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解读 周晓亮：直觉与演绎：笛卡尔的方法论选择及其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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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学经典解读 周晓亮：直觉与演绎：笛卡尔的方法论选择及其困境 笛卡尔对西方哲学的奉献主要有两个：一是他主张将追求真理(知识)作为哲学的根本任务，肇启了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二是他系统提出了心身二元论的形而上学观点，成为近代以来西方关于心身问题的一切讨论的缘起。笛卡尔的上述奉献是西方哲学中不争的事实。不过，当我们理解和说明笛卡尔的有关观点时，却不应无视他为提出这些观点所诉诸的直觉和演绎方法。在他那里，直觉和演绎是根本的方法论选择，是哲学研究的真正起点和进路。根据这种方法，他为近代理性主义认识论奠定了方法和原那么的根底，并为一切知识提供了一个形而上学的框架。可是，恰恰在这一方法的选择中，蕴涵

2、着使笛卡尔哲学瓦解的因素。尤其是当他试图进一步说明心身结合和相互作用的形而上学问题时，他陷入了与其方法论原那么相背离的困境。本文将从考察笛卡尔关于直觉和演绎方法的论述入手，说明其在笛卡尔哲学体系中的地位、作用、演变和意义，并联系他关于心身结合问题的观点，指出其方法论的局限，探讨它对全面理解笛卡尔哲学所具有的意义。 一、直觉与演绎是获得真知识的惟一正确的方法笛卡尔是形而上学家，他曾说形而上学是哲学大树的“根，包括物理学在内的一切科学知识都是从这个“根上生长出来的。不过，他所说的形而上学不仅仅指关于“存在或本体论的那些方面，它还包括知识论的根本原理，(P211)而知识原理的核心内容是关于认识方法的

3、。就哲学之作为严密、精确的知识体系而言，确立正确的认识方法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方面。在他看来，正确方法的选择和运用是第一位的，“存在论的说明是第二位的，后者只是运用正确的认识方法所必然得出的理智结果。以上观点可以从笛卡尔的论述中得到说明。笛卡尔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是1628年写成的?指导心灵的规那么?(RulesfortheDirectionoftheMind)。这部著作确立了笛卡尔哲学的开展方向，是他后来一切哲学奥秘的真正发源地。在这部著作中，笛卡尔不但将追求全面系统的科学知识作为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从而将认识论置于哲学的中心地位，而且还确定了从方法入手解决一切哲学问题的途径。他认为，关于精神、物

4、质的形而上学知识是必须弄清楚的，因为它们是其他一切科学知识的根底，但是要获得可靠的形而上学知识，必须首先确定获得这些知识的正确方法，这是一切哲学和科学研究的关键。笛卡此后来的主要著作?谈谈方法?第一哲学的沉思?等都遵循了同样的思路。比方?谈谈方法?(全名为?谈谈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在各门科学中寻求真理的方法?)的书名已经清楚说明了该书的主旨；(注：笛卡尔在书中说：“我已经形成了一种方法，借助于这种方法，我似乎已经获得了使我的知识逐渐增长，并一点一点提升到允许我能到达的最高水平的手段。“我只打算说明我是以何种方式努力运用我的理性的。(?谈谈方法?，载于ThePhilosophicalWorksof

5、Descartes,volume1,PP.82,83。)而?第一哲学的沉思?按笛卡尔所说，那么是运用与?谈谈方法?同样的方法原那么对上帝、灵魂等形而上学问题所作的更深入探讨。(P137-139)笛卡尔进而将直觉和演绎确定为获得一切真知识的惟一正确的方法，将其看成是全部认识论原理的核心环节。他认为，哲学研究的目的是获得人类理智所适合的一切知识，这种研究不能以以往的各种学说为依据，也不能建立在猜测和或然推断的根底上，而必须诉诸于直觉和演绎，这是人类理性惟一合理的选择。他说：“在此，我们要注意那一切能使我们毫无错觉地获得关于事物知识的精神活动。这些活动我只成认两个，即直觉和演绎。“除了借助精神的直觉

6、和演绎之外，任何科学都是不能到达的。(P7、9)何为直觉?何为演绎?在?指导心灵的规那么?中笛卡尔作了明确的规定。他认为，直觉和演绎是人类理性的运用方式，是最根本的认识活动。直觉是指心灵对它所理解的事情形成直接、明确、没有任何疑问的概念；演绎是指心灵从确实无误的事实(概念)到另一个事实(概念)的必然推断。直觉与演绎的主要区别在于：直觉的概念是心灵“直接、“全部地把握的(其方式与眼睛的“看相似，因此也常称为“精神的视觉mentalvision)，它不涉及任何思考的过程，是“非推理的；而演绎那么是“推理的，它需要由此及彼的思考“过程，根据推理的不同要求，这个“过程可以是简单的或复杂的。笛卡尔将是否

7、包含“推理当作区分直觉与演绎的根本标志。“我们根据如下事实将这种精神的直觉与演绎区别开来，即在后者的概念中参加了某种思想活动或接续，而在前者的概念中那么没有。(P8)在这里，他实际上继承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观点，只不过他强调的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直觉(nous)与三段推理的区分，而是直觉与普遍意义上的形式推理方法的区分。不管直觉还是演绎，它们都是获得必然确实知识所必需的。直觉的知识是“自明的，它构成了人类知识的“第一原理；演绎的本性在于其推理过程的无误，它通过将“第一原理当作推理的前提而提供绝对必然的知识。因此，由直觉和演绎得到的知识必定是清楚、明白、不容疑心的。于是，“清楚(clear)

8、和“明白(distinct)就成为直觉和演绎知识的标准和特征，也成为一切“真知识(真理)的标准和特征。后来，笛卡尔将“但凡能够清楚明白理解的东西都是真实的作为认识论的根本准那么。显然，笛卡尔的直觉和演绎方法是从数学的“公理+演绎方法概括出来的，也可以称作“直觉+演绎方法。他选择和确定这一方法，既与当时数学取得的重大成就有关，也与他早年从事数学研究的科学实践有关。在他看来，数学的精确性是由数学公理的直觉确定性和数学推理的演绎必然性所保证的，他明确表示要用数学模式来改造哲学和各门科学。(注：笛卡尔说：“算术和几何在确实性上比其他科学优越得多并不是说它们是我们要研究的惟一科学，而只是说，在我们追求真

9、理的直接道路上，我们不应将力气用在无法到达与算术几何证明同样确实的对象上。(?指导心灵的规那么?，载于ThePhilosophicalWorksofDescartes,volume1,P.5。)于是，数学公理和推理理所当然地成为直觉和演绎方法的样板。与此相应，笛卡尔反对将感觉、想象和或然推理当作有效的科学方法，他认为这些方法是不精确的，由它们得出的知识往往是错误的、可疑的、靠不住的，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它们至多只能起辅助作用。笛卡尔关于直觉与演绎的论述有相当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是西方近代哲学关于直觉与演绎概念的经典表述，尤其是他对直觉与演绎的区分，不但极大地影响了斯宾诺莎、洛克、休谟等人关于知

10、识确实实性和分类的观点，从而成为近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共同财富，而且还为后来西方哲学中直觉主义和演绎主义的分野提供了依据。其次，虽然笛卡尔所用的“直觉一词来自于经院哲学，但他赋予其以近代的意义，他是第一个将“直觉引入近代哲学的人，他试图以此为理性主义认识论确立一个可靠的起点，使绝对确实的知识体系成为可能。他的这一做法不但对理性主义者有广泛的示范意义，对经验主义者也有同样的意义：洛克、巴克莱、休谟等经验主义者将“常识当作认识论的出发点，在方法上完全可以看成是笛卡尔直觉主义的翻版，在他们那里，“常识本来就是与“直觉同义的。也正因如此，经验主义者不同意笛卡尔只将以数学和逻辑为代表的普遍概念看

11、作直觉，即“理性直觉，他们还将心灵面前直接呈现的感觉也看作直觉，即“感性直觉，“感性直觉是与经验直接相通的。直觉概念上的这一分歧是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分歧，是两种不同认识论立场的分歧，它涉及到知识的起源和确定性等重要的认识论问题。最后，笛卡尔把数学的精确性作为知识的理想，要求将数学的演绎方法引入哲学，他的这个要求不但与经院哲学对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顶礼膜拜不同，也与F培根对“新归纳法的竭力推行不同，它实质上是对现代意义上的“形式科学的追求。这一追求不但将笛卡尔哲学与传统的经院哲学区分开来，也将它与以心理描述和情感取向为特征的经验哲学区分开来。而他所提倡的形式主义思维方式，深刻影响了后来西方理性思

12、潮的开展，被后现代主义者当作“科学理性和“逻格斯中心主义的祸水源头加以批判。二、普遍疑心：直觉与演绎方法的修正和补充笛卡尔在?指导心灵的规那么?中大谈直觉与演绎方法的根本意义，可是在后来的著作中，他的提法发生了变化，主要是他不再使用“直觉一词，“直觉一词从他的著作中消失不见了。科廷汉说这是笛卡尔思想“成熟的表现。对此我表示同意，但这种“成熟并不意味着笛卡尔完全抛弃了“直觉概念，而只不过是他对原来的概念做了修正和补充。为了具体说明这一点，我们首先比较一下笛卡尔在?指导心灵的规那么?和?谈谈方法?这前后两部著作中关于认识方法所作的结论。在前一部书中，笛卡尔的结论是：(1)“除了自明的直觉和必然的演

13、绎这两个途径外，人类没有任何通向他可获得确实实知识的道路同样非常明显的是，这种精神视觉(mentalvision)既扩展到那一切简单的性质上，也扩展到那些性质必然联系的知识上，最终扩展到理智直接或在想象中准确经验到的其他一切事情上；(2)要知道那些简单性质，“不需要费任何力气，因为那些性质是自动为我们所确知的；(3)“全部人类知识都在于清楚知觉这些简单性质在构成其他对象时的结合方式；(4)“一切知识都有完全相同的性质，它只在于将自明的东西结合起来；(5)“通过演绎，我们只能由词语推出事物，由结果推出原因，由原因推出结果，由相似者推出相似者，由局部推出局部，或由局部推出整体。(P45-48)在?

14、谈谈方法?中，笛卡尔确定了著名的四条认识规那么：(1)“对于我没有清楚认识为真的东西，我决不把它当作真的接受。也就是说，要小心防止判断的仓促和偏颇，并且只接受其中清楚明白呈现给我的心灵、以致我不能有任何疑心的判断；(2)“根据可能和必要，将我所考察的每一难题分成多个局部，以便尽可能地将这个难题妥善解决；(3)“按照恰当的次序进行我的思考，从最简单、最容易理解的对象开始，以便一点一点或逐渐上升到认识最复杂的对象；(4)“在一切情况下都进行完全的列举和普遍的审查，以致我确信没有任何事情遗漏。(P92)可以看出，在?指导心灵的规那么?中，笛卡尔对直觉的强调十清楚确，而且明显将其置于演绎之上：直觉不但

15、为演绎提供了自明的“第一原理，它还可以“扩展到包括演绎在内的认识过程的各个环节；由于直觉是“自明的、“直接的，所以心灵可以借助直觉“不费任何力气就把握住事物的性质；而演绎的作用只是将直觉提供的自明之理“结合起来，它的范围也受一定逻辑范畴的限制。与此相比，?谈谈方法?的四条规那么中几乎看不到“直觉的痕迹，而是突出了另外四层意思：第一，“清楚明白的真理不是直接、轻易得到的，而是需要谨慎判断，在排除一切可疑的东西后才能得到；第二，运用分析的方法，将复杂命题分解为局部；第三，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的推演“次序；第四，全面、系统地考虑问题。这四层意思中，除第一层意思外，其他三层意思都可以明显归到演绎的名下(并

16、且可以在?指导心灵的规那么?中找到依据)，因为它们本来就是演绎程式的组成局部。比方，通过分析找到简单命题是为了给演绎确定前提；全面、系统地考虑问题是由演绎完全性规那么所决定的。第三层意思那么是对演绎程式本身的直接表述，这里的关键是“恰当的次序，在笛卡尔看来，只有符合数学推理程式的“次序才是“恰当的!如果说上述三层意思都是关于演绎程式本身的，即所谓推理知识的“形式的局部，那么第一层意思那么不是，它是关于推理前提的“真值的。对于一切确实的推理知识，它不但要求推理“形式的融贯和必然，而且要求推理的前提(原始命题)是“真的，如果前提不是“真的，那么不管推理的过程如何正确，其结果也不可能是真的。那么，前

17、提的“真如何来保证?正是在这一点上，笛卡此后来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在?指导心灵的规那么?中，他将前提的“真完全寄托在直觉上，认为直觉的直接性和自明性可以保证它所提供的命题是“真的，并将直觉命题称作哲学的“第一原理。于是，“直觉+演绎成为理想的方法组合；而在后来的著作(包括?谈谈方法?)中，他意识到这种观点过于简单了，因为在实际的理智活动中，直觉难以起到这样的作用。根据笛卡尔所述，他至少意识到如下事实与他原来的设想不符：首先，按照他原来的设想，直觉的概念(命题)是“直接、“全部、“不费任何力气就可得到的，因此人人都应具有清楚、明白的直觉概念(命题)，而实际上那些所谓清楚、明白的概念或命题是需要努力

18、去发现的，它们很少自动成为人人都同意的自明之理；其次，从人的信念状况看，人们引为最可靠、最真实的大局部信念并不是从所谓的自明直觉来的，而是从感觉来的，然而一切证据都说明，感觉往往是骗人的，它不能成为真信念的根据。有鉴于此，笛卡尔放弃了原先将直觉命题当作原始命题的设想，在后来的著作中也没再用“直觉一词。笛卡尔不用“直觉一词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直觉概念，也不意味着他放弃了“直觉+演绎的方法原那么。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首先，虽然在后来的著作中笛卡尔不再用“直觉一词来指称演绎的原始命题，但在对原始命题的规定中，他仍保存了原先赋予直觉命题的根本属性和功能，即原始命题是“清楚的、“明白的、“简单的

19、，它是可以从中推演出其他知识的原始命题。其次，众所周知，笛卡尔为他的知识体系设定的原始命题是“我思，所以我存在(拉丁文Cogitoergosum)。我们不讨论这个命题本身的逻辑合法性以及后人汗牛充栋的评论，而只是从这个命题的形式看，它是推理，是从“我思推出“我存在，其中的连接词“所以(ergo)更凸显了该命题的推理性质。可是，按照笛卡尔在?指导心灵的规那么?中所说，“我思和“我存在都是直觉概念，它们与“三角形有三条边的直觉概念是一样的。(P7)于是，他后来提出的“我思，所以我存在只不过是“我思和“我存在这两个“直觉概念的“推理或“结合，也就是说，这个命题恰恰是他原来设想的“直觉+演绎的典型形式

20、，并没有违背他早先制定的方法原那么。或者说，不管笛卡尔是否用“直觉一词，他关于只有“自明命题+演绎才能提供真知识的立场并没有改变。而且根据笛卡尔原来的看法，当一个命题是“直接从“直觉推演出来的时候，既可以将它看成是“演绎，也可以将它看成是“直觉，关键在于你从哪种观点看。(P8)在这个意义上，将“我思，所以我存在看成是“直觉同样不违背笛卡尔的初衷。最后，不管在传统观点上，还是在笛卡尔的用法上，“看(vision)都被用来比喻直觉活动的本质方式。而我们看到，即使在后来的著作中，笛卡尔也明确认为演绎的原始命题具有“看(vision)的特征。(注：例如在?第一哲学的沉思?“对第二组反驳的答复中，笛卡尔

21、说：“我思，所以我存在不是靠三段论推演出来的，而是借“精神的视觉(mentalvision)识别出来的(载于ThePhilosophicalWorksofDescartes,volume,P.38)。)这也可以看作是笛卡尔在某种程度上坚持“直觉概念的有力证据。如前所述，笛卡尔不用“直觉一词是因为他意识到，清楚、明白的概念(命题)并不像他原来关于直觉所设想的那样“不费任何力气就可以到达。实际的情况是，由于人类理智本身的弱点，人心中有许多虚假的信念，它们已经将清楚明白的真理“遮蔽了，而如果要将那些真理发现出来，首先就必须去除那些虚假的信念，使清楚明白的真理浮现出来。笛卡尔清醒地认识到这项工作的艰巨

22、性，因为那些虚假信念是得到人类感觉和想象的有力支持的，他还设想有一个与上帝同样强大的“恶魔成心用假象欺骗人类。在此情况下，为了去除虚假信念，必须找到一个有效的方法，笛卡尔认为这个方法就是普遍的疑心，也就是说，对人类既有的一切知识都加以疑心，直至找到不容疑心、清楚明白的真理为止。普遍疑心的过程实际是归纳，它的作用是要在各种意见和观点中去伪存真、正本清源，它的本性是批判的，“我思，所以我存在的命题就是用这种方法发现出来的。在?哲学原理?中，笛卡尔将普遍疑心作为哲学的第一条原理。在笛卡尔的方法论中，引入普遍疑心是一个重要变化。虽然普遍疑心与直觉方法不同，但它显然与直觉有同样的指向，即都是为了到达清楚

23、、明白的真理。在这个意义上，笛卡尔的普遍疑心实际上并不“普遍，因为它有自己的目标和界限，即不能疑心那不可疑心的真理。正是在这一点上，笛卡尔将自己与绝对的疑心论者区分开来。他说：“我确实不是模仿只为疑心而疑心、自称永远都无确信的疑心论者，因为正相反，我只打算为自己提供一个确信的良好根据，将流沙和淤泥除掉，为的是找到岩石和硬土。1(P99)长期以来，笛卡尔的普遍疑心方法受到极大的重视，甚至被认为是他的主要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当然是对的。不过，从上述可知，笛卡尔的普遍疑心方法不是孤立地形成的，也不是他一开始就意识到并明确选择的，而是与他的直觉方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不但有相同的指向，而且在很大

24、程度上，普遍疑心正是为了克服笛卡尔原来的直觉概念的缺陷，或作为其补充而提出来的，它完成了单靠直觉难以完成确实定演绎原始命题的任务。而普遍疑心所到达的结果也与直觉完全一致，即清楚、明白的真理。因此，如本节的标题所指明，我强调他的普遍疑心方法与“直觉+演绎方法的一致性，将前者看作是对后者的修正和补充。我认为这一看法是重要的，这不但因为它着眼于笛卡尔思想的本来面貌，具有文本诠释的意义，还因为它蕴藏着深刻的理论内涵，具有学理研究的意义。比方，它至少意味着，普遍疑心并不等于绝对的“否认或“不确定，它完全可以具有“肯定或“确定的维度，而且可以像笛卡尔那样将它当作根本的体系方法来运用。当我们看到胡塞尔将笛卡

25、尔的普遍疑心看成是现象学“悬搁(epoch)的不成熟表述，并以后者为方法选择，开辟了通向一切知识之明证的“纯意识领域的道路，不是也可以从中引出某些有益的思考吗?三、心身结合：直觉与演绎方法的无奈和困境从理性主义的知识观出发，笛卡尔认为，人类可以到达理性范围内的一切形而上学真理，而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要采取正确的方法。当他将直觉与演绎当作获得真知识的惟一方法(后来又用普遍疑心来补充)时，他的最重要成果是找到了“我思，所以我存在的命题，并从这一命题出发，一一论证了精神、上帝和物质的存在和性质的原理，提出了著名的心身二元论观点：精神的惟一属性是思想，物质的惟一属性是广延，精神与物质是互相独立的实体，任

26、何一方都不能复原为另一方；因此，人的心灵可以独立于身体而存在，它们各自服从精神的或物质的规律。笛卡尔的二元论成为后来关于心身问题一切讨论的起点。在他所提出的各种观点中，人们最关注的与其说是心(精神)身(物质)本身的性质问题，不如说是心身如何结合和相互作用的问题。因为尽管笛卡尔可以说，心与身是绝对不同、不能互相复原的两种实体，但他不能否认，作为统一的理性主体和人格，“人的心身是不能分开的，在人的存在和活动中，心身始终结合在一起并互相作用。那么，如何说明心身的结合和相互作用?这是笛卡尔不能回避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直觉与演绎方法陷入了困境。他发现，“心身结合不能简单地复原为“心或“身的概念

27、，因为它是与“心和“身都不相同的新概念。他说：“专就身体而言，我只有广延的概念；专就灵魂本身而言，我只有思想的概念；就灵魂与身体一起而言，我只有它们之结合的概念。(P138、140-141)“心身结合概念与“心和“身的概念一样，也是“原始的，它们构成了其他知识的“原型。如果说“直觉+演绎的方法可以用来说明心和身的存在和本性(如他所做的那样)，那么，它完全不适于说明“心身结合，因为后者所涉及的是情感、欲望、感觉等活动和属性，它们既不能单用心灵的特性(思想)来规定，也不能单用身体的特性(广延)来规定，它们在本质上是感性的、情绪的、冲动的，因此不是直觉和演绎的对象。于是，在说明“心身结合的问题上，笛

28、卡尔的方法取向出现了180的大转变：他放弃了直觉和演绎，转而诉诸于他曾竭力排斥的感觉。他说：“我们只能用纯理智来设想灵魂；我们同样能用纯理智来认识身体；而对属于心身结合的东西，不管是用纯理智还是理智在想象的帮助下，我们只能模糊地理解它，而用感官却可以非常清楚地理解它。(P141)他进而认为，只有不懂哲学的普通人才会想到心身结合，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是决不会想到的。在他看来，尽管“心身结合与“心、“身一样是“清楚、明白的“原始概念，但理性思辨对它是无能为力的，它只能让位于通俗的意见。笛卡尔的方法原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的变化?这对于他的哲学可能意味着什么?对此可以从多方面思考，我认为以下三点是值得注

29、意的。首先，这一情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显示了笛卡尔的哲学体系结构上的重大缺陷，这一缺陷与他的思想形成过程有关。笛卡尔真正对“心身结合进行研究是从1643年波希米亚公主伊丽莎白“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心身如何结合及相互作用的问题开始的，在此之前，他没有从哲学上系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这里说的“从哲学上，即指从根本的形而上学和知识论原理上，而不是说，作为一位科学家，他没有研究过此类现象。比方，他在?论世界?(LeMonde)等科学著作中，曾经从物理学或生理学的角度谈到心身作用问题，在?谈谈方法?和?第一哲学的沉思?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表述。但总的来说，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尤其在他确立心身二元论的阶段，他

30、没有将这个问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尤其是忽略了这个问题与他的哲学体系的整合与联系。于是，我们看到笛卡尔在给伊丽莎白公主的信中说了这样的话：“关于人的灵魂有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灵魂是思想的；第二个事实是：灵魂是与身体结合在一起的，可以作用于身体，并在与身体一起时被身体所作用。关于第二个事实我几乎什么也没说；我只试图恰当理解第一个事实。因为我的主要目的是证明灵魂与身体的区别，而对于此目的，只有第一个事实是有用的，第二个事实可能是有害的。(P137)这段话不但说明笛卡尔此前确实没有重视“心身结合的问题，而且“暗示出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蕴涵着与他以前的观点不一致(或“有害)的东西。显然，方法原那么的改变

31、就是这种不一致的明显表现：确定心身的本性靠理智，理解“心身的结合靠感觉。对于一个严格、融贯的哲学体系来说，这种不一致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陷。其次，笛卡尔方法原那么上的变化是近代自然科学中演绎推理与观察实验两种方法对立的反映。笛卡尔赞赏数学方法的精确性，他以数学为样板构建哲学方法的模型，在此过程中，他将感觉经验看成完全靠不住的东西而加以排斥。可是当他在处理心身结合的问题时却不能不成认，“心身结合的概念是不能单靠形式演绎方法来获得的。作为有造诣的生理学家和医学家，他发现，“心身结合实际上是实证科学的题目，必须借助人自身的感觉经验才能理解：感觉不但使灵魂意识到身体的作用和存在，也使它意识到它具有支

32、配身体的能力，感觉成为连接心身的纽带。这种感觉正是心身结合概念的根底，它使人将心身看成是“单一物；而与此相反，理智思辨那么使人将心身割裂成各自独立的实体，导致了二元论。演绎方法与经验方法，如何将它们结合起来，笛卡尔遇到了极大的挑战，这也是对后来直至康德为止的近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挑战。遗憾的是，笛卡尔未能找到将两者结合起来了的途径，而是在左右为难的困境中无法自拔。他说：“在我看来，人类心灵无法同时既设想身体与灵魂的分别又设想它们的结合，因为这必然要将它们设想成一个东西，同时又将它们设想成两个东西，而这是荒谬的。(P142)在此情况下，笛卡尔的忠告是发人深思的。他说最好的方法是不要深陷于

33、思辨中，而应记住和相信由感觉和想象得出的结论，然后再去研究思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位理性主义者的“非独断态度，这种态度与他早先对理性方法的绝对信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在本质上是他的理性追求被生活经验加以纠正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引出对笛卡尔思想开展的更深一层理解。最后，笛卡尔所面临的困境也引出了积极的结果，即它促使笛卡尔对心身关系问题作更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表现在他后来写的一些著作中。其中?哲学原理?(1644)已经概括了他致伊丽莎白公主的信中的某些观点，而他的最后一部著作?论灵魂的激情?(ThePassionoftheSoul，写于16451646)那么作了更充分的论述。在这部著作中，他试图通

34、过对情感活动的分析说明人的灵魂和肉体相互作用的原理，其中感觉和想象作为“心身结合体的主要活动发挥核心作用。虽然这部著作的根本倾向仍然是用物理学来说明生理学，用机械运动来说明情感活动，没有跳出赖尔(G.Ryle)所说的“范畴错误的樊篱，但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猜测。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强调情感的“交往特征(与人际关系相关)和“实践特征(情感是行为的动因)，笛卡尔将心身关系的形而上学引导到伦理学和人生哲学的方向。对于笛卡尔哲学来说，这一转变不但超出了数学形式方法的狭隘运用，而且也超出了他早先以精确知识为代表的哲学理想，展现了一个更广阔、更深远、更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从笛卡尔的这一论域转变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后来西方哲学从注重科学精神向注重人文精神开展的走向。本文的分析那么说明，笛卡尔哲学的这一开展是与他的方法论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不管怎样，笛卡尔的短暂一生限制了他在新方向上的开展，或更确切地说，时代的局限也不允许他有那样的开展。数百年后，后现代主义者恰恰回避了笛卡尔晚期著作所表示出的新方向，把他完全当成“科学理性的罪魁祸首而大张挞伐。就此而言，本文对于全面、准确地理解笛卡尔的思想开展，并给予公允的评价，想必是有其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