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里河青砖楼往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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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里河青砖楼往事(二) 可能有人会感兴趣，上世纪80年代的干部挣多少钱。怎么说呢？当时大学毕业生第一年实习期每月46元，第二年转正后56元，是23级干部。“*”前，干部工资是按级别定的，13级以上是高干，月工资在140元左右。行里的司局长一般都是参加过革命的老同志，干部级别大多在十几级，收入可想而知。 刘鸿儒副行长是1947年参加革命的，1980年当了副行长，级别为副部级。那时工资有了新标准，副部长月工资180元，工龄工资每年0.50元。1987年初，拿到刘行长的工资袋后，我对刘行长说：“刘行长，给你涨工资了。”刘行长说：“是吗？涨了多少？”我说：“5毛钱，工龄工资加了一年，但是到头了。”当时

2、规定，工龄工资最多给40年。也就是说，刘行长从1947年参加革命，到1987年以后，每月的工龄工资就固定在20元了。我在1986年提升为副处长，月工资是105元，加上我和儿子的肉食补贴和工龄工资，月收入为129元。当时在计划经济下，一切凭票证供应，价格也国家定。猪肉调价后，按家庭人口，北京每人每月发7.50元猪肉补贴。所以刘行长的月收入为工资180元+20元（工龄工资）+7.50元（肉补）=207.50元。当时一斤猪肉在2.40元左右，米、面一斤在1毛七八。收入不高，开支也有点拮据，人们的日子过得都仔细。总行也会给职工搞点福利，一来补充限量供应的不足，二来会便宜些。1985年夏天，总行分活鸡，

3、1人一只。鸡就关在刘行长办公室窗外的自行车棚里。打开窗户就是鸡叫和抓鸡人的说话声，还有鸡粪味。我们只好关紧窗户，尽管天气燠热，也只好忍着。夏天还会分西瓜，2个或3个不等。春节前，也许会分猪肉、牛肉、羊肉、带鱼等等。1986年春节前，第一次分了盒装的大虾，我舍不得自己吃，托列车员捎给岳母，岳母也未收到，在火车上被偷了。还有一年春节前，总行从河北买了些新鲜猪肉。但是，杀好的猪一劈两半，热乎乎地就扔上了大卡车，运到北京，上面的猪肉还好，下边的猪肉就捂得有了些味。那时，出国是一件大事，不仅机会难得，有补贴，还给置装费500元。置装费一年之内只给一次，不管出国几次。一年之后出国给100元，三年之后再出国

4、，再发500元。出国的同志拿着介绍信，到西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做西装。全北京出国的人都在这儿做西服。营业厅总是人满满的，许多是夫妻一起来，妻子做决定。柜台上放着不到10种面料，选好面料，也不用裁缝量尺寸，服务员打量你一下，然后从衣架上拿出差不多的样板衣服让你穿，看差不多就写下衣服的号码，一个月后取。是否可身，自己没感觉，也不知道，只是看镜子中的人似乎变精神了，但老外总看着不对劲。那时，出国每天还有10美元零花钱，还可以用人民币按官方汇率买30美元的自由外汇。出国回来，还有一件免税的大件商品，就在惠新东里那儿的出国人员用品商店，在冰箱、电视、音响、摩托车中任选一件，还可另外选吸尘器、电熨斗等一

5、小件免税品。1986年我第一次出国，想买免税品，外汇不够，刘行长的50美元自由外汇让我买了。用零花钱加上自己和刘行长的自由外汇，我买了一台“东芝”168立升的冰箱，一直用到1998年，搬家后送了人。*年初，条法司张秀民司长带我去美国、加拿大考察金融立法，并到IMF寻求援助。张司长和我的西服撞衫了，张司长对我说：“你就别穿了。”好在我另外还有一套，但毛衣又和团里的翻译王勇一样了。那时总行职工住房也紧张。新分来的大学生就住在北洼，是总行租用玉渊潭公社的一幢4层红砖楼，多的10多个人一间，少的4个人一间。食堂也是玉渊潭公社经营着，星期天只有两顿饭，饭菜质量极差。我调来总行的前几个月，就住在这儿。记得

6、这儿的馒头又酸又硬，菜里见不到一点油腥。单身男女要自己做饭，就买了煤油炉，星期天一大早起来去排队买煤油，去晚了就卖光了。餐具、厨具用过后就放在床下。没有电冰箱，副食品买回来当天就要吃光的。结婚后的青年男女，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分到别人腾退下来的康乐里的筒子楼，只有一居室，15平方米左右。没有厨房，就在楼道里放一煤气罐生火做饭。每层楼只一个卫生间，几户人家共用，轮流打扫。总行许多同事的下一代就出生在这里并度过幼年。在这样的房间里度过三五年，才有可能搬到独门独卫的一居室或小两居里。那时住房没有面积规定，一般的处长也是两居，老处长和司长才住上三居。上世纪90年代以后，住房面积和居室结构才改变。那时出差到

7、外地，入住后的第一件事是向总行报告自己的住处和电话，以方便总行联系。开过会后即返程。出差的住宿和吃饭，都要自己结账。想要当地特产，自己去买。1984年8月总行在吉林市开会，我就看见当时的会计司司长童赠银（1985年6月后任总行副行长）在街上买了一把扫地的笤帚。那时我们去四川，看到蔬菜又新鲜、又丰富，就会买一些回来。总行的财务管理也十分严格。行领导、司局长、处级干部出差住宿有标准，超过了自己掏钱。有一年，我和刘行长去天津，住市委招待所，刘行长的房费超了20元，我和另一位同志省了20元，但不能顶替，刘行长自己掏腰包补上。1988年我从秘书处调到条法司工作，春节全司聚餐，卖报纸得了20多元，每个人春

8、节发2元钱电影费也被集中，用几十块钱买了些熟食，一个同事在家里又切了些萝卜拌白糖，就在办公室里聚了一次。司里是没有小金库的，更不会找人买单。那时干部是被提升的，没听说谁向领导、向组织提过要求。任命之前，也无任何消息跑冒滴漏。就如我，副处、正处、副司、正司，事前竟无一点征兆。那时人的原则性也强，司局长当面就向行领导提意见，也无所谓。三里河时期的总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蜕变。1948年12月1日成立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还在石家庄，在那座白色的小楼里。后来，进了北京。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金融实行大一统，全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除了现金和存款，人们再无其他的金融资产。存款不是个人投资，号召人们存款的

9、口号是“爱国储蓄”。那时的人民银行谈不上货币政策，更无从谈起国民经济四大账户体系。历史上的人民银行，曾两次和财政部合并，人民银行更沦为了财政的出纳。从1979年开始，农业银行从人民银行分离了。1980年，中国银行独立了。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也扯起了大旗。1983年，国务院146号文件确定工商信贷业务从人民银行剥离，成立中国工商银行，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人民银行从此脱茧而出。从1984年到1990年的6年，人民银行处于中央银行的初创时期，人们有了货币政策的概念，开始了金融宏观调控，但是手段还是计划。年度货币投放、新增贷款被严格的指令性计划控制着。到了年底，货币发行要突破计划，就

10、是罪过。贷款计划切块下达到各省（市、自治区），切条下达到工、农、中、建四大银行，严令不能超过。虽然有了存款准备金，有了利率，但在严格的计划下，这些工具只是摆设。存款准备金是由银行分支机构向所在地人民银行分支行缴纳的。那时宏观调控更多是讨论计划时的争吵，分配指标时的争夺。所以，陈慕华行长说，有人说人民银行是“一刀切”，我们不是“一刀切”，但总是要“切一刀”。那时的金融监管，还处于行政管理的阶段。总行金融管理司负责金融机构设立的审批，外事局外资处负责外资银行、代表处的审批。总行在1985年设立了稽核局，负责现场检查金融机构，但只是合规性检查。那时哪里有什么金融风险的概念？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贷款呆账就挂在账上，找机会核销了事。那时为了发展，和财政几经讨论，人民银行实行利润留成，才算有了些机动财力。想想这些历史，似乎有些可笑。那时的总行对于如何建立中央银行体制和运行机制，有许多还不懂，有许多还争论。那一时期，刘鸿儒副行长写了许多文章，介绍、讲解成熟的中央银行，后来编成了一本书叫漫谈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那时的总行，也许有许多事是我不了解的，也有些事，还无法落笔。那时的环境似乎艰苦，条件也差，但从踏实做事的人们那儿，听不到一丝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