度”。这些春官虽然大部分时间中是农民，但在整个说春活动的准备阶段、进行当中和结束之后均有一套制度，这对我们结识先秦时代的“采诗之官”、“行人”、“遒人”会有一定的作用的。出村官的村内青年男子学春官，要拜师。虽然家中大人、老人都一

17、辈子说春，从小耳濡目染，已记得不少词，但拜师典礼要举办。村内有春官头,本地人叫“官相”，是推举村内记得多、唱得好、走得广、见识多的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春官头的责任是：（一)在冬至前召集村内各家拿事的，摆设香案，贡上春牛(上骑一人。人们的解释不同,我觉得是牵牛星君),行祭礼，然后分派路线,并选定各路的领头春官（又叫“代相”），以具体协调各路中人员要走的片，作到不留空白地,也不重走,保证一年中每一家不进去两拨人（万一走到当年已说过春的人家，即退出)。(二)负责印制当年的二十四节气图（木雕板印，一页。六十花甲内每年不同）。(三）协调拟定人们的说春路线和地盘。(四）说春结束后解决违背商定的人和事。如有

18、人违犯了原定的路线,罚下一年不外出说春。据说过去每年说春前春官头先要拜地方官,获得颁发当年节气表的资格,并且要参与“打春”典礼。坦途关人唱的春官歌中说:造起皇历十三本，传与天下十三省。州传府，府传县,县官传与春官人。春官上前领牒文,领上牒文往前行。上山不问山头路,过河不问摆渡人。后两句的意思是:已经通过官府，哪儿都可以去。根据“十三省”的说法,这首歌起自明代初年明初改元代十一省为十三省，后又改称“十三承宣布政司”。坦途关的春官在拟定大体途径(东路、南路、西路、北路等）之后，第二天先在附近村镇说，当天的收入（一般是说唱完后主人给钱,也有给面或吃食的),所有交春官头，第三天后来的收入所有归己。其她

19、地方则是在说春结束之后给春官头交一部分钱物。春官头不是世袭制，也不是终身制，年老有病能理事或人们故意见时，可以另选，很有“轮流坐桩”的味道。过去的社火之中也有春官,甘肃一带称为“仪程官”。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中说:“立春前一日，太守迎春于东蕃厘观，令官妓扮社火;春梦婆一,春姐二，春吏三,皂隶二，春官一。”说到春官的来历,人们自然一方面想到的是周礼中的“春官”，是“掌邦礼”的。唐武则天称帝之初,光宅年曾改礼部为春官,不久又复旧,“春官”遂为礼部的别称。唐宋到明清，司天官属有春官正、夏官正等五官正。历代“春官”的司职有所变化，但总同礼仪、节气、劝农有些关系。我们目前要说的是：这个制度何以能始终流传下

20、来,至今不绝。目前陇南、陇东都在将此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觉得这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社会的需要。一则她们每年送二十四节气表，其功用相称于今日之挂历,在文化不发达、图书缺少的山区，对老百姓掌握农时,很有必要;则那时间山区文娱活动太少，也需要这些人在一定的季节来唱一唱，调济心情和体现人们对生活的愿望。（二)官府支持。一则春官们宣传、推广了皇历,体现了“普天之下，难道王土”的意思，二则也利于疏通民情，又导致一种昇平的气象。（三）春官们所在村庄一般是交通不便、又缺少土地的山区，她们在腊月、正月农闲时的说春活动，可以补贴春荒期间的生活。我觉得先秦时代的“采诗之官”、遒人(行人)事实上正好合于上面

21、所说三个条件。有关第一点,似乎春官是唱给人听，遒人是采集。但事实上,遒人恐怕也是在游唱的当中采集谣,否则，各地的歌手也不一定会有很高的热情去对她唱，象目前看待电台、电视台的记者同样。有关第二点官府的支持，刘歆、扬雄、班固的话中都透出了这一层意思。至于第三点,依刘歆、扬雄、班固之言，似乎这些人就是官府的委员。我想当时恐未必有如此完善的政治与文化制度,何休所说由衣食无着的人来承当,“官衣食之”的说法比较可信,但未必是“男六十，女五十以上”者，这里尚有一种能否胜任的问题，有人毕生未出过村庄，东西南北辨不清，在人口稀少的古代，方言又多,一般人是无法胜任的。因之，也必然是自年轻时就会唱，又因家庭或什么因

22、素衣食无着的人(大体像赵树理笔下所写“李有才”一类的人)。此外,有关刘歆、扬雄和许慎所讲“遒人”、“逌人使者”、“遒轩使者”究竟是负何种职能的问题,这里也讨论一下。刘歆、扬雄之说,其实是本于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师旷之语：“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孔安国注古文尚书胤征说：“遒人为宣令之官。”如果这样,今甘肃南部、东部的春官与之相近（春官颁布新一年的皇历)。但是,我觉得刘歆、扬雄之言，也非无据：这些人并非专司一职,大都是有所宣布,也有所采集。但虽然宣布之时,也不也许一下招集诸多人来听,像目前开会同样，而只是采用唱歌吸引人的措施,在唱的当中，把要宣布的内容加进去，这很有点像

23、走江湖做生意的人招集人的措施。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这个“迹”字乃是“ ”字之误。但学者们对于“ ”或“遒人”的理解也不完全同样，阐明事情并不是很单纯的。我但愿通过对陇南、陇东春官风俗的考察对春秋此前的采诗制度有一种较确切的结识:不是完全否认它，但消除对它的种种误解。这个问题诸多方面难以从理论上辨清,可据的文献又不多，故述春官制度情形如上，算是提供一点民俗学方面的新材料。诸多学者说，研究古代文化问题,应当在王国维提出的双重证据之外还应加上民俗学、文化人类学方面的证据。春官风俗在结识春秋此前的采诗制度上是可以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发的。三、由春秋时的

24、“赋诗言志”看西周此前的陈诗与讽谏制度如果说国风中的作品重要来自民间，那么,大小雅中的作品重要来自贵族和史官、乐师。国风中作品重要是由乐师挑选之后演奏或歌唱给大夫、卿以至于天子，但也有大夫献之于卿,或卿大夫献之于诸侯，以至由诸侯、卿献于天子的状况。但大小雅中的作品的汇为一书,就难以完全用这个说法来解释。应当说，用于一般典礼上之歌诗当是史官、乐师所作，如小雅中的彤弓诗序：“彤弓、天子锡有功诸侯也。”车攻诗序言：“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修车子，备器械，复会诸侯于东都，因田猎而选车徙焉”、吉日诗序：“吉日，美宣王也。”。大雅中的文王、大明、绵、皇矣、生民、公刘等所谓周民族史诗，以及棫

25、朴诗序：“棫朴文王能官人也”。 、旱麓诗序：“旱麓，文王能宦人也。”、思齐诗序：“思齐，文王因此圣也。”、灵台诗序：“灵台，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乐其灵德，以及鸟兽昆虫焉。”、下武诗序：“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文王有声等诗序：“文王有声，继伐也。武王能广文王之声，卒其伐功也。”。尚有的也许是祭师所作,如大雅中的既醉林义光诗经通解：“此诗为工祝奉尸命以致嘏于主人之辞。”、凫鹥 郑玄笺：“祭祀既毕，明日，又设礼而与尸燕。”等。但其中有些显然是抒发个人情感或表达对某些事情上的见解之作。因此,明白了诗的采集问题，尚不能完全解决诗经中那样内容广泛的作品被汇为一书的问题

26、。因此下面谈谈陈诗与挖苦的问题。由于对春秋此前的陈诗、献诗制度,学者们也始终有所怀疑。我觉得这当中同样有一种将春秋此前礼俗制度、君臣关系等用按秦汉后来的法律、制度、伦理关系来看待的问题。固然，一种人看问题总离不开自己头脑中已有的多种结识模式；在差不多的情形下,也总是用现成的概念去套自己正在结识的东西（古代的或外国的、外民族的)。学者们对这种“意识偏见”克服的限度，取决于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的理解限度。一方面我们对先秦时代的君臣关系要有一种接近于真实的结识。陈登原先生国史旧闻第十九条古君臣不甚间隔,引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殽之战后来一段文字：“文嬴请三帅，使归就戮之于秦,公许之。先轸朝，

27、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不顾而唾。”又引诸子语类卷九一：“古之朝礼,群臣皆立。三代之君见大臣皆立，乘车亦立。见大臣,谒者赞曰：天子为丞相起。古时天子见群臣有礼，先特揖三公，次揖九卿，又次揖左右,又次揖百官。”因此说：“古时君臣礼貌并未隔绝。”如下又引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舆人之诵以谏晋文公，文公二年“楚子将以商臣为太子,访诸令尹子上”等,谓“古时君臣意见并未隔绝”；如下又引诸文献，觉得“古时君臣礼貌并未隔绝”，“古时君臣共饭共座，生活并未隔绝”等，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1分册，中华书局8月第1版，第二卷。言皆甚是。根据这个结识

28、，春秋此前臣子向国君献上自己所收集到的民歌（固然是由乐师和身边其她人所采集)，借以反映社会状况，或劝谏中引述诗歌作品，是完全也许的。这并不需要如何特别的典礼和程序，在尚无严格的监察、记录和报告制度,也未形成新闻媒体系统的状况下，引述民歌民谣,应当是较能反映社会状况和民心的一种手段。此外，卿大夫甚至下层官吏也也许直接写诗体现自己对某些问题的见解，或直陈周天子,或互相抄示，最后被史官收存。小雅节南山中说:“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大雅民劳中说:“王欲玉汝,是用大谏。”大雅板中说：“犹之未远，是用大谏。”从这些诗句中就可以看出。此外，文献也有有关的记载。国语周语上载召公谏厉王提到“

29、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晋语六范文子也说到：吾闻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妖祥于谣，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我想,这些不是西周每代每王都作到,但毕竟是有其事,不是凭空捏造的。左传襄公四年: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左传昭公十二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这便是两个具体的事例。左传、国语中记载了大量赋诗言志的事例。左传中第一次记载的老百姓因国家、公廷之事而赋诗,是隐公三年(前72）因卫庄公取齐得臣

30、之妹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可见民间也的确运用歌谣表达对国事的关怀,也借以刊登某些对于国事和社会某些问题的见解。其第一次记载公卿约会中的赋诗言志是僖公二十三年（前63），秦穆公享重耳，“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衰曰：君称因此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可见赋诗便是为了表达自己对某事的见解,听者也要从中体味对方之意。杜预注这段文字说：“古者礼会，因古诗以见意，故言赋诗断章也。”因诗以见意，是赋诗言志的实质,也应是她的最初目的。虽然同陈诗献诗制度之间有明显的不同，但两者之间也有相似，相通之处:第一都是用诗来体现意思，只是陈诗是反映当时现实的作品，“赋诗言志”是借诗经

31、中现成作品体现思想。第二，都是在正式的场合,也都是国君、卿大夫这些上层人物之间带有公务性的一种活动。只是陈诗活动的目的在于反映下情,而赋诗言志扩展到一般的外交活动，而从主旨上衍变为一般的交流思想，体现思想意向。由两者的异同可以看出,赋诗言志实质上是陈诗献诗制度蜕化的产物。制度是规定某些人能时时遵守，对人有一定的约束性，但历史上所有的制度行之既久,没有不蜕变走样的;实质性的举措慢慢变得只流于形式，是古今某些制度发展演变的现律。这一则由于社会在变化,制度到后来总会同现实存在一定的不协调；二则人们的惰性总会导致一种使制度向形式主义方面发展,从而失去实质意义的张力。与这种陈诗献诗制度相应而产生的两件事

32、，正好给这种使制度的功能转变、泛化和形式化提供了条件：（一)周王朝衰落、天子地位下降和礼崩乐坏；(二）诗经的从初次集结到编定成书。由于前一种因素,第一，向周天子献诗变得可以完全只是走走形式。左传文公四年宁武子说：“昔诸侯朝正于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则到春秋时诸侯对周天子已用“赋诗言志”之法。第二,诸侯甚至卿大之间也可以照样流于形式地进行赋诗的活动。由于后一条理由，无论是随着潮流的转变进行赋诗言志的活动,还是装腔作势附庸风雅,总有了现成的材料可以取用。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赵衰引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用。”杜预注:“赋纳以言,观其志也。”夏书中说的是“献诗”的事，杜

33、预却解释为“赋诗言志”的事,可见两者有时的确也难以分清。对赋诗言志风气之起，总要给一种解释，由于任何社会风气的形成都不是没有因素的，只从当时的贵族都习诗和外交辞令的委婉体现这两点尚不能阐明“赋诗言志”风气形成的因素。我觉得上面的见解可以阐明献诗制度的消灭,和“赋诗言志”风气的兴起。可以说,“赋诗言志”的“来龙”,正是“陈诗”、“献诗”制度的去脉。这里还要补充阐明一点，本部分开头所说左传中第一次载赋诗言志之例，重耳所赋河水一诗不见于诗经,或觉得是佚诗，其实是小雅中沔水之误；而六月也见于小雅。本次赋诗时间在前3年。按我的见解，那时诗只是完毕了第一次的结集,雅诗部分只有小雅部分的诗，尚未完毕全书的编

34、定。四、从诗经的编排看最初的结集我在论诗经的编集与雅诗的分为“小”“大”两部分一文中提出，诗经的第一次的编集只收了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和小雅，这些作品基本上是产生于西周末年至春秋初年，正是周、召二公为周王朝的复兴作出了杰出奉献一段时间的作品。周南、召南是周公旦、召公奭后裔封国内的作品。毛诗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又云：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都之风,故系之周公。南，化自北而南也。这几句话,古代论诗者都只是空泛作解,未能说透。近代以来学者多觉得是儒家夸张周朝礼乐制度影响的空话。事实上，周王朝在江汉流域的确分封了诸多姬姓小国。从西周末年至春秋末年楚国所兼并江汉流域姬姓小国就有

35、(其地在今钟祥县西北)、息（今河南息县)、应（今河南鲁山县东)、蒋(今河南固始西北）、道(今河南磪山县东)、蓼（今河南固始县北）、唐（今湖北随州市西北）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栾贞子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即是指此。韩诗叙言,周南、召南“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水经注卷二四引)。南阳即今河南省西南部,湖北省北部,南郡即今湖北江陵一带。西周此前,这一带基本为土著居民和当时的少数民族如扬越等。从周初开始不断分封其同姓，逐渐扩展至江汉一带，周文化因而得以向南传播。召穆公在国人起走厉王，又要杀死太子以斩草除根之时，牺牲自己的孩子,保住了太子静的一条命;及厉王死,又扶太子静继位。她扶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

36、倒,忠心耿耿竭尽心力,对周王朝的奉献是巨大的。周宣王本人在其初年也由乃父的下场受到教训,又由于召穆公救下她的一条命，因而能配合召穆公等而勤于政事。竹书纪年厉王十四年：“召穆公帅师追荆蛮以至于洛。”又毛诗序:“江汉,尹吉甫美宣王也。能兴衰拨乱,命召公平淮夷。”则江汉一带之封建不少姬姓小国，正同召穆公之功业有关。故所谓“化自北而南也”,也并非纯正夸张赞美周朝礼制影响之空言，而是赞美宣王时周、召二公,特别是赞美召穆公的不朽功业的一句话。可惜儒家后学如僧人诵经,传之既么，只死记得这一句话，到汉代已不明其意，故毛诗将其中有关宣王时周、召二公的文字多误解为赞周初周、召二公者，遂使诸多学者迷不知返。乌乎！两

37、千年诗说之陈陈相因,积重难返，如是夫!邶风、鄘风、卫风都是卫风。由于其地接近王城洛阳,采集以便，因此所收最多，且也按其地区分为三组。又卫康叔为武王少弟，同周公旦、召公奭同步所封,历史上地位相侔，并且在西周末年当厉王败国之后，卫武公和也同样为周王朝的中兴作出了大的奉献。因此二南后即为卫风。为什么说第一次结集时只有二南和邶、鄘、卫？由于如果这次集结时有王风,如下各“风”,则无论如何是要将王风置于篇首的。由于第一次只是要收集西周末年、春秋初年反映召穆公、周定公、卫武公前后有关她们政绩、史迹的诗歌,并没有打算编一部大体反映周王朝势力范畴内诗歌全貌的选集(后人看作“总集”），因此在周南、召南之外只收了地

38、位上同周、召可以并举在室王中兴事业中其国君同样作出了突出奉献的卫国的风诗。由国风开头的这五个诸侯国和地区的诗作已可以看出编者的用意,在于突出周召二族的历史功绩,而再结合小雅中作品看，编集者的目的则更为明显。小雅中作品大部分产生于宣王朝,并且也大部分反映了周宣王在召穆公、周定公等辅佐下缓和宗族内部矛盾,平定外患的历史事实 参孙作云说二雅说（大小雅）同为西周晚期诗，说（大小雅）中之“颂”同为宣王朝诗，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4月第1版。小雅、大雅,前人总从音乐或内容等方面去讲区别,其实都是郢书燕说,自我作古,反倒掩盖了诸多的事实，影响了对诗经编集过程的结识。小雅、大雅只但是是两次编集

39、而成，又由于篇幅太大，才分为两部分。春秋此前人辨别相似篇章或同一部分书中的两部分,习惯于用“小”、“大”加以辨别,“小”在前，“大”在后。国风和大、小雅中某些同名篇目也是用此措施加以辨别的。 鹿鸣的诗序说：“燕群臣嘉宾也。既饮食之，又实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然后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这首诗应是周定公所作，其置于小雅之首，同国风中置周南于召南之前同例。厉王之时弄得上下离心，宗族内部矛盾也很大。史记周本纪中说:“厉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竹书纪年中说:“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为王，共伯和归其国，遂大雨。”鹿鸣的内容完全是亲和宗族的。看来宣王前期是周公主内，而召公主外。大、小雅中

40、反映使臣活动动的诗多，反映出征、平定周边民族的诗多，也阐明了这一点。小雅的第二篇四牡即写使臣之作，似乎也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左传襄公四年载穆叔（鲁叔孙豹)之语:“四牡，君因此劳使臣也。”这是由于诗中反复说到“王事靡盬，我心伤悲”，“王事靡盬，不遑启处”等意思。后来用以慰劳使臣,也由于它是中兴初期的作品，故定为礼仪用诗,以肯定当时使臣为国辛苦奔波的精神。小雅第三首皇皇者华是使臣奉命外出征询诸侯国国君意见的诗，同样反映着“安定四国”的意思。常棣、伐木、天保为召穆公所作，这些我在周室王中兴功臣诗考论中已有考述。出车为宣王时大臣南仲所作,六月为宣王时大臣张仲所作。此外,采芑是宣王时公卿太夫之作。采薇是戍

41、边士兵归来之作，这几首诗或赞美尹吉甫北伐 狁的胜利，或歌颂方叔南征荆蛮的声威，或写征戎之艰苦,“忧心烈烈载饥载渴”，但都体现出“以匡王国”、“以佐天子”、“以定王国”的思想,及“蠢尔荆蛮,大邦为仇”这样严励斥敌的豪迈的气魄。虽然战士之作，也是一方面描写了征戍之苦，另方面又说“王事靡盬,不遑启处”,“靡室靡家,狁之故”，“不遑启处狁之故”，把为国征戍看出应尽的义务。其中写到将帅所乘车马的豪华强健,但又说是“君子所依,小人所腓”,这就正是所谓的“然而不怒”。这些一方面生动地呈现了召伯平定外患的业绩，另方面也反映出了编选者的用心。小雅中也有些幽王时作品，反映了当时坏人当道,对的意见不被接受反而受到打

42、击的悲愤以及国事日非,亡国之日可待状况下的忧伤与恐惊,事实上也反映了召周二族及其党属当时的努力抗争与痛伤心情，只是具体作者和本领已文无法弄清。由以上这些可以看出诗的第一编集,其目的是为了彰显召穆公、周定公辅政期间为国家的转危为安、国祚延续所做的不懈努力,彰显和保存下召周二族、的功业。由此可以肯定，诗的第一次编集是由周定公、召穆公的子孙完毕的。而从各方面看，是由召穆公的后裔完毕的,这重要有如下两点理由：第一，宣王之继承大统甚至保下命来，完全是由于召穆公家族作出了巨大牺牲与不懈努力,可以说在这段时间中召氏家族的功绩最大，最值得称道。第二，宣王后期，召穆公、周定公、卫武公死去,大概当时宗族内部矛盾并

43、未能彻底弥合，王朝和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也不也许完全恢复如周代前期，因而政治衰微,至幽王之时,召、周二族肯定是被疏远，最后至受到排挤。史记鲁周公世家中说,鲁武公九年,与长子括、少子戏西朝周宣王,宣王爱戏，欲立为鲁太子,樊仲山甫谏之不听。其后戏立为鲁君,是为鲁懿公。懿公九年,括之子伯御与鲁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为君。伯御立十一年，周宣王伐鲁,杀伯御,又立懿公之弟称。“自是后，诸侯多畔王命”。则作为王卿士的召公、周公的地位也非昔可比。周庄王四年(前93）周公黑肩欲杀庄王而立王子克，即可看出周、召的地位及与王室间的关系。在这样的状况下召穆公的子孙收集能反映其祖上功业的诗歌汇为一集，也便是情理中之事。诗经的

44、第一次编集是由召穆公的子孙完毕的,如上所述,其中有关歌颂召穆公功业的作品最多，也是显然的。也有个别是直接歌颂召穆公的。如甘棠一诗，全诗是赞美召公,而以往被误解为周初的召伯奭,成果使某些史实被掩盖。从召南,所收各篇诗序中即可看出。所收作品侧重于歌颂召伯、宣扬召伯业绩的事实。如行露,召伯听讼也。羔羊，鹊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国,纪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殷其雷，劝以义也。召南之大夫远，行从遑宁处,其家室能闵其勤快，劝以义也。標有梅,男女及时也。召南之国,被文王文化,男女得以时也。周南十一篇中，前八篇都解作“后妃之德”、“后妃之志”之类，后三篇则泛论所谓“文王之道被于南国”、“文王之后”之

45、类,却没有一篇直接提及周公（周定公）的。可以肯定，编者采录之时也是有所选择的。孔子曾经对她的儿子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子女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似乎孔子也体味出了这一点。固然,召穆公是但愿从王统上延续周祚,成果的确也作到了几十年的中兴局面，孔子则是在西周盛世已一去不复返的状况下但愿从道德上维持周公之业。从这一点上说。她们确有着共同之处。国风前五国作品及小雅中作品最迟产生于春秋初,因此第一次的编集大概在前七世纪中叶。五、诗经的成书与编定者有关诗经中十五国风的顺序，毛诗、郑玄诗谱、左传所载季札观乐演奏顺序，三者有所不同,而前五“风”则各家一致。这也反映了前五“风”为第一次结集时编

46、定，后人循之,无所变动。今将后十“风”的异同比较如下:毛诗: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左传:王、郑、齐、豳、秦、魏、唐、陈、桧、曹。诗谱:桧、郑、齐、魏、唐、秦、陈、曹、豳、王。左传与毛诗都以王风开头,且“王、郑、齐”这前三国相似。左传产生得时间早，毛诗也传授有自,应当都是可信的。有关诗谱之顺序，孔颖达在其毛诗正义王城谱疏中说：王诗次在郑上,谱退豳下者,欲近雅、颂,与王世相次故也。似乎郑玄这样列是有道理的。但郑志答张逸云:“以周公专为一国,上冠先公之业,亦为优矣，因此在风下，次于雅前。”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一杂考各说诗谱顺序考云:是郑君亦以豳居风末。未尝以王退雅前。此可以证诗谱之

47、紊乱者也。这样看来，诗谱的顺序本也以王、郑居首，在这一点上与左传和毛诗并无不同。目前的排列是后之浅人妄加改窜。至于其她几处不同,欧阳修、魏源、皮锡瑞皆有论述，这里不详论。总之王风、郑风领先,这是只有在背面十“风”另行编定才也许产生的。如果十五国风是一次编成，无论如何，王风总会置于最前面，由于当时虽然周天子地位下降,但无论哪一诸侯,要发展自己又不给自己设下障碍,总得玩“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这由春秋中期“五霸”的行为已可看出;在春秋初期,这一点更不也许被忽视。增编背面十个国家和地区的“风”和大雅及三颂的工作是由什么人完毕的,也就是说由谁完毕了诗三百基本规模的编辑工作,此前除孔子删诗说之外,似乎

48、再无其她说法。我探讨的成果,觉得是郑武公的后裔完毕的。因素有三:(一）王风之后即为郑风,反映了编者尊王称霸之意。（二）郑风21篇，在背面辑的十“风”诗中数量最多。在十五国风中也是数量最多的。(三）唐在郑以西，2首;陈在郑之西南，0首。虽为小国,而收诗不少,也因其距离郑国较近，采集以便之故。(四）当时从血缘上说，郑同周王室关系近来。史记郑世家: 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封三十三岁，百姓皆便爱之。幽王觉得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说,河雒之间，人便思之。为司徒一岁,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诸侯或畔之。郑桓公是周厉王的少子，周宣王的庶弟,宣王二十二年(前806）

49、被封于郑（今陕西华县)，封三十三岁,至幽王六年(前74)又任命为周王朝司徒，皆得到百姓的爱戴。河雒之间,人便思之。她看到周王室失去法度,诸侯或畔之,因而听太史伯之言，寄财物与宗亲人民于虢（东虢,在今河南密县东)、郐(当今河南蒙阳以南)之间（今河南新郑)。西周灭亡，平王东迁之后，灭虢、郐等十邑而立国，其西与王畿(今河南洛阳一带）接壤。郑之增辑国风及雅、颂的时间，从作品自身看，其上限为陈风株林产生之后 株林所挖苦的陈灵公于鲁宣王十年（前599）年被杀，则株林一诗当作于前6前后。，下限为季札观乐(前54)之前十余年的,30近年之间。结合第一次编集的时间(前七世纪中叶）和春秋初年列国历史看,可以肯定在

50、公元前六世纪前期。国语郑语中记载郑桓公求教史伯：“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的答辞,郑语中录之甚详。其分析了王室以南、以北、以西、以东诸国之后说: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夷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其济、洛、河、颍之间乎?是其子男之国，虢、郐为大,虢恃势,郐仲恃险，是皆有骄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贪冒。君若以周难之故，寄帑与贿焉，不敢不许。周乱而弊,是骄而贪,必将背君,君若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无不克矣。若克二邑，邬、弊、补、舟、依、历、华,君之土也。若前颍后河,右洛左济，修典型以守之,是可以少固。如下又对楚、齐、周、晋国等的形势加以分析。桓公于是寄帑、贿并徙其民于虢、郐

51、之间 国语郑语载：“公说，乃东寄帑与贿，虢、郐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史记郑世家载：“于是卒言王，东寄其民雒东，而虢、郐果献十邑，竟国之。”则将其财贿、重要物品及部分国民（当是贵族家属）均寄予虢、郐之间。对这一件事,史记郑世家中所载，文字较国语概括:桓公问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乎？”太史伯对曰:“独雒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对曰:“地近虢、郐，虢、郐之君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为司徒,民皆爱公,公诚请居之，虢、郐之君见君方用事，轻分公地。公诚居之,虢、郐之民皆公之民也。”“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对曰：“昔祝融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于周未有兴者，楚其后也。周衰,楚必兴。

52、兴，非郑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对曰:“其民贪而好利，难久居。”公曰:“周衰，何国兴者？”对曰：“齐秦晋楚乎?夫齐,姜姓,伯夷之后也,伯夷佐尧典礼。秦，嬴姓,伯翳之后也,伯翳佐舜怀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尝有功于天下。而周武王克纣后，成王封叔虞于唐，其地阻险,以此有德，与周衰并,亦必兴矣。”我们从这一段话中似乎可以看出国风中何以没有收楚风的因素：楚之兴，非郑国之利。又国风中齐风1篇,秦风10篇,唐风1篇,虽不算多,也算居中，似乎体现着对“齐、秦、晋、将兴”的想法。由于此四国相距较近(唯秦较远），联系又多,不能不加以关注，使形成“天下一体”的假象。各国所收作品的内容，也大体与史伯所论一

53、致。如汉书地理志言，秦地“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墙,务本业,”然而“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 。其下并引秦风中诗论之。唐地则“其民有先王遗教,君自深思,小人俭陋”,下引唐风之诗证之。汉书地理志总括这些国家诗作之思想与风俗,也与史伯所论一致。由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史伯自然是一位深知天人之际,能洞察历史,预见形势的了不起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她提出的居于虢郐之间“前颍后河,右洛左济”之地,“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修典型以守”的方略，及对各国形势的分析,实不亚于九百八十年后诸葛亮的隆中对。然而郑桓公也是一位头脑苏醒、知人善任又明于攻守进退之理的人物。其在位三十六年,看到周王室败亡颠覆的局势,已作

54、保全自身、待机收拾残局以谋发展之想,因此会留意典册遗文，涉及原在太师处所藏各处献诗及所采集“风”诗。国语郑语中言“乃东寄帑与贿”。战国策楚第一载莫敖子华对楚威王,说到春秋时吴楚战于柏举,吴师入郢,楚臣蒙谷,“入大宫，负离次之典,以浮于江、逃于云梦之中。昭王反（返）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乱。蒙谷献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比蒙谷之功,多与存国相若”。则以郑桓公之智,更不会不知此。当时朝政紊乱失法，幽王视先世典册、诗礼之类如糞土，郑桓公能与王之太史言王室治乱，乐师之类希与之结好，也不待言。那么，王室太师所藏雅、颂及献诗之类也被收拾而迁于虢、郐之间,应为也许之事。从史官、太师方面说，由宣王的庶弟保管，

55、总比毁于一旦好；从郑桓公方面说，一以存先代事迹,二以承周王朝之道统。此皆为将来承王室正统奠定基本,至少为将来“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的资本。可以说郑桓公是第一种领教、接受了“尊王攘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思想的人。这只是说的郑国何以能得到周王室所存大雅中作品和三颂之作。而第二次编集而与第一次的合为一书，则在公元前六世纪前期。在此期间郑乐师应也采录收集了某些风诗，其产生时代最迟者为陈风株林。则收集此诗及编定诗经应在此后的三四十年中。我所推定的这个时段即鲁成公(前90前73）初年至鲁襄公（前72前542)初年,也即郑襄公十五年（前69）至郑僖公（前57-前566)时代。这段时间大体为郑国公子喜（

56、子罕)，及其子公孙舍之(子展）的活动时期,也是子罕当政和子展显露头角之时。子罕为郑穆公之子。穆公卒，子夷立。夷立一年，因无礼于郑卿子公,子公弑之。欲立子夷之弟去疾，去疾曰:“必以贤，则去疾不肖;必以顺，则公子坚长。”于是立子夷的庶弟子坚,是为郑襄公。子罕活动直至郑僖公元年（鲁襄公三年，前570）后来,应为郑襄公和去疾之弟。看来去疾以贤称，而子罕富于智,有安国保民之才。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郑执政表,子罕自鲁成公九年（郑成公三年,前582）至鲁襄公三年（郑僖公元年，前50)当政。其执政前,郑成公因其私盟于楚朝晋时被执,可谓国事艰难之际。其来年，晋又率诸侯伐郑。子罕赂以襄钟,使子然盟于修泽，子驷为

57、质，救郑伯归，一方面使国内安定。其后又伐许、侵楚,皆得取胜，使郑国在复杂的周边矛盾中稍得解脱。尤以鲁成公十六年(前57)一役令宋、齐、卫皆失军,显出振兴郑国之势。子展于左传中初见于鲁襄公八年（前65)。此前因郑僖公先后适晋、适楚,不礼于子罕、子丰。其朝晋时子丰欲诉于晋而废之,子罕止之。鲁襄公七年将会于 ，子驷相,又不礼子驷,子驷使贼夜弑之,立其子,即简公，年五岁。此后郑国发生子一系列严重的内乱，而子展始终在缓和宗族矛盾、解决同楚、晋及周边关系上作出很大努力，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时郑国更年轻些的政治家有子产。鲁襄公八年，郑子国(子产之父）等侵蔡,获司马,郑人皆喜，唯子产说:“小国无文德而有

58、武功,祸莫大焉。”子国怒而斥之:“尔何知！国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将为戮矣！”则当时子产尚未及二十岁（二十岁行冠礼为成人)子产死于鲁昭公二十二年（前520），鲁襄公八年（565），由其父“童子”之语看，当潮流局限性二十岁。然而其料事高于老成。她与子展开始活跃于郑国政治舞台的时间大体一致。鲁襄公十年(前563)郑国五族之徒发动西宫之变，杀子驷,子孔当国;鲁襄公十九年（前554)郑人杀子孔而分其室，子展当国,子产为卿，鲁襄公二十年平游氏之乱,立子大叔。此后子展与子产携手解决一系列重大事件，使郑国在国君幼小、宗族矛盾锋利、列国夹击的当中得以相对保持稳定。我觉得，郑国的编定诗经,就是在子罕当政前

59、后。子展看到了乃父武功上的成绩尚不能稳定国内的政治,同子产同样抱着“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的见解，在自己尚无力左右朝政的状况下,潜心于典籍的整顿,对郑桓公之时所收集王室诗歌加以编集。其编辑诗的目的是：（一)以之为弘扬文德的一种举措。当时已形成赋诗言志的风气但重要是赋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及小雅。郑国处在大国之间,对外交际频繁;贵族子弟学习也应有完整的诗的教材，以增强文学和文化方面的素养。(二）回忆历史,突显郑同周王室亲近的血缘关系。(三)继承和弘扬郑桓公识时审势、避难安国的思想。（四）和谐人心,粉饰社会,导致一种安定的社会文化氛围。根据以上的考察和分析，我觉得诗的编定是由郑国的子

60、展主持完毕的。年轻的子产也也许参与了这项工作。六、从左传载赋诗引诗所波及作品看诗经编定的时间左传中所载“赋诗”涉及两种状况:一种是自己作诗而赋之,一种是赋所记诵现成之作(如赋诗经中某篇某章)。引诗即辞令,议论中引述诗经中某些句子。前人论此者甚多，而没有人从这方面来考察诗经成书的过程与时。今依次录之于下,然后加以分析。1.隐公元年（前2）郑庄公与其母见于地道中，分别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此为左传中第一次载赋诗言志之事情。赋诗言志风气之始，似乎同郑国的文化老式有点关系。隐公三年周郑交恶,左传引“君子曰”，有“风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苇、泂酌”之语。采蘩、采蘋皆出于召南

61、;行苇出于小雅,泂酌出于大雅。3鲁庄公二十二年(前67)齐敬仲引逸诗“翘翘车乘”四句。又追叙陈厉公(前705前700）卜敬仲之事，引 “凤皇于飞”数句，前二句或为逸诗用为卜辞。4.鲁僖公五年(前55）晋卜偃引童谣“丙之晨”八句。5鲁僖十二年(前648)“君子语曰”评管仲，引大雅旱麓二句。.鲁僖十五年（前45)晋韩简引小雅十月之交四句。.鲁僖公二十二年(前38)鲁大夫臧文仲引小雅小旻三句,周颂敬之三句。8鲁僖公二十三年（前637)秦穆公享晋公子重耳，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河水杜预觉得逸诗,国语晋语四韦昭注云:“河当为沔，字相似误也。”如此则二首俱小雅中作品。此为左传中所记第一次“赋诗言志”引诗。

62、从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僖公二十二（前638)年的85年中,无赋诗言志的记载。又，此八十近年中国君卿大夫议论中引书，引易及引谚较多,赋诗、引诗少:一次赋诗，属自作之例；左传纪事正文引诗四次，计诗6首，逸诗、卜辞共童谣各1首，其馀3首皆属小雅。“君子曰”二次，引诗5首，2首出于召南，1首出于小雅，二2首出于大雅,1首出于周颂。但所谓“君子曰”多为后来之人的评论,尚不能来作为考察诗集结年代的根据。鲁僖公二十七年（前63)晋赵衰评郤縠说:“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可知当时诗的第一次结集已经完毕。看来诗之第一次结集是完毕在上面所说这段时间的后期,也即前六世纪中叶。此后应有一段传播期,和习诗、赋诗风气的形成期。故此前只有引诗和赋自作之诗的事情,至鲁僖公二十三年方见有关赋诗言志的记载。第一次赋诗只有小雅中的诗,也阐明第一次结集中雅诗只有小雅部分。为便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