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朝花夕拾》的文外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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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探寻朝花夕拾的文外之旨朝花夕拾是鲁迅惟一一本散文集，是鲁迅先生回忆早年生活的文字。然而，“作家的生活与作品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无论是从作品的内容、情感上来看，还是从创作背景，以及创作手法上来分析，这个作品都具有更深广的意义。因此，本文试图从作者创作的视角，来探寻朝花夕拾的文外之旨。满溢乐趣的百草园，质朴严谨的书塾，善良仁慈的阿长，乃至正直热情的异国老师这些儿时记忆，曾时时“蛊惑”着作者，也使每一个读者，对朝花夕拾产生了一个基本的认识温馨的回忆。这固然没错，然而，作者自己却又说，这些回忆，“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王得后先生在名著导读中，也分明告诉我们：朝花夕拾不是为少年儿童写的，但

2、写了许多关乎少年儿童的事，只有深入阅读，才能获得新的理解和感悟。“一部文学作品的最明显的起因，就是它的创造者，即作者。因此，从作者的个性和生平方面来解释作品，是一种最古老和最有基础的文学研究方法。”结合到朝花夕拾这个具体的作品，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值得探讨。一、罹陷纷扰：现实很“离奇”文学是一种社会性实践，它首先“取决于或依赖于社会背景、社会变革和发展等方面的因素”。鲁迅先生自己也有过相关的阐述，认为倘要论文，必须顾及作者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据此，我们首先谈谈作品的创作背景。朝花夕拾共十篇，外加一篇小引，一篇后记，创作时间从1926年2月起，至11月止，时间跨度不足一年（小引和后记分别作

3、于1927年5月和7月）。“自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的八月底，到他四十五岁，时代背景是五卅，三一八，北方的军阀段祺瑞在北京还支持着残局，广州国民政府已经成立，鲁迅于一九二六年八月离开北京，把攻击“现代评论派”的工作，告一段落。这时期的开始，是女师大的校长事件。自一九二六的九月至一九二七的九月，是他生活上感受了异常不安定与压迫的时期，他赴厦门，又赴广东，这种变动使他对人生的体验更深刻了” 这是李长之对鲁迅生活和思想的发展，所划分的一个阶段。我们且不论这种划分是否恰当，但他所列举的这一段的重大事件，却涵盖了鲁迅当时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生活遭遇，构成了这一时段鲁迅创作的背景和主要内容。他的华盖集、华盖集续篇

4、就是最好的例证。问题是，这一背景对朝花夕拾这样一部回忆性作品，有没有产生影响呢？回答是肯定的！大家可以看到，在朝花夕拾小引中，作者就创作过程专门谈到：“环境也不一：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这话看上去说得十分平静，但这种强调的本身，就透露着作者难以自抑的愤激之情。难以想象，身处“纷扰”，面对迫害，作者还能沉浸到温韾的回忆中，去创作一些所谓的“性灵”文章。就拿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来说吧。在这一事件的背景下，鲁迅写了大量的杂文。如杂文无花的蔷薇（1926年2月27），文章辛辣地嘲讽了现代评

5、论派人物相互吹捧的行为，剖析了他们的惯用伎俩：“为要显示他伤害你的时候的公正，在不相干的地方就称赞你几句，似乎有赏有罚，使别人看去，很象无私”而在朝花夕拾首篇狗猫 鼠（1926年2月21日）中，作者则巧妙地借“没眼力”的狗、幸灾乐祸而又媚态的猫，来讽刺现实生活中这类人物；尤其在述说自己仇猫的远故近因时，历数了猫“配合时候的嗥叫”，“闹得别人心烦”等种种罪行，揭露那些“正人君子”们竖着“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的虚伪面目。阎昌明先生在鲁迅与陈西滢一书中指出：“鲁迅与陈西滢论战中的一些关键词大都出自陈西滢的文章，反被鲁迅引用，以为还击的武器。” 据

6、统计，在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篇中，“流言”、“公理”、“学者”、“正人君子”等词，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如“正人君子”这一概念，共出现过59次。同样，这些词在朝花夕拾中也并不鲜见，出现的次数依次为：“流言”8次，“公理”6次，“学者”7次，“正人君子”4次。而在无常一文中，引用更是频繁，除了上述词语外，另有：“模范县”、“绍兴师爷”、“下等人”、“碰壁”、“跳到半天空”、“放冷箭”等等，不胜枚举。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文章与他的杂文如出一辙。二、藏颖词间：内心很“芜杂”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从

7、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描写书塾中小孩读书的这一个场景，读者一定不会陌生。读着这样佶屈聱牙的文字，我们似乎很容易认同：它表现了封建教育的陈腐。但是，如果我们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这些句子的本义，包含着“求仁得仁”的从容，发愤有为的自励。这是鲁迅初到厦大写成的回忆，而在他稍后写成的藤野先生一文中，却一开头便是一句“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中间又写道，“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失望之情溢于言表。当然，这些文章所叙写的，事件本身并没有关联，但从文章所传达出的感情来看，隐隐地构成了一条线索。如前所述，当时鲁迅的生活，正经历着重大的改变。这时，他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虽然尚未

8、完全结束，北洋政府的迫害也让他极为愤慨，但他的所有工作并未中断，而且，通过抗争，原先担任的佥事的职务得以了恢复；与此同时，由朋友介绍，厦大向他发出了邀请，或许出于多种原因，鲁迅欣然应允。按他的说法，此行的目的，至少可以使自己“少问别事”，避开纷扰，一则可以“专门讲书”，同时写点文章，“印点关于文学的书”；二则也是为生活计。可是赴任不久，种种不如意的事情接踵而至，于是，他很快就萌生了离开的念头，而且，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终于到厦大不到一个学期，就辗转去了广州。如果把他的这段生活经历与相关文章所反映的感情变化相比对，显然，两者之间与其说是某种巧合，还不如说是作者真实内心的折射。“鲁迅先生的写作，总

9、是由于当时相当事实引起了感想的。” 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他所写的，“大抵仅仅是随时的小感想”。心由境生。“离奇”的处境，使作者的内心十分“芜杂”，有时甚至相当的矛盾：譬如他在谈到野草时，说“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在两地书中，也曾有过“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的感慨；但在后来给朋友的信中，却呈现出积极昂扬的一面，他说“我自憾我没有什么话可以寄赠你，但以为使精神堕落下去，是不好的”。反映到朝花夕拾的整个作品中，我们就可看到，有时他直抒胸臆：“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

10、，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有时甚至痛斥诅咒，如二十四孝图；有时则充满了深深的怀念，如对阿长。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三、为情造文：内容很“蛊惑”尽管朝花夕拾是作者惟一一本散文集，而且其中作品的抒情性也不尽相同，但它们的文学成就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不少成为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之作。有研究者这样评价：“因为是回忆，因为是说个人的事情，所以我们感觉到亲切，像是当着春秋的佳日吧，在森林里被轻风吹拂着一般，我们所见的便是安详、平和。”“与其强调朝花夕拾属于一般的自传，毋宁说它更象真正的作品。”鲁迅自己也把它称为“回忆的记事”，大概在于区别其他的杂文。古人论文，推崇为情造文。依照鲁迅当时的情形，

11、可谓是“志思蓄愤”。事实上，抒情的方式有多种多样，可以是直接宣泄现实的苦闷，也可以转向记忆和幻想，用另一个充满诗意的境界，把自己从这苦闷中吸引出来。显然，在朝花夕拾中，鲁迅先生较多地采用了后一种方法（当然也不乏杂文式的议论）。这种选择或许是不经意的，但却是必然的。对此，韦勒克有过相关的论述。他认为，“与其说文学作品体现一个作家的实际生活，不如说它体现作家的梦；或者说，艺术作品可以算是隐藏着作家真实面目的面具或反自我；还可以说，是一幅生活的图画，而画中的生活正是作家所要逃避的。此外，我们还不要忘记艺术家借其艺术去体验生活，与人们实际生活经验有所不同；实际生活经验在作家心目中究竟是什么样子，取决于

12、它们在文学上的可取程度，由于受到艺术传统和先验观念的左右，它们都发生了局部的变形。”拿这个观点来分析朝花夕拾，也同样适用。作者曾经说过，自己有一时屡屡受了记忆的蛊惑，进而时时反顾。不错，每个人都有蛊惑他，使他时时反顾的记忆，但他在什么时候回头过去，却多半取决于他此时此刻的具体心境。当现实中在某一方面情感极盛时，作者就不自觉地转向过去。所不同的是，他所作的回忆，并非单纯地为淘取慰藉，更主要的是，在于通过对往昔印象的重新描绘，艺术地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感情，或者更具体一点，那就是与“正人君子”之流所笼罩的黑暗相抗争。所以，李长之十分肯定地认为：“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只有这一句才是这些散文

13、背后的一字一句的骨髓。”四、笔区云谲：表现很“闪烁”还是上面引用的那句，也可以用来讨论他的创作方法。在小引中，作者说：“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时，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这里的“离奇和芜杂”，所指的不仅是现实，也是一种心情，而且，惟其因为“离奇和芜杂”，所以作品的表现手法也就显得“闪烁”起来“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当然，这种创作的特点，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的“情性”。对此，在两地书中，鲁迅坦言：“自己爱作短文，爱用反语，我的东西却常招误解，有时竟出于意料之外，可见意在简练，稍一不慎，即易流于晦涩，而其弊

14、有至于不可究诘者焉。（不可究诘四字颇有语病，但一时想不出适当之字，姑仍之。意但云其弊颇大耳。） ”“自己呢，又做惯了晦涩的文章，一时改不过来，初做时立志要显豁，而后来往往仍以晦涩结尾，实在可气之至！ ”这话说的是实情，也是自谦。畅达自有畅达的好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同样，简练、含蓄，不同于晦涩、雕削，当可使文章言近意远，辞约旨丰。其实，鲁迅对自己的这种作文方法是并不排斥的，在谈到野草一书时，他就自认为“技术并不算坏”。所以，在创作于同一时期的朝花夕拾中，作者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其中，而且得心应手。如五猖会中，作者一方面叙写“我”对五猖会的渴盼，但另一方面，却又奇怪五猖神的与“礼教”有妨

15、；无常中，作者竟把无常刻划成一个“鬼而人”、“理而情”的形象，认为它与人最为稔熟；即便如阿长与，作者描写阿长喜欢“切切察察”的毛病，或者也可让人联想到他所憎恨的“流言”可见，这样的“闪烁”之间，作者为我们留下了深长的意味。参考文献：1鲁迅.朝花夕拾?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2美雷韦勒克，奥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1984.3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a，鲁迅全集（第六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李长之.鲁迅批判m.北京出版社，2009.5阎昌明.鲁迅与陈西滢”关键词”的出处与反证m.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6鲁迅.致李秉中a，鲁迅全集（第十一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7许钦文.鲁迅小说助读小引m.上海：北新书局，1953.8鲁迅.致萧军a，鲁迅全集（第十三卷）c.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9鲁迅.两地书a，鲁迅全集（第十一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0日竹内好著，李心峰译.鲁迅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11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12鲁迅.野草英文译本序a，鲁迅全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