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和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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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鸦片战争和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英国统治阶级对中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争虽然是爆发在中英两国之间，但是英国实际上是代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向东方古老的中华封建帝国开战。英国的背后，是一群虎视眈眈的西方殖民者，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遭遇则是代表着亚洲国家的共同命运。这次战争在中国历史和亚洲历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对于这样一个重大事件，在英美史学家的通史和专著中竟很少提到。即使提及，其看法也往往是歪曲的、片面的。因为他们感到不列颠帝国为了保护鸦片走私而发动战争，很不光彩。所以竭力想把战争爆发的原因推之为是由于通商贸易，“商务上的误会” （这也是英国人的普遍看法）。英国人至今还称鸦片战争

2、为“通商战争”，香港中小学学生的历史课本上曾经都这么写。英国史学家马瑞奥特认为，鸦片不是战争的主要原因。鸦片战争是一个“偶然事件”。“英国政府是无可非议的”，应把战争的责任归到林则徐身上。吴德渥德则更明确提出，战争的主要原因是东方和西方的政治不同，这种不同无法解决，所以最终诉诸武力。现在西方史学界通行的观点是认为“鸦片战争基本上是一种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渥尔德和吉赤则认为，战争的起因是“英国外交人员地位的承认问题”。威廉森认为战争的原因是“1833年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的取消和中国方面的严厉禁烟政策”。还有的人认为：“中国的禁烟，威胁了英属印度殖民地的生存，战争在所难免。”美

3、国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1841年则公开宣称“战争的起因是磕头”，“英国进行鸦片战争是完全正当的。” 我们认为。以上奇谈怪论统统回避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英美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原因是要“把中国变为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鸦片战争爆发的国际因素证明，鸦片战争是英美殖民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亦非“偶然事件”；鸦片战争的主要原因是鸦片，并非东西方政治不同；盛产鸦片的印度成为英国侵华的跳板，并非“禁烟威胁英属印度殖民地的生存”；战争加速因素是英国鸦片利益集团和纺织利益集团合流争夺中国市场，共同侵略中国，并非“磕头”问题；英国是战争的罪魁，美法是帮凶，他们都不是“正当的”。因而英美殖民主义者

4、对战争爆发都负有推卸不掉的罪责。而绝不是他们所认为的，似乎战争的爆发并非由于英国蓄谋已久而挑起侵略，仅仅是由于不痛快的冲突而爆发战争，似乎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中国方面领导抗战的最高指挥者，道光皇帝是怎样看待这次战争爆发的原因呢？道光在1840年9月把林则徐、邓廷桢撤职查办的上谕中是这样说的：“迺自查办以来，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甚至本年英夷船只，沿海游奕，糜饷劳师，此皆林则徐等办理不善之所致，误国病民，莫此为甚！”从道光看来，似乎战争爆发的责任，是由林则徐严禁鸦片和对外办理交涉不善所致。究竟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什么？英国有没有可能不发动侵略战争？我们说战争的原因和战争的

5、性质是密切相关的，搞清鸦片战争的起因对我们认识这场战争的性质，甚至认识中国近代史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面，我们通过对战前世界和中国的对比，看一看这场不义之战的源起。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一、战前的中国中国封建社会经过漫长的发展，到鸦片战争前处于衰落的晚期。这个晚期，一方面是指已经发展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制度，走过了它的兴盛阶段而到了未落时期；另一方面是指当时统治中国的最的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正循着中国历代王朝的旧轨道，经过“康乾盛世”进入危机四伏的“衰世”。但是，清王朝仍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过去，我们对清朝统治的历史地位，宥于民族情感，很少公正地对待。事实上清朝的统治者有很成功、很独到的地

6、方。（1）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能维持那么长久，论武力，元朝的统治者比清朝的君主更慓悍，蒙古骑兵曾经使世界发抖。但元朝君临天下却不足九十年。（2）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封建王朝能够象清王朝那样建立对边疆地区的稳固统治，也能够象清王朝那样比较妥善地处理同北方各民族的关系。（3）在中国历史上外戚、宦官、朋党、藩镇割据，象恶性肿瘤一样，造成了许多强大王朝肌体衰竭，也造成社会的动荡和人民的苦难。而这些在清代是看不到的，有也很淡薄，不足以引起政治上的危机。（4）在中国历史上，开国之君及其以后的二、三代皇帝，一般都能奋发有为，至四、五代皇帝（有些更短些）以后，更大都骄奢淫逸，无所作为。但清朝

7、前期的几乎所有皇帝都能图谋远略，勤于政事。后期皇帝，虽无开创之功，都能收获守成之效，这是以前各代鲜有的。（5）清代是宋元以降在文治武功方面、疆域方面唯一可于汉唐媲（pi）美的朝代。（著名清史专家戴逸说“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昌盛的盛世。”）晚清的衰败，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经济上、土地高度集中，（土地问题可以看作是封建统治是否稳固、是否长治久安的晴雨表，也可以看作是能否维持封建统治的最根本的调节机制）。这种情况在乾隆年间就已经开始严重起来，至鸦片战争前夕，则更趋严重。皇帝本人就是最大的地主。据1812年（清嘉庆十七年）统计：皇帝间接掌握的土地地竟达83万顷。乾嘉之际的权臣和坤就占田8

8、000余顷。道光年间的大官僚琦善则占有土地25 600余顷。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只有很少的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仅及耕地面积的10%左右，龚自珍（17921841）描绘当时景象时说：“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这反映了土地兼并的惊涛骇浪吞噬了一批又一批的自耕农，把农民逼进了衣食无着的绝境；同时也加剧了满汉贵族官僚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剥削十分苛重，佃户终岁辛劳，地主则：“安坐而收其半”。农民得将收成的一半，甚至6080%作为地租交给地主。此外，农民必须承担政府沉

9、重的赋税，除“正赋”外，农民还受层层官吏胥役各种私派的敲诈勒索，造成“私派倍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龚自珍“乙亥杂诗”第一二三首写道：“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这首诗写的就是当时苏浙一带农民的实际情况，东南富庶之区，尚且如此，其他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况就更苦了。长期以来，人们把官僚政治和小农经济看作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两大标志，封建统治的牢固与否，正是取决于小农经济和小农家庭是否有效维持。当时，繁重的地租、税赋、劳役和高利贷，使广大农民陷于极端贫困，卖妻鬻子的悲惨境地。他们不但无力改进生产技术，无法扩大农业再生产和发展家庭手工业，而且常常连简单再生产也很难

10、维持，社会生产的发展陷于停滞的落后状态之中。（明朝中叶以来，南方沿海沿江的一些省份，一些城镇出现的以雇佣关系为基础的手工工场，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直至鸦片战争前夕，始终没有发展成为破坏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独立力量。）政治方面，清朝封建君主制度政权，弥漫着腐烂的气息。道光皇帝（17821850）专横独断，虚骄自大，一群封疆大吏闭塞愚昧。他们对世界形势茫然无知，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英国在天南还是地北。魏源（17941857年）有诗对此作了辛辣的讽刺：“为问海夷何自航，或云葱岭可通大西洋。岛夷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面对祸在眉睫的外国侵略，君臣们仍自以为“恩被四表，无论内地外夷，均系

11、大皇帝百姓”，还在做“天朝上国”的美梦。正是落后了还不知道自己的落后，“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魏源）沉缅于“天朝无所不有”神话般的恬然与静谧之中。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这无疑是致命的。但比这更致命的是对外部世界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无知。“岛夷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使魏源这个新思想的先驱者感慨系之：“以通市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感其离合。尚可谓留心边事者乎？”面对西方人的咄咄逼来及其对中国所构成的潜在威胁，“识者每以为忧，”在寻求“驭夷”和“制夷之策”的过程中，惊呼“若坐井观天，视四裔如魈魅，暗昧无知，怀柔乏术，坐致其侵陵，曾不知所忧虑，可乎？甚矣！拘迂之见误天下国家也。”但对

12、否塞已久的中国来说，这些“正告天下”的议论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更没有激起多大的回响。”1840年中英开战前，道光帝才匆忙令臣下查明英国情形，琦善访知“女王自行择配”，奏言“是固蛮夷之国，犬羊之性，初未知礼义廉耻，又安知君臣上下。”耆英谓英人夜间目光昏暗。黄惠田更谓英地暗黑，不恨燃火，船行半月始见天日。骆秉章奏称英兵上身刃不能伤，但以长梃俯击其足，应手即倒。全是一派胡言。就连确实认真查考过一番的林则徐，其下决心以武力解决问题，也是由于错误地认为，“茶叶、大黄禁不出洋，已能立制诸夷之命，”，“中国封港，其货无处可卖；其本国距中国太远，出兵不易；女王叔父有觊觎之心，安南曾诱歼其船，他国恶之，万不敢

13、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国”，“从前律劳卑冒昧一进虎门，旋即惊吓破胆，回澳身死，是其明证”，“且夷人除枪炮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这些判断无一符合实际情况，徒然成了偾事的原因和外人的笑料。与此同时，吏治日益腐败不堪。当时的大小官僚都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此道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衣钵相承，牢结而不可解”。参与大政决策的枢臣，只是些因循守旧，苟且偷安的老朽官僚。在嘉庆、道光年间久任要职的军机大臣曹振镛，对讨教官运亨通之道的门生说：“无他，但多瞌头少说话耳！”这六个字成了当时的官僚们奉行的金科玉律。

14、吏治黑暗，贿赂公行。乾隆后期军机大臣和珅就是有名的大贪官。嘉庆时抄没其家，将其全部财产编列为109号，其中26号是一件经估计即值22000万两。“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民谚，是当时吏治的败坏、几乎无官不贪的生动写照。军事方面，突出的是军制落后和军备废弛。清政府每年耗银2000万两豢养的22万八旗兵和66万绿营兵，也逐渐腐化。八旗军队变成享有特权的、养尊处优的寄生阶层。绿营兵亦因承平日久，暮气日深。武官只知吞饷肥私，不管营务；兵卒则扰民劫财，从不操练。武器装备落后，大量的是弓箭、矛戟、刀斧等原始武器，少量的是火绳枪、滑膛炮等老式火器。至于“沿海水师，率皆老弱无用”，所用战舰，很多是以“薄板旧

15、钉”制成，“遇击即破”。海防要塞的大炮，有的还是300年前的旧炮，有的大炮因铸造时偷工减料，蜂眼很多，施放时经常炸裂。已经失去了抵御侵略，保卫国的能力。总之我们的军队还是中古的军队，武器还是中古的冷武器，已经远远地落后了。文化思想方面，清朝统治者实行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以巩固封建专制统治。大兴文字狱，用高压手段提倡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程朱理学，规定科举考试以朱熹集注的“四书”章句为准则，使理学成为正统的官学，并以八股取士的制度和功名利禄，诱使知识分子终日去揣摩八股程式，埋头于朱注“四书”。清朝统治者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把知识分子的思想严密地控制在纲常名教，忠君媚上的模式中。这些知识分子“不读秦汉

16、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而任何违反伦理纲常的思想都被目为“离经叛道”，“非圣无法”。整个文化思想呈现“万马齐喑（yin）”的局面。由于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日益严重，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农民起义连续不断。1796年至1804年的白莲教大起义，先后有数百万农民参加，波及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甘肃五省。清政府动用了它所能调动的全部军队和地主武装“乡勇”，用去了二万万两白银，最后才将这场起义镇压下去。1813年，天理教（白莲教支派）首领李文成在河南滑县发动起义，直隶、山东、河南三省纷起响应，直隶的天理教首领林清率领一支起义军，以太监为内应，一举攻入北京的紫金城，至今隆宗门匾额上还留着起义者射出的一

17、支箭头。这次起义早被扑灭，但极大地震憾了最高统治者的殿堂。二、战前的世界正当清朝国势江河日下之时，英、法、美等国的资本主义却在迅速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英国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为了争夺海上霸权、扩张和掠夺殖民地，从十七世纪五十年代至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先后打败葡萄牙、荷兰以及法国，成为显赫一时的“海上霸王”。在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基础上，英国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起开始工业革命，用机器工业逐渐代替工场手工业。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过程大体完成。据统计：1835年，英国已

18、拥有蒸汽机一千九百五十三台，纱锭九百万枚，年产生铁一百零二万吨、煤三千万吨。这时，英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炮舰走遍全球，它的工业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它的贸易额在各国对华商务中居压倒一切的优势。适应炮舰政策和经济掠夺的需要，英国的军事工业也在急速发展。当时，它已经拥有主要靠帆力航行，但也有装备了蒸汽机的海军舰船；这种两层或三层的木质装甲船舰，每舰配备几十门精良大炮，陆战部队则使用新式的来复枪和各式大炮。作为这一切条件的综合，英国成为资本主义对华侵略的急先锋。法国经过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工业革命在国内大规模地进行。到1

19、830年，法国拥有蒸汽机六百二五台。1837年生铁产量达五十九万吨。棉织品的产量也增加了三倍。鸦片战争前，法国的工业产量在世界上已居第二位，但对东方的商品贸易额仍很小。还有美国，独立以后，在鸦片战争前对华贸易次于英国居第二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很自然就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直接侵略对象。1828年，注重经世之学的包世臣，已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英夷去国五六万里，与中华争，势难相及。而新埔（即新加坡）则更近在肘腋，易为进退”。他大声警告清廷“十数年后，虽求如目前之苟安而不能”。考察十九世纪头四十年的历史变迁，比较两种社会制度的发展趋势，到鸦片战争前，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封建社会衰落，而西

20、方资本主义在发展。正是在中西易势、力量对比愈来愈不利的情况下，中国碰到了西方资本主义这个凶恶的对手。3、清政府的闭关政策清政府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觊觎，政治上采取的政策是一种防守性的闭关政策。闭关政策的内容：首先是一口通商。清初，清朝统治为了断绝东南沿海郑成功等抗清武装的物资供应，厉行“海禁”，下令不许片板下海，不准片帆入口。清政府统一台湾后，于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开放海禁，准许广东澳门、福建漳洲、浙江宁波、江南云台山（今连云港附近）四口对外通商。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以后由于英国等殖民者在中国沿海的种种骚扰活动，中外纠纷日益增多，故下令封闭江浙闽三关，只准广州一口对外贸易。其次是

21、“公行”制度。外商来广东贸易均需通过“公行”进行。公行俗称十三行或洋行，是由于清政府批准的身家殷实的商人（称行商或洋行）开设，是特准的垄断对外贸易的商行。一方面公行享有垄断对外贸易的特权，代销外商进口商品，代办内地出口货物，从中获取厚利。另一方面公行行商要充当政府与外商之间的中介人；代外商缴纳进出货物的税饷。承担一切中外交涉的传达；负责按清政府历次颁布的“降范夷人章程”的规定约束外商的行动。公行行商起了政府与外商间“所有争执的不可缺少的缓冲物”的作用。由此看出，公行不仅是封建性的垄断组织，而且也是中外进行外交交涉的中间机构。第三，实行严格的防范夷人和管理夷人的制度。自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

22、，清政府通过十行连续颁布了几次防范夷人章程。仅以1835年（道光十五年）两广总督卢坤所颁布的防范夷人章程为例：（1） 兵船不准驶入内洋，否则封舱驱逐。（2） 不准偷运枪炮及私带妇女等至广州。（3） 裁节外人内河船只，禁止不时闲游。（4） 查拿在洋私买税货。这次颁布的章程，和过去相比，虽然仍然保存少数有关生活细节，防止男女混杂等封建主义的条例，但重点还是在政治方面，贸易走私以及保卫国防方面，从中也可以看到外国资本主义是怎样对中国进行骚扰的，怎样将兵船驶入中国内洋，怎样偷运军火，怎样走私漏税等等。如何评价闭关政策：（1）从经济角度来看，它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产物。在自然经济下，商品生产和国内市场

23、的商品交换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对外贸易更属可有可无。从政治角度看，它是天朝上国思想的产物，它把对外贸易、通商看作是对“化外之人”的恩赐。（2）闭关政策是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的产物。清初以来的中国，充满了对满族统治者反抗和各种反清复明的活动。反清起义，许多斗争都是在沿海一带进行的。故当西方殖民者以商品来叩关时，清朝封建统治者深恐“外夷”与“内匪”接触，危及他们的统治，所以筑起一道隔绝中外的堤坝。（3）闭关政策是清政府对西方殖民者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海盗式骚扰的抵制。特别是因19世纪以来的日益严重的鸦片武器走私，而深化了这项政策。清政府采取严格的闭关政策，正值世界资本主义处于发展初期，西方资本主义

24、国家尚无大规模入侵中国的能力，而中国地大物博，有许多可供出口的产品。此项政策尚可立足。但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的限制的结果，使中国丧失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闭关政策不仅用于限制沿海贸易，而且对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也采取封锁隔离，甚至愚民政策，如对东北地区，造成了后方空虚，沙俄乘虚而入。还妨碍了中外科学文化的交流，束缚了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尤其是康熙帝时禁绝西学，给中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从中日近代比较可以看出），正如黄尊宪的诗写的：“十七史从何处说，百年债看后来还。”但闭关政策又是清政府对西方殖民者不断侵扰和日益严重的鸦片走私活动所采取的

25、防范措施，因而也具有民族自己的性质。总括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在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古老的遍布社会危机的封建帝国，面对着有三百年残酷的殖民统治经验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各国积极地用各种办法打开中国大门，而中国则是消极地以闭关自守政策抵御。以上我们就回答了第一个问题，鸦片战争是不是可以避免？不，它是难以避免的。结论是：鸦片战争的爆发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必然结果，战争是不能避免的。四、 中英贸易与鸦片走私（一般商品，特殊商品，炮舰）中外贸易开始于16世纪，贸易数量是极微小的。这时西欧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掠夺殖民地成为积累资本的一个重要手段。最先来到中国的是葡萄牙人，此后是西班牙人、

26、荷兰人，17世纪初英国人、法国人也接踵而至。早期西方殖民者是集商人与海盗于一身，普遍地采用欺骗讹诈和武力掠夺的手段骚扰中国沿海地区。1517年葡萄牙人侵占了我国的澳门，1624年荷兰人强占了我国台湾南部（1661年，郑成功把荷兰侵略者赶出台湾），1626西班牙人侵占台湾北部；1637年第一支英国舰队（共四艘船）闯到广州（珠江口），炮轰虎门，揭开了中英关系的序幕。“掠夺、谋害及经常诉诸武力，为欧洲国家与中国开始贸易的特色”。18世纪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老殖民主义国家相继衰落。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英国发展很快，势力蒸蒸日上，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715年在广州设立商馆，中英贸易趋于经常化。从

27、此，贸易额扶摇直上。到18世纪中叶起，英国对华贸易总值已超过欧洲各国对华贸易的总和。到18世纪未，英国对华输入值上升为90%左右，从中国输出值上升为70%左右。处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企图用“商品重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占领中国市场。从中英贸易的商品构成看：由英国本土来的，主要是毛织品（各种呢绒）和金属品（以铅料、锡料、铜料为主，包括少量金属制品，如刀以及钟表等，没有机器）；由印度来的以棉花为大宗。由中国输往英国的货物，以茶叶为大宗，其次为生丝、土布，此外还有一些零星货物，如丝织品，陶瓷、糖、大黄、樟脑、水银，等等，中国封建闭关政策和自然经济对外来商品有顽强的抵抗力。广大农民，一家

28、一户就是一个生活单位，过着“晴事耕耘，雨勤织绩”的生活。他们“以织助耕”，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因此，中国市场的大门，远不是英国的王牌工业品（如手织品之类）所能打破的。相反，中国出品的茶叶、生丝、土布及其他土特产，却在西方销路畅通，很受欢迎。这样，鸦片战争前近七十年里，如果按中英之间正当商品的进出口贸易计算，除少数几年外，中国长期处于出超的有利地位。如“1781年到1790年，中国输英的商品仅茶叶一项，即达九千六百二十六万七千八百三十三元。英国输华的商品，从1781年到1793年，包括毛织品，洋布、棉纱、金属等全部工业品在内，总共才值一千六百八十七万一千五

29、百九十二元。”英国输华的全部商品总值，不抵中国输英茶价的1/6。由于中国居于有利的出超地位，英国资本家每年不得不运来大量白银换取中国的茶叶、生丝等产品。为了扭转中英贸易的逆差，打开市场，英国资产阶级用一般商品的“重炮”，摧毁不了中国自然经济，马戈尔尼使用外交谈判的方法也打不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这样英国人竟作起了非法的鸦片买卖，向中国大量贩运走私鸦片。同时，英国还积极作战争准备，准备在“鸦片”这块“敲门砖”不能奏效的时候，用武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鸦片，俗称大烟，是用罂粟汁液熬制而成的麻醉毒品，原产于南欧、小亚细亚，后传于阿拉伯、印度、东南亚等地。因为它有催眠、镇静、止痛等作用，自明代以来一直作为药

30、材征税进口。十七世纪，吸食鸦片烟的恶习，从南洋传入中国。此后，中国流行用烟枪灼火吸食，吸食者“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故久食鸦片者，肩耸项缩，颜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所谓鸦片贸易，也就成了毒品贸易。输入中国的鸦片，主要有产于印度的孟加拉鸦片，以及土耳其和波斯鸦片。西方殖民者侵入印度后，葡萄牙人首先从果阿、达曼向中国澳门贩运鸦片，但数量不大。1729年清政府下令禁烟前，每年不超过两百箱。1757年英国占领孟加拉后，迅即夺去其他各国商人和印度商人在孟加拉收购鸦片的权利，于1773年从加尔各答向中国试销鸦片成功，从此，英国成为最大的鸦片贩子。1813年在印度的上等鸦片（公班士）每

31、箱成本为237卢比，东印度公司拍卖时，包括印度政府的鸦片税在内，每箱价为2428卢比，利润高达924%，其中2/3归东印度公司，余下的归英属印度政府。英属印度政府征的鸦片税率是300%，每年收鸦片税款达100万英磅左右，是它的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罪恶的鸦片走私，也使鸦片贩子大发横财，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竟从一个穷光蛋变为拥有100万英磅的富豪，成为英国资产阶级所崇拜的“英雄”， 另一个大鸦片贩子三孑 地臣，是与查顿合伙开设怡和洋行的马地臣的侄子，他由华返国后，曾以77、3万英磅的巨款收买大批土地，成为苏格兰的大地主，被英国女王封为男爵。美国在广州的商人，几乎全都贩卖鸦片。他们从土耳其及波斯偷运鸦

32、片来中国，还特地制造一种配有大炮枪械的“鸦片飞剪船”，进行大规模的武装走私，是仅次于英国的鸦片贩子。清政府是三令五申禁止贩运和吸食鸦片的。1729年（雍正七年）颁发的第一道禁令诏令，对兴贩鸦片，私开烟馆者治刑，但对吸食者尚未论罪。自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至1839年（道光十九年）的六十年间，清政府上自朝廷，下迄督抚衙门，先后发过四十五道严禁贩运和吸食鸦片的谕旨、文告。但是，由于外国鸦片贩子走私与行贿并用，清朝整个官僚体制腐败，明发禁令，暗受贿赂。因此不管是道光以前采取的“塞源”（禁止鸦片输入），“遏流”（查禁内地私销），还是道光时期加上的“正本”（禁止官民吸食），都没有能收到禁烟的预期效果

33、。从十九世纪初年到鸦片战争前夕，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急剧上升。1800年为四千五百七十箱，1838年递升达四万零二百箱，增加了将近八倍。在这三十九年里，英美鸦片贩子把四十二万七千六百二十箱鸦片运进中国，从中国掠夺了价值三四亿银元的财富，其中绝大多数为英国鸦片贩子所有。这一时期，外国对华鸦片贸易的大致情况是这样的。鸦片侵略使利欲熏心的鸦片贩子们大发横财，使美国政府在政治上和财政上获得难以估计的好处；但对被侵略、被掠夺、被毒害的中国来说，却是一场巨大的社会灾难。首先，鸦片流毒全国，给中国封建经济带来严重祸害。银源枯竭，致使各省拖欠的赋税日多，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拮据，也使清政府税收受到威胁。由于鸦片

34、输入激增，中国每年要流出大量白银。中国虽然产银很少，但长期以来，由于外贸出超，每年都有白银流入。英国对华贸易在17211740年间，有百分之九十四点九是以白银来支付的，输入的货物仅占百分之五点一；即使在17921808年的十七年间，中英贸易结算，中方收益仍高达八百万英磅，合计三千二百万银元。但从鸦片大量涌进后，白银流向发生了根本变化。英国议会文件提到，18291840年间，从中国输出国外的现货（银元、纹银和黄金）则几达五千六百万元。据统计，鸦片战争爆发前二十年间，从中国外流的白银累计一亿元以上（每年平均约五百万元），相当于那时货币流通总额的五分之一。大量白银外流，造成银贵钱贱。当时中国通用的货

35、币是白银和制钱（圆形方孔的铜钱），规定每两银子换制钱一千文。尽管市价与官价间略微有出入，直到嘉庆朝为止，波动幅度一般都没有超过两百文。但从道光朝开始，银贵钱贱的情况日益严重，到1838年，每两银子竟可换钱一千六百三十八文。银贵钱贱的最大受害者是劳动人民，因为农民和手工业者出售自己的少量产品时，得到是铜钱，但“完粮纳课，均需以钱易银”，这样，他们的实际赋税负担，无形中增加了百分之五六十。中小商贾也受影响，以各省经办盐课的商人来说，“卖盐俱系钱文，交课尽归银两，昔则争为列薮，今则视为畏途。”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结果，又造成百业萧条，市场凋敝，使本已停滞的封建经济更加衰败。林则徐曾对苏州南壕和湖北汉

36、口这些著名的商业集散地进行调查，发现各种货物销售皆疲，重要原因是鸦片吸走了作为市场交换手段的白银。这一切，不仅使老百姓陷入困境，也使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拮居。结果，封建经济出现严重的危机。其次，鸦片使愈来愈多的中国人，在心灵和肌体两方面受到毒害。（心灵方面使人意志萎糜，道德败坏）。鸦片最初只在沿海一带行销，后来通过大小窯口和广货挑担深入内地，1829年已滋蔓十几个省。吸食鸦片的，起先只是一些过糜烂生活的贵族、官僚、地主、商人和纨缛子弟等，后来逐渐扩大到了依附统治阶级的各色人等，如宫廷太监、幕友、差役、轿夫、商贾、娼妓、优伶、僧尼道士，甚至连驻防旗兵，绿营兵丁也都手握烟枪，吞云吐雾。据统计，18

37、38年，中国吸食鸦片的“瘾君子”已有两百万。马克思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一篇社论中，引用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的话，痛斥鸦片贸易比奴隶贸易更残酷。因为“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折磨他们的肉体。”再次，鸦片贩子的大量行贿，使清王朝的吏治更趋溃烂，军队更加腐朽。“政以贿成”是封建官僚政治明显的特征。从乾隆朝开始，皇帝专用亲信的内务府旗人为粤海关监督，通过这个渠道勒取报效、搜括珍奇。1790年曾一度下令，不准呈进钟表、洋货等物。但1820年又规定“办贡不仅给粤海关监督开了一份贡品清单（如朝珠、钟表、镶嵌挂屏、珐琅器皿、千里镜等），要粤海关以“备贡”为名，向皇帝交纳现银（

38、每年十五万两），而且还用发售人参的名目，向行商高价勒索。就这样，粤海关从鸦片走私中受贿，皇帝则从粤海关分肥。上行下效，广东、福建沿海一带官员兵弁，也泰然自若地从鸦片走私中得贿获利。以广东为列，1826年两广总督李鸿宾装模作样地设巡船缉私，但巡船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水师副将韩肇庆专以护私渔利，1837年与洋船约定，每万箱送数北箱交水师“报功”，甚或以水师船代运进口。而韩肇庆反以缴烟有功，保总兵，赏戴孔雀翎。福建情况也是黑幕重重，水师官兵的收入，竟有十分之九来自规银。清政府因其腐败而受贿放私，又因受贿放私而更加腐败。上自清朝皇帝，地方督抚，下至禁烟缉私的官员兵弁，相当一部分人直接间接都

39、从鸦片走私得贿取利。所谓禁令，除供官员作为勒索更多规银的“上方宝剑”挥舞外，几乎一无用处。总之烟毒的泛滥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第二节 反对英国侵略的战争一、正义的禁烟运动。鸦片成了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人民群众视罂粟为“妖花”，比鸦片为“毒蛇”，斥走私船为“鬼船”，愤怒控诉英、美侵略者“贩卖鸦片，毒我生灵，伤民命奚止数百万众，耗民财奚啻数千万金！”1817年5月，美国船窝巴士号夹带鸦片，偷赴广东省香山县海面兜售，当地渔民，但户自发组织起来，打死美国烟贩五人。1823年，长江、淮河流域一带人民，因痛恨烟毒泛滥，银价高涨而酝酿“闹西洋”。清朝统治集团在对待鸦片问题上，起初意见并不一致。有禁烟派和弛

40、禁派之争。弛禁派以道光皇帝最信认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为代表，他们竭力反对禁烟，主张向鸦片侵略妥协，反映了贵族、官僚、地主、商人与鸦片贸易直接有关的受贿集团、烟贩子和瘾君子的利益。太常寺卿许乃济是这一派的吹鼓手。禁烟派以湖广总督林则徐和鸿胪寺卿黄爵滋为代表，他们主张严禁鸦片，对外国侵略者进行斗争，反映了在一定程度上受鸦片泛滥之害的中小地主和商人的利益，表现了地主阶级改革派企图借助广大人民的禁烟要求，来达到自己外抗侵略，内图变革的政治主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嶟和兵科给事中许球，则是禁烟派的思想首驱。1836年6月10日，许乃济上奏道光皇帝，提出鸦片弛禁论。他鼓吹鸦片无害，吸

41、食者“不尽促人寿命，”中国人口决不会因此减少，要禁也只须禁“文武员弁士子兵丁”，民间贩卖吸食可以“一概勿论”。同时又声称“例禁愈严，流弊愈大”。鸦片终难禁绝。许乃济虽然无法否认鸦片走私引起白银大量外流的事实，但却主张鸦片贸易合法化，“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才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准用银购买”。他甚至提出，要“宽内地民人载种罂粟之禁”，发展本国烟土以抵制外洋鸦片。这就是弛禁派“杜漏厄而裕国计”的全套方案。许乃济奏折在朝廷中有强力的支持者，因而上递不过两天，即由道光皇帝传偷军机大臣要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碽、粤海关监督文祥会同议奏。英国第二任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得到消息后，立即在7月27日

42、报告外交大臣帕麦斯顿，说：许乃济主张弛禁论的直接影响，将要刺激印度的鸦片种植；并预计“不久的将来，清朝政府的烟禁就会显著地松懈下来。”从鸦片贸易中获利的广东行商，也为许乃济的奏折叫好，他们立即向两广总督呈文，提出了使鸦片运销合法化的各项具体措施。不久，邓廷桢、文祥、祁贡根据行商的意见，拟订章程九条上报道光皇帝，赞成弛禁。清廷官员中，首先上书道光皇帝驳斥许乃济弛禁论的是朱嶟和许球。1836年9月，朱嶟奏请严禁鸦片。他指出，鸦片不仅使民弱无可救药，而且营伍官兵一经沾染，“烟瘾来时，乎足瘫软，涕泪交流，又安能勤训练而成劲旅乎？”朱嶟强调，各省封疆大吏如能督率文武员弁，“实力搜查，认真擒捕，取其正者，

43、置之严刑，”禁烟是能够取得成效的。他讽刺那种只禁文武员弁，士子兵丁，而不禁民间贩卖吸食鸦片的做法，就象“掩耳盗铃”一样愚蠢。他认为，允准鸦片纳税入关，是名不正而言不顺。若能禁止白银外流，也就一定能禁止鸦片输入，严申禁令既能立弭二患，又何必弛禁鸦片？朱嶟是云南临安府通海县人，深知“云南一属，种罂粟者漫山遍野，鸦片之出产，总亦必不下数千箱，然而出洋之银，不见减于昔日。”因此他认为，“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决不可能使外洋鸦片“不禁而自绝”。与朱嶟同时，许球在奏折中也严正驳斥许乃济的谬论。他说：“不禁其售卖，即不能禁人之吸食”。“必先严定治罪条例，将贩卖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买之窝点，护宋之蟹艇，

44、贿纵之兵役，严密查拿，重法惩治，如是而内地庶可清。对外国鸦片贩子，许球主张重点打击那些“著名奸猾者”，如查顿、颠地等，并勒令寄泊令仃洋、金星门的鸦片趸船全部回国；如不再贩卖鸦片，仍准照常互市，倘若再贩，不仅停止互市，且将依法处死。许球特别指出：“彼国不食鸦片，而专欲毒害中华，彼国不来洋银，而专收内地银两，其处心积虑，不堪设想。”强调只有严禁鸦片才能防患于未然，“徜竟迁就因循，乃至民穷财绌，万一有事，何以御之？”禁烟派义正严辞，他们维护清王朝的耿耿忠心，使在禁烟问题上举棋不定的道光皇帝，态度起了变化 。1836年11月以后，喧嚣一时的弛禁论被迫收敛。两广总督邓廷桢从1837年春起，由弛禁转为倡禁

45、，咨会水师提督关天培，加劲查私，一遇走私船艇，奋通兜擒，解省严究。但英、美鸦片贩子以大利所在，不愿放弃，当中国烟贩不能从趸船起货时，外国烟贩便亲自出马。1838年最初几个月内，配备武装并悬挂英国国旗的欧洲走私船艇，由八九艘猛增至三四十艘，满载鸦片，肆无忌惮地从伶仃洋闯入广洲江面出售，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另筹对策。1838年6月2日，黄爵滋向道光皇帝上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第一次提出以死刑重治吸食者的主张。他指出：“夫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只要限期一年戒烟，过期仍然吸食者，平民处以死刑，官员加等治罪，必能以严刑重法断吸食者之瘾。“无吸食者自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再来

46、矣。”“如是则漏卮可塞，银价不至再昂”，财政问题也就迎刃而解。道光皇帝将这一奏折传谕各省议奏。10月间，各省督抚陆续复奏二十八份。直隶总督琦善，云贵总督伊里布等二十人，虽对禁烟不敢公然置否，但反对以死刑重治吸食者，甚至说：“烟禁严则船来必少，或恐短课累官。”只有湖广总督林则徐等八份复奏，赞成黄爵滋的主张。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又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他痛感鸦片流毒中华，造成“民穷”，“兵弱”，“银涸”的灾难，在湖广总督任内（1837年2月至1838年11月）就已雷厉风行地查拿烟贩，收缴烟具，配置和推广断瘾药丸。从1838年7月至9月，林则徐三次复奏道光皇帝，赞成黄爵滋的主

47、张，认为大病须下重药，对鸦片吸令者来说，只有“死罪”二字，足以怵其心志。鉴于鸦片祸害中华，林则徐大声疾呼：“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充分表现了林则徐目击鸦片流毒无穷，忧心如焚，强烈要求抵抗外国侵略，挽救民族危难的爱国心情。兵和饷是清朝统治的命根子。如果“无兵可使，无银充饷，”那将是一个多么严重的局面！林则徐的话击中了要害。道光皇帝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决定采纳严禁鸦片的主张。1838年10月25日发布谕旨，要各省“同心合意，不分畛域，上紧查拿，毋得稍行松劲。”同一天，道光皇帝将抽鸦片的庄亲王革去王爵，辅国公革去公爵，各罚应得养赡钱粮

48、二年。过了三天，又将两年前提出弛禁论的许乃济降职惩儆。12月26日，林则徐奉旨抵京。道光皇帝在八天中连续召见八次，29日赏林则徐在紫禁城内骑马，31日派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厉行禁烟。严禁派的立足点，当然是维护封建王朝的利益，但在民族利益受到侵害之时，主张抵抗外来侵略，消灭烟毒祸害。在这一点上，他们和人民的愿望是一致的。一、 林则徐在广东禁烟1839年1月8日，林则徐离京赴粤，踏上征途。出京前夕，林则徐明知身蹈艰危，但在致友人书中表示：他将“置祸福荣辱于度外”，誓“为中原除此巨患，拔本塞源”。为摆脱沿途官僚应酬奉承，避免州县驿站借机勒索，扰累百姓，林则徐在起程当天，就由河北良乡传牌

49、至广东省城，下令“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便饭菜”，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轻装简从，弛赴广东。早在林则徐到达之前，广东人民反对英、美鸦片侵略的群众性自发斗争，已经沸腾起来。1838年12月12日，外国鸦片贩子为阻止清朝官员在广州商馆前广场上处决中国烟贩而捣乱刑场，挥舞棍棒，逢人便打。这一侵犯人身和中国主权的蛮横行为，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慨。顷刻之间，上万群众包围商馆，拆毁木栅栏，以砖瓦石块为武器，打碎商馆窗户，反击外国侵略者的挑衅。与此同时，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也上奏道光皇帝，表示与钦差大臣“共矢血诚，力除鸦片”，成为林则徐在禁烟斗争中得力的配手。1839年3月10日（道光十九年正月二

50、十五日），林则徐到达民族矛盾最尖锐的地区和禁烟斗争最前哨的广东。浑号“铁头老鼠”的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早在两个月前已闻风远飏，另一个大鸦片贩子颠地，却躲在广州伺机行事。第一个星期，林则徐主要精力用于了解情况，部署力量。3月18日开始行动。当天，他发出两件谕贴。在给行商的谕贴中，历数他们勾结外国烟贩，与海关书吏串通作案的违法活动，勒令他们将另一份谕贴转交给外国烟贩，限三日内取结禀复。在给外国烟贩的谕贴中，林则徐痛斥他们“骗人财而害人命，”限令将存贮趸船的鸦片，“尽数缴官”，签名出具中、英文具结，保证“嗣后来船，永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林则徐向外国烟贩庄严

51、宣告：“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3月21日，外国烟贩和商人四十名，在各国商人公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议决由公所出面，给行商写一封简信，推说“钦差的谕令，既如此严重，包括着各方面的利益，他们必须详加考虑，尽早答复。但不能马上回答。”3月22日下午，林则徐传讯颠地，颠地拒绝。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也在这一天接到林则徐3月18谕帖抄本，立即写信给外交大臣。24日，义律由澳门赶到广州商馆，怂恿烟贩们不要缴鸦片，并以珠江口还停有一艘英国军舰，为烟贩们撑腰壮胆。这天晚上，他又指使颠地逃窜，被商馆内中国工人截回。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法令尊严，林则徐在3月24日下令封舱，停

52、止各国贸易；同时，派兵严守商馆，撤退中国雇员，断绝趸船与商馆之间的交通。25日，义律再施诡计，要求颁发牌照，撤退所有广州的英人英船。林则徐痛斥义律阻挠禁烟，在商馆墙上张贴告示，敦促外国烟贩迅速具结。3月27日，义律被迫表示愿呈缴鸦片，但暗中却耍弄阴谋。他不仅以英国政府代表的身份命令英商缴烟，而且明令全部烟价以后由政府赔偿。这样，就把中国处分鸦片贩子的问题，扩大为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争端，为英国发动侵华战争制造借口。同时，他还劝美商同时缴烟，由英国政府保证赔偿损失，使美国鸦片贩子和英国采取联合行动，成为它的侵华帮凶。4月至5月间，林则徐、邓廷桢率领文武官员，从飘泊于洪涛巨浪中的贩毒船上，收缴了二万

53、多箱鸦片（其中一千一百四十箱属于美国烟贩），共计二百三十七万六千多斤。从6月3日起至25日止，全部在虎门当众销毁。1839年6月3日，（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广州人民满怀着对外国侵略者的义愤和对禁烟斗争的胜利喜悦，群集虎门海滩，观看销烟壮举。只见海滩高处，挖了长宽各十五丈的两个池子，前设涵洞，后通水沟，池周围以栅栏。林则徐亲临虎门，督率官兵工役，先由沟道车水入池，撒盐成卤，所有箱内烟土，逐个切成四瓣投入卤中，泡浸半日；再将整快烧透石灰，纷纷抛下，顷刻便如汤沸，不炊自燃。复雇人夫多各，各执铁锨木爬，立于跳板之上，往来翻戳，务使尽化，俟至退潮的时候，启拔涵洞，随浪送出大

54、洋，并用清水刷涤池底，不乘涓滴留余。外国商人和鸦片贩子们原以为中国人不会焚毁一两鸦片的，大部分鸦片一定会被偷去。但是他们在观看了虎门销烟之后，也不能不钦佩林则禁烟的认真和彻底。禁烟运动是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正义斗争。虎门销烟，以实际行动打击了鸦片贩子的犯罪活动，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的无畏斗志和中国人民纯洁的道德心。第一个回合中国胜利了。接着，围绕着具结问题，展开了禁烟斗争的第二回合。从形式上看，这时中英争端胶着于“人即正法”四字。林则徐责令外船具结进口，这是一个主权国家为了根绝毒品贸易而采取的必要的合法的措施；义律维护的，却是鸦片贩子们的毒品走私，。10月27日，林则徐、邓廷桢在给

55、义律的谕贴中，明确地指出：“所谓正法者，乃专指夹带鸦片之人言之，果不夹带，即照式具结，有何防碍！其不愿遵照结式者，明系仍欲售私，此心大不可问。”在禁烟斗争中，林则徐的基本政策是“鸦片必要情源，而边衅不容轻启。”对于鸦片，他坚持除恶务尽；对于中外争端，谋求和平解决；对于各国商人，注意区别对待，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正经贸易者，加以优待，倘有带烟发觉，立正刑诛。” 因而义律缴烟后，林则徐即在5月2日下令，准许开舱贸易。截至年底，各国商船已有六十二艘遵照规定具结入口。甚至个别英国商船也要求具结进口。义律在顽抗具结的同时，竭力扩大事态。4月中，请英印总督派尽可能多的兵船来中国示威。5月，下令全体英

56、商速离广州，禁止英船进黄埔贸易。7月以后，更借林维喜事件肆意挑衅。7月7日，一批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嘴行凶作恶，欧打当地中国居民，内中林维喜因伤重于次日身死。案发后林则徐派员多次交涉，要求义律交出凶手。义律非但包庇杀人犯，而且用一千五百银元收买死者家属，要他们证明是“误伤致死”。8月12日，又公然侵犯中国法律主权，在一艘英国船上设立法庭，只判五名行凶者以轻微的罚金和所谓“监禁”。接着，就把未能查出凶犯作为“审讯”结果，通知中国当局。8月15日，林则徐下令停止对英船柴米食物的供应。义律等退居货船，寄碇海上以待武装接应。8月底，英舰窝刺疑号自印度驶抵香港。义律顿时嚣张，于9月4日下午二时通知九龙中国

57、官员，限在半小时内准备好供应物品，否则就要轰击中国水师兵船。当英军舰艇三艘发炮进攻时，中国三艘水师船立即英勇回击。挑起九龙海战的罪魁就是义律。10月15日，英国商船担麻士噶号冲破义律的阻挠，履行具结手续，驶入广州贸易。11月3日，当另一艘商船撒克逊号具结进口，驶进虎门时，义律竟悍然派兵船两艘“追令折回”，并向在穿鼻洋面保护这艘英国商船进口的中国水师进攻，酿成穿鼻海战。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挺立桅前，指挥水师官兵向窝刺疑号连轰数炮，将其头鼻打断，船头的英兵纷纷滚跌入海，。经过一小时激战，打得英国兵船帆斜旗落，且御且逃。中国水师也有三船受伤。此后，从11月4日至13日的十天内，英国侵略者在珠江口官涌一

58、带，连续发动六次武装挑衅，都被中国官兵击退。英国侵略者一面交涉，一面调兵；一面谈判，一面挑衅。但是，他们的所有进攻都未能得逞，原因何在？从中国方面看，林则徐对禁烟下了决心，他怀着维护国家主权、根绝鸦片祸害的满腔热血，为抵抗外国侵略而战。“若鸦片一日不断，即一日不肯歇手”。这种坚忍不拔的意志，在民族斗争的烈火中，把林则徐从禁烟派的首领，铸锻成为抵抗派的首领。在外交上，林则徐是坚持正义立场，讲究斗争策略的。在一个长期闭关自守、对世界大势茫然无知的封建国家里，林则徐办外交能有如此成绩，是与他睁开眼睛看世界，下决心了解西方分不开的。初上任时，他和当时一般士大夫一样，并不了解中国以外的资本主义世界，偏狭

59、自大地认为：“我天朝君临外国，尽有不测神威”，外夷“自然畏服”；误认为“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但在和外国打交道中，很快意识到：“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除调查研究以外，林则徐还组织专人翻译外文书报，编译华事夷言，四洲志和各国律例等，以了解外国情况。正因为这样，林则徐才能对世界的认识由无知逐渐进到有知，从而有助于在外交斗争中作出比较实际的判断和部署。在国防上，林则徐竭尽全力以加强战备。1839年，邓廷桢和关天培已在虎门海口武山，横档山之间江面最狭处，安设两道横江木排铁链，用以堵截入侵敌船。林则徐在穿鼻海战和1840年1月5日时接任两广总督后，更大力整顿海

60、防，积极准备战守。原先他对敌军情况也是若明若暗，甚至认为英国“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几经交手，才知道英国“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乘风破浪，是其长技”，所以主张避敌之长，攻敌之短，尽量不与敌军在海上接仗，而是“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为此，他抓紧增修虎门炮台，加固两道排链，购置和仿制西洋大炮，使虎门炮台大炮增至三百余门。同时，会同关天培切实训练和提高水陆官兵的作战能力。尤其可贵的是，林则徐在备战御侮时，相信“民心可用”。根据英人藐视水师、害怕渔民的情况，林则徐招募渔民，但户丁壮五千人，编为水勇，授以火船，精练夜袭火攻之法。后又发布告示，宣布：“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正

61、因为林则徐在一定程度上相信“民心可用”，力求“处处有备，”所以他才能在广东人民的支持下，抵御英国“坚船利炮”的凶焰。当然，林则徐是地主阶级中的一员，他组织团练，主要相信和依靠的是地主阶级的“正士端人”；所招募的丁壮水勇，固然来自劳动人民，但他一面要“用”，一面又怕。怕他们“借端生事”，因而主张“驾驭必须得法”，“以杜日后非为”。归根到底，他的禁烟事业和抵抗活动，不能不以道光皇帝的意旨为转移。直到穿鼻海战获胜为止，林则徐在广东禁烟御侮的措施，大抵都得到了道光皇帝的批准。在披阅林则徐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时，道光皇帝表示“朕心深为感动，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然而，虚骄自大的道光并不了解敌

62、情，也没有意识到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12月13日得穿鼻海战捷报时，更忘乎所以，认为禁烟斗争已成为过去，命令林则徐停止一切对英贸易。同时，以“不应若是办理”，指责林则徐对英商区别对待的正确做法。林则徐岂能违抗圣旨，只好在1840年1月5日布告，断绝中英一切贸易。道光皇帝那里知道，正当他踌躇满志地认为“该夷等自必畏慑投诚，吁求免死”时，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已决定为维护罪恶的鸦片贸易，而将战火烧至中国大地。二、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对于发动鸦片战争，英国资产阶级蓄谋已久。早在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广东东南商馆职员胡夏米（又林赛），就受命乘阿美士佳号从澳门出发进行侦察活动。他们以经商和传教作为掩护，花了

63、多半年时间，窥探了福建至盛京的沿海地区，不仅收集了大量情报，而且测量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地港湾河道，并绘成海图。正是根据这些重要情报，胡夏米代表英国鸦片贩子的利益，制订了对华侵略的具体作战方案，于1835年7月24日，以私人信件方式，向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献策。（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东办事机构决定派船到中国沿海口岸试航，一方面试探开辟贸易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为了调查中国国内情况。这艘船名叫阿美士德号。但为了蒙骗中国政府，由船上重要船员，英国驻广州商馆的办事员，东印度公司的代表林赛用中文名字胡夏米，自称船长，当然他也是这艘船的实际指挥者。这艘船从澳门出发，由南往北先后停泊在福建南

64、澳、厦门、福州，然后到浙江的舟山、宁波，进入上海的吴淞口，山东的威海卫，北边直到朝鲜后南返，到琉球，台湾，回到澳门。沿余屡次遭到地方政府及其水师的驱逐，但由于吏治腐败，驱者自驱，船只仍继续前进。该船从1832年2月出发，到1833年9月返航，全程一年零七个月。这艘船的侦察结果，对英国侵华行动决策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胡夏米向英国政府提供了中国沿海的几个重要港口的情况，如厦门、福州、舟山、宁波、上海等，为鸦片战争缔结南京条约时英国提出要求开放五口提供了资料。（2）胡夏米主张对中国使用武力，以打开中英贸易僵局。胡认为中国内部腐败，软弱可欺。1835年7月24日胡夏米给英国首相巴麦尊的私人函件中

65、说：“经过深思熟虑，我们认为有两条路可走。第一，这是我要建议采取的，就是直接用武力来对过去的损害取得补偿，对将来取得保障”，“依我看，三个多月就可以解决了，美法两国是乐于我们这样干的。”（3）胡夏米还提出一个具体的作战方案。在武力配备上他主张英国本土的舰队和印度舰队联合行动，用一艘主力舰，两艘大巡洋舰，六只三等军舰，三四只武装轮船，六百多名陆上部队。在作战时间方面他提出应利用季风，二月集结舰队，四月中开始行动。在进军路线上，他主张打天津，他说天津商务虽不及福建繁盛，但天津距北京不足五十英里，英军在天津登陆所造成的惊恐，大可逼迫清政府早日结束战争。英国在以后的鸦片战争中基本上就采纳了这套作战方案。可见英国对发动侵略战争是早就作了准备的。）1839年8月5日，林则徐命令各国商人呈缴鸦片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资产阶级立即掀起一片战争叫嚣，他们先是成立了一个伦敦九人委员会；9月底，又由“印度与中国协会”主席拉本德，银行家、对华航运投资人、外交大臣的亲密伙伴史密斯，刚从中国逃回去的大鸦片贩子查顿，组成九人委员会的三人核心小组，密谋发动侵华战争。9月30日，英国纺织业中心曼彻斯特的三十九家公司，联合上书外交大臣，要求英国政府对中国采取迅速的、强有力的对策。伦敦，利物浦等市厂商，也给外交大臣递交了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