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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严重误读的“士农工商”在漫长的前工业时期，经济治理的流派无非两种， 一个是重农主义，一个是重商主义。哈耶克认为，东西方的 早期文明都是重农轻商，对商业的厌恶是一个共同的早期传 统。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国民分为三等： 第一等是哲学家，第二等是战士，第三等是商人、手工业者 和农民。在中国，儒家孟子轻蔑地把商人称为“贱丈夫”。然 而，商人出身的管仲，是极其少数的重商主义者。管仲兴齐， 用的正是商人的办法，司马迁评论他的当国之道时曰：“其为 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也就 是说，管仲最擅长的是配置资源，提高效率，以妥协和谨慎 的方式重建各种秩序，很有“企业家精神”。
2、管仲变法中有一项颇为后世熟知、引起最大误读的政策: “四民分业，士农工商”。这一政策的要点是，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 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国语齐语 记载，管仲规划士乡十五个，工商之乡六个，每乡有两千户， 以此计算，全国有专业军士三万人，职业的工商臣民一万两 千人（均以一户一人计算）。此外，在野的农户有四十五万户。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 以巧”，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 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 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 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
3、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 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 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专业分工、子承父业的制度让齐国的制造业技术领先于 其他国家，考工记对齐国手工业作坊有很多记录，以丝 绸为例，我国最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就在齐国首都临淄，当时， 临淄生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档丝织品，不仅齐国国内 供给充分，还大量畅销周边各诸侯国，乃至“天下之人冠带衣 履皆仰齐地”。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历史上的第一 人，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自两汉以来被尊奉为基本 形态及指导原则。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 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台湾学者赵冈
4、 认为：“中国的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一千年，主要的 传统生产技术（工业革命前的非机器生产技术）在中国出现的 时间也比欧洲早八百年至一千年。”他甚至认为：“明清以前 的产品商品率未必就比明清时期低。”自秦以后，严格意义上 的“四民分业”就被扬弃了，不过它成了户籍制度的雏形，而 匠籍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引起重大误读的是“士农工商”。后人论及于此，先是用知识分子或有学问的官吏替代了 军士，然后，又认为这是尊卑排序，以士为首，农次之，以 工商为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末商主义”。而实际上，管仲 提出的“士农工商”，乃并举之义，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古人对工商的态度有过数度戏剧性的转变。远古的中国人似
5、乎并不轻商。早在殷商时期，人们非常 乐于、善于经商及从事手工制造业。商亡周兴之后，周朝的 建国者们在反思商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殷商之亡就是因为 民众热衷工商而荒废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因 此，转而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在周制中，工商业者的 地位非常低贱，金文中“百工”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臣、妾并 列。易遁卦曰：“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逸周书程 典曰：“士大夫不杂于工商。”礼记王制曰：工商“出乡 不与士齿”。也就是说，士大夫必须远离商人，绝对不能与工 商业者混居在一起，工商业者离开居住地则不得与士大夫交 谈。周礼地官司市中还规定，贵族们不能进入市场进行 交易，否则就会受到惩罚。管仲的立场则完全不同，他将“工商”与“士农”并列，认 为这些人是“国之石民”，他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这种 把工商业者抬升到与“士农”并列地位的观念，在当时的士大 夫阶层并非共识，战国策中记载的姚贾与秦王的对话中 就有一句：“管仲，其鄙之贾人也。”对管仲的商人经历颇为鄙视。当代史家李剑农依据史记、国语和左传中 的记载断定：“中国商业之开化，当以齐为最早。”如果当年管仲提出“士农工商”，是以“士农”为优，“工商” 末之，那就很难理解之后的变法政策了。
被严重误读的“士农工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