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20世纪墓志整理与研究的与问题任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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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世纪墓志整理与研究的成绩与问题 任盼 墓志是我国古代刻写的一种特殊随葬品的通称.这种刻写的特殊随葬品,虽然产生时代存在秦,两汉,魏晋,南朝等多说,使用材料存在瓦,砖,石,瓷,木,纸等多种,流行名称存在枢铭,墓记,墓褐,墓版,扩志,灵舍铭,阴堂文,玄堂志等多项,但主要记载墓主的姓名,籍贯,事迹,仕宦,婚姻,亲友,丧葬等,却大致相同.因而,一直受到文史研究者的重视.历代都有学者专门从事墓志的整理与研究.20世纪以来,特别20世纪后50年以后,由于各种原因(包括盗墓,考古发掘,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墓志的出土日益增多,墓志的整理与研究,更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也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

2、在成绩的背后,也凸现不少值得引以为鉴的问题.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我们希望既总结成绩,也探讨问题,将墓志的整理与研究推向一个新的起点.一,20世纪前50年的墓志整理与研究20世纪前5o年,墓志的整理与研究大致继承清朝金石学研究的传统,虽然整理与研究并重,但整理仍多为个人,规模不大;研究也主要限于题跋,篇幅较小.1.墓志的整理 20世纪之初,近代考古学虽然尚未传人我国,但地不爱宝,墓志的出土仍较前代大为增加.到了40年代末,仅在大陆范围内,出土的墓志就有数千方之多.而同时,整理工作也有重点地展开.这一时期,墓志的整理,大致可分收藏,编目,出版三类.收藏有专藏,泛藏之分;编目有略目,详目之别;出版亦有

3、图版,释文及图文对照之不同. 关于墓志收藏,主要有:于右任鸳鸯七志斋.该斋原为于右任室名,1924年以后作为于氏私人收藏墓志的代称.此前,于右任从洛阳古董商处购得墓志387方.其中:晋3方,梁1方,北魏158方,北齐3方,北周11方,隋116方,唐2方,宋辽4方,无确切年代者89方.因有七对北魏夫妻墓志,故将室名定为鸳鸯七志斋.这批墓志,十余年后全部捐给了西安碑林.张舫千唐志斋.该斋位于河南省新安县铁门镇,为张舫于1936年创建,是张氏私人收藏墓志的专门场所.1932一1934年间,张仿通过洛阳古蓝商,多方收罗,获得大批墓志.其中:晋1方,北魏2方,隋2方,唐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枪118

4、5方,五代22方,宋88方,元1方,明30方,清2方,民国7方,墓志盖19方,以及各类书法,绘画,造像,经幢等石刻54方1z1.这批墓志,绝大部分为唐志,故将藏地名为千唐志斋.西安碑林.该林于北宋元拓二年(1087年)始建,是我国收藏各类石刻的重要场所.但到20世纪初,虽然收藏各类石刻数量众多,墓志的收藏却几乎仍为空白.直至1935年,于右任将他购藏的墓志原石全部捐给碑林(见上鸳鸯七志斋条),碑林才结束没有墓志的历史.而此后,碑林也开始了自己收集墓志的工作.国立北平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该馆于1910年筹建.1929年成立金石部,专门收集整理石刻资料.1925年已有唐志1322方.到了19

5、41年,馆藏石刻资料已达2万种左右,其中,历代墓志(包括拓片)3407方(附塔铭74方)31 0关于墓志编目,除了于右任鸳鸯七志斋藏石目录一卷(铅印本,1930年),郭玉堂千唐志斋藏石目录一卷(洛阳墨景堂,1935年)及范腾瑞(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藏李唐墓志目,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藏碑目(墓志类)(见注释3)外.较重要的还有:顾燮光古志汇目初集六卷(石印本,1920年;重订石印本,1934年).该目根据传世石刻著作,辑录历代墓志,塔铭,D01余方,自北周至辽金,按年序列.每方墓志下,均记名称,书体,撰书者,立石年月,地点等,并注出处.顾燮光古志新目(附伪刻目)四卷(石印本,1918年;增订石印本,

6、1923年).该目收集洛阳北邝新出墓志,自汉至明,亦按年序列.记注体例与前目同.又新增出土地或藏石地.此外,该目还注意墓志的辨伪,并附伪作目录,自汉至明,按年序列.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陈乃乾共读楼所藏近人墓志目(人文月刊7卷4-5期,1936年).该目收近代墓志260方,自咸丰三年至民国二十二年,亦按年序列,但仅记墓主卒年及撰书人,较前二目简略.罗振玉墓志征存目录四卷(贞松老人遗稿,1942年).该目记当时所见墓志多达3980余种.罗振玉篙里遗文目录正十卷,补一卷(收人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该目分八大类,为:墓碑征存,墓志征存,元魏宗室妃主志存,海东家墓文存,砖志征

7、存,塔铭征存,地卷征存,篙里余载.自晋至元,亦按年序列,并记首题,年月,撰书人及书体.其中,海东家墓文存收日本墓志8方,高丽墓志70方,开拓了墓志著录的新领域.又有郭玉堂,王广庆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含附录)(大华书报供应社,1941年),及杨殿询石刻题跋索引(商务印书馆,1941年).前者对洛阳出土墓志的时间,地点,均作了详细记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后者将历代有关石刻的考证,题跋汇集成目,分为墓碑,墓志,刻经,造像,题名题字,诗词,杂刻七大类,各类均按年代排列,成为整理研究古代石刻资料的必备工具书.关于墓志出版,主要有:图版本.如罗振玉六朝墓志著英初编,二编(上虞罗氏影本,1917年),关百益

8、(河南金石志图第一集(河南博物馆,1934年),金毓献辽陵石刻集录六卷(影本,1934年),河北省政府河北月刊社编河北石征第一集(1935年),赵万里汉魏六朝家墓遗文图录十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石印本,1936年).其中,关氏之书.收墓志,塔铭81种.并附考汁制作I*-h精 1_20世纪墓志整理与研究的成绩与问题释文本.如罗振玉将个人收藏墓志千余方,根据出土地,分别辑为西睡石刻录,栖睡石刻后录(均上虞罗氏刻本,1914, 1915年),海外贞氓录(上虞罗氏刻本,1915年),山左家墓遗文,吴中家墓遗文,广陵家墓遗文,襄阳家墓遗文(均自刻本,1915年),邺下家墓遗文自刻本,1916年),

9、(芒洛家墓遗文自刻本,1917年).此九书收录墓志,均按年代排列,并记形制,尺寸,行字,书体和出土地点.此外,还有吴鼎昌志石文录一卷,续编一卷(收人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吴隐,顾燮光六朝志铭丛录(西拎印社,1920年).罗振玉高昌专录(辽居杂著乙编,1933年),日本松本丰三满洲金石志稿(南满铁道株式会社,1936年)等.图文对照本.但此类著作不多.如黄文弼高昌专集(西北科学考察团,1931年),虽为图文对照,但由于高昌墓砖多为写本,字迹漫嗯,制图不易,实际上图少文多.2.蕊志的研究20世纪之初,随着新出墓志的不断整理出版,墓志的研究亦迅速展开.到了40年代末,不仅

10、形式已由简单题跋向翔实考证迈进,内容也由墓志本身向历史社会深人.这一时期,有关墓志研究的论著,约有近百篇部,虽然并不太多,但影响却十分深远.较早对新出墓志进行研究的学者,以顾燮光,王国维,罗振玉等为代表.顾燮光梦碧簇石言初集六卷(初版,1918年;再版,1919年;三版,1925年),王国维观堂集林(附别集)(中华书局重印本,1984年),罗振玉雪堂金石文字跋尾(贻安堂,1920年)等,均收有不少墓志题跋.其中,王国维唐贤力芯伽公主墓志跋考证公主之夫即突厥阿史德胡禄,唐吴郡朱府君墓志跋考证唐宋元明四朝吴郡乡制沿革,宋赵不诊墓志跋考证海宁王氏自忠壮公以下二代谱系,开墓志研究由墓志本身向历史社会深

11、人之先声.罗振玉鞠信墓志跋考证摘信为高昌鞠氏王室华宵,伪周张怀寂墓志跋考证张怀寂先世均为高昌魏氏王国高官,奠定了利用墓志研究高昌国史的基础.此外,罗振玉利用高昌墓砖编制的高昌约氏年表(改订本,1922年;增订本,1933年),与黄文弼利用高昌墓砖编制的高昌国期氏纪年高昌第一分本,1931年),至今仍为研究高昌国史的学者所重视.罗振玉在清人劳经原唐折冲府考的基础上,利用墓志撰成的唐折冲府考补,唐折冲府考补拾遗,与谷霏光利用墓志撰成的唐折冲府考校补(均收人二十五史补编,开明书店,1935年),至今也仍为研究唐折冲府制度的学者所重视.这一时期,面对日益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利用墓志研究边获史地和

12、中西交通也蔚成风气.前引金统献辽陵石刻集录六卷,利用内蒙古辽庆陵首次发现的契丹文石刻,研究契丹文字及契丹历史,在中外学术界引起很大的轰动.此后,许平石唐泉男生墓志跋(河南博物馆馆刊10期,1937年),唐扶余隆墓志跋(河南博物馆馆刊11期,1937年),以及劳干跋高句丽大兄冉牟墓志兼论高句丽都城之位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1期,1943年),利用墓志研究高丽,扶余中A.142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枪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杜光简乌地也拔勤豆可汗墓志考释(责善半月刊2卷13期,1941年),慕寿棋唐弘化公主墓志铭跋(责善半月刊2卷14期,1941年),夏鼎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中央研

13、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上,1948年),利用墓志研究青海吐谷浑慕容氏家族历史,对后来的吐谷浑研究产生重大影响.日本羽田亨波斯国酋长阿罗憾丘铭考释(亚洲文化论丛1, 1942年),利用墓志研究古代波斯与中国的关系,开辟了中波交通史研究的新领域.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燕京学报专刊2, 1933年),利用墓志研究中亚诸国及昭武九姓人华情况,至今仍被视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奠基之作.此外,这一时期,还有余逊,容媛左粟墓志(燕京学报9期,1931年),马衡晋荀岳墓志跋,同氏北魏墓志跋六种(收人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9,年),朱克卿,关百益,许平石等跋魏元显魏铅志(河南博物馆馆刊2期,1936年

14、),孙文青魏元怀墓志跋(河南博物馆馆刊9期,1937年),赵万里跋洛阳近出陈叔明墓志(图书季刊新8卷3, 4期,1947年),同氏跋尔朱敞父子墓志(图书季刊新9卷1, 2期,1948年),退翁(周肇祥)唐诗人王之涣墓志跋(艺林月刊38期,1933年),罗根泽李琶墓志铭跋尾(图书月刊2卷6期,1941年),游寿梁守谦墓志与唐代宦官隋唐家墓遗文史事丛考之一(中央图书馆馆刊【复刊1卷1期,1947年),岑仲勉贞石证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卷4期,1939年)同氏续贞石证史(史料与史学下,1945年),孟森宋许州长史孙君墓志铭跋尾(国学季刊4卷2期,1934年),毕任庸辽韩瑜韩椅墓铭考证(人

15、文月刊7卷3期,1936年),陶元珍安龙发现明永历帝涪悼王洒疡王澄冲王扩志铭考证(文史杂志5卷7, 8期,1945年),黄炎培上海法租界新出之四百年前唐掉父子墓志铭考(人文月刊2卷2期,1931年),潘光旦读唐掉父子墓志铭考后论三事(人文月刊2卷4期,1931年),罗福颐奉天分馆藏辽阳马氏四世墓志考(中央博物馆时报5期,1941年),在辨伪,断代,证史,补史等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二,20世纪后50年的墓志整理与研究20世纪后50年,墓志的整理与研究较前取得长足进步.一方面,整理逐渐向集体方向发展,给学界提供了更多的新资料;另方面,研究也逐渐采取综合角度,给学界提出了更多的新课题.1.

16、鑫志的盛理50至70年代,随着我国科学考古的进步,考古发掘日益增多,加上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的开展,墓志的出土更为增加.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整理工作却没有跟进.80年代以后,大陆各地出土的墓志大约将近1万方41.在此情况下,整理工作才重新20世纪墓志整理与研究的成蜻与问题展开,规模也较过去相应扩大.关于墓志收藏,除了前述的千唐志斋,西安碑林,国家图书馆rs1外,还新增:洛阳古代石刻艺术馆.该馆位于洛阳城南关林庙内,1981年建成,收藏洛阳历年出土石刻文物近千种,其中不少是墓志.苏州碑刻博物馆.该馆位于苏州市人民路苏州文庙内,1981年建成,收藏各类碑刻1100余方,拓片3000余张,其中也有不

17、少是墓志b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该馆位于北京城西五塔寺内,1987年建成,收藏北京历年出土石刻文物甚多,其中50年代以后出土墓志近百方阿.故宫博物院.该院于1925年成立.50年代以后,在书画部下成立碑帖组,专门收集整理石刻资料.到了90年代,院藏石刻资料已达4万种左右,其中,历代墓志(包括拓片)超过2万方.关于墓志编目,50至70年代,除了重印杨殿殉石刻题跋索引(商务印书馆增订本,1957年)外,还有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市出土墓志目录第一编.该目收录1951一1964年北京地区出土墓志151方,买地券4方.此外,基本没有建树.80年代以后,主要有:王壮弘,马成名六朝墓志检要(上海书画出版社,1

18、985年).该书收辑汉一隋墓志近千方并注明每方墓志的尺寸,行数,书体,真伪,时代,出土时地以及有关拓本的情况.毛汉光历代墓志铭拓片目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该目收录墓志以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拓为主,并附人名索引,以备查检.由于时间自晋一直延续到1979年,是目前收录墓志年代最长的一部目录.徐自强,王翼文,冀亚平北京图书馆藏墓志拓片目录(中华书局,199(年).该目收录50年代以后北京图书馆人藏的墓志拓片4638方,较前述旧目增加1400余方,是目前收录墓志数量最多的一部目录.荣丽华们949一1989四十年出土墓志目录(中华书局,1993年).该目收

19、录新出墓志1646方,按志主卒年排列,每方墓志下均注明盖称,首题,年月,字数,撰书人,出土情况,资料来源,是目前收录新出墓志最全的一部目录.日本气贺泽保规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东京汲古书院,1997年).该目从50年代以后出版的墓志著作中,辑出唐代墓志5826方(志5482方,盖344方),按志主卒葬时间排列,并注明出处,为学者利用唐代墓志资料提供了方便fel孔繁云等北京市文物局资料信息中心藏北京地区出土墓志拓片目录91.此外,日本气贺泽保规中国新出石刻关系资料目录六辑IIU1,徐自强,王龚文,冀亚平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目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孙贯文引匕京大学图书馆藏金石拓片草

20、目(考古学集刊自第7集,1991年开始连载),也收录了不少墓志.关于墓志出版,50至70年代,增订重印了黄文弼高昌砖集(中国科学院,1951年),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正文十卷,补遗一卷(科学出版社,1956年).其中,赵氏之书,每方墓志下,不仅均记尺寸,行款,书体,出土地点,还附录有关题跋,对有关史实进行考证,堪称近代汉魏南北朝墓志集大成的重要著作.此外,也基本没有建树.80年代以后,主要有:图版本.如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出土六朝墓志一册(文物出版社,1980年),饶宗颐唐宋墓志:法国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香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枪港,1981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阳地区文物处千唐

21、志斋藏志二册(文物出版社,1984年),李根源曲石精庐藏唐志(齐鲁书社,1984年),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O一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一1991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天津古籍出版社隋唐五代墓志汇编三0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一1992年),赵力光鸳鸯七志斋藏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其中,北图汇编收录拓片1560余种,起战国,止民国,绝大部分为墓志,是目前收录传世墓志最多的一部图录;洛阳辑绳收录墓志835方,自晋至清,多为最新出土,是目前收录新出墓志最完整的一部图录;天津汇编收录隋唐五代墓志约50

22、01余方,按地区编排,新,旧混杂,问题不少,是目前收录墓志最有争议的一部图录(见下).释文本.如陈柏泉江西出土墓志选墉(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中国文物研究所唐代墓志汇编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全唐文补遗六辑(三秦出版社,1994一199!,年).其中,陈氏之书收录唐一清墓志220方,均为50年代以后出土;赵氏之书基本为前述赵万里集释的释文,收录新出墓志不多;文研所汇编收录唐代墓志3001余方,其中1173方为周绍良家藏,也以传世墓志为主;陕西补遗收录全唐文补遗资料近600()种,其中97以上为墓志,前

23、二辑80%以上与文研所汇编重复fill,三一五辑亦主要为前述天津汇编的释文.此外,还有辽阳市文管所编辽阳碑志选二册(1976一1978年),贵州省博物馆编贵州省墓志选编(1986年).图文对照本.如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十八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3一1995年),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二册(文物出版社,1994年),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新获墓志(文物出版社,1996年).其中,毛氏之书虽然均为传世墓志,但图版,释文隔页对照,并附校注,考释,制作最为精良;文研所墓志收录墓志今印方,上册图版,下册释文,并附注跋,制作亦甚精良;洛阳墓志收录墓志1

24、83方,前为图版,后附释文,考释等,制作亦较精良.2.慈志的研究50至70年代,墓志的整理虽然没有跟进,但墓志的研究却很有成绩.80年代以后,随着新旧墓志的不断整理出版,墓志的研究更加突飞猛进.到了90年代末,有关墓志研究的论著,已达近千篇部.其中,虽然不少仍属辨伪,断代,证史,补史,但更多涉及历史社会等重大问题,令人耳目一新.50至70年代,有关墓志的研究虽然不太兴盛,但较为重要和较有影响的成果却并不少.严耕望唐仆尚垂郎表四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6年),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二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3年),综合大量墓志资料,进行专题研究,承前启后,影响甚大

25、.另如: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发现晚唐袄教徒的汉,婆罗钵文合璧墓志附录:作铭万A)唐苏谅表马氏燕20世纪墓志整理与研究的成绩与问题志跋(考古1964年9期),日本伊藤义教西安出土汉,婆合璧墓志婆文语言学的试释(考古学报1964年2期),对西安出土晚唐汉文和波斯婆罗钵文合刻的苏谅妻马氏墓志进行的考释,填补了中西交通史研究的一项空白.此后,伊朗葛莉白,德国松德曼,蒂洛,中国刘迎胜等,对该志分别作了探讨和阐释.阎万章渤海的研究,金毓献关于渤海贞惠公主墓碑研究的补充(均考古学报1956年2期),徐自强唐张建章墓志考(文献1979年第2辑),分别对敦化出土渤海贞惠公主墓志和北京出土曾出使渤海并著渤海国

26、记的张建章墓志进行的研究,引起学术界对渤海国史研究的重视.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文物1965年6期),根据南京出土东晋王兴之,谢组墓志书法,对王羲之兰亭序真伪的议论,引起龙潜,启功,于硕,阿英,甄予,徐森玉,赵万里,史树青,伯炎甫等众多学者参与争辩(见文物1965年8一12期),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安徽省毫县博物馆毫县曹操宗族墓葬,田昌五谈曹操宗族墓砖刻辞(均文物1978年8期),毫县博物馆安徽毫县发现一批汉代字砖和石刻(文物参考资料2期,1978年),对毫县出土曹操宗室墓砖所刻楼人和苍天乃死进行的探讨,在中日学术界引起轰动.50年代以后,随着延边出土渤海贞孝公主墓志,南京

27、出土东晋高裕等墓志,毫州又发现曹操宗族墓葬,旧的问题又被重提.罗继祖,李鸿宾,王建群,伶柱臣,王承礼,孙玉良等对有关渤海国史的诸问题,罗宗真,沈国仪,陶冠群等对兰亭序的真伪,李灿,田昌五,殷涤非,赵超及日本绪方勉,森浩一,关尾史郎等对曹操宗族墓砖的性质和意义,又分别作了探讨,辨正和阐释.成果甚多,此不赘举.此外,这一时期,郑绍宗契丹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志铭(考古1962年8期),金毓滋辽国甜马赠卫国王墓志铭考证(考古学报1956年3期),张一平,李廷俭对辽国咐马赠卫国王墓志铭考证一文的几点商榷(文物1957年6期),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南郊赵德钧墓(考古1962年5期),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

28、喀左县辽王悦墓(考古1962年10期),罗继祖关于新出土的三方辽墓志的考证(考古1963年1期),朱子方辽代耿氏三墓志考释(辽宁师院学报1978年3期),对契丹及辽代人物,官制,地理等方面的考证,促进了契丹史及辽史研究的发展;阎万章(锦西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志研究(考古学报1957年2期),金光平从契丹大小字到女真大小字(内蒙古大学学报1962年2期),刘风蜜关于混人汉字中的契丹大字礼的读音(民族语文1979年4期),厉鼎煌义县出土契丹文墓志铭考释(考古学报1954年8期),郑绍宗兴隆县梓木林子发现的契丹文墓志铭,王静如兴隆出土金代契丹文墓志铭解(均考古1973年5期),刘凤翁,于宝麟契丹小字许

29、王墓志考释(文物资料丛刊创刊号,1977年)等,对契丹文字和语法所作的探讨,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还有武伯纶唐永泰公主墓志铭(文物1963年1期),金维诺晚唐画家程修己墓志(文物1963年4期),邵茗生晋王浚妻华芳墓志铭释文(文物1961,年2期),鲍遵彭明监国鲁王扩志之研究(历史文物丛刊第2辑之五,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9年),李绍连宋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哈苏适墓志及其他(文物1973年7期),秦公释北魏高道悦墓志(文物1979年9期)等,对墓志涉及的历史,社会,文化,艺术等问题,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80至90年代,有关墓志的研究进人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探讨的间题更为深人,涉及的

30、领域也更为广阔,而不限于一方墓志的考订,拟定专题进行综合研究更加成为风气.其中,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外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五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一1986年),郁贤皓(唐刺史考五册(中华书局香港分局,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阎文儒,阎万钧两京城坊考补(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张忱石(史学月刊1991年1期),曹发展北周武帝陵志,石志,后玺考(中国文物报1996年10月23日),刘健明李密死事考析兼释(李密墓志铭)及(李密墓铭有关记载(出土文献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1998年),葛承雍新出唐遂安王李世寿墓志考释(唐研究第

31、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藏振西安新出阎立德之子阎庄墓志铭(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成都市文物管理处(后蜀孟知祥墓与福庆长公主墓志铭(文物1982年3期),李之龙南唐姚嗣骄墓志初考(东南文化1995年1期),吴建华昊越国王钱椒墓志考释(中原文物1卯8年2期),官桂锉,官大璨闽王王审知夫妇墓志(文史第28辑,1987年),李慧五代朔方节度使冯晖墓志主功朵)(大陆杂志92卷4期,1996年),洛阳文物工作队北宋王拱辰墓及墓志(中原文物1985年4期),薛景平,冯永谦辽代梁援墓志考(北方文物1986年2期),齐心金张岐墓志考兼论张氏族系(北京文物与考古第4辑,1994年

32、),黄秀纯元代张弘刚墓志及其事迹考索(北京文物与考古第3辑,1992年),胡人朝重庆明玉珍墓出土玄宫之碑)(考古与文物1984年4期),陈江明藩王婚配制度考(东南文化1991年1期),任防陕西新出明温纯墓志考释(出土文献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1998年),赵迅,齐心纳兰性德家族墓志考(北京文物与考古第3辑,1992年),卢茂村记新发现的姚鼎墓志铭(东南文化1990年4期),李文明,钱锋毕沉墓志考证(考古与文物1987年5期)等.还有很多,不拟赘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80年代以后,随着新旧墓志的不断整理出版,墓志的研究成为一项专门的学问,涌现出一大批墓志研究专家.其中,周绍良,贺梓城,罗宗真,张

33、忱石,鲁才全,侯灿,王素,徐自强,陈柏泉,齐心,吴梦麟,赵超等,都曾发表和出版不少有价值的墓志研究的专门论著,成绩较为突出,只是限于篇幅,难以一一征引.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璐三,新世纪墓志整理与研究需要探讨的问题关于墓志的整理与研究,成绩已经总结了很多.在新世纪到来之际,问题也到了需要探讨的时候.这些问题,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1.蕊志的整理过于仓促影响质f如前举曲石精庐藏唐墓志后附曲石唐志目,据前言所说,仅用两个月编成,但记录唐志93方,其中90方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错讹141.又如前举唐代墓志汇编,虽属集体劳动成果,整理时间也并非特别仓促,但由于所收墓志数量实在太大,还有一些别的原因,

34、出版之后,也受到学术界的多方指正151.至于前举隋唐五代墓志汇编,仓促付梓,问题更多,以至研究者需要写出近4万字的长文进行举正,并慨叹:该书之粗糙和差错,令人惊骇.进而认为:整理古代文献,特别是这样的大型墓志汇编,除了必须具备的历史和碑志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外,必不可少的还有谨严细致的学风.11161对整理者的素质甚至提出了要求.可见墓志的整理确实非常不容易.既然如此,那就更应该准备充分,尤其是在时间上.急功近利,难出精品.只有不急不躁,才能保证质量.希望以此与同道共勉!2.墓志的研究过于,复造成浪费如鲁才全(盖蕃墓志)考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7辑,1985年),赵超盖蕃一家墓志综考(文史第2

35、9辑,1988年);李方唐折冲府增考(文史第36辑,1992年),周晓薇,王其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学术界非常关心.我们也认为应该有一个交代.新中国出土墓志是受国家文物局委托,由原古文献研究室(现属中国文物研究所)与全国各省,市文博考古及古籍整理单位合作编辑的一部大型丛书(见国家文物局1983文物字第643号文件).10多年来,整理组的同志为了编辑该丛书,与有关省,市文博考古及古籍整理单位合作,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在初见成效时,由于某些原因,其中隋唐五代墓志被抽出,仓促另编前举隋唐五代墓志汇编.这一举动,不仅使我们单位遭受到巨大的人力,财力的损失,也使该丛书的持

36、续进行和继续出版蒙上一层阴影.几年来,整理组的同志为了能让该丛书重新启动,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181.直到不久前,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该丛书的工作才重新提到议事日程.我们希望在新的世纪,能将该丛书其余各卷尽快推出,为墓志的整理与研究作出新的贡献.注释1路远:(1937一1938年整修碑林始末),(文博)1987年5期.2洛阳市文化局:洛阳市文物志(内部资料),313-314页,旅西报社印刷厂,1985年.3参阅范腾瑞:馆藏李唐墓志目,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9卷3一6号,95一113, 105一123, 89-109, 111一134页,1925年;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藏碑目(墓志类),开明书店,1

37、941年.4按:80年代以后,盗墓猖撅,墓志的出土尽管也有增加,但破坏严重,甚至被走私到国外.此前虽然也有此类情况,如20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和英国斯坦因探险队,均曾将吐鲁番出土墓砖偷运出国.但至今保存基本完好,收藏单位也大致清楚,不像现在这样难以统计.近年曾从英国追回一方唐裴公墓志.见范中汇:追回国宝我外交生涯中的一段特殊经历,中国文化报1999年4月2日第2版.但能够追回的毕竟是少数.因此,本文统计新出墓志数A,不包括盗墓出土者.150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枪51按:这三个单位,在50年代以后,仍不断从事墓志的征集工作.如西安碑林,目前收藏两晋至明清墓志已有3000余方,其中北魏至隋

38、唐墓志多达300余方.见王翰章:碑林简史,文博)1984年3期,60一66页.千唐志斋,北京图书馆情况参阅下文.61姚阿龙:苏州碑刻博物馆,文物天地1987年6期.71刘之光:馆藏石刻目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丛书(二),122-182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81刘健明: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书评),唐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年.9分载北京文博1996年1-3期,1997年卜4期,1998年1-3期.101第1一4辑分载书论18号,1982年;20号,1983年;22号,1986年;25号,1989年.第s一6辑分载富山大学教养部纪要24卷2期,1992年;明治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纪

39、要41册,19970【川陈尚君:昊钢主编(书评),唐研究第2卷.55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3按:实际上,每才全早就指出陈硕真属五斗米道亦即天师道教起义.见跋武周(崔玄籍墓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9, 10辑,42一48页,41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14香才全:(曲石唐志目)校补,(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3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15 a.如鲁才全:读札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3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b.胡可先:(唐代墓志汇编残志考.文献1996年第1辑;c.吴玉贵:(唐代墓志汇编)重收墓志举正.原学第5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87一195页,1996年.16张忱石:(隋唐五代墓志汇编举正,出土文献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1998年.L17荣新江:中国文物研究所等编新中国出土墓志 河南)壹(书评),唐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8刘晓林:中国文物研究所有关专家呼吁:挽救(新中国出土墓志,团结报1998年5月19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